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第二次婚姻，我得以結識許多畢業於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期的北大人。如今他們都在七十開外，不少人已為黃泉客，其中包括我的丈夫馬克。人走了，人情在，我與他的同學始終保持聯。
有人說：1949年後的北大中文系最有出息的一撥，是（一九）五五屆的學生。我的先生恰恰就畢業於1955年。他們這一班分別來自北大、清華和燕京。1949年後，大陸政權為建立自己的意識形態體系，從育下手的第一招就是所謂的院系調整。於是，他們一齊來到了北大。
在這個班，我的先生算得上最沒出息。沒出息到把自己的生活徹底變成一個玩兒。玩法也別緻：能把《離騷》從第一句背到最末一句。能唱京戲，既演金玉奴，又扮趙高。婚後，我倆去逛河北承德。到了外八廟，我第一次聽說「密宗」，啥也不懂，就一個勁兒追問講解員。他朝我使個眼色，意思是叫我「閉嘴」。回到「避暑山莊」的招待所，他沏上一杯花茶，就開講了。他講解的「密宗」，聽得我一愣一愣的。他的沒出息，還表現在不能「與時俱進」的行為態度上。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市場經濟如狂潮一般吞沒了整個社會，到處流傳「十億人民九億商，還有一億要開張」的民諺。北大校方也積極投入了商海，把學校漂亮的圍牆拆了開店舖。我的先生得知後，氣得呼哧呼哧的，在電話對同學說：「聘請侯寶林為客座授、推倒南牆開商鋪酒樓，是咱北大兩大恥辱。」為瞭解氣，他寫了好幾首打油詩。
我的先生就是這樣的沒出息，可見那有出息的，是何等樣人。程毅中，傅璇琮，白化文，李思敬，金開誠，劉世德，瀋仁康，瀋玉成等，都是他的同學。職稱、職務均堪稱一流──學者，授，作家，中華書局總編，商務印書館總編，某民主黨派中央副主席，可說是個個身手不凡。成材是要有條件的。他們的先天條件來自1949年前。這些人家境富裕，出身良好，自幼接受較為全面的傳統育，像大學長程毅中先生四歲蒙，《四部叢刊》是一部一部讀完了的。他與我先生同宿一室。程毅中為四人宿舍寫了副楹聯。上聯是「四號眉屬我老」，下聯是「五陵秋馬看誰肥」。沒貼幾天就受到批評，楹聯取了下來，我先生忿忿地說：「脆改成『學習政治，政治學習』吧！」
為甚麽最沒出息的學生，能把《離騷》倒背如流，把個「密宗」說得津津有味呢？這就是名師的厲害了。系統地接受名師培養和指點，是他們成材的後天條件。講楚辭的是國恩先生，講語言學的是羅常培先生，開中國文學史課的是浦江清先生。現在北大文科學生是百分百地知道比爾蓋茨；肯定百分之九十九地不知道浦先生。可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清華園的「雙清」，卻是無人不知的有名授。一「清」是朱自清，另一「清」便是浦江清。浦江清畢業後就被吳宓推薦到清華研究院國學門，做陳寅恪的助。工作期間的他，居然自學了梵文、天文學，不可思議吧！開中國語文概論的是魏建功先生。擔任五五屆學生的助，則是後來大名鼎鼎的周祖謨、吳小如。因為老師講課的正題，講義上都寫得清清楚楚。於是，課堂上的「神聊」與「胡侃」，便成為學生聽課的主要內容。老師的許多真知灼見，是從「聊」與「侃」中傾瀉出來的。北大提倡的獨立性和獨創性，在授們身上有鮮明又獨特的表現。1950年夏季，抗美援朝戰爭爆發。當時一篇最紅的文章，叫《誰是最可愛的人》；一本最紅的書，叫《三千江山》。它們被官方定為文，列入中學語文課本。清晨，我在家捧課本，大聲背誦這些紅色名篇。父親聽了，皺眉頭說：「不背《古文觀止》，背這些東西！」在北大中文系課堂，吳組緗授對學生們說：「這些作品的『好』，是好在了政治，而非文學。」
