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10-05 23:05:07作者：曾節明
——兼論中國如何抓住即將來臨的民主化契機
綱要：
一，由「八一九」事件談起：順應了歷史進步潮流就一定能夠成功嗎？歷史重大事件需要重新認識和比較；
二，新思維看「八一九」事件：決定進步機遇得失的兩種主要力量；
三，新思維看「九一三」事件：毛時代中國「隱性力量」的嚴重缺失；
四，新思維看「六四」事件：關鍵時刻促成進步的「顯性力量缺失」；
五，歸納：在具體的歷史事件中，順應歷史進步潮流為什麼不是成功的保證。
六，再看戈爾巴喬夫的偉大；
七，中國當前兩種力量的現狀以及民運的最佳對策
一
前蘇聯「八一九」事件是人類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偉大事件，「八一九」事件直接造成了前蘇聯的解體，自此長達七十年的共產專制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被畫上了句號，從此人類共產餘孽苟延殘喘、垂死掙扎、敗局已定。「八一九」事件的正義的意義與「十月革命」的邪惡意義一樣深遠，它是道德對「十月革命」的莊嚴否定，它是正義對「十月革命」的死刑宣判。
「八一九」事件過去整整有十六年了，但是至今仍在共產暴政中煎熬的中國人對這一事件卻缺少深刻的反思：即使是異議人士，不少人認為「八一九」事件之所以得到一個理想的結果，是因為亞納耶夫政變集團反歷史進步潮流而動，而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開明派、以葉利欽為首的變革派，則順應了歷史進步潮流。這種泛泛的認識用來啟蒙小學生當然夠用，但作為一種反思就太過粗淺，因為這是一種用冠冕堂皇的「大道理」迴避歷史事件中敏感部分和難點的「反思」，它不僅掩蓋「反思」 者的無能和懶惰，也常常誤導後人。
順應了歷史進步潮流就一定能夠成功嗎？從長遠來看也許是的，但就特定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來看卻未必。在共產中國的「九一三」事件和「六四」事件中，順應歷史潮流的一方都失敗了，而且敗得很慘。這就證明了在具體的歷史事件中，順應歷史進步潮流並不是成功的保證。
在具體的歷史事件中，順應歷史進步潮流為什麼不是成功的保障？我試以前蘇聯的「八一九」事件和中共國的「九一三」事件、「六四」事件作為案例進行分析、比較，以求說明這個問題，並且看看蘊含其中的、影響了這些個重大事件結局的因素，還有哪些尚未被人們發掘重視。另外，鑒於「九一三」事件、「六四」事件對中國走向影響同樣深遠，深入比較前蘇聯「八一九」事件和中共國的「九一三」事件、「六四」事件，不僅有助於更準確地認識蘇聯得以和平演變的原因，也能夠為精英人士更妥當地推動中國轉型、抓住下一次機遇提供經驗指南。
二
先看「八一九事件」。
1991年八月十八日，由前蘇聯副總統亞納耶夫、總理帕夫絡夫、國防部長亞左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內務部長普戈組成的「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控制了莫斯科的要害部門，軟禁了正在黑海海濱福羅斯休假的戈爾巴喬夫，八月十九日凌晨，政變分子通過塔斯社播發命令，謊稱正在黑海休假的前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因病不能履行職務，由亞納耶夫接任總統；隨即，亞納耶夫等人又宣布在莫斯科及蘇聯部分地區實行戒嚴，一切權力歸「緊急狀態委員會」；同時，政變集團派出特種部隊去逮捕俄羅斯總統葉利欽。葉利欽當時正在俄羅斯聯邦官邸「白宮」，出乎亞納耶夫等人意料的是，葉利欽面對前來捉拿他的部隊，毫無畏懼，挺身走出白宮向部隊發表訓話，譴責政變是 「倒退的」、「反憲法」的，他又爬上一輛坦克發表演講，就是那篇即興演講中有著名那段：「你們可以用刺刀撐起王冠，但你們不能長久…」，在葉利欽極富膽魄的感召下，特種部隊倒戈了，消息傳出，莫斯科大批民眾湧上街頭，抗議「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倒退政變，受命開進莫斯科鎮壓民眾的戒嚴部隊拒絕執行向抗議人群開槍的命令，宵禁瓦解了，越來越多的民眾湧上街頭抗議…...亞納耶夫等人見大勢已去，慌忙派人到黑海向戈爾巴喬夫認錯、乞求寬恕，戈爾巴喬夫恢復自由後，於八月二十二日飛抵莫斯科，展開清算行動，「緊急狀態委員會」除戈普自殺外，全部鋃鐺入獄，復辟共產專制的倒退政變徹底的失敗了。
前蘇聯的「八一九」倒退政變，從舉事到失敗僅僅三天時間，表面上看，是葉利欽站在政變部隊坦克上演說的英勇魄力挫敗了政變分子，從深層次看，這同樣是戈爾巴喬夫「新思維改革」的功效。
「八一九」事件發生之前，戈爾巴喬夫領導蘇聯進行了五年的「新思維」改革。由「公開化」運動開始，持續五年的政治民主化改革，使前蘇聯各民族受到一次比赫魯曉夫時代更為廣泛和透徹的啟蒙，自由民主理念已深入人心，以至於亞納耶夫的「緊急狀態委員會」發動的政變，不僅受到前蘇聯民眾的廣泛抗議，也遭到體制內的強烈抵制，受令去抓捕葉利欽的克格勃反恐精銳部隊「阿爾法」拒絕從命、執行戒嚴任務的莫斯科衛戍部隊拒絕服從向示威民眾開槍的命令、前蘇聯空軍甚至威脅，政變分子要是敢向人民開槍，空軍就轟炸「緊急狀態委員會」總部大樓…...在這樣懸殊的形勢面前，「八一九」政變分子簡直成了油鍋上的螞蟻、秋風中蹦跳的幾隻螞蚱，怎麼可能不迅速失敗？
戈氏發起的「新思維」改革運動徹底拆除了支撐專制權力的支架，不可否認，這固然給了亞納耶夫、亞左夫、克留奇科夫等蘇共頑固派進行復辟專制陰謀活動的空間，釀成了「八一九」事件的爆發，但是，「新思維」改革運動的成果，卻也使得亞納耶夫政變集團迅速失敗，戈爾巴喬夫的真誠改革解脫了套在前蘇聯民族項上的共產枷鎖，也救了他自己。緊急狀態委員會要是成功了，戈氏的結局只有比趙紫陽更加悲慘。
在八一九事件中，開明派和變革派的迅速獲勝離不開戈氏政治改革創造的整體環境。如果沒有「新思維改革」帶來的新聞出版自由、組黨自由、學術自由、民主選舉…前蘇聯上上下下就會因為缺乏真實的信息、沒有比較和鑒別，因而就不可能對前蘇聯專制體制的邪惡有著廣泛的覺悟，進而也不可能對「緊急狀態委員會」發起的倒退政變有著清醒的認識、普遍地進行抵制…...葉利欽固然英勇機智、膽魄超群，但是只要當時執行命令的軍官稍微堅定一點，歷史肯定會改寫：先把你綁了，塞進車裡，看你如何「英勇機智」？
