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諧社會」與「上訪村」

中共「十七大」將於十月十五日召開，而「和諧社會」也成為「十七大」的主軸。在這之前，中央要求各級黨委為「十七大」召開「創造良好政治與輿論環境」。因此，據媒體報導，中共似乎決心在「十七大」召開前，將北京上訪村拆除，使外地訪民絕跡於北京。

「上訪」原指「信訪」制度的一環，也就是社會成員利用寫信或走訪等方式，向社會管理者反映問題和意見，進行利益表達的一種活動。「信訪」最初的制度設計基本上以越級信訪、高層直接辦理或檢查催辦為前提，目的是避免中下層官僚組織的懈怠、勾結與跋扈，其原理與傳統的行政司法體制中的越級申訴、進京鳴冤等也一脈相承。可見下情上達、上行下效是從古代「京控」到當前「信訪」制度設計的核心價值。

然而百姓提到「信訪」，想到的總是千里迢迢的「走訪」，大多數訴求都湧到中央，主要起因於群眾對中下級機構的不信任，以及藉助「上旨」加強自己相對於下級官僚或強勢群體的談判地位的策略。老百姓抓住這根「救命稻草」的邏輯非常簡單：誰有權任命官員，誰就有能力約束官員。上訪者傾向於相信，他所反映有問題的政府，跟其上一級政府免不了要「官官相護」，而最沒有「官官相護」嫌疑的是中央政府。但依據制度邏輯，最終還是由縣政府來處理鄉鎮政府。上訪者也明白這一點，但如果有更高級政府的「尚方寶劍」在手，下級政府在「官官相護」的時候便會有所忌憚。這也是北京「上訪村」的成因，由於鄰近兩個中共中央機關的信訪接待辦公室，自文革至今，一直都聚集了許多上訪者。

對於上級政府來說，上訪者所提供的個案匯總，是可以作為發現總體情況的依據。對上訪者而言，他會有意識地把自己的個案問題普遍化，以期引起上級領導的重視。而集體上訪和反覆上訪就是一種向政府和社會表明問題普遍和嚴重的有效手段。一旦一起集體上訪的個案得到優先處理，產生的示範效應往往鼓勵其他上訪者群起仿效。這就是民間流傳的「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上訪經驗的由來。

中共2005年新修訂的《信訪條例》，為了強化各級領導的責任，建立了「各級信訪工作領導責任制和責任追究制」，這樣就迫使地方黨政想盡一切辦法壓制民眾進京上訪，最為常見的是採取各種手段打擊迫害信訪公民。調查表明，一些地方政府使用暴力等手段攔截上訪人（稱為「劫訪」）進入上級黨政機關已是公開的事情。依據大陸官方數據，土地徵收徵用、城市建設拆遷、環境保護、企業重組和破產、涉法涉訴等突出問題，成為當前信訪工作的重點。隨著「十七大」與奧運日益臨近之際，社會問題對執政者而言變得更加棘手。一方面大陸當局在奧運期間必須給予外籍媒體相當程度的自由，又擔心人民會利用這一監控「空隙」，揭露國內的社會問題。因此，這一段期間包括對上訪群眾的壓制、對宗教與網路控管等戕害人權之措施，值得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