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10-18 23:00:43作者：
中共第十七屆全國黨代表大會於16日召開，被外界視為有可能是新政治局常委的公安部部長周永康於十七大開幕當日，在出席河北省團組會議時，回應媒體提問時說，目前香港的確是有外部勢力的干擾，所以要警惕。香港立法會議員何俊仁在接受本報採訪時指出，很明顯現在北京是很不願意香港與國際社會保持那麼多的聯繫，但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都市，這些聯繫是應該保持的，這才可以體現出香港的國際化。
何俊仁又說：「反而共產黨對香港的無形之手在產生了最大最大的干預，我看不到外國勢力在香港能產生重要的影響。」
他認為，中共提出香港有外部干擾的言論，可能是為了中共的一些政策，事先作出一些警告。
何俊仁說，每一次中共黨大會都是權力重新分配的一個過程，現在共產黨和以前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權力鬥爭沒有那麼表面化，但內部仍非常劇烈，和以前一致的是這不是一個需要公開交待的一個權力的轉移或分配的大會。
作為中國公民感憂傷
他說：「從毛澤東到現在都一樣，共產黨閉門，在最高層解決了權力承繼的問題，共產黨都是騎在人民的頭上，黨的權力和利益是凌駕於國家、社會之上，而共產黨的領導者用什麼‘科學發展觀’也好，最重視的仍是黨能穩穩掌握著權力！」
何俊仁認為，能否讓共產黨繼續管治中國，是中共最重要、最優先的考慮：「到目前來說，我看不到國家、民族及人民的利益受到重視，而是黨的權力和利益、黨的控制是永遠優先的，作為一個中國公民，我是感到憂傷的。」
他說，直到現在還看不到國內的情況有多大的進步，可能黨內聲音會多一點，現在領導層會知道社會矛盾逐漸嚴重，影響到整個政局的穩定，甚至會亡黨，所以中共被迫要多關注民生問題，改善最基層農民的生活，工人的生活，或解決城鄉的矛盾：「但無論動機是為了黨或是國……不做制度的改革邁向民主化，開放報禁、黨禁，以及容許人民有真正的結社和言論表達自由的話，國家仍在封閉之中，很多懷有私利的政客仍然會為所欲為。」
何俊仁指，直到目前為止，因為沒有民主，一國兩制下的高度自治本身就無法貫徹。（攝影：吳雪兒／大紀元）
高度自治無法貫徹
香港已經回歸中國10年，不過，何俊仁認為，直到目前為止，因為沒有民主，一國兩制下的高度自治本身就無法貫徹。他說：「現在香港從特首到整個領導班子，實際都是要由北京同意委任才可以產生的，所以香港的領導層必須與掌管香港的權力有所結合，贏得上層的認同，所以兩地在政治上已經‘打通’了。‘打通’的意思是說，其實很多香港從政的人士要在中南海或北京找靠山，而北京的高官也透過他很多在香港信賴的人，把自己的意願和要求在香港顯現出來，這些意願和訴求可能是為了他個人的好處，也可能為了某些集團的好處，也可能為了某些界別的利益，這些事情是很明顯看到的。」
何俊仁強調：「沒有一國兩制，香港的政治是會捲入中南海（權鬥），因為負責香港政局成敗的人可能要就事件負責，同樣地，（中共）中央如果有什麼權力鬥爭的話，也會將權力鬥爭的震盪直接來到香港，因為那個人脈關係是很緊扣的。所以當年為什麼董建華要下臺，最大原因是因為江澤民下臺了，而董建華得不到胡錦濤的信任，若江澤民繼續執政的話，董建華是不會下臺的。」
對於中共黨內的權力鬥爭，何俊仁認為，目前還看不到在香港反映出來：「我們知道關於十七大的太少，當然（掌管香港事務的）曾慶紅的去留會有影響。」
外部干擾論或是警號
對於周永康提到的強烈反對外面勢力的干擾，何俊仁指出，這是為了中共中央的一些政策，事先作出一些警告：「包括北京可能會就政制問題作出釋法，從而打壓香港的民主訴求，這些可能會引起國際上很多的迴響，所以它預先作出一個警號，叫人不要干涉。」
何俊仁指出，香港很多政治人物繼續和海外保持溝通和聯繫，將香港一國兩製成功的訊息，或在施行一國兩制上的一些負面的地方如實向國際社會反映時，也會引起國際社會很多的關注，所以今次周永康的這種攻擊是想對一些向外界表達政見的香港政治人物施壓，也向關心香港的外界民間團體或不同國家的議員施壓。
他說：「很明顯現在北京是很不願意香港與國際社會保持那麼多的聯繫，但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都市，這些聯繫是應該保持的，這才可以體現出香港國際化，如果香港做得好，為什麼要怕與國際保持高度聯繫？」
何俊仁不認為外國的勢力能如此容易影響香港：「反而共產黨影響香港更大，無論是直接在硬體方面的權力的分配、人事的任命，中共可以控制香港外，中共也有地下有很龐大的黨組織，國家機器相當活躍，中共在整個選舉投入了不少的人力、物力、資源，在立法會平常議事的過程裡，包括內部的選舉，它事事都過問和干預。反而共產黨對香港的無形之手在產生了最大最大的干預，我看不到外國勢力在香港能產生重要的影響。」
