他在上海生活七十四年，我在上海也生活了五十年。同在一座城市，都是動筆桿的，還都寫過劇本，還互知其名，但在四年以前我們從未見過面。
在我第一次和他見面時，我根本沒想到要寫他；前不久他去世了，我卻很想寫寫他。
他是徐景賢！
名列張姚之後的「徐老三」
如今三丶四十歲以下的人，幾乎很少知道他是何許人了。可在「文革」十年，他卻是大大的風雲人物，他是上海「文革」重要的起始人丶當事人，是上海「文革」核心的策劃者丶操縱者。當年在上海灘，誰個不知他是聲名顯赫的市委書記徐景賢？哪個不曉他是名列張春橋丶姚文元之後的「徐老三」！但他不像張那樣陰沉乖張，也不像姚那樣縱筆招搖。很多人說，張像狗頭軍師，姚像刀筆師爺，徐則更像個黌門秀才，印象並不惡。徐體貌修長白皙，也讓枯瘦的張丶肥矮的姚，相形見絀。徐是當年許多左傾婦女的偶像。時至今日，還有一些半老的徐娘提起當年的「徐郎」仍然津津樂道，說他作報告從不用稿，說起話來井井有條……一種欽慕之情，溢於言表。
每當聽到這種私下的曖昧的言說，總令我感慨萬千。「文革」已經奄忽四十年，那麽慘痛深刻的政治血跡，卻逐漸淡去；而對政治人物的外在印象，倒經久不忘。歷史就如千面少女，任人打扮；歷史也像個病患者，極易錯亂。前代歷史的真容便是這樣詭秘地不斷地「變臉」，甚至是銷聲匿跡地隱藏在當今歷史的背面，或者是完全被消融，或者是徹底被整容。當然這不是人民所書寫的歷史，而是權勢者所炮製的歷史。
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原上海人民藝術劇院的老演員錢楓先生打電話給我，說不久前他在醫院遇到徐景賢，只見他老多了，一無當年的風采。兩人說話間，提到我，徐景賢請錢楓代他向我致意，並說文革中為《邊疆新苗》之事對我的批判是錯誤的，他要向我道歉。
我很驚訝，也有一絲感動
《邊疆新苗》是「文革」中我奉命所寫的反映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話劇。這個戲本是「遵命文學」，已經很政治，很革命，很教條，萬萬沒想到也會挨批！當時正處「批林批孔」的黨內鬥爭高潮，文藝界也正在批判所謂的「文藝黑線」回潮，文化部長於會泳在上海多次點名《邊疆新苗》，說它有小資的「花花草草」，有大資的噱頭笑料，違反了社會主義的創作目標。於是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一日上午，在我們劇院召開全市文藝院團對《邊疆新苗》的現場批判大會；而這天正是我妻子在醫院臨產，我不能請假陪伴，更不能透露我將接受批判。
我在劇院挨批，妻子在醫院待產，我的心情之憂丶之惡可想而知……
對被錯批錯斗的人都道過歉
我在「文革」初期也挨過批丶挨過鬥，掛牌下跪，羞辱難當，但也沒有這次對我的批判讓我刻骨銘心，終身難忘，批得我差點神經失常。
提出對我批判的是身為文化部長的於會泳，而身為市委書記的徐景賢並未下達過這樣指示。不久我還聽說，於會泳丶徐景賢之間，在對待《邊疆新苗》的態度以及如何修改的問題上也有分歧，徐景賢是比較傾向我們的。
挨批以後，我們劇組再次「深入生活」，第三次前往黑龍江知青點採訪，於是又不得不無窮無盡的討論，無窮無盡的修改，在這出破戲身上繼續浪費精力和生命。
一九七五年，政治形勢更加動盪，突然之間，十一月二號徐景賢打電話給當時的文化局黨委書記說：「《邊疆新苗》還是不錯的，你們將老本子和新本子都看看，如果沒有什麽問題，就盡快演出。」還說：「去年對這個戲解剖有無過頭的地方，也請研究研究。」