在八一九事件中，執行政變命令的軍官為什麼普遍動搖？因為「緊急狀態委員會」不得人心；「緊急狀態委員會」為什麼不得人心？這就不能不歸功於戈爾巴喬夫五年來政治改革啟蒙的功勞，包括共產黨官僚在內的大多數人一旦從鐵幕的開口處體驗到和煦的暖陽，就再也不允許將鐵幕重新封上。整個社會人心的相背，進而影響到體制內人心的相背，這就是整體軟力量功效。
就對政治事件的影響來說，這種整體軟力量是由意識形態、社會文化、傳統習俗、政治體制等諸多因素造就的政治上的價值取向，俗稱「人心」、「民心」，由於它蘊含在整體當中，看不見、摸不著，不妨稱之為影響政治事件的「隱性力量」。
像葉利欽在關鍵時刻展現出來的力量，由於具有人格化的外形、並且集中在極少數特殊的政治大人物身上，較為形象直觀，因此不妨稱之為影響政治事件的「顯性力量」。
實際上，前蘇聯「八一九」事件之所以出現喜劇性的結果，「顯性力量」--葉利欽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振臂一呼的作用不可少，「隱性力量」--戈爾巴喬夫五年來政治改革啟蒙所起的作用也不能缺。
但是中國的精英人士往往片面的注重這兩種力量中的一種，中國的歷史學者尤其喜歡用用冠冕堂皇的「大道理」迴避對歷史事件中敏感部分和難點的分析，這是中國人作為一個民族屢屢不能正確汲取歷史教訓的原因之一。
由「八一九」事件可以看出：要成功變革，特殊大人物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的「顯性量」是不可或缺的，社會和體制人心相背的「軟力量」同樣不能缺少。
三
回眸共產中國歷史上的「九一三」事件：林立果當年比葉利欽年輕得多，其所處的政治環境也也比葉利欽的惡劣得多，林立果仍然英勇反抗，可見林立果的英勇機智、超群膽魄決不遜於葉利欽，林立果有不下三個刺死毛澤東的絕佳機會，行動卻全部失敗，最終落得折戟沉沙的悲慘下場。林立果政變集團「聯合艦隊」為何有著那樣好的機會，最終卻慘敗收場呢？這就是隱性力量--整個社會意識形態和人心的「軟力量」起了作用：
「九一三」事件之前，歷經毛時代二十二年的全封閉式的愚民洗腦和造神運動，整個中國民族已經非常愚昧，毛澤東已不僅在普通民眾中，而且在整個中共官僚集團中，散發出一種神性的光輝，通過血腥內戰奪取政權的毛澤東，本來就擁有打天下的虎威，再加上頭上的神性光環，愈發顯得凜然不可侵犯，這就無形當中給毛澤東的對手採取主動行動造成了難以逾越的心理障礙。當時毫無自由信息流通、整個社會無法鑒別，整個中國上上下下普遍視極權暴政為正常，真以為外國人大多掙紮在水深火熱之中…...毛主席就是中國人民的 「大救星」，因此，杵犯毛主席就如同杵犯老天爺、就等於反對中國國家和民族，再加上中國儒家傳統造成的以下犯上「大逆不道」的舊有心理障礙，因此，執行刺殺毛任務的刺客關鍵時刻拔不出手槍、執行狙擊毛專列的特工隊關鍵時刻「找不到」狙擊點、執行追炸毛澤東專列的飛行員關鍵時刻「發不動」飛機，從而眼睜睜地看著毛專列疾馳而去，直達北京！
極權全封閉社會意識形態洗腦造成的這種強大的「軟力量」，使得任何反叛神壇領袖的行為都處於與整個國家民族社會對抗的凶險境地，使得反叛行動的具體執行人很難不背上沈重的心理包袱。據此可知，林立果的慘烈失敗的原因，看似某幾個人在關鍵時刻心理出了問題，實際上這個偶然性卻包涵深刻的必然因素。
綜上所述，比起中共國的「九一三」事件和「六四」事件中反專制者的命運，前蘇聯「八一九」事件中的反抗專制者命運之所以迥然不同，正是在於當年的前蘇聯社會和中共國社會所擁有的這兩種力量的差異：
「九一三」事件發生時的中共國社會，是一個被鐵幕嚴密籠罩下的社會，是一個以毛澤東為獨一真神的社會，整個社會根本沒有反抗專制的覺悟，政變骨幹分子林立果、周宇馳等有條件獲取真實信息的覺悟者，在中共高幹子弟中都屬於極少數，可見他們整個中共體制內、整個社會中是何等的孤立！「聯合艦隊」骨幹分子在當時中國恍若外星人，成了名副其實的「一小撮」。簡而言之，「九一三」時的中共國，根本沒有推翻專制的「軟力量」。那麼「硬力量」呢？也不充分。林立果等人雖然身居要職，行事便利，但由於毫無資歷，他們畢竟缺乏號令軍方的權威，而且，他們太年輕而缺乏政治鬥爭經驗；林彪雖然有號令黨政軍的權威，但遠無法與神壇上的毛澤東相比擬，而且，林彪懾於毛澤東的淫威，在策略上取了被動應付的下策，猶豫不決，不敢對毛採取主動行動，危急時刻手足無措，竟然被兒子推著走。綜而言之，「九一三」時的中共國，瓦解專制的隱性力量（「軟力量」）根本沒有，推翻專制的顯性力量（「硬力量」）也不充分，林立果集團要想成功，難於登天。
四
再看「六四」事件。
中國八九民運時期，中共國社會已經具備推翻專制的「軟力量」。經過胡耀邦、趙紫陽兩個開明統治時期，中共專制暴政的受害者紛紛的覺悟，五十年代的受害者當時也不是很老，中共的官僚集團、特別是中低級官僚階層，當時遠未像現在這樣貪腐，他們在文革中也普遍挨過整，也希望改革專制體制。年輕人則由於那個時期的出版物、媒體、影視作品大力揭露文革歷史而深受啟蒙，而且，當年由於物質生活所限，民眾的關注也尚未像今天這樣，深深地被中共誘拐到聲色犬馬中，社會大眾追求政治進步的熱情仍然很高…總之，在1989年，瓦解專制的「軟力量」已經具備，當年春夏之間整個中國遍及二十多個城市的數百萬人的示威遊行就是最好的證明。
但可惜的是，當年結束專制統治的「顯性力量」（「硬力量」）卻不充分：當時最具權威的實權政治人物鄧小平，頑固堅持跛腳經濟改革路線、死守一黨專制「底線」，雖然趙紫陽、楊尚昆一旦聯合起來，有推翻鄧小平的實力，而且當時已經具備推翻鄧小平的大好時機，但是因為懦弱和患得患失，趙紫陽在關鍵時刻選擇了逃避，一直在觀望的楊尚昆眼見趙紫陽軟弱，最終倒向了鄧小平，解放軍因為沒有權威人物站出來號召，而唯有聽命於鄧小平… …由於關鍵時刻「硬力量」的不充分，導致一九八九時已經形成的、比較充分的「軟力量」遭殘酷的剿殺，最終在江澤民時期十多年的誘拐腐蝕收買下消耗殆盡，知識份子犬儒化，愛國青年憤青法西斯化。
「六四」事件的失敗是民主化變革因為缺乏「顯性力量」而失敗的典型例子：特殊的政治大人物鄧小平抗拒民主化，特殊的政治大人趙紫陽、楊尚昆雖然傾向於民主化，關鍵時刻卻不敢挺身而出號召軍隊、抵制鄧小平，因此造成了民主化的大好時機關頭促成民主變革的 「顯性力量」（硬力量）的缺失，結果造成了軍隊因為沒有更好的政治人格力量引導，而最終唯有聽命於鄧小平，這是「六四」失敗的最主要原因。
五
綜上所述，比起中共國的「九一三」事件和「六四」事件中反專制者的命運，前蘇聯「八一九」事件中的反抗專制者命運之所以迥然不同，正是在於當年的前蘇聯社會和中共國社會所擁有的這兩種力量的差異。
