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寫文革受難者，我採訪了大量的文革經歷者。在訪談過程中，有數名被訪者曾經情不自禁地把話題轉到了1960年代的大飢荒。 北京的一位教師說，他來自安徽省全椒縣農村。他的父親在1960年餓死，他的母親在1961年春節餓死。他們家所在的村子，三分之一的人餓死。村子裡他的同齡的小夥伴，沒有上中學的差不多都死了。他因為在1960年到縣城中學裡住讀，學校管學生的伙食，所以沒有餓死。當時，在全椒縣路邊就躺著一個一個餓死的人的屍體，有的還有氣兒。別的人餓得沒有力氣去管去埋。
我聽得目瞪口呆。實在難以想像，生產糧食和其它食品的農村人民，會在他們世代居住勞作的土地上大批活活餓死。實際上，這也很像文革後長大的年輕人看到我寫的關於文革受難者的文章，大為吃驚，聞所未聞。 我知道全椒縣，是因為古典名著《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是全椒縣人。吳敬梓是十八世紀的作家。然而全椒縣在三十多年前發生的大飢荒，卻從未被報導也就不被人知曉。這使我再一次認識到歷史寫作的危險：普通人民遭受的由當政者造成的巨大苦難，被漏記了！而這種漏記背後，明顯是對普通人生命的漠視和對強權的畏懼。
正是在這樣的心理背景上，我注意到美國報刊上關於是否吊銷隱瞞了斯大林時代大飢荒的記者所獲普利策獎的討論。 杜蘭蒂（Walter Duranty）在1922到1934年擔任《紐約時報》分管蘇聯新聞的記者。他寫了一系列報導，還在1929年獨家採訪了斯大林。1932年，他獲得普利策獎。這是美國最重要的新聞獎。此後，他的大照片和其它獲獎記者的一起懸掛在《紐約時報》總部的第11層樓上。
2003年6月11日《紐約時報》報導，普利策獎委員會說要重新審查1932年授予杜蘭蒂的普利策獎。他被指控無視造成數百萬人死亡的烏克蘭的強制性飢荒。 實際上，早在1990年出版的《斯大林的辯護士》一書就指出杜蘭蒂知道飢荒，但是無視飢荒的存在以保持他能接近斯大林的途徑。
當時作為響應，《紐約時報》發表過一篇社論，責備了杜蘭蒂「漠視災難性的飢荒當數百萬人在烏克蘭死亡的時候」。但是普利策獎還是他的。 在2003年，普利策獎委員會的成員們收到了大量的來信、明信片、傳真、電子郵件和電話，有數千之多，要求吊銷杜蘭蒂獲得的獎項。
在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的《哥倫比亞新聞評論》2003年11月號上，有一篇關於這一彈劾的長文。文中指出，這顯然是一個群眾性的行動。 確實，這是世界範圍的數個烏克蘭人組織的聯合行動，其中有烏克蘭裔美國人的組織。他們用這種方式來紀念1932─1933的烏克蘭飢荒七十週年。這場大飢荒被認為是歷史上最大的人為製造的災難。他們採用了一個特別的說法，將其稱之為斯大林的「群體性飢餓殺戮」。
蘇聯大飢荒
《哥倫比亞新聞評論》文章的作者做了一些調查，指出杜蘭蒂在蘇聯期間享受非常優越的生活條件，有特別的食品配給，他的汽車上裝備了秘密警察用的警報器。他有助手，有專用司機，還有一名叫「Katya」的廚子兼情婦，和他生了一個兒子。 在他1932年寫的文章中，他報告了1932年烏克蘭的收成只有1931年的55%，但是他仿照蘇聯政府的說法，說這是由於懶惰的農民以及階級敵人富農所引起的。他說：「這裡沒有飢荒和真的飢餓，沒有這一類事情。」 烏克蘭地勢平坦，土地肥沃，氣候也好，因此是盛產小麥的發達的農業地區。
斯大林強行推行集體化政策，沒收富裕農民的財產，把大批農民逮捕和流放，在這樣一個小麥產區造成了大飢荒，導致了大量人口死亡。現在多數歷史學家同意的死亡數字是五百萬人。在1990年代發行的一部記錄像片《1917：在紅旗下》中，可以看到死亡者的屍體被扔進車子，像草捆一樣堆在一起。也有一位年老的烏克蘭農婦在電影上講述了她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怎麼看到餓死的父母被裝上了運屍車。