於會泳說《邊疆新苗》「問題嚴重」，徐景賢說這個戲「還是不錯的」；於說對這齣戲「批判」，徐說是「解剖」。二人明顯不一致。可是好夢不長，時隔僅兩個多月，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三日，又傳達於會泳的指示，說：「去年七八九十月，文藝界的翻案風極為猖狂，現在要反擊，要炮轟，要搞運動！」於會泳說的「翻案風」是否包括徐景賢對《邊疆新苗》的「翻案」呢？這令我們整個劇組極為不安。又過了不久，文化局又傳達徐景賢對我的批示，大意說：「沙葉新年富力強，有寫作能力，應該為他提供條件，深入生活，寫出更好的劇本。」啊！是嗎？我當時真有點受寵若驚！
於會泳給我的感覺總是陰風習習，徐景賢則是暖風徐來--這確實是我當時的真實感覺。至於他二人是否有本質區別，我不敢說，但畢竟有所不同。任何政治組織，任何利益集體，哪怕宣過誓丶拜過把丶歃過血丶結過盟，都會因時勢的衍變，總是既有忠誠，也有背叛；既有團結，也有分裂；既有和諧，也有爭鬥；既有覺悟，也有頑固；何況單獨的個人？於會泳至死不認罪，最後服毒自殺。徐景賢認罪服罪，甚至連無直接責任的罪錯，如《邊疆新苗》之事，也要道歉，你能說同是「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案犯，就沒區別？況且他不只是對我一人道歉，對其他被錯批錯斗的人也都道過歉。
站在歷史的高度去回顧以往
所以當徐景賢出獄之後，託人帶話向我問好致歉，我是接受的。半年後，二○○三年「五一」長假的第一天，徐景賢打電話來，要來我家看我。我連忙說你歲數比我大，還是我來看你。五月二號上午九時四十五分，我按約準時來到他家後門口。我站在樓下，只見徐景賢下樓來了，佝僂著，橫著身子，扶著牆壁，忙不迭地來接我。我第一個印象是他真的老了，但沒有想到他老弱得如此厲害。這是曾經叱吒風雲的「文革」權貴徐景賢？難以置信！公道世間唯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他兩鬢有霜了……
徐景賢又艱難地爬上樓，在前面為我引路，還不斷地提醒我：「樓梯窄，你要當心。這弄堂裡的房子，是一九二五年造的，比我年齡還大，老了，舊了。不過也正適合我住，我也老了，舊了。」我不知道怎麽應答，只覺得有點淒楚。但我相信他不是牢騷；他是笑著說的，還帶著點幽默語氣。
上得樓來，才知道這一幢樓住了好幾戶人家，廚房是共用的，過道也是共用的，顯得逼仄擁擠。他領我去他的書房，也很小，是利用天井的上空搭建出來的，約十五平方，有書櫥丶書桌丶沙發等最簡單的傢俱，也都老了，也都舊了。
還沒落座，徐景賢的夫人葛蘊芳端來茶水招呼。徐景賢介紹說，解放初她曾任夏衍的第一任秘書。愛屋及烏，令我肅然起敬。她很客氣，話不多，連連說：「請坐丶請坐！」
就這樣，我和徐景賢，一個「文革」受害者，一個「文革」當政者，面對面地坐在一起了。以往他在台上，我在台下；他在天上，我在地下。這是我們第一次在同一個平面上平等相見，我們握手，我們問好，他敬茶，我還禮……
他誠懇地對我表示歉意，說他當時隨便一句話都可能對我造成意想不到的傷害。他請求我原諒。
我含含糊糊地說：「這些事情都是在特定歷史時期造成的，如今站在歷史的高度去回顧以往的種種，不應該完全由個人負責。」
他說：「不，我是有責任的。我應該向你道歉。」
難道真的是相逢一笑泯怨仇？我們之間真有怨仇嗎？怨仇只是在我們之間嗎？如果說罪惡不應由他一人負責，那誰該負全責呢？債有主，冤有頭。主是他嗎？頭是他嗎？問蒼茫大地，誰主誰頭？一時思緒飄忽而紊亂，腦海裡立即湧現天安門城樓那揮動的巨手……