老師有個性，學生也有特點，師生關亦非同尋常。浦江清先生身體不好，早上起不來。學校把他的課特意安排在上午的後兩節，即使這樣，浦先生也起不來。到了鐘點兒，見老師沒來，就由兩位同學到燕東園浦宅，伺候老師穿衣戴帽，再用一輛女自行車前推後擁，把老師載到課堂。浦江清會昆曲，講到元明戲曲一段，則喜吟唱。他授課認真，遲到的時間是一定要補上的。於是，到了下課的時候，他還在那「咿呀咿呀」的，沒完沒了。學生們早就惦記去大食堂，早去吃肉，晚去喝湯。誰個不急？怎地不慌？當時的課代表白化文，便謅出一詩打油：「室樓前日影西，霖雨一曲尚低迷；唱到明皇聲處，迴腸氣腹中啼。」北大學生的課外生活，也極其豐富。我的先生與周紹昌同系不同級，因為都來自天津，都愛唱京戲，後來又都是中國民主同盟盟員，便湊到了一塊兒，保持了一生的友誼。
這一屆學生是1949年後入學的，由於他們接受太多的傳統，由於他們出身大多非工非農亦非軍（指解放軍），由於他們崇尚學術而鄙視政治，由於他們不是中共一手培養長大的，有了這麽幾個「由於」，這些學生在紅色政權及其政工幹部的眼，基本上都不屬於無產階級知識份子。特別是那些學習成績優秀的，就更不受「待見」了。這一點，充分表現在畢業分配工作和繼之而來的反右運動。比如成績極其優異的程毅中，畢業後分配到陝西省西安石油學校當一名語文師。1956年北大招收研究生，他想考浦江清先生的研究生，託人去問。浦江清知道後，向系說：「程毅中不用考了，從西安回來就是了。」但「授說了算」的情況很快發生了變化，沒兩年，授的話不管用了，管用的是黨政幹部和既是授也是黨政幹部的人。到了1957年的反右運動，北大中文系劃右的師生比歷史系的要多許多，為甚麽？因為歷史系的翦伯和中文系的楊晦同為中共黨員，同為系主任，但在劃右問題的態度與掌握上，卻十分不同。三十多年後，楊晦先生去世，在校方準備追悼會之際，在中文系學友當中竟傳遞一張條子，上寫：「誰也不去。」何以如此絕情寡義於老師？因為當年的老師曾寡義絕情於學生。真可謂一報還一報。
五十年來政治形勢的變幻無常與激烈殘酷，使學生們也有不同的政治傾向，差異甚至是非常突出的。有人成為左派，其中最典型的一個，做到了某民主黨派的中央副主席。1989年夏季，他居然擁護戒嚴部隊。我的先生在《光明日報》上讀到他的表態擁護戒嚴的文章，氣得在家中破口大罵，並告訴我當年其人在北大作學生時就屬於「狗黨」。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是中性的，其特徵是不黨不派，只想做一生的學問，做一世的本分人。不趕時髦，文化上的時髦不趕，政治上的時髦就更不屑了。他們也追懷昔日時光，但不像我去寫甚麽惹禍的《往事》，遭禁的《伶人》。他們頂多寫兩句詩，詩句褪盡火氣，詠古今相通的人之常情。即使茗邊小聚，說的也都是學問。他們真的對現實沒有一點看法嗎？功底實、治學嚴謹的他們，回想起大半輩子充滿失落和挫折的經歷，內心無不充塞難以言說的慨嘆與傷感。同一個人生，可以有多少種過法，可誰也沒有想到人生過成這個樣子：小心翼翼，碌碌無為，還有畏縮恐懼。早知如此，自己幹嘛考北大、讀清華、上燕大呢？這畢竟不是「不給飯，咱吃稀飯」的事，它是直指生命的意義。
1957年就讀於北大的年輕學生中有不少是右派，結局是被開除，被下放，被押送去勞、勞改。有名的像譚天榮，無名的像周紹昌。一個人的好時光，就那麽幾年。可像周紹昌這樣──剛畢業或還沒來及畢業的，勞動改造長達二十餘載的大學生，並不在少數。1979年，右派問題雖然獲得「改正」，可事業、健康、愛情、家庭都空空如也。熬到八十年代中後期，社會終於有了學術空間，這些被名師栽培調出來的「50後」，在五十來歲的年紀，才浮出了水面。可沒干幾年，管你成就有多大，都被一刀切下，打發回家，去過「退士（即退休之士）」生活。難怪程毅中曾對我的先生嘆道：「讀一輩子書，真正從事專業只有幾年，有的同學一輩子都沒派上用場。我們是被拋棄的一代。」管謹慎、內斂的程先生，沒點明是誰拋棄了他們。