由前蘇聯「八一九」事件和中共國的「九一三」事件和「六四」事件的以上分析比較可知：一個特定區域內的社會要想抓住進步的變革機遇，與這個特定區域內以外的整體環境力量（即世界潮流）趨向並無直接關係，至少是短時期內無直接關係，而與這個特定區域內社會的局部環境息息相關，這種社會的局部環境包括國情、民情、文化傳統、各種社會政治力量的對比、相互作用等等因素，這些因素綜合起來，就形成了影響一個特定區域內的社會能否抓住變革機遇的最直接、最局決定性的兩種力量--「隱性力量」和「顯性力量」。
這就是在具體的歷史事件中，順應世界潮流（包括歷史進步潮流）為什麼不是成功的保證的原因。
歷史上既有諸多順應歷史進步潮流卻失敗的例子，逆歷史進步潮流而動反倒成功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歷史上倒行逆施卻大獲全勝的最經典案例莫如俄國的「十月革命」，列寧領導的暴力共產革命不僅極端杵逆歷史進步潮流，也不符合當時的世界潮流（當時的世界潮流是無君民主共和，並沒有共產革命的大潮），可見三十年後在全世界掀起赤色狂流「十月革命」當時完全是一小股逆流。倒行逆施卻成功的再一個生動例子是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這一政教合一的專制革命完全不符合當時的任何世界潮流，至今，政教合一、厲行伊斯蘭意識形態專制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模式在全世界也是獨此一家、別無分店。
六
前蘇聯「八一九」事件和中共國「九一三」事件、「六四」事件的深入比較，強烈地折射出戈爾巴喬夫人格的偉大：正是戈氏發起和領導的「新思維」改革運動營造了前蘇聯社會瓦解共產專制的「隱性力量」（「軟力量」）和「顯性力量」（「硬力量」）。沒有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整個前蘇聯社會在八十年代中後期決不會有拋棄共產專制的覺悟；正是戈爾巴喬夫構筑了前蘇聯黨政軍領導班子中的開明派勢力，正是戈爾巴喬夫把葉利欽由一個州委書記提拔為莫斯科市委書記、政治局委員，從此，葉利欽才有機會躋身最高權力的爭奪，也正是戈氏力扛頑固派壓力，容忍了葉利欽在蘇共中央的反叛行為…因此，沒有戈爾巴喬夫就沒有葉利欽，就沒有體制內瓦解專制的「顯性力量」，而如果沒有葉利欽等體制內瓦解專制的「顯性力量」在關鍵時刻發揮作用，戈氏在「八一九」事件中肯定成為趙紫陽第二，五年 「新思維」改革所構築起來的「隱性力量」也將像胡耀邦、趙紫陽十年改革的人文成果那樣功虧一簣。
當今，許多中國人嘲笑戈爾巴喬夫的真誠改革斷送了自己的權力，這些人不是糊塗、就是缺德。如果沒有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前蘇聯的確可以存在得更長久一些，但是中國及世界殘餘共產政權就會更加穩固、冷戰和軍備競賽會愈演愈烈、人類面臨戰爭、甚至核戰爭的危險會更大…就蘇聯自身來說，則會喪失和平演變的機遇，積重難返、蘇聯人民會更加痛苦、而且痛苦的時間更長久…由於前蘇聯是一座巨大的核武庫，各民族民風強悍，一旦不能和平演變，蘇聯在解體時前引發大動亂、大內戰的可能性非常的大，這是一幅何等恐怖的地獄般的景象！
與鄧小平相反，在重大的歷史轉折關頭，戈爾巴喬夫為自己的政客生涯選擇了恥辱，為人類選擇了和平。戈氏在任時念叨的那句「全人類的利益高於一切」，他真真切切、身體力行地做到了。
由上可知，戈爾巴喬夫是人類有史以來罕見的具有偉大人格的政治家，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比華盛頓更加偉大。因為美國自殖民時期開始，就是一片私有制完備的自由新大陸，當年美國總統的待遇並不是很高，華盛頓有自己的莊園、大地產和奴僕，他去職後盡可以過優裕的生活；而戈爾巴喬夫改革時所處的社會體制，卻是一個 「失去了權力就失去了一切」的共產社會體制，最高權力在手時，你盡可以過沙皇般的奢華生活，可一旦失去了權力，待遇及保障就要看別人的臉色了，是以故蘇聯各首腦中，除赫魯曉夫被政變趕下臺外，無不抓住權力到死，赫魯曉夫當權時威風快活，下臺後成了「特殊津貼」領取者，連旅行和出書的自由都沒有。
事實上正是這樣，戈爾巴喬夫交出權力後，待遇和保障完全得看葉利欽和普京的臉色，前蘇聯解體的第二天，他就被葉利欽逐出總書記的豪華官邸，靠葉利欽撥給的特殊退休金過活，1992年「十月事件」發生後，戈氏接受記者採訪時尖銳批評葉利欽的施政，葉利欽惱怒之下，下令削減了戈爾巴喬夫的退休金、降低了其座車的檔次、削減了其警衛的人數。
戈爾巴喬夫政治生涯清廉，他創作那本《改革與新思維》所得的稿費和版稅，是他職權帶來的、唯一歸個人所有的既得利益，但他將這一筆唯一的個人收益作為救濟金全部捐贈給了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的受害者，不管怎麼樣說，戈氏也算問心無愧了。實際上，傾注戈氏心血的《改革與新思維》，其發行雖然得益於戈爾巴喬夫的職權，但它前無古人的反思和總結了共產體制的理論及改革經驗，並對謀求人類未來和平發展作了大膽的思索，至今仍然是一本頗具價值的作為一部政治思想著作；相比之下，鄧小平、江澤民等中共特權官僚是何其鄙劣！鄧小平、江澤民動用秘書、「文膽」東拼西湊而成的《鄧小平文選》、《江澤民文選》，毫無思想價值和學術價值，純屬偽作和精神垃圾，其出版和發行完全依靠權力，但是鄧小平、江澤民卻死死抓著其垃圾作品「掙來」的巨額書稿收入，「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為」。
擁有戈爾巴喬夫是天賜前蘇聯人民之福，沒有戈爾巴喬夫則是中國民族的悲哀。中共國的前總書記趙紫陽，曾與戈爾巴喬夫彷彿似之，趙紫陽有戈氏的悟性，卻沒有戈氏的道德勇氣，他也不具備戈氏的改革條件。
七
如今中共國的最高權力集團，連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影子都找不見，卻有的是奇奧賽斯庫和袁世凱，這就是中國當前「顯性力量」現狀，這個「顯性力量」現狀看起來毫無革除專制的趨向，我們卻大可不必因此而悲觀絕望，因為專治制度下權力的分配與交接的無規則性，注定了奇奧賽斯庫和袁世凱之間爭鬥的你死我活性質，沒有規則就沒有底線，沒有底線，妥協最終是不可能的。胡錦濤最近向政敵全面出擊，招招凌厲狠辣，必欲致對手垮臺方罷休，事實上已經宣告胡某人謀求黨內和諧路線完全失敗。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等能夠穩定大局的權威中共元老已統統不在人世，最高權勢集團現行的一夥人都是你不服我、我不服你之輩，因此爭奪會更加激烈和殘酷。