回憶錄只說事實，不說觀點
接著，徐景賢向我敘說「四人幫」倒臺之後他的經歷：被捕丶審訊丶交代丶關押，判刑。他判了有期徒刑十八年，剝奪政治權利四年。
我問：「十八年？你怎麽和姚文元的刑期一樣長！」
他說：「也許是我坦白交代的比較好。最早他們說，對我免於刑事處分；後來北京公審『四人幫』，又說要判我的刑了。對我的定性也有改變，最早定我為『四人幫』的餘黨，後來定為死黨，所以判了十八年。還有一個原因是馬天水有精神病，不能判刑。王秀珍工人出身，資歷淺，也不宜重判。上海就我們這幾個頭頭，總要有一個判得重一些，就把我頂上去了。」
我不知道徐景賢說的判刑經過是否實情，但他在敘述這一經過時，毫無一點怨言倒是真的。語氣平靜，說的像是別人的事。
徐景賢在獄中身體不好，他的夫人葛蘊芳給鄧穎超寫信，鄧有批示，讓上海酌情處理。上海便以「特種原因」為由提前三年於一九九二年六月讓他保外就醫，一九九五年刑滿，一九九九年恢復公民權利。
他說：「漫長的獄中生活對我有個好處，就是可以冷靜地思考好多問題，思前想後，反覆追問，認真洗腦，終於讓一個比較明白的腦袋長在了自己的肩膀上了。我以前就是你一篇文章裡說的那種『執左道以亂政』的人，但我曾經是個追求進步丶忠於人民的人呀，怎麽會成為罪人了呢？我不斷反思，想弄個明白，就想寫本回憶錄，想把我的經歷和反思寫下來。再不寫，沒人寫了。張春橋和姚文元是不可能寫的。張春橋並沒死，今年八十五歲，他的兒子和我有些往來，我可以從他兒子那裡知道一些他的情況。他在獄中連話都不說，審判他的時候也不說，怎麽會寫回憶錄？外界又傳說姚文元寫了回憶錄，也是謠言。他的秘書我很熟，姚文元讓他告訴我，他沒寫回憶錄，也沒打算寫。王秀珍呢？不是動筆桿子的人，寫不來。只有我寫了。我寫還有個有利的條件，就是我和中央一層的毛丶周還有王洪文都有接觸。中間這一層，我本人就身在其中。下面的這些人，陳阿大丶『四大金剛』，也很熟悉。所以如今只剩下我可以寫寫上海的『文革』十年了。我抱定宗旨，只說事實，不說觀點。我只說我親身經歷過的事情，讓讀者和專家去評說。」
二○○三年底，徐景賢的回憶錄《十年一夢》終於在香港出版，第二年的春天，他送了我一本。我告訴他外界對他的回憶錄的總體反映較好，說是信史，但也有批評，說他反思不深，也沒對自己進行批判。
他說：「不深，是可能的，我現在只有這樣的認識水平，只能認識到這樣的程度，就這樣寫了。至於自我批判，我在獄中寫檢查交代的時候寫了無數遍，那是給公安局丶給上面看的，讀者也許不感興趣。我只說事實，不說觀點。」
其實他的回憶錄也有觀點，這便是「『文革』是災難，要徹底否定。」這是他敘述所有事實的核心，這也是這本回憶錄的價值所在。
何以重新贏得尊重？
初次見面，徐景賢談興甚濃，在晤談中，他還主動說起一位風頭人物的「文革」歷史所引起的諸多爭議。
徐景賢說：「這個人我應該最有發言權，寫作組是歸我管的，我知道。他當然是寫作組的，是『石一歌』的。他總是想掩飾，越掩飾，人家就越要揭露。他還帶記者去找審查過他的負責人作偽證。人家說他在『文革』中沒大問題，對呀，他是沒大問題呀，江青丶張春橋丶姚文元丶我，才算是大問題。沒大問題不等於你沒問題呀，文革中，你寫了那麽多文章，很多是署名的，真名實姓，白紙黑字，沒問題嗎？他和記者篡改人家的話，把沒大問題篡改成沒問題，這就不好了。這個負責人提出強烈抗議，他們又不得不在刊物上更正。弄巧成拙，反而越發暴露了他的『文革』歷史。何必呢？實事求是嘛！不過，我要為他說一句公道話，有人說他是張姚的紅人，那是高看了他，是他自己吹出來的吧？他連我這一級的紅人都挨不上，最多是朱永嘉他們看中他罷了。聽說他在香港發表回憶錄，老罵別人，掩飾自己，這就不好了。」
