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10-25 23:05:12作者：曾伯炎
我在單位打成右派時，未滿25歲，是年輕的了。到勞教營遇到川大化學系學生戴虞俊，還比我小3歲，當時，成渝那些大學，紛紛送學生勞教，重慶醫學院送去的宋乃湘、成都地質學院送去的楊其智、羅先坦，雅安農學院送去更大批年輕學生，如秦成元等，都是17歲考進大學，18歲就被勞教了。
我驚異，想起1949年暑假，那時，也說有白色恐怖，我寄宿川大學生自治會主席馬傳利宿舍，他告訴我，學潮中，同學余天覺被捕，他正在營救，教授們也在奔走，校長黃季陸也在斡旋。怎麼，現在的大學校長，竟充當起抓學生的幫凶，成批地協助當局抓學生去勞教呢？中國的大學，愛護學生是有傳統的，從蔡元培、蔣夢麟、胡適、羅家倫等學者都從北洋軍閥與國民政府營救過學生，怎麼，那種校長都變形變質了呢？
不久，在勞教營我發現有不少比大學生更年少的中專生與中學生，葉文博這位中專生還戴著右派帽子被勞教，倪希真、朱自達這些中學生、中專生，也在劫難逃。後來，從讀報紙與傳聞獲悉，這次反右運動，在湖北與四川的中學與中等技術專科學校也進行了肅清反革命的鎮壓，湖北漢陽中學初中畢業生，只是對升高中分配的升學指標識為低了，有的特權幹部子弟校卻很高，要求平等地一視同仁，就被鎮壓，有的擔任領導的師長也殺了，學生被大批送勞改勞教。而成都的四川省第二師範校，也是學生一點生活中的訴求，在校中未得到解決，去上級衙門請願上了街，即視作反革命活動，把1955年由反胡風運動開展的內部肅反，1957年竟延伸擴展到中學生了。對天真爛熳的少年，怎麼忍心下得了打擊的手呵！沒想到這就是當局把一切反動因素要消滅在萌芽狀態方針的濫觴，北洋軍閥與國民政府都不敢做的，這凶狠十倍百倍的專制政權，竟敢做了，到了89年六四血洗天安門，冒天下大不韙殺青年與學生，更登峰造報了。
1958年在峨邊勞教營，讓我吃驚的，還有更殘酷的事，派我進原始森林運輸木料，遇見近兩百10歲左右的小學生，也被押進山林，用他們運小木板下山，賣給重慶某紗管廠，沒想到，這勞教營是大、中、小學生齊抓來做苦役，後來遇見作家楊禾與老報人楊鐘岫，他們在大堡作業區擔任那裡數千被勞教兒童的教師，說是學習前蘇聯國內戰爭後大批孤兒流浪社會，由肅反委員會（契卡）頭子捷爾任斯基辦收容勞教，用半工半讀來「培養」新一代。在1957年這安定的和平環境，從人家父母的卵翼下，公安局也把孩子們拖到右派勞教營的小涼山來受苦受罪，還有點人性的忍心嗎？就是野獸，也愛憐幼仔呵？他們給公安派出所下達任務與指標，誰家孩子不好管教者，可由家長交派出所送去半工半讀勞動教養；有的工人子女多點，負擔重點，聽信這種宣傳，就上當了。在大躍進後的大飢餓那1960—— 1962年，我看見大量餓死被埋掉的孩子——如挖紅薯窖那麼挖埋。參與埋葬的蔡鯉奎告訴我，他記下的數字是2600餘個孩子。秦始皇在歷史上創造了「坑儒」來滅殺知識份子，毛澤東及其四川爪牙李井泉竟創造了「坑孩」，難怪他不服別人批評他是秦始皇，認為自己比秦始皇更有「魄力」，秦始皇不過坑了460個儒生，他坑的知識份子，何止百萬，秦始皇總還未坑孩，始皇乃小巫，他才是大巫了。