另一方面，專制體制下無法遏制的制度性的貪腐愈演愈烈，逼迫越來越多中國民眾起來維權和反抗，中共政權鎮壓民眾的開支又不得不滾雪球地增加，這反過來使得經濟和社會治安惡化；同時，掠奪式的、畸形發展經濟又注定滑向危機的深淵…...這些因素，注定了民間的維權反抗會發展到全國性的、失控的地步。
內部爭鬥的巨大壓力、民眾反抗的嚴重挑戰，終究會迫使最高權力集團中的袁世凱式的人物，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和身家性命而發動政變，推翻中共黨內的奇奧賽斯庫；同時，為了獲取支持和人心，袁世凱式的人物必然要奪取意識形態和道義的制高點，以謀求站穩腳跟、建立新的統治。在今天，共產意識形態早已死亡，中共已經臭不可聞，意識形態和道義的制高點是什麼呢？當然是自由民主！因此，儘管不情願，袁世凱式的人物至少會拋棄中共，建立一個具有憲政民主雛形和框架的新政權。
可見，瓦解中共政權的「顯性力量」看似微妙，實則比1989年更具潛力和爆發性！中共國的危機就是民主化的契機，現在，隨著台海危機的急驟升高，中共國的危機已經臨近了，在這一次民主化機遇到來之際，中國的政治精英人士和民運團體千萬不能再犯1989年那樣幼稚的錯誤，面對當今中國的政治現實，「兩害相勸取其輕」，我們寧要袁世凱也不能要奇奧賽斯庫，因為袁世凱尚有可塑性，而奇奧賽斯庫只會抱著花崗岩的腦袋為共產專制殉葬。鑒於中國專制獨裁土壤的深厚，我們不能奢望一步實現美國式的自由民主，面對現實，要加快中國的轉型，唯有先支持新袁世凱破除最嚴酷、最反動的共產專制，而後，再與新袁世凱的維權半獨裁政權 和平較勁不遲。
當今中國瓦解專制的「隱性力量」狀況怎樣呢？喜憂參半。
喜的是：整個社會民眾對中共官方的負面認識，遠比1989年時更加普遍、更加深切。如今，對於中共的壞，已經用不著精英人士費力去啟蒙，中共的各級貪官污吏用其暴政，正在越來越有效地給大眾上著一堂堂生動的啟蒙教育課；民眾的抗爭，已經用不著精英人士費力去動員、組織，中共的各級政權正在越來越有效逼迫越來越多的民眾起來抗爭…如今，死心塌地維護中共政權的在高層中也只是一小撮，大部分中共官僚內心也清楚共產黨不是東西、將來靠不住，他們維護共產黨僅僅是為了既得利益，一旦既得利益有別的途徑合法化，他們「叛黨」輕車熟路、威力無窮…可見，如今的中共比起1989年更加人心喪盡，如今的中國，去除共產黨統治的「隱性力量」比起八九民運期間更加壯大、更加有群眾基礎。
那麼憂的是什麼呢？是民眾的人文素養滑坡。
比起1989年，如今民眾抗爭的方向更不明確、訴求更加膚淺狹隘：受害者普遍只爭個體的經濟補償，缺乏根本性的（政治的）訴求，傳統中「只反貪官，不反皇帝（體制）」的糟粕沉渣泛起，把維權抗爭運動引向歧途…民眾的這些個侷限性，造成維權運動打不中中共的要害也為中共當局的對維權群體的收買和分化瓦解提供了可乘之機。
比起1989年，如今民眾的思想更加混亂：鄧、江二十多年的跛腳經濟改革，特別是1992年以來的大規模權貴私有化運動，造成腐敗空前、貧富懸殊，這使得相當部分的民眾對「改革」產生了誤解，進而盲目抵制一切改革，甚至懷念毛澤東時代那種毫無自由的「公平」，新、老左派乘機煽風點火，偽裝成弱勢群體代言人，企圖藉助民粹力量在政治上卷土重來…這就造成相當一部分民眾抗爭方向陷入誤區，他們看不到政治上的專制獨裁是其改革時代受害的根源，轉而否定經濟改革，捍衛實際上令他們受害的經濟根子--「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
由於一九八九年以來，中共極力煽動民族主義、宣揚儒家糟粕思想，以對抗自由民主思潮，十多年來造就了大批的新愚民和憤青，這些人缺乏自由民主的概念，片面地認為中國糟糕的現狀是缺乏權威領袖造成的，進而擁護胡錦濤反腐集權、加強獨裁政治，並且狂熱地支持新專制獨裁者的「學術」吹鼓手郎咸平。中國的新儒家勢力，政治上主張威權獨裁政治，經濟上鼓吹專制色彩的平均主義「民生」政策，意識形態上謀求儒家獨尊；憤青們則主張走德、日法西斯「崛起」之路…...
總之，上訴這些人的訴求，與中國的憲政民主轉型格格不入；這部分「隱性力量」，對中國的自由民主化是誤導的力量、阻滯的力量和潛在的破壞力量。上述這些 「憂」的因素，導致中國社會的「隱性力量」的合力有只反中共、不反專制的危險趨向，中國的政治精英人士和民運團體應該及時扭轉這一趨向。
… …
所有這些個「憂」，是由在中共專制統治下嚴重缺乏自由信息造成的，一般來說，一個正常的人之所以愚昧，是因為得不到真實信息，得不到足夠的真實信息，也就無法比較和鑒別。因此要增強和改善瓦解專制的「隱性力量」，首先就要在突破中共的信息封鎖的工作上一個台階。當今最有效自由傳播信息的工具非網際網路莫屬，經過有關仁人志士的大力研究，突破中共網路防火牆的代理軟體已經具備，我們應該大力在大陸傳播破網軟體。
但是令人遺憾的是：除了法輪功朋友為了「傳九退三」需要而順帶做了一些傳播破網軟體的工作以外，迄今為止海內外沒有任何一個民運團體在做向大陸傳播播破網軟體的工作。這種狀況必須立即改變。法輪功朋友也應該將傳播破網軟體當作與「傳九退三」同等重要的工作來抓，因為傳播破網軟體本身也包涵了「傳九退三」，而且傳播破網軟體讓大陸的法輪功學員實行起來更加安全，使中共警特人員難以找到抓人的藉口。
民眾抗爭的方向更不明確、訴求更加膚淺狹隘…大陸維權運動的這些侷限性亟需民運團體介入大陸維權運動來解決，但是令人遺憾的是：除了泛藍聯盟外，至今沒有一個民運團體將與大陸維權運動的結合當作主要工作來抓，因為脫離大陸民眾，因此海外民運團體缺乏力量和活力，有些已經淪為曲高和寡的空頭學者、理論傢俱樂部。
民運的這種狀況必須立即改變，必須將秘密滲透中國大陸當作主要任務來抓，必須像辛亥革命前的「文學社」和「共進會」一樣，滲透中共黨政軍，必須秘密滲入維權運動、領導維權運動 、秘密建立組織、壯大力量，伺機向中共發難。
泛藍聯盟植根大陸、介入維權的戰略是正確的，但在中共胡錦濤中央瘋狂打壓民間獨力組織的當頭，不宜公開活動，免得無謂犧牲，現階段，當以保存有生力量為要，在保存有生力量的前提下，秘密發展組織、壯大力量，時機成熟時再公開向中共叫板不遲。
總之，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只要中國的仁人志士充分汲取上個世紀的歷史教訓和經驗，有針對性地推進瓦解中共專制的工作，本世紀初的二十年內建成憲政民主中國大有希望。@