這次見面之後，六月十九日，他還給我來了一封信，信尾說：「另外，附上一篇《「咬」》的報導，給你休閑時看看。」所謂「咬」，就是「咬」那位風頭人物的，徐景賢特地剪下寄來，可見他對此事的關注，這也正表明他對自己「文革」歷史的態度，不掩飾，實事求是。
只要對自己的歷史能夠持有這樣公正的態度，那麽歷史也會將公正歸還給他。不論你有多大罪惡，歷史既會讓你承擔你應該承擔的罪責，也會給你很多機會讓你從坦誠的反省中站立起來，重新贏得尊重。
徐景賢十月三十一日下午四時在家中因心臟病突發而去世，十一月六日下午二時在中山醫院舉行遺體捐贈儀式。此前我接到徐景賢家屬的訃告，我表示我要向徐景賢遺體告別。十一月六日中午，在我出發前居然有關方面給我打來電話表示關注，我真的很生氣！我說：「徐景賢雖然曾經是罪犯，但十八年的監獄已經對他有過懲處，如今他是享有合法權益的公民，人已去世，我為何不能前去弔唁？我非去不可！」
告別儀式花籃花圈擺滿一屋
「文革」博物館不讓建立，「文革」研討會議不讓舉行，如今連「文革」人物去世竟然也不讓憑弔，這太過份了，太絕情無理了！凡此種種，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為了逃避日後的清算，要讓所有的中國人，以及世世代代子子孫孫，忘掉「文革」，忘掉浩劫，忘掉罪責，忘掉禍首！不，我們不能忘記，世世代代子子孫孫都不能忘記！
徐景賢的追悼會我毅然決然地去了。為了探視這個歷史人物最後一眼，為了向他已獻出的遺體深鞠一躬，更為了不忘記「文革」這段給千百萬中國人造成極大災難的歷史！
參加告別儀式的人很多，花籃花圈擺滿一屋，我想僅就捐獻遺體一事，他也應該得到人們的尊重。看看八寶山，看看紀念堂，或存骨灰，或留屍骨，能有幾人能像徐景賢一樣呢？
輓聯上寫著：「用權不為私有錯善反思，人品最真誠勤奮過一生。」這基本上可以概括他的一生。
「文革」十年間，他身居要職，但他一人得道，家人並未就此升天，確如輓聯所言「用權不為私」。親戚中的孩子包括他自己唯一的親弟在外地插隊多年，他也沒讓他們調回上海。外甥中有人想參軍，他不給他們開後門。他父母單獨住在老舊的石庫門內數十年，沒煤衛設施，很想改善住房條件，他也拒絕二老的要求，他說：「等到周圍鄰居家家戶戶都安裝煤衛之後一起解決，我們不能特殊。」對比如今的吏治官風，對比陳良宇的所作所為，真有雲泥之別！
「文革」如今在中國大陸是一個敏感的話題，是禁區，巴金生前提出要建立「文革」紀念館，至今都無法實現，何來研究，何來反思！而徐景賢觸及禁區，進行反思，反思而成的回憶錄在大陸竟無法出版，只得在香港問世；出版者也因此遭到鞫訟。以此觀之，這是一向愚忠的徐景賢的首次出軌，他超越了禁區，也超越了自己，正如他自己所說「腦袋長在自己的肩膀上了」。他愚忠的時候，犯了大錯；他不愚不忠了，反而做了一件好事，至少是應該做的丶有意義的事。
可惜的是，徐景賢的反思，僅僅侷限過去，在我和他僅有的幾次晤談中，他從未涉及對最近三十年政局的看法，更未談論現在他對他前半生一直忠於的黨丶一直忠於的制度的見解。我想「腦袋長在自己的肩膀上」之後的徐景賢，也許會有和以前不盡相同的觀點。我真想聽聽，可惜他全帶走了……
二○○七年十一月廿六日上海善作劇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