那年代，流行著對兒童的形容詞：「祖國的花朵」，當人們以這美好的詞兒去謳歌孩子時，有誰知道小涼山的峨邊大堡山上，埋過上千的天真無邪的童心、童體與童魂呢？
1979年春，我由改正回到成都原單位，從作家賀星寒身世，才知他上成都九中正高中畢業時，也受到與反右運動同類的打擊，名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58年 1月，機關單位的反右運動，已在下放、勞教、勞改處理右派了，又把他們這些中學畢業生集中起來鳴放，暢所欲言，然後抓不叫右派的右派學生，在學生中按思想色彩分類，第四類學生，相當右派，不許報考大學，第三類學生，相當中右，考大學可報名，卻不可能錄取，第二類屬中間派，劃入第一類，則屬左派了，其中多為黨、團員。賀星寒因極力主張民主自由，還登臺去暢言自己的民主理念，當然被劃為四類，在成都，做臨時工也不派他，19歲即亡命走新疆，這種人當時有個賤名叫「盲流」，從他後來的長篇小說寫這段流浪生活的《浪土》中，感到不似勞改，也像被流救了，那冰雪中苦熬的青春，使他喪失進大學去獲取知識的機會，卻在這社會大學裡更深化了對人生的認識，以致後來在成都成為異軍突起的文學與文化新星，北京作家戴晴讀到他呼籲反對建三峽工程的文學色彩極濃，論證極佳的文章，以為是老年作家之老辣文筆，打電話到他家，一聽，才50出頭，十分驚訝，就像許多年後李慎之讀到成都大學教師王怡的憲政文章，一聽作者還不到30歲時，也驚訝與驚喜交識，感嘆說「了不得」一樣。如果賀星賽不遭反右運動續篇的中學生社教運動打擊，享受少年那平等投考大學的人權，會是怎樣的文化巨匠呢？
1980至1990年代，我發現在成都與全國文學與文化界活躍的實力作家，不少人都是這次桃李劫後復出的倖存者，除賀星寒外，還有一群體，如：
周克芹其《許茂和他的女兒們》長篇小說曾斐聲全國，以現實主義風格使人們受文革那「高大全」實為假大空文風之災後，感到視覺一新。但這週克芹在省中級農專校上學時，因常到省文聯向編輯邱原請教與交往，邱原被打成右派，周克芹也成了四類學生，不分配工作，發配簡陽鄉下去做農民。
黃家剛成都七中五八級才子，16歲即有處女作小說發表《四川文學》，打成三類學生後，不許升學，後來在木材廠去做了工人，在圓盤鋸、龍門鋸、帶鋸的鋸齒切割中，破碎了青春，卻難毀滅他的文魂，他憑一支筆寫入省作家協會，在《四川文學》任編輯，極有文學資質與敏銳藝術感覺的他，受反右運動那次沈重打擊，使他形成猶豫的性格，想到了意難到，常塞於筆端，鑒到了又文思阻於顧慮，心不暢，語也難盡意，向友朋說了好多佩服賀星寒那膽識與生猛的話。他比契友周克芹多活了幾年，過了花甲才被肺癌奪命，而周克芹亡於53歲，賀星寒夭於54歲，這種夭折，未必沒有年幼就受57年那反右龍捲風之因嗎？
周永嚴比57年這批受反右之災的中學生年紀更小，當時，他還在上小學，似乎逃過此劫，但是，由於反右運動後，反右的那一整套整人的手法仍在運行，反右的文網仍未收，飢餓年月，嚴永嚴發現家中線裝書裡有流浪落魄文人寫的一首感嘆飢饉的騷體詩，引起共鳴，便抄寫在牆上，這已是1962年了，竟招來公安局干警冒充教育局幹部來家訪，卻只抄走這首古人的騷體詩，放進他檔案，這就成了他13歲劃進黑名單的開始，以致後來當知青下鄉，才16歲，也被宜賓公安處只用「意識反動」四字就囚他去勞動教養，在勞教營受盡小會鬥大會鬥，小手銬大腳鐐的折磨，脫離苦海回到成都，仍以小說《陰山女囚》《吉木爾》和詩歌活躍文壇，流沙河回到《星星詩刊》時，周永嚴也在相鄰的文學刊物做編輯，卻被勞教折磨的肺心病纏身，病榻掙紮了10年後，也在55歲夭折，這筆債，不是也該掛在反右運動嗎？