不要因威脅自我審查
至於是否擔心十七大後，中共對香港的控制更嚴厲，何俊仁說：「這個沒有得擔心。我認為，無論如何，香港的民間社會要努力，維護自己的自由，不要因為受到這些威脅而自我審查，不敢發聲，這是最悲哀的！那就會不攻自破！」
何俊仁又說：「反而共產黨對香港的無形之手在產生了最大最大的干預，我看不到外國勢力在香港能產生重要的影響。」
他認為，中共提出香港有外部干擾的言論，可能是為了中共的一些政策，事先作出一些警告。
何俊仁說，每一次中共黨大會都是權力重新分配的一個過程，現在共產黨和以前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權力鬥爭沒有那麼表面化，但內部仍非常劇烈，和以前一致的是這不是一個需要公開交待的一個權力的轉移或分配的大會。
作為中國公民感憂傷
他說：「從毛澤東到現在都一樣，共產黨閉門，在最高層解決了權力承繼的問題，共產黨都是騎在人民的頭上，黨的權力和利益是凌駕於國家、社會之上，而共產黨的領導者用什麼‘科學發展觀’也好，最重視的仍是黨能穩穩掌握著權力！」
何俊仁認為，能否讓共產黨繼續管治中國，是中共最重要、最優先的考慮：「到目前來說，我看不到國家、民族及人民的利益受到重視，而是黨的權力和利益、黨的控制是永遠優先的，作為一個中國公民，我是感到憂傷的。」
他說，直到現在還看不到國內的情況有多大的進步，可能黨內聲音會多一點，現在領導層會知道社會矛盾逐漸嚴重，影響到整個政局的穩定，甚至會亡黨，所以中共被迫要多關注民生問題，改善最基層農民的生活，工人的生活，或解決城鄉的矛盾：「但無論動機是為了黨或是國……不做制度的改革邁向民主化，開放報禁、黨禁，以及容許人民有真正的結社和言論表達自由的話，國家仍在封閉之中，很多懷有私利的政客仍然會為所欲為。」
何俊仁指，直到目前為止，因為沒有民主，一國兩制下的高度自治本身就無法貫徹。（攝影：吳雪兒／大紀元）
高度自治無法貫徹
香港已經回歸中國10年，不過，何俊仁認為，直到目前為止，因為沒有民主，一國兩制下的高度自治本身就無法貫徹。他說：「現在香港從特首到整個領導班子，實際都是要由北京同意委任才可以產生的，所以香港的領導層必須與掌管香港的權力有所結合，贏得上層的認同，所以兩地在政治上已經‘打通’了。‘打通’的意思是說，其實很多香港從政的人士要在中南海或北京找靠山，而北京的高官也透過他很多在香港信賴的人，把自己的意願和要求在香港顯現出來，這些意願和訴求可能是為了他個人的好處，也可能為了某些集團的好處，也可能為了某些界別的利益，這些事情是很明顯看到的。」
何俊仁強調：「沒有一國兩制，香港的政治是會捲入中南海（權鬥），因為負責香港政局成敗的人可能要就事件負責，同樣地，（中共）中央如果有什麼權力鬥爭的話，也會將權力鬥爭的震盪直接來到香港，因為那個人脈關係是很緊扣的。所以當年為什麼董建華要下臺，最大原因是因為江澤民下臺了，而董建華得不到胡錦濤的信任，若江澤民繼續執政的話，董建華是不會下臺的。」
對於中共黨內的權力鬥爭，何俊仁認為，目前還看不到在香港反映出來：「我們知道關於十七大的太少，當然（掌管香港事務的）曾慶紅的去留會有影響。」
外部干擾論或是警號
對於周永康提到的強烈反對外面勢力的干擾，何俊仁指出，這是為了中共中央的一些政策，事先作出一些警告：「包括北京可能會就政制問題作出釋法，從而打壓香港的民主訴求，這些可能會引起國際上很多的迴響，所以它預先作出一個警號，叫人不要干涉。」
何俊仁指出，香港很多政治人物繼續和海外保持溝通和聯繫，將香港一國兩製成功的訊息，或在施行一國兩制上的一些負面的地方如實向國際社會反映時，也會引起國際社會很多的關注，所以今次周永康的這種攻擊是想對一些向外界表達政見的香港政治人物施壓，也向關心香港的外界民間團體或不同國家的議員施壓。
他說：「很明顯現在北京是很不願意香港與國際社會保持那麼多的聯繫，但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都市，這些聯繫是應該保持的，這才可以體現出香港國際化，如果香港做得好，為什麼要怕與國際保持高度聯繫？」
何俊仁不認為外國的勢力能如此容易影響香港：「反而共產黨影響香港更大，無論是直接在硬體方面的權力的分配、人事的任命，中共可以控制香港外，中共也有地下有很龐大的黨組織，國家機器相當活躍，中共在整個選舉投入了不少的人力、物力、資源，在立法會平常議事的過程裡，包括內部的選舉，它事事都過問和干預。反而共產黨對香港的無形之手在產生了最大最大的干預，我看不到外國勢力在香港能產生重要的影響。」
不要因威脅自我審查
至於是否擔心十七大後，中共對香港的控制更嚴厲，何俊仁說：「這個沒有得擔心。我認為，無論如何，香港的民間社會要努力，維護自己的自由，不要因為受到這些威脅而自我審查，不敢發聲，這是最悲哀的！那就會不攻自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