星期六 2007年9月29日下午 1:44:04成稿
綱要：
一，由「八一九」事件談起：順應了歷史進步潮流就一定能夠成功嗎？歷史重大事件需要重新認識和比較；
二，新思維看「八一九」事件：決定進步機遇得失的兩種主要力量；
三，新思維看「九一三」事件：毛時代中國「隱性力量」的嚴重缺失；
四，新思維看「六四」事件：關鍵時刻促成進步的「顯性力量缺失」；
五，歸納：在具體的歷史事件中，順應歷史進步潮流為什麼不是成功的保證。
六，再看戈爾巴喬夫的偉大；
七，中國當前兩種力量的現狀以及民運的最佳對策
一
前蘇聯「八一九」事件是人類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偉大事件，「八一九」事件直接造成了前蘇聯的解體，自此長達七十年的共產專制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被畫上了句號，從此人類共產餘孽苟延殘喘、垂死掙扎、敗局已定。「八一九」事件的正義的意義與「十月革命」的邪惡意義一樣深遠，它是道德對「十月革命」的莊嚴否定，它是正義對「十月革命」的死刑宣判。
「八一九」事件過去整整有十六年了，但是至今仍在共產暴政中煎熬的中國人對這一事件卻缺少深刻的反思：即使是異議人士，不少人認為「八一九」事件之所以得到一個理想的結果，是因為亞納耶夫政變集團反歷史進步潮流而動，而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開明派、以葉利欽為首的變革派，則順應了歷史進步潮流。這種泛泛的認識用來啟蒙小學生當然夠用，但作為一種反思就太過粗淺，因為這是一種用冠冕堂皇的「大道理」迴避歷史事件中敏感部分和難點的「反思」，它不僅掩蓋「反思」 者的無能和懶惰，也常常誤導後人。
順應了歷史進步潮流就一定能夠成功嗎？從長遠來看也許是的，但就特定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來看卻未必。在共產中國的「九一三」事件和「六四」事件中，順應歷史潮流的一方都失敗了，而且敗得很慘。這就證明了在具體的歷史事件中，順應歷史進步潮流並不是成功的保證。
在具體的歷史事件中，順應歷史進步潮流為什麼不是成功的保障？我試以前蘇聯的「八一九」事件和中共國的「九一三」事件、「六四」事件作為案例進行分析、比較，以求說明這個問題，並且看看蘊含其中的、影響了這些個重大事件結局的因素，還有哪些尚未被人們發掘重視。另外，鑒於「九一三」事件、「六四」事件對中國走向影響同樣深遠，深入比較前蘇聯「八一九」事件和中共國的「九一三」事件、「六四」事件，不僅有助於更準確地認識蘇聯得以和平演變的原因，也能夠為精英人士更妥當地推動中國轉型、抓住下一次機遇提供經驗指南。
二
先看「八一九事件」。
1991年八月十八日，由前蘇聯副總統亞納耶夫、總理帕夫絡夫、國防部長亞左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內務部長普戈組成的「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控制了莫斯科的要害部門，軟禁了正在黑海海濱福羅斯休假的戈爾巴喬夫，八月十九日凌晨，政變分子通過塔斯社播發命令，謊稱正在黑海休假的前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因病不能履行職務，由亞納耶夫接任總統；隨即，亞納耶夫等人又宣布在莫斯科及蘇聯部分地區實行戒嚴，一切權力歸「緊急狀態委員會」；同時，政變集團派出特種部隊去逮捕俄羅斯總統葉利欽。葉利欽當時正在俄羅斯聯邦官邸「白宮」，出乎亞納耶夫等人意料的是，葉利欽面對前來捉拿他的部隊，毫無畏懼，挺身走出白宮向部隊發表訓話，譴責政變是 「倒退的」、「反憲法」的，他又爬上一輛坦克發表演講，就是那篇即興演講中有著名那段：「你們可以用刺刀撐起王冠，但你們不能長久…」，在葉利欽極富膽魄的感召下，特種部隊倒戈了，消息傳出，莫斯科大批民眾湧上街頭，抗議「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倒退政變，受命開進莫斯科鎮壓民眾的戒嚴部隊拒絕執行向抗議人群開槍的命令，宵禁瓦解了，越來越多的民眾湧上街頭抗議…...亞納耶夫等人見大勢已去，慌忙派人到黑海向戈爾巴喬夫認錯、乞求寬恕，戈爾巴喬夫恢復自由後，於八月二十二日飛抵莫斯科，展開清算行動，「緊急狀態委員會」除戈普自殺外，全部鋃鐺入獄，復辟共產專制的倒退政變徹底的失敗了。
前蘇聯的「八一九」倒退政變，從舉事到失敗僅僅三天時間，表面上看，是葉利欽站在政變部隊坦克上演說的英勇魄力挫敗了政變分子，從深層次看，這同樣是戈爾巴喬夫「新思維改革」的功效。
「八一九」事件發生之前，戈爾巴喬夫領導蘇聯進行了五年的「新思維」改革。由「公開化」運動開始，持續五年的政治民主化改革，使前蘇聯各民族受到一次比赫魯曉夫時代更為廣泛和透徹的啟蒙，自由民主理念已深入人心，以至於亞納耶夫的「緊急狀態委員會」發動的政變，不僅受到前蘇聯民眾的廣泛抗議，也遭到體制內的強烈抵制，受令去抓捕葉利欽的克格勃反恐精銳部隊「阿爾法」拒絕從命、執行戒嚴任務的莫斯科衛戍部隊拒絕服從向示威民眾開槍的命令、前蘇聯空軍甚至威脅，政變分子要是敢向人民開槍，空軍就轟炸「緊急狀態委員會」總部大樓…...在這樣懸殊的形勢面前，「八一九」政變分子簡直成了油鍋上的螞蟻、秋風中蹦跳的幾隻螞蚱，怎麼可能不迅速失敗？
戈氏發起的「新思維」改革運動徹底拆除了支撐專制權力的支架，不可否認，這固然給了亞納耶夫、亞左夫、克留奇科夫等蘇共頑固派進行復辟專制陰謀活動的空間，釀成了「八一九」事件的爆發，但是，「新思維」改革運動的成果，卻也使得亞納耶夫政變集團迅速失敗，戈爾巴喬夫的真誠改革解脫了套在前蘇聯民族項上的共產枷鎖，也救了他自己。緊急狀態委員會要是成功了，戈氏的結局只有比趙紫陽更加悲慘。
在八一九事件中，開明派和變革派的迅速獲勝離不開戈氏政治改革創造的整體環境。如果沒有「新思維改革」帶來的新聞出版自由、組黨自由、學術自由、民主選舉…前蘇聯上上下下就會因為缺乏真實的信息、沒有比較和鑒別，因而就不可能對前蘇聯專制體制的邪惡有著廣泛的覺悟，進而也不可能對「緊急狀態委員會」發起的倒退政變有著清醒的認識、普遍地進行抵制…...葉利欽固然英勇機智、膽魄超群，但是只要當時執行命令的軍官稍微堅定一點，歷史肯定會改寫：先把你綁了，塞進車裡，看你如何「英勇機智」？