反右受害中學生，在成都我認識尚健在的袁永慶（石室中學），崔顯昌（樹德中學）都只在為他人做嫁衣的編輯工作中用微薄工資拖到退休，才華全被那些運動埋葬了。他們都是成都這片文化厚土裡孕出的文化良種，剛出土就遭這紅色專制風暴的摧折，被擠壓在歧視、屈辱與飢寒的艱困生存中，仍能閃耀出他們生命的光輝，如果他們有自由民主的環境，應是今日文化與文學界怎樣的碩果呢，中共的毛式專制用優汰劣勝逆反規律，在文化界造成大量瞞與編的專家，在文學界收羅老中青的幫凶與幫閑，在大學則豢養了不少知識批發商與零售商，這不是用專政戕害青年學生所結的惡果嗎？至今，他們的第二第三代權力繼承者，仍在用黨化教育、奴化教育把這文化劫、教育劫繼續用現代進行包裝來傳承，其災難將綿延悠遠…
龍應臺感嘆她到大陸接觸到的知識份子，口裡盡談的房子、車子、位子、票子……感到可憐與可悲，這不是中共這幾十年教育不許談自由談民主與人權，甚至不許談理想（除非所謂共產主義理想），所造成的嗎？不是他們從大學、中學乃至小學就開始的專制教育造成的嗎？
現任廈門大學教授的謝泳研究教育發現，1950年代的中共幹部，比今天的幹部更清廉，不像今天幹部這麼貪鄙，他說，1950年代幹部，是民國教育制度培養的，今天幹部則是中共教育制度培養的，這發現不令人信服嗎？
如果，再添上這毛式專制要專到學校，還專到大、中、小學學生，其毒化人的良知，敗壞人的良心，摧毀社會的良倫，所造成的中華民族魂的創傷，百年能恢復嗎？
我驚異，想起1949年暑假，那時，也說有白色恐怖，我寄宿川大學生自治會主席馬傳利宿舍，他告訴我，學潮中，同學余天覺被捕，他正在營救，教授們也在奔走，校長黃季陸也在斡旋。怎麼，現在的大學校長，竟充當起抓學生的幫凶，成批地協助當局抓學生去勞教呢？中國的大學，愛護學生是有傳統的，從蔡元培、蔣夢麟、胡適、羅家倫等學者都從北洋軍閥與國民政府營救過學生，怎麼，那種校長都變形變質了呢？
不久，在勞教營我發現有不少比大學生更年少的中專生與中學生，葉文博這位中專生還戴著右派帽子被勞教，倪希真、朱自達這些中學生、中專生，也在劫難逃。後來，從讀報紙與傳聞獲悉，這次反右運動，在湖北與四川的中學與中等技術專科學校也進行了肅清反革命的鎮壓，湖北漢陽中學初中畢業生，只是對升高中分配的升學指標識為低了，有的特權幹部子弟校卻很高，要求平等地一視同仁，就被鎮壓，有的擔任領導的師長也殺了，學生被大批送勞改勞教。而成都的四川省第二師範校，也是學生一點生活中的訴求，在校中未得到解決，去上級衙門請願上了街，即視作反革命活動，把1955年由反胡風運動開展的內部肅反，1957年竟延伸擴展到中學生了。對天真爛熳的少年，怎麼忍心下得了打擊的手呵！沒想到這就是當局把一切反動因素要消滅在萌芽狀態方針的濫觴，北洋軍閥與國民政府都不敢做的，這凶狠十倍百倍的專制政權，竟敢做了，到了89年六四血洗天安門，冒天下大不韙殺青年與學生，更登峰造報了。