《哥倫比亞新聞評論》的文章說，杜蘭蒂不是沒有看到這些，但是他把勞改營、財產剝奪和政治清洗當作推動一個落後國家進入二十世紀的必要手段。他在當時經常用的一個俗語是「要做雞蛋餅，就要打破雞蛋」。他在獲得普利策獎以後寫了幾本書，也一直沒有改變他對斯大林的看法：斯大林是俄國歷史上一個殘酷的但是必要的人物。他在其書中談到「崇高」的目的可以成為採用冒進的手段的理由。也就是說，對數百萬人民被餓死這樣的悲慘事件，一方面他隱瞞不報事實，另一方面他用「歷史的必要」理論來為斯大林的殘暴政策辯護。
在七十年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打破了雞蛋的暴君，根本沒有做出雞蛋餅來。他們統治下的人民，除了遭受恐怖和鎮壓，幾十年都過著在物質上和精神上都貧乏的生活。而最重要的是，千千萬萬人的生命和生活，可以讓暴君們們當作「雞蛋」來打破嗎？誰給了他們這種權利？誰建立了這樣的道理？
2003年烏克蘭人組織採取集體行動後，《紐約時報》聘請了哥倫比亞大學的一位俄國二十世紀歷史教授來審讀杜蘭蒂的文章。這位教授寫出了一份八頁的報告，指出這些報導「缺乏平衡及不加批判地接受蘇維埃對其殘酷和浪費的統治的自我辯護」。他告訴記者，杜蘭蒂「是《紐約時報》歷史上的恥辱」。
報刊上也有文章分析了有些新聞記者急於成名不擇手段的心態，以及與此有關的名人崇拜文化。這些文章很有意義。新聞記者也是人，有人的種種弱點。他們在媒體上的權力，可能導致新聞腐敗。 2003年11月22日，普利策獎委員會發表聲明說，杜蘭蒂的獲獎文章遠遠不符合今天關於外國的報導的標準。但是委員會經過幾個月的辯論，認為沒有清楚的證據說明杜蘭蒂蓄意欺騙。
《紐約時報》發行人發表聲明：「時報的全體人員充分意識到杜蘭蒂新聞報導的缺陷，正如我們已經和將要繼續承認的。我們遺憾他的過失。我們和普利策獎委員會一起向那些在1932─33烏克蘭飢荒中受難的人們表示同情。」 杜蘭蒂已經在1957年去世。他在《紐約時報》總部大樓裡的照片現在旁邊被註明：時報和別處的作家們拒絕相信他的報導。 雖然普利策獎委員會沒有吊銷獎項，但是應該說，在道義上和思想上，那些要求吊銷獎項的人們贏了。
這一長達數月的對話和討論，在幾個層面上都有意義：歷史真相的追尋，新聞記者的職業道德，判斷歷史的價值原則，等等。對中國人來說，還多一層意義。那就是在中國，從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也發生過一場長達數年的大飢餓。那場大飢餓中的死亡人數，官方人士的說法是一千多萬，持不同意見者認為有三千多萬。也就是說，爭論的幅度之差，就有上千萬。
這表明，毛澤東時代大飢荒的死亡人數遠遠超過斯大林時代大飢荒的死亡人數。而這場毛澤東時代的大飢荒的成因，和蘇聯一樣，也明顯是由於農業集體化運動，也就是「人民公社化」運動。這兩場大飢荒如此深廣的相似性，會幫助人們認識導致大災難的深層原因。 中國大飢荒和蘇聯大飢荒的不同之處，是在對中國災難的記載和分析要少得多。幾千萬人被餓死了，也被忘卻了。當受難者被忘卻，作惡者也就不會受追究，更談不上審判。但是，這種忘卻不是正常的，也不是人民想要的對待過去的處理方式。四十年後的人，仍然應該努力，來寫出全椒縣和別處那些餓死倒斃在路邊的人是誰，他們是怎麼餓死的，是什麼人、什麼政策和什麼理論造成了他們的悲慘死亡。然後，有餘力撰寫《新儒林外史》時候，也會包括中國的杜蘭蒂一類人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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