在八一九事件中，執行政變命令的軍官為什麼普遍動搖？因為「緊急狀態委員會」不得人心；「緊急狀態委員會」為什麼不得人心？這就不能不歸功於戈爾巴喬夫五年來政治改革啟蒙的功勞，包括共產黨官僚在內的大多數人一旦從鐵幕的開口處體驗到和煦的暖陽，就再也不允許將鐵幕重新封上。整個社會人心的相背，進而影響到體制內人心的相背，這就是整體軟力量功效。
就對政治事件的影響來說，這種整體軟力量是由意識形態、社會文化、傳統習俗、政治體制等諸多因素造就的政治上的價值取向，俗稱「人心」、「民心」，由於它蘊含在整體當中，看不見、摸不著，不妨稱之為影響政治事件的「隱性力量」。
像葉利欽在關鍵時刻展現出來的力量，由於具有人格化的外形、並且集中在極少數特殊的政治大人物身上，較為形象直觀，因此不妨稱之為影響政治事件的「顯性力量」。
實際上，前蘇聯「八一九」事件之所以出現喜劇性的結果，「顯性力量」--葉利欽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振臂一呼的作用不可少，「隱性力量」--戈爾巴喬夫五年來政治改革啟蒙所起的作用也不能缺。
但是中國的精英人士往往片面的注重這兩種力量中的一種，中國的歷史學者尤其喜歡用用冠冕堂皇的「大道理」迴避對歷史事件中敏感部分和難點的分析，這是中國人作為一個民族屢屢不能正確汲取歷史教訓的原因之一。
由「八一九」事件可以看出：要成功變革，特殊大人物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的「顯性量」是不可或缺的，社會和體制人心相背的「軟力量」同樣不能缺少。
三
回眸共產中國歷史上的「九一三」事件：林立果當年比葉利欽年輕得多，其所處的政治環境也也比葉利欽的惡劣得多，林立果仍然英勇反抗，可見林立果的英勇機智、超群膽魄決不遜於葉利欽，林立果有不下三個刺死毛澤東的絕佳機會，行動卻全部失敗，最終落得折戟沉沙的悲慘下場。林立果政變集團「聯合艦隊」為何有著那樣好的機會，最終卻慘敗收場呢？這就是隱性力量--整個社會意識形態和人心的「軟力量」起了作用：
「九一三」事件之前，歷經毛時代二十二年的全封閉式的愚民洗腦和造神運動，整個中國民族已經非常愚昧，毛澤東已不僅在普通民眾中，而且在整個中共官僚集團中，散發出一種神性的光輝，通過血腥內戰奪取政權的毛澤東，本來就擁有打天下的虎威，再加上頭上的神性光環，愈發顯得凜然不可侵犯，這就無形當中給毛澤東的對手採取主動行動造成了難以逾越的心理障礙。當時毫無自由信息流通、整個社會無法鑒別，整個中國上上下下普遍視極權暴政為正常，真以為外國人大多掙紮在水深火熱之中…...毛主席就是中國人民的 「大救星」，因此，杵犯毛主席就如同杵犯老天爺、就等於反對中國國家和民族，再加上中國儒家傳統造成的以下犯上「大逆不道」的舊有心理障礙，因此，執行刺殺毛任務的刺客關鍵時刻拔不出手槍、執行狙擊毛專列的特工隊關鍵時刻「找不到」狙擊點、執行追炸毛澤東專列的飛行員關鍵時刻「發不動」飛機，從而眼睜睜地看著毛專列疾馳而去，直達北京！
極權全封閉社會意識形態洗腦造成的這種強大的「軟力量」，使得任何反叛神壇領袖的行為都處於與整個國家民族社會對抗的凶險境地，使得反叛行動的具體執行人很難不背上沈重的心理包袱。據此可知，林立果的慘烈失敗的原因，看似某幾個人在關鍵時刻心理出了問題，實際上這個偶然性卻包涵深刻的必然因素。
綜上所述，比起中共國的「九一三」事件和「六四」事件中反專制者的命運，前蘇聯「八一九」事件中的反抗專制者命運之所以迥然不同，正是在於當年的前蘇聯社會和中共國社會所擁有的這兩種力量的差異：
「九一三」事件發生時的中共國社會，是一個被鐵幕嚴密籠罩下的社會，是一個以毛澤東為獨一真神的社會，整個社會根本沒有反抗專制的覺悟，政變骨幹分子林立果、周宇馳等有條件獲取真實信息的覺悟者，在中共高幹子弟中都屬於極少數，可見他們整個中共體制內、整個社會中是何等的孤立！「聯合艦隊」骨幹分子在當時中國恍若外星人，成了名副其實的「一小撮」。簡而言之，「九一三」時的中共國，根本沒有推翻專制的「軟力量」。那麼「硬力量」呢？也不充分。林立果等人雖然身居要職，行事便利，但由於毫無資歷，他們畢竟缺乏號令軍方的權威，而且，他們太年輕而缺乏政治鬥爭經驗；林彪雖然有號令黨政軍的權威，但遠無法與神壇上的毛澤東相比擬，而且，林彪懾於毛澤東的淫威，在策略上取了被動應付的下策，猶豫不決，不敢對毛採取主動行動，危急時刻手足無措，竟然被兒子推著走。綜而言之，「九一三」時的中共國，瓦解專制的隱性力量（「軟力量」）根本沒有，推翻專制的顯性力量（「硬力量」）也不充分，林立果集團要想成功，難於登天。
四
再看「六四」事件。
中國八九民運時期，中共國社會已經具備推翻專制的「軟力量」。經過胡耀邦、趙紫陽兩個開明統治時期，中共專制暴政的受害者紛紛的覺悟，五十年代的受害者當時也不是很老，中共的官僚集團、特別是中低級官僚階層，當時遠未像現在這樣貪腐，他們在文革中也普遍挨過整，也希望改革專制體制。年輕人則由於那個時期的出版物、媒體、影視作品大力揭露文革歷史而深受啟蒙，而且，當年由於物質生活所限，民眾的關注也尚未像今天這樣，深深地被中共誘拐到聲色犬馬中，社會大眾追求政治進步的熱情仍然很高…總之，在1989年，瓦解專制的「軟力量」已經具備，當年春夏之間整個中國遍及二十多個城市的數百萬人的示威遊行就是最好的證明。
但可惜的是，當年結束專制統治的「顯性力量」（「硬力量」）卻不充分：當時最具權威的實權政治人物鄧小平，頑固堅持跛腳經濟改革路線、死守一黨專制「底線」，雖然趙紫陽、楊尚昆一旦聯合起來，有推翻鄧小平的實力，而且當時已經具備推翻鄧小平的大好時機，但是因為懦弱和患得患失，趙紫陽在關鍵時刻選擇了逃避，一直在觀望的楊尚昆眼見趙紫陽軟弱，最終倒向了鄧小平，解放軍因為沒有權威人物站出來號召，而唯有聽命於鄧小平… …由於關鍵時刻「硬力量」的不充分，導致一九八九時已經形成的、比較充分的「軟力量」遭殘酷的剿殺，最終在江澤民時期十多年的誘拐腐蝕收買下消耗殆盡，知識份子犬儒化，愛國青年憤青法西斯化。
「六四」事件的失敗是民主化變革因為缺乏「顯性力量」而失敗的典型例子：特殊的政治大人物鄧小平抗拒民主化，特殊的政治大人趙紫陽、楊尚昆雖然傾向於民主化，關鍵時刻卻不敢挺身而出號召軍隊、抵制鄧小平，因此造成了民主化的大好時機關頭促成民主變革的 「顯性力量」（硬力量）的缺失，結果造成了軍隊因為沒有更好的政治人格力量引導，而最終唯有聽命於鄧小平，這是「六四」失敗的最主要原因。
五
綜上所述，比起中共國的「九一三」事件和「六四」事件中反專制者的命運，前蘇聯「八一九」事件中的反抗專制者命運之所以迥然不同，正是在於當年的前蘇聯社會和中共國社會所擁有的這兩種力量的差異。