1958年在峨邊勞教營，讓我吃驚的，還有更殘酷的事，派我進原始森林運輸木料，遇見近兩百10歲左右的小學生，也被押進山林，用他們運小木板下山，賣給重慶某紗管廠，沒想到，這勞教營是大、中、小學生齊抓來做苦役，後來遇見作家楊禾與老報人楊鐘岫，他們在大堡作業區擔任那裡數千被勞教兒童的教師，說是學習前蘇聯國內戰爭後大批孤兒流浪社會，由肅反委員會（契卡）頭子捷爾任斯基辦收容勞教，用半工半讀來「培養」新一代。在1957年這安定的和平環境，從人家父母的卵翼下，公安局也把孩子們拖到右派勞教營的小涼山來受苦受罪，還有點人性的忍心嗎？就是野獸，也愛憐幼仔呵？他們給公安派出所下達任務與指標，誰家孩子不好管教者，可由家長交派出所送去半工半讀勞動教養；有的工人子女多點，負擔重點，聽信這種宣傳，就上當了。在大躍進後的大飢餓那1960—— 1962年，我看見大量餓死被埋掉的孩子——如挖紅薯窖那麼挖埋。參與埋葬的蔡鯉奎告訴我，他記下的數字是2600餘個孩子。秦始皇在歷史上創造了「坑儒」來滅殺知識份子，毛澤東及其四川爪牙李井泉竟創造了「坑孩」，難怪他不服別人批評他是秦始皇，認為自己比秦始皇更有「魄力」，秦始皇不過坑了460個儒生，他坑的知識份子，何止百萬，秦始皇總還未坑孩，始皇乃小巫，他才是大巫了。
那年代，流行著對兒童的形容詞：「祖國的花朵」，當人們以這美好的詞兒去謳歌孩子時，有誰知道小涼山的峨邊大堡山上，埋過上千的天真無邪的童心、童體與童魂呢？
1979年春，我由改正回到成都原單位，從作家賀星寒身世，才知他上成都九中正高中畢業時，也受到與反右運動同類的打擊，名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58年 1月，機關單位的反右運動，已在下放、勞教、勞改處理右派了，又把他們這些中學畢業生集中起來鳴放，暢所欲言，然後抓不叫右派的右派學生，在學生中按思想色彩分類，第四類學生，相當右派，不許報考大學，第三類學生，相當中右，考大學可報名，卻不可能錄取，第二類屬中間派，劃入第一類，則屬左派了，其中多為黨、團員。賀星寒因極力主張民主自由，還登臺去暢言自己的民主理念，當然被劃為四類，在成都，做臨時工也不派他，19歲即亡命走新疆，這種人當時有個賤名叫「盲流」，從他後來的長篇小說寫這段流浪生活的《浪土》中，感到不似勞改，也像被流救了，那冰雪中苦熬的青春，使他喪失進大學去獲取知識的機會，卻在這社會大學裡更深化了對人生的認識，以致後來在成都成為異軍突起的文學與文化新星，北京作家戴晴讀到他呼籲反對建三峽工程的文學色彩極濃，論證極佳的文章，以為是老年作家之老辣文筆，打電話到他家，一聽，才50出頭，十分驚訝，就像許多年後李慎之讀到成都大學教師王怡的憲政文章，一聽作者還不到30歲時，也驚訝與驚喜交識，感嘆說「了不得」一樣。如果賀星賽不遭反右運動續篇的中學生社教運動打擊，享受少年那平等投考大學的人權，會是怎樣的文化巨匠呢？
1980至1990年代，我發現在成都與全國文學與文化界活躍的實力作家，不少人都是這次桃李劫後復出的倖存者，除賀星寒外，還有一群體，如：
周克芹其《許茂和他的女兒們》長篇小說曾斐聲全國，以現實主義風格使人們受文革那「高大全」實為假大空文風之災後，感到視覺一新。但這週克芹在省中級農專校上學時，因常到省文聯向編輯邱原請教與交往，邱原被打成右派，周克芹也成了四類學生，不分配工作，發配簡陽鄉下去做農民。
