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大學本部大樓二一八畢業生議會廳，百多名聽眾擠得滿滿的。來自北京的著名理論家謝韜演講「關於民主社會主義問題」。八十六歲的謝韜，雖行動遲緩，卻中氣十足而爽朗宏言，令香港聽者頗感意外。
今年初春，他在《炎黃春秋》上發表《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宛若一石激起千層浪，成了中共十/七大.之前一場政治理論風波。身處中共思想理論界重大爭議的旋風中心，他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卻背了一首他的舊詩作：「行雲流水去，清風明月來。生動無凝滯，芯花漫自開。」一首恬淡雋永的小詩，正是他此際的心情寫照。
他說，中國的問題可以用三個字來形容：急，等，促。即不能急，急不得；但也不能等，等不到；只有促。只要共產黨方向正確，向民主憲政的方向前進，小步前進，大步是走不出去的，慢步前進，積小步為大步，也許二三十年後會有大的轉變。《炎黃春秋》有勇氣發表這一文章，就是一種促，讓人們看到了中國的一點希望，同時也讓人看到領導者在汲取教訓，作歷史反思，採取寬容態度。歷史在緩慢地向前推進，在無聲無息地逐漸地轉換著。中國的問題急不得，也等不得。
他說：「二十年後的大轉變，我們這樣的老人是看不到了，都死了，現在三十多歲的人，經過二十年的奮鬥，他們與舊的那套沒有聯繫了，有了新的思想，到了中共二十大的時候，會有大的轉變。我們雖然看不到了，但要促。活著一天，有話就說。我風風雨雨幾十年都過來了，入黨六十年，在中國也算是最早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教員，到了晚年，未來的日子不多了，如果再不把自己一生感受到的問題，說點真話，自己都愧對自己了。見上帝之前，留下幾句真話，就是這樣的心情。」
他說：「中國當前最主要的問題，是要重新評價毛澤東，重新清理毛澤東，在走向一個更有活力的民主社會中，清理毛澤東的思想和政治障礙，不清理毛澤東幾十年來造成的罪惡，中國不能前進。胡錦濤最近提出四個堅持：堅持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堅持科學發展觀，堅持和諧社會，建設小康社會，用這新的四個堅持取代了舊的四個堅持，這就是一個進步，就是在前進，不可能要求它一下子轉變過來，但它每前進一步，我們應該歡迎，中國社會目前還沒有到翻天覆地巨變的時候。」
謝韜患有心臟病、高血壓，胃部被切除了四分之三。他每天的活動主要是讀書，早晚兩次在住宅小區散步。最高興的是有三五老友到他家小坐。中共中央原組織部副部長、毛澤東政治秘書李銳、中共中央原宣傳部長朱厚澤等是他家的常客。他們關上門交換最新獲得的政壇信息，說說在門外不好說的真話。
二零零七年一月下旬，謝韜發表了關於民主社會主義的檄文後，朋友們都為他擔心。他笑著說：「直到今天，有關部門有關領導沒有任何人為此找我談話。」只是七月一日，他所工作的學校，即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委依往年慣例上他家探望，送給他一盆天鴻爪花，還有一套寢具、一封賀信。謝韜說，兩個月過去了，花還盛開著。
謝韜和夫人是九月六日從北京來香港的，參加《明報月刊》五百期誌慶講座，他是主講嘉賓。同一飛機抵達香港的還有特邀嘉賓、《炎黃春秋》雜誌社社長、原中國新聞出版署署長杜導正和女兒《炎黃春秋》副秘書長杜明明等人。謝韜說，他和發表這一文章的《炎黃春秋》都沒有遇到麻煩，這是當局的「寬容」，體現了官方的一種「保護」。
未被處分體現寬容
文章發表後，他和《炎黃春秋》的朋友們都提心吊膽，因為不知道當局會有什麼反應，是未知數心裏就不踏實。但文章發表的五個月裡，領導上沒有任何反應。直到五月十日，《人民日報》才刊登一篇答讀者問的文章，論及此文。這前後中央下達一個精神：此文不傳播，不轉載，不批判，不爭論，個人可以對此表態。中央沒有干涉、打壓文章掀起的討論氣氛。對意識形態理論爭論，中央不急於發表意見，採取一種開明的寬容態度，也是在汲取歷史教訓，這是中央和領導人的一種進步。
謝韜說，按照中共傳統，任何一次黨的代表大會召開，全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學習代表大會的有關文件，以黨代會的文件統一全黨的思想，不希望干擾，不希望有雜音，不希望分散關注點。在中共十/七大.之前，能發表這篇文章，公開討論長達半年，很了不起了。一百多年沒有與中國人民見面的西方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在中國一貫都是封鎖的，批判的，現在可以公開談論，象徵意義很大。他認為即將召開的中共十/七大.會朝民主社會主義前進一步，不會開倒車。他說：「中國缺少的不是誰說得正確，誰說錯了，而是把話說出來，這個現象本身更具意義。中國曾經是有話不能說，而今能說了，引起社會爭論，這就是進步。」
《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早在二零零六年就寫好了。謝韜與一些朋友商談中，預測文章提出的問題具有很大衝擊力。長期來在當局封鎖下，這一問題是無法公開討論的，對毛澤東思想的否定，對列寧和斯大林思想的否定，這在中國是一個十分重大的政治問題，他不能不慎而又慎，文章就一直壓著沒有發表。不知是誰將他的這篇文章放到網上，散佈很快，當時他還不知情。他人在成都，《炎黃春秋》編輯部朋友給他電話，說從網上看到了這篇文章，想將文本裡一些尖銳或敏感的用詞作些改動，準備在《炎黃春秋》上發表，謝韜同意了。
他說：「發表前，編輯部多次作了研究，為發表這篇文章作了三種準備。一是可能會引來上級部門指令封門，那就要找律師打官司。一是這一期被禁止發行，以前也有過先例，如果是這樣，編輯部就提前發行一部分雜誌。一是刊出後，上面有人來打招呼，要求編輯部作檢討，或者其他一些相關措施，施加政治壓力。」文章終於破土見了陽光，引起強烈反響，而中央採取少見的寬容態度。謝韜說：「這令我們意外但又是等待中可能的最好反應。文章受到傳統左派狂熱攻擊，各地舉行了十多場大批判會，指責我顛覆共產黨，反社會主義，反憲法，反黨章，都不是講道理的，而是文革式批判。」
他坦承這篇文章之所以能在人民中生根，是因為表述了人們長期隱藏在心中的歷史感覺、歷史反思。文章的觀點，不是他一個人的，許多朋友和同事在長期的政治和學術的經歷後，也有同樣的看法，只是分散的，他不過是系統地加以表述。他說：「中國歷次運動，大家從切身經驗裡，有自己的歷史感覺，很多人都在作歷史反思，包括黨內一些領導幹部。這是一個正常健康的人必然有的理性思考。我不過是他們當中的一個。中國這幾十年培養了這樣的一種人，年輕時真心為革命，真心去擁護，到了晚年，經歷了幾十年風雨，人就想說點真話，面對真實的歷史去探討未來。」
謝韜小檔案
今年八十六歲，曾任重慶《新華日報》記者、延安新華總社編輯。一九四九年後，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編審，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副社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