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人權聖火於二零零七年八月九日在希臘點燃，並開始在歐洲各國傳遞、引起國際社會關注之際，「人權聖火」的發起組織── 「法輪功受迫害真相聯合調查團」北美分團的成員安世立大律師（Clive Ansley）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中共根本沒有實現申奧時關於改善人權的承諾。他還表示，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事是毫無疑問的。
科來福•安世立（Clive Ansley）是執業大律師，「加拿大律師人權觀察」（Lawyers' Rights Watch Canada）的中國國家監督員，參與加中關係研究四十餘載。他本人在中國從事過律師職業十四年。同時他作為專家證人向加拿大、美國和歐洲多個國家的各級部門提供有關中國法院以及司法體制方面的專家證詞。安世立能讀能說中文，被譽為「中國通」。
「納粹也不曾這樣幹過」
安世立談到：「非常顯而易見，中共不但沒有實現承諾改善人權，今天中國人權被虐待現象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糟糕。
「在我們談論這個話題的時候，一直會遇到一個問題。我發現人們在談論中國的人權狀況，不論他們認為是改善了還是惡化了，很多時候，說話者是在談論不同的概念。
「當我說中國的人權狀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惡劣，總會有人說，他們不再有街委會了，人們夜間可以去搖滾咖啡屋，他們有酒吧和娛樂，各式各樣以前不曾有過的東西。中共對他們的日常生活放寬了控制，所以人權當然是改善了。
「如果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人權，我同意他們的說法。但是，這不是我對人權的定義。
「是的，今天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有了多一些的自由。但這僅僅是因為中共從來不關心這些。中共在政治上老於世故，他們明白如果再用毛的那一套老舊的方式鎮壓人們，讓人們在夜間窺視別人的臥房，監督別人最隱私的日常生活，逼迫他們參加政治運動，出去遊行飛舞著旗子，等等，中共知道人們受夠了，再這樣做中共會面臨群眾的反抗。中共也意識到他們不再具有任何意識形態，他們不在乎中國人是否在收聽所謂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音樂，頹廢的音樂，他們不再在乎任何這類的東西。中共唯一在乎的是如何保持絕對的獨裁權力。當人們對日常生活的物質有一定程度的滿足後，就不會去反抗政府。比如他們能夠買張機票，到新疆去度個假。這些方面無疑在中國得到改善。
「我在談人權狀況比以往都惡劣時，我談的是比是否能在夜間去搖滾咖啡屋更為重要的東西。我們談論的是一個事實：成千上萬的人被活活關在一起，我說的概念是中共在關押這些人，把他們活活的關押著，根據需要去殺害他們，謀取他們的人體器官在市場上出售給國際上的客人。當我們看到這些，我們究竟如何來談論人權問題？麥塔斯和喬高在他們的報告中說：‘這是新的邪惡。’即使是德國納粹也不曾這樣幹過。」
作為執業大律師，安世立這樣定義「人權」：「我認為如果人們沒有言論自由，那根本就談不上人權。如果你沒有言論自由，如果你不能反對現任政府，如果你沒有集會的自由，如果你沒有信仰的自由，那你就沒有真正的基本人權。」
「是的，你可以去搖滾咖啡屋，你可以去聽爵士音樂會，你可以去看和脫衣舞類似的低級的時裝表演。如果這是你所說的人權，那麼是有進步。但是基本人權是在倒退。關於活摘器官進行兜售，我的觀點是：當這樣殘酷、這樣野蠻的事情發生的時候，你怎麼有可能和中共談人權的改善？」
「活摘器官無疑正在中國發生」
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事是否可能發生，是否正在發生的問題，安世立認為這是毫無疑問的。安世立說：「讓我回過來說一下你剛才提到的問題。因為在你的問題裡面，涉及到好幾個方面的事情。首先，你提到一些西方人士說這些只是大衛•麥塔斯和大衛•喬高的指控。首先我要指出的是：大衛•麥塔斯和大衛•喬高在資格方面是絕對可靠的。我認為除了中國政府以外不會有任何的人會對他們的可信性進行攻擊。當然，我並不是說他們可信就意味著指控真實，而是因為他們長久而且不容置疑的歷史表明他們是非常有道德原則的人、訓練有素的人。