黃家剛成都七中五八級才子，16歲即有處女作小說發表《四川文學》，打成三類學生後，不許升學，後來在木材廠去做了工人，在圓盤鋸、龍門鋸、帶鋸的鋸齒切割中，破碎了青春，卻難毀滅他的文魂，他憑一支筆寫入省作家協會，在《四川文學》任編輯，極有文學資質與敏銳藝術感覺的他，受反右運動那次沈重打擊，使他形成猶豫的性格，想到了意難到，常塞於筆端，鑒到了又文思阻於顧慮，心不暢，語也難盡意，向友朋說了好多佩服賀星寒那膽識與生猛的話。他比契友周克芹多活了幾年，過了花甲才被肺癌奪命，而周克芹亡於53歲，賀星寒夭於54歲，這種夭折，未必沒有年幼就受57年那反右龍捲風之因嗎？
周永嚴比57年這批受反右之災的中學生年紀更小，當時，他還在上小學，似乎逃過此劫，但是，由於反右運動後，反右的那一整套整人的手法仍在運行，反右的文網仍未收，飢餓年月，嚴永嚴發現家中線裝書裡有流浪落魄文人寫的一首感嘆飢饉的騷體詩，引起共鳴，便抄寫在牆上，這已是1962年了，竟招來公安局干警冒充教育局幹部來家訪，卻只抄走這首古人的騷體詩，放進他檔案，這就成了他13歲劃進黑名單的開始，以致後來當知青下鄉，才16歲，也被宜賓公安處只用「意識反動」四字就囚他去勞動教養，在勞教營受盡小會鬥大會鬥，小手銬大腳鐐的折磨，脫離苦海回到成都，仍以小說《陰山女囚》《吉木爾》和詩歌活躍文壇，流沙河回到《星星詩刊》時，周永嚴也在相鄰的文學刊物做編輯，卻被勞教折磨的肺心病纏身，病榻掙紮了10年後，也在55歲夭折，這筆債，不是也該掛在反右運動嗎？
反右受害中學生，在成都我認識尚健在的袁永慶（石室中學），崔顯昌（樹德中學）都只在為他人做嫁衣的編輯工作中用微薄工資拖到退休，才華全被那些運動埋葬了。他們都是成都這片文化厚土裡孕出的文化良種，剛出土就遭這紅色專制風暴的摧折，被擠壓在歧視、屈辱與飢寒的艱困生存中，仍能閃耀出他們生命的光輝，如果他們有自由民主的環境，應是今日文化與文學界怎樣的碩果呢，中共的毛式專制用優汰劣勝逆反規律，在文化界造成大量瞞與編的專家，在文學界收羅老中青的幫凶與幫閑，在大學則豢養了不少知識批發商與零售商，這不是用專政戕害青年學生所結的惡果嗎？至今，他們的第二第三代權力繼承者，仍在用黨化教育、奴化教育把這文化劫、教育劫繼續用現代進行包裝來傳承，其災難將綿延悠遠…
龍應臺感嘆她到大陸接觸到的知識份子，口裡盡談的房子、車子、位子、票子……感到可憐與可悲，這不是中共這幾十年教育不許談自由談民主與人權，甚至不許談理想（除非所謂共產主義理想），所造成的嗎？不是他們從大學、中學乃至小學就開始的專制教育造成的嗎？
現任廈門大學教授的謝泳研究教育發現，1950年代的中共幹部，比今天的幹部更清廉，不像今天幹部這麼貪鄙，他說，1950年代幹部，是民國教育制度培養的，今天幹部則是中共教育制度培養的，這發現不令人信服嗎？
如果，再添上這毛式專制要專到學校，還專到大、中、小學學生，其毒化人的良知，敗壞人的良心，摧毀社會的良倫，所造成的中華民族魂的創傷，百年能恢復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