從痛苦與慘烈中一旦清醒過來，襲上心頭的是受騙的感覺。接，就會不停地問自己：這不是「新」社會嗎？「新」社會的人生之路，為甚麽這樣難走？我們不是被「解放」了嗎？「解放」後的日子，為甚麽這樣難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先後搞了四部：1954年一部，1975年一部，1978年一部，1982年一部，一部接一部，世界罕見，絕無僅有。每一部憲法都標榜公民的權利，可我們真正享有了嗎？從譚嗣同的砍頭到林昭的處決以及周紹昌們的忍辱負重，用百年的血淚，換來的就是這麽個國家？人生再苦，也需要面對。其實，不少經歷過苦難的人，包括畢業於北大、清華的知識份子，並沒有足夠的勇氣去面對，而是響應了官方的號召──向前看。除了私下發發牢騷，平素更多關心的是學問、保健、子女和退休金。我很奇怪，他們的功底好，文字好，記性也好，為甚麽都不寫寫過去五十年，寫寫自己的大半生呢？
周紹昌是個例外，他拿起了筆。他給我看的第一篇作品是詩〈禮落葉〉──2002年春，為悼念他的同學、我的亡夫去世一週年而作。在另一首詩中，描寫了一個跪在海灘揀拾貝殼的小女孩，貝殼在太陽下閃光。
我不懂詩，便打電話去問：「那個揀貝女孩是誰？」
「是你。」不等他往下說，我慌忙挂了電話。
大哭，無所顧忌地哭，好在沒人聽見哭聲，也無人看到哭相。以後，每年的五月，周紹昌都有題為〈悼克〉詩寄給我，信封還沒來得及拆，眼眶就先濕潤起來。怎不傷感？就像我平素常說的──如今誰還惦記誰呀。到了2006年的5月，周紹昌把詩的題目改為〈憶克〉，並解釋道：今天來看他，祭奠故人；面對人生，改「悼」為「憶」。
一次聚餐，聊中周紹昌對我說：「我要寫點東西了。」我知道，他說要寫點東西，決不是一種打算，而是決定。
我沒猜錯。不久，他拿出了題為〈姑〉的一篇散文，文章的篇幅不長，在恬淡的述中，寫出了一個有文化修養、性格開朗的女人怎樣被環境窒息而亡，最後的情節是患有高血壓症的姑在「文革」挖防空洞的勞動中一頭倒地，再也沒有爬起來。但我堅持認為，她決非死於疾病，而是死於中國酷烈的政治環境。文字淨，情感也極有節制。讀罷，我把它推薦給辦期刊雜的馮克力先生。他一眼相中，說「好。」經過一段時間，馮先生在電話告訴我：〈姑〉已刊於2006年廣西師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溫故》第七期。同期刊登的文章，還有陳丹青的〈笑談大先生〉，何方的〈在外交部工作的日子〉，汪修榮的〈沈從文──寂寞的授生涯〉，邵建的〈重勘《三一八》〉，徐宗懋的〈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的幾通信札〉以及拙作〈可萌綠，亦可枯黃──言慧珠往事〉等篇。捧這一期的《溫故》，自己實高興，為周紹昌高興。
過了些日子，我突然接到馮克力先生的電話，說：「《溫故》被出版署封了。」
我急問：「封？是因為我的文章吧。」
「不是。」
「不因為我，那又是因為甚麽？」
「我也不知道。」馮先生這樣回答。
對話結束了，我卻一整天都在琢磨《溫故》被封的緣由。肯定是因為我──這是我得出的最後結論。只不過馮克力怕我難過，不肯告訴我罷了。我把這個消息立即轉告周紹昌，他非常震驚。說：「好好的一本書，招惹誰了？」於是，他更加勤奮了。
其實，我早知道：從《往事並不如煙》一書遭禁，我所有的文章都被「盯」上了，連人也「盯」上了。有例為：某上海報紙刊登的一篇散文面有「章詒和大姐」五個字。送審後，總編把這五個字用紅筆勾掉，說：上面打了招呼，任何傳媒不許出現「章詒和」。看來，我就是個瘟神，走到那，那就「油燈打翻，店舖關門」。最近聽說，官府列出了一張「敏感人物」大名單，依據敏感程度分一、二、三個級別。我是第一級的第一名。每隔一段時間，上邊就向傳媒出版單位電話宣讀一遍名單，像點名一樣。是呀，大權在人家手，想點你就點你，想禁你就禁你，隨時可以侵犯你。但是，我會繼續寫下去，會在內心保持那不滅的「自由」火。