由前蘇聯「八一九」事件和中共國的「九一三」事件和「六四」事件的以上分析比較可知：一個特定區域內的社會要想抓住進步的變革機遇，與這個特定區域內以外的整體環境力量（即世界潮流）趨向並無直接關係，至少是短時期內無直接關係，而與這個特定區域內社會的局部環境息息相關，這種社會的局部環境包括國情、民情、文化傳統、各種社會政治力量的對比、相互作用等等因素，這些因素綜合起來，就形成了影響一個特定區域內的社會能否抓住變革機遇的最直接、最局決定性的兩種力量--「隱性力量」和「顯性力量」。
這就是在具體的歷史事件中，順應世界潮流（包括歷史進步潮流）為什麼不是成功的保證的原因。
歷史上既有諸多順應歷史進步潮流卻失敗的例子，逆歷史進步潮流而動反倒成功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歷史上倒行逆施卻大獲全勝的最經典案例莫如俄國的「十月革命」，列寧領導的暴力共產革命不僅極端杵逆歷史進步潮流，也不符合當時的世界潮流（當時的世界潮流是無君民主共和，並沒有共產革命的大潮），可見三十年後在全世界掀起赤色狂流「十月革命」當時完全是一小股逆流。倒行逆施卻成功的再一個生動例子是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這一政教合一的專制革命完全不符合當時的任何世界潮流，至今，政教合一、厲行伊斯蘭意識形態專制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模式在全世界也是獨此一家、別無分店。
六
前蘇聯「八一九」事件和中共國「九一三」事件、「六四」事件的深入比較，強烈地折射出戈爾巴喬夫人格的偉大：正是戈氏發起和領導的「新思維」改革運動營造了前蘇聯社會瓦解共產專制的「隱性力量」（「軟力量」）和「顯性力量」（「硬力量」）。沒有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整個前蘇聯社會在八十年代中後期決不會有拋棄共產專制的覺悟；正是戈爾巴喬夫構筑了前蘇聯黨政軍領導班子中的開明派勢力，正是戈爾巴喬夫把葉利欽由一個州委書記提拔為莫斯科市委書記、政治局委員，從此，葉利欽才有機會躋身最高權力的爭奪，也正是戈氏力扛頑固派壓力，容忍了葉利欽在蘇共中央的反叛行為…因此，沒有戈爾巴喬夫就沒有葉利欽，就沒有體制內瓦解專制的「顯性力量」，而如果沒有葉利欽等體制內瓦解專制的「顯性力量」在關鍵時刻發揮作用，戈氏在「八一九」事件中肯定成為趙紫陽第二，五年 「新思維」改革所構築起來的「隱性力量」也將像胡耀邦、趙紫陽十年改革的人文成果那樣功虧一簣。
當今，許多中國人嘲笑戈爾巴喬夫的真誠改革斷送了自己的權力，這些人不是糊塗、就是缺德。如果沒有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前蘇聯的確可以存在得更長久一些，但是中國及世界殘餘共產政權就會更加穩固、冷戰和軍備競賽會愈演愈烈、人類面臨戰爭、甚至核戰爭的危險會更大…就蘇聯自身來說，則會喪失和平演變的機遇，積重難返、蘇聯人民會更加痛苦、而且痛苦的時間更長久…由於前蘇聯是一座巨大的核武庫，各民族民風強悍，一旦不能和平演變，蘇聯在解體時前引發大動亂、大內戰的可能性非常的大，這是一幅何等恐怖的地獄般的景象！
與鄧小平相反，在重大的歷史轉折關頭，戈爾巴喬夫為自己的政客生涯選擇了恥辱，為人類選擇了和平。戈氏在任時念叨的那句「全人類的利益高於一切」，他真真切切、身體力行地做到了。
由上可知，戈爾巴喬夫是人類有史以來罕見的具有偉大人格的政治家，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比華盛頓更加偉大。因為美國自殖民時期開始，就是一片私有制完備的自由新大陸，當年美國總統的待遇並不是很高，華盛頓有自己的莊園、大地產和奴僕，他去職後盡可以過優裕的生活；而戈爾巴喬夫改革時所處的社會體制，卻是一個 「失去了權力就失去了一切」的共產社會體制，最高權力在手時，你盡可以過沙皇般的奢華生活，可一旦失去了權力，待遇及保障就要看別人的臉色了，是以故蘇聯各首腦中，除赫魯曉夫被政變趕下臺外，無不抓住權力到死，赫魯曉夫當權時威風快活，下臺後成了「特殊津貼」領取者，連旅行和出書的自由都沒有。
事實上正是這樣，戈爾巴喬夫交出權力後，待遇和保障完全得看葉利欽和普京的臉色，前蘇聯解體的第二天，他就被葉利欽逐出總書記的豪華官邸，靠葉利欽撥給的特殊退休金過活，1992年「十月事件」發生後，戈氏接受記者採訪時尖銳批評葉利欽的施政，葉利欽惱怒之下，下令削減了戈爾巴喬夫的退休金、降低了其座車的檔次、削減了其警衛的人數。
戈爾巴喬夫政治生涯清廉，他創作那本《改革與新思維》所得的稿費和版稅，是他職權帶來的、唯一歸個人所有的既得利益，但他將這一筆唯一的個人收益作為救濟金全部捐贈給了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的受害者，不管怎麼樣說，戈氏也算問心無愧了。實際上，傾注戈氏心血的《改革與新思維》，其發行雖然得益於戈爾巴喬夫的職權，但它前無古人的反思和總結了共產體制的理論及改革經驗，並對謀求人類未來和平發展作了大膽的思索，至今仍然是一本頗具價值的作為一部政治思想著作；相比之下，鄧小平、江澤民等中共特權官僚是何其鄙劣！鄧小平、江澤民動用秘書、「文膽」東拼西湊而成的《鄧小平文選》、《江澤民文選》，毫無思想價值和學術價值，純屬偽作和精神垃圾，其出版和發行完全依靠權力，但是鄧小平、江澤民卻死死抓著其垃圾作品「掙來」的巨額書稿收入，「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為」。
擁有戈爾巴喬夫是天賜前蘇聯人民之福，沒有戈爾巴喬夫則是中國民族的悲哀。中共國的前總書記趙紫陽，曾與戈爾巴喬夫彷彿似之，趙紫陽有戈氏的悟性，卻沒有戈氏的道德勇氣，他也不具備戈氏的改革條件。
七
如今中共國的最高權力集團，連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影子都找不見，卻有的是奇奧賽斯庫和袁世凱，這就是中國當前「顯性力量」現狀，這個「顯性力量」現狀看起來毫無革除專制的趨向，我們卻大可不必因此而悲觀絕望，因為專治制度下權力的分配與交接的無規則性，注定了奇奧賽斯庫和袁世凱之間爭鬥的你死我活性質，沒有規則就沒有底線，沒有底線，妥協最終是不可能的。胡錦濤最近向政敵全面出擊，招招凌厲狠辣，必欲致對手垮臺方罷休，事實上已經宣告胡某人謀求黨內和諧路線完全失敗。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等能夠穩定大局的權威中共元老已統統不在人世，最高權勢集團現行的一夥人都是你不服我、我不服你之輩，因此爭奪會更加激烈和殘酷。