「他們兩位都是律師，他們在取證、調查以及證據分析方面受過良好的訓練。他們是獨立的，在這個案子上不受雇於任何一方。所以他們的可靠性是不容置疑的。
「那麼接著就是閱讀他們報告的問題。我想任何西方人士對大衛•麥塔斯和大衛•喬高進行批評是因為他們沒有讀過他們的報告。我從頭到尾完整的讀過他們的報告。我認為證據是非常充分的。和大衛•麥塔斯和大衛•喬高一樣，很遺憾我不得不得出和他們一樣的結論。
「我也希望我得出的結論是，這些指控是虛假的，沒有發生過。但是我想，任何瞭解中國情況的人，任何瞭解舉證基本原則的人，任何明白針對類似案例取得我們稱之為 ‘絕對可靠證據’所面臨的難度的人，我認為任何這樣的人讀了他們的報告，都會認定對於正在發生的事情得出的不幸結論的有關證據會是非常充分的。
「我在這個用詞上是非常謹慎的。我沒有用‘證明（Prove）’這個詞。我認為任何人讀了大衛•麥塔斯和大衛•喬高的報告後印象深刻的一點就是，他們並沒有說他們報告中的任何證據證明了這個活摘器官正在發生。他們指出的是：很明顯，當人們在手術台上遭到謀殺時，你不可能找到‘冒著煙的手槍（Smoking Gun）’這樣絕對的、不可辯駁的證據來證明這個謀殺案的發生。
「有人說，北京政府可以像處理蘇家屯那樣，把證據都打掃乾淨。蘇家屯是最早發現活摘器官的地方。兩到三週後，北京政府讓美國大使館的人去參觀。他們看過後說：我們沒有發現任何證據證明這種事情正在發生。有人說他們當然找不到證據。北京當局有兩到三個星期的時間，在美國調查員到來之前，把一切都隱藏起來。而那甚至還夠不上對問題的調查淺嘗即止。
「如果我們目前假設，這事正在發生，有人躺在手術台上在被手術，他們的器官被取走，死了。即使這個調查員就在做手術的過程中出現，他又能發現什麼呢？在醫院的手術室裡，一直有人在被手術，會有很多血，會有器官被摘取，有人死在手術台上。那麼你以為你能找到什麼呢？
「現在大衛•麥塔斯和大衛•喬高所做的是，他們讓說中文的人扮成需要器官移植的人打電話去中國，跟醫生說，我們要煉法輪功人的供體，因為我們聽說他們是比較健康的人。他們過著健康的生活方式，所以我們要煉法輪功人的供體。你們有煉法輪功人的供體嗎？我們就有中國的醫生說：是啊，我們現在有不少他們的供體；或者他們會說：我們原來有他們的供體，但現在沒有，打電話給廣州吧，他們有法輪功供體；或者他們會說：我們現在沒有，但我們可以替你找到。他們或者還會說：我們總是用活的供體，我們不用腦死亡供體。
「我們有中國醫院的網站，在活摘器官事情曝光後，很多這些網站就關閉了。他們在網站上聲稱他們保證可以找到血型匹配的器官，有時是兩週以內，有時是兩天以內。除非你有一個這樣經營操作的系統，否則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我們有西方的醫生，專業從事移植手術和移植器官，他們會告訴你，根本不可能在這樣的時限內你會保證找到血型相符的親和的自願供體。在西方任何尋找移植器官的人，要等待五年，他們也許在等到之前就已經死了。
「在西方，我們有許多自願捐獻器官的人。出於文化的原因，中國人是很少同意捐獻器官的，幾乎可以說是聞所未聞。中國可以說是地球上最難找到自願捐獻器官者的地方。
「中國醫院要想保持器官移植手術數量的唯一方式就是有大量的供體等候著，他們的血型和肌肉組織型號被編入程序，至少這些信息被輸入電腦，以備一個外國病人到來，或者是需要腎，或者是需要心臟，或者是需要肝，然後他會被檢測，有關的信息就會被輸入電腦，然後他們會挑選一個活的供體，這個生命還活著的唯一原因就是為了血液配型。
「而這個人他所有的器官會被摘取，被用來移植。在西方我們會有一些做移植手術的醫生可以證明，這樣的移植手術的數目不可能在其它的情況下發生。
「回到大衛•麥塔斯、大衛•喬高和他們的報告上。他們在檢查每一項證據時一再強調，他們問：有這些證據就證明這個（活摘器官）發生嗎？不，不能證明。但是，非常具有暗示性。然後又接著檢查看下一個又一個的證據。當你把所有這些證據放在一起，雖然不能像在實驗室進行實驗那樣證明某種化學的反應，並不能用電視的鏡頭來證明法輪功的人被做器官移植手術，但是，我想任何有理智的人在讀過他們的報告後，都不會不確信這樣的事情正在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