行行重行行，人生是走不完的旅途。在我們這塊土地上，只要政治上不幸了，你便無路可走。經過了「無路可走」的絕境，周紹昌踏上了精神救贖之途。在不長的時間，他寫出了長篇回憶錄《行行重行行》，全書記錄下自己劃右勞的放逐生涯。我拿到印稿，一天就讀完了，並且知道他早在1999年就動筆了。應該說，書中沒有深刻的哲理，沒有眩目的文，沒有聳動的情節，一切都是那樣的淺顯，淺淡，淺近。他只寫人的命運如何在生命的慾望中延伸，他只寫經歷過許多事以後，如何把冷的熱的一起放進心掩藏好。1958年1月26日，章伯鈞、羅隆基、曾昭掄、錢端升、費孝通等人在民盟中央大會議室，由胡之主持並代表官方宣為右派份子的時候，宣章、羅等人受到降職降薪處理，仍保留部分職務（即保留勤雜、廚師與四合院）的時候，（1月28日）周紹昌作為外文出版社的右派份子提自己的行李，離開不滿六個月的女兒，登上一輛包車，被警察押送到北京自新路半步橋的收容所。上車前，他用心環顧了那熟悉的機關大樓。而下車後，迎接他的則是一排排的鐵欄。進得通道，見一個人雙手把住欄，向新來的人高喊：「歡迎，歡迎！」那是強為歡聲的悲號，那是令人驚悚的奇特音顫。伴隨關閉鐵門的金屬巨響，監獄的含義，全然無須法學家的詮釋了。從那一刻起，周紹昌的心突然緊縮在一起，重重地、重重地沉落下去。
幾天後，周紹昌再次提的行李，被押送到河北清河（茶澱）勞改農場。所謂農場，原來就是一片荒地。他在書中這樣寫道：「興許是荒地的景色過於單一，望不到頭，更走不到頭。三十路，彷就是古人說的『無涯』了。地球是圓的，而我們就像蹬地球的狗熊，腳下踩的球在轉，而自家卻總是踏在球頂的一個點上，老也走不到頭。」是的，很多人沒走到頭，因為性命到了頭。周紹昌是走到頭的，但用了二十一年。勞隊並非清一色的右派，是雜牌軍。盲流，慣竊，壞分子，成員五花八門；年齡也從五、六十到十五、六。氣質、素養、年齡、背景相差懸殊的勞人員的混雜對於管是最為有利的。大家來頭不一，相互鄙夷，抱有非我族類的天生戒心，小有磨擦就密告檢舉。但周紹昌還是能從中感覺到一種人類共同的悲哀，看到每一個人其實都想從對方的眼，搜索到友情。到了深夜，透過窩棚上蘆席窄窄的縫隙，能看到一絲星光。周紹昌伴星光入睡，每個夢都是隨星光去追逐失去的歡樂與溫暖。有誰知道右派份子前途怎樣？今後如何？就像元人趙禹圭《折桂令》所言：「醉眼睜開，遙望蓬萊，一半煙遮，一半雲埋。」
勞期屆滿，就打入留場就業隊，繼續勞動改造。隊有個右派份子姓徐名淦，原是人民美術出版社的資深編輯，對中國連環畫的編輯出版有開創性貢獻。一次，徐的夫人來探視。勞就業人員全體動員起來，收拾出一間土房，用被單當門，拿草袋堵了窗戶，從伙房打了開水，凡是當時能辦到的，都盡力辦了。幾天後夫人離去，徐淦先生寫下一首詩。其中的兩句是：「毫無慍色嫌泥腿，猶有柔情憐白頭。」詩句被周紹昌牢記在心，每次吟誦，都感慨萬端。我曾經也是囚徒，故書中極平靜的描述，在我讀來也是慘目驚心。
「改正」後的周紹昌曾這樣說：「想到祖國的河山，不知怎麽總有淡淡的一絲哀傷的憂鬱。」是這樣的，從這走出去的人，大概要揹負一生一世的飢寒。
今年（2007）的五月四日，他寄來題為《詛咒》的詩，全詩八行。如下：
推拂不開的心的詛咒
那陰影老是糾纏不休
因為它們呵至今還在
不休地搖動巫的魂幡
用唱歌的跺的腳
一心想扼住春的喉嚨
摀住你的嘴蒙他的眼
卻推拂不開心的詛咒
每個人的內心都蘊涵精神需求，這是天性。地之興衰，人之顯晦，在生存需要獲得基本滿足以後，這種精神需求就會覺醒、壯大起來，並成為人生主要追求目標。林昭在《種籽──革命先烈李大釗殉難三十年祭》一文，這樣寫道：「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網開一面』地把我們解放出來，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決，是他們不得不任我們自己解放自己。」我認為，這當是真正的北大精神！
當黑暗不再是內心陰影，生命不再畏懼死亡，即使太陽快要落山，明知前面就是墳墓，那又有甚麽要緊！
2007年7-9月於北京守愚齋
章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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