另一方面，專制體制下無法遏制的制度性的貪腐愈演愈烈，逼迫越來越多中國民眾起來維權和反抗，中共政權鎮壓民眾的開支又不得不滾雪球地增加，這反過來使得經濟和社會治安惡化；同時，掠奪式的、畸形發展經濟又注定滑向危機的深淵…...這些因素，注定了民間的維權反抗會發展到全國性的、失控的地步。
內部爭鬥的巨大壓力、民眾反抗的嚴重挑戰，終究會迫使最高權力集團中的袁世凱式的人物，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和身家性命而發動政變，推翻中共黨內的奇奧賽斯庫；同時，為了獲取支持和人心，袁世凱式的人物必然要奪取意識形態和道義的制高點，以謀求站穩腳跟、建立新的統治。在今天，共產意識形態早已死亡，中共已經臭不可聞，意識形態和道義的制高點是什麼呢？當然是自由民主！因此，儘管不情願，袁世凱式的人物至少會拋棄中共，建立一個具有憲政民主雛形和框架的新政權。
可見，瓦解中共政權的「顯性力量」看似微妙，實則比1989年更具潛力和爆發性！中共國的危機就是民主化的契機，現在，隨著台海危機的急驟升高，中共國的危機已經臨近了，在這一次民主化機遇到來之際，中國的政治精英人士和民運團體千萬不能再犯1989年那樣幼稚的錯誤，面對當今中國的政治現實，「兩害相勸取其輕」，我們寧要袁世凱也不能要奇奧賽斯庫，因為袁世凱尚有可塑性，而奇奧賽斯庫只會抱著花崗岩的腦袋為共產專制殉葬。鑒於中國專制獨裁土壤的深厚，我們不能奢望一步實現美國式的自由民主，面對現實，要加快中國的轉型，唯有先支持新袁世凱破除最嚴酷、最反動的共產專制，而後，再與新袁世凱的維權半獨裁政權 和平較勁不遲。
當今中國瓦解專制的「隱性力量」狀況怎樣呢？喜憂參半。
喜的是：整個社會民眾對中共官方的負面認識，遠比1989年時更加普遍、更加深切。如今，對於中共的壞，已經用不著精英人士費力去啟蒙，中共的各級貪官污吏用其暴政，正在越來越有效地給大眾上著一堂堂生動的啟蒙教育課；民眾的抗爭，已經用不著精英人士費力去動員、組織，中共的各級政權正在越來越有效逼迫越來越多的民眾起來抗爭…如今，死心塌地維護中共政權的在高層中也只是一小撮，大部分中共官僚內心也清楚共產黨不是東西、將來靠不住，他們維護共產黨僅僅是為了既得利益，一旦既得利益有別的途徑合法化，他們「叛黨」輕車熟路、威力無窮…可見，如今的中共比起1989年更加人心喪盡，如今的中國，去除共產黨統治的「隱性力量」比起八九民運期間更加壯大、更加有群眾基礎。
那麼憂的是什麼呢？是民眾的人文素養滑坡。
比起1989年，如今民眾抗爭的方向更不明確、訴求更加膚淺狹隘：受害者普遍只爭個體的經濟補償，缺乏根本性的（政治的）訴求，傳統中「只反貪官，不反皇帝（體制）」的糟粕沉渣泛起，把維權抗爭運動引向歧途…民眾的這些個侷限性，造成維權運動打不中中共的要害也為中共當局的對維權群體的收買和分化瓦解提供了可乘之機。
比起1989年，如今民眾的思想更加混亂：鄧、江二十多年的跛腳經濟改革，特別是1992年以來的大規模權貴私有化運動，造成腐敗空前、貧富懸殊，這使得相當部分的民眾對「改革」產生了誤解，進而盲目抵制一切改革，甚至懷念毛澤東時代那種毫無自由的「公平」，新、老左派乘機煽風點火，偽裝成弱勢群體代言人，企圖藉助民粹力量在政治上卷土重來…這就造成相當一部分民眾抗爭方向陷入誤區，他們看不到政治上的專制獨裁是其改革時代受害的根源，轉而否定經濟改革，捍衛實際上令他們受害的經濟根子--「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
由於一九八九年以來，中共極力煽動民族主義、宣揚儒家糟粕思想，以對抗自由民主思潮，十多年來造就了大批的新愚民和憤青，這些人缺乏自由民主的概念，片面地認為中國糟糕的現狀是缺乏權威領袖造成的，進而擁護胡錦濤反腐集權、加強獨裁政治，並且狂熱地支持新專制獨裁者的「學術」吹鼓手郎咸平。中國的新儒家勢力，政治上主張威權獨裁政治，經濟上鼓吹專制色彩的平均主義「民生」政策，意識形態上謀求儒家獨尊；憤青們則主張走德、日法西斯「崛起」之路…...
總之，上訴這些人的訴求，與中國的憲政民主轉型格格不入；這部分「隱性力量」，對中國的自由民主化是誤導的力量、阻滯的力量和潛在的破壞力量。上述這些 「憂」的因素，導致中國社會的「隱性力量」的合力有只反中共、不反專制的危險趨向，中國的政治精英人士和民運團體應該及時扭轉這一趨向。
… …
所有這些個「憂」，是由在中共專制統治下嚴重缺乏自由信息造成的，一般來說，一個正常的人之所以愚昧，是因為得不到真實信息，得不到足夠的真實信息，也就無法比較和鑒別。因此要增強和改善瓦解專制的「隱性力量」，首先就要在突破中共的信息封鎖的工作上一個台階。當今最有效自由傳播信息的工具非網際網路莫屬，經過有關仁人志士的大力研究，突破中共網路防火牆的代理軟體已經具備，我們應該大力在大陸傳播破網軟體。
但是令人遺憾的是：除了法輪功朋友為了「傳九退三」需要而順帶做了一些傳播破網軟體的工作以外，迄今為止海內外沒有任何一個民運團體在做向大陸傳播播破網軟體的工作。這種狀況必須立即改變。法輪功朋友也應該將傳播破網軟體當作與「傳九退三」同等重要的工作來抓，因為傳播破網軟體本身也包涵了「傳九退三」，而且傳播破網軟體讓大陸的法輪功學員實行起來更加安全，使中共警特人員難以找到抓人的藉口。
民眾抗爭的方向更不明確、訴求更加膚淺狹隘…大陸維權運動的這些侷限性亟需民運團體介入大陸維權運動來解決，但是令人遺憾的是：除了泛藍聯盟外，至今沒有一個民運團體將與大陸維權運動的結合當作主要工作來抓，因為脫離大陸民眾，因此海外民運團體缺乏力量和活力，有些已經淪為曲高和寡的空頭學者、理論傢俱樂部。
民運的這種狀況必須立即改變，必須將秘密滲透中國大陸當作主要任務來抓，必須像辛亥革命前的「文學社」和「共進會」一樣，滲透中共黨政軍，必須秘密滲入維權運動、領導維權運動 、秘密建立組織、壯大力量，伺機向中共發難。
泛藍聯盟植根大陸、介入維權的戰略是正確的，但在中共胡錦濤中央瘋狂打壓民間獨力組織的當頭，不宜公開活動，免得無謂犧牲，現階段，當以保存有生力量為要，在保存有生力量的前提下，秘密發展組織、壯大力量，時機成熟時再公開向中共叫板不遲。
總之，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只要中國的仁人志士充分汲取上個世紀的歷史教訓和經驗，有針對性地推進瓦解中共專制的工作，本世紀初的二十年內建成憲政民主中國大有希望。@
星期六 2007年9月29日下午 1:44:04成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