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8-25 02:51:21作者：
據國外媒體報導，印度全國軟體與服務企業協會(Nasscom)會長基蘭·卡尼克(Kiran Karnik)週二發出警告稱，為避免中國今後取代印度在全球軟體外包業務上的領先地位，印度需大力加強教育和IT基礎投入。卡尼克稱，今後3~5年內中國軟體外包業務趕上印度的可能性不大，但其他競爭對手會快速行動起來，尤其不能忽視中國的發展速度。他認為，隨著中國IT人才數量的增長及政府管理政策的完善，中國正逐漸成為軟體外包的重要國家。「雖然目前全球軟體外包依然最青睞印度，但我們應確保今後數年中印度仍將保持領先地位。這就需要我們出臺相應優惠政策，建立良好的稅收環境，加大教育投入，打造更好的IT基礎結構。」亞洲開發銀行上月指出，印度教育投入已遠遠滯後於其經濟增長速度，該國僅有1.2萬家技術培訓和職業學院，而中國此類機構多達50萬家。近年來，軟體外包業務已成為拉動印度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2006年印度軟體和服務的總營收達302億美元，遠高於2000年的58億美元，其中以軟體外包業務增幅最大。Nasscom稱，2006年中國軟體和服務總營收為122億美元，2000年為24億美元，但增長領域主要集中於國內市場。卡尼克表示，中國不但有著龐大的國內市場和數量眾多的IT人才，且中國IT人才的英語水平也正迅速提高，同時，中國政府鼓勵國內軟體企業積極開拓外包業務。Nasscom在一份有關中國IT實力評估報告中指出，過去數年中，中國領先的軟體企業平均年增長率在40%~50%左右，外包業務也穩步發展。卡尼克稱，除中國外，印度軟體外包的潛在對手還包括南非、越南、韓國和墨西哥等。他還表示，中印兩國應加強IT領域的交流合作以取長補短；即使今後中國大幅度縮短與印度在IT發展上的差距，也不會對印度帶來重大威脅，原因是全球軟體外包需求將進一步增長。（2007年8月22日新浪科技）
這也是印度人未雨綢繆的一種宣示吧。
作為文明古國，印度和中國都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或者是由於長期的歷史的積澱，或者是現如今瞬息萬變的時代進程，都讓承載著歷史與現實的人們風物長宜放眼量。
在這方面，印度比中國似乎來得更清晰些。上個世紀後期，印度人就對自身的狀況憂心忡忡，甚至以「民族危機」來描述。在第54屆印度哲學大會上，主席K•S•穆爾迪直言不諱地發出了印度面臨民族危機的聲音，並且具體解釋說，「品德、目標、信仰、意志的危機」導致了印度的癱瘓。
我真不知道，中國人是不是也能夠幸運地擁有這份民族自覺。品德，呵呵；目標，呵呵；信仰，呵呵；意志，呵呵……危機？凡此種種，哪個現如今的中國會倖免於難？
也正因此，印度在對外開放和招商引資方面有著比中國看上去要陳腐得多但卻非常耐人尋味的措施。印度在保護民族產業方面的力度，確實讓我們中國人汗顏。在中國舉國上下賣國求榮，各級貪官污吏瘋狂賤賣國有資產的當口，印度卻為外國投資設置了重重障礙，對發達國家如此，對發展中國家亦然。去年8月22日出版《每日工業快訊》報導，印度工業聯合會相關人士表示，中國企業受到的不公待遇以及有關投資保護方面的問題有望在今年11月得到圓滿解決。據印度本地媒體報導，儘管中印已就《雙邊投資保護協議》開展大量前期工作並舉行了至少6次會談，但基於安全方面的憂慮，印度內政部對該《協議》仍持反對態度。據瞭解，為推動《協議》的進展，印度財政部曾多次向內政部徵求對《協議》的意見，但印內政部遲遲不願作出評論。在缺少內政部意見的情況下，財政部推動《協議》簽署的所有工作只能暫停。《協議》難以簽署，中國企業在印度投資將難以受到保護。此前，所謂的「安全問題」已經使香港和記黃埔、華為、中興等中國公司投資印度港口、通信行業時多次遭禁。
而中國呢？為瞭解決政治體制這個尾大不掉的曠世難題，改革開放後中國就想出了通過參與國際事務，與國際接軌的方式，讓洋鬼子來推動中國政治體制的改革。最突出的，就是加入世貿組織。要知道，中國入世所簽署的九個重要文件當中，只有一個是針對企業的，其他八個都是針對政府的，在比如關稅、權力干預市場、國民待遇等諸方面都進行了嚴格的限制。而沒有一個政府願意削弱自身的權力和利益，就如同沒有一個人願意束手就擒坐以待斃一樣。中國委府之所以會出此下策，就是因為官僚體系已經病入膏肓不可救藥，依靠國內的力量根本不可能對局勢有任何改善之功效。
中國的入世談判過程，不可謂不艱難險阻驚濤駭浪，而中國所作出的讓步，比起近百年前的巴黎和會上來，也算是當仁不讓了。所以，海內外對於中國入世與全世界簽訂城下之盟的條款稱之為新賣國21條，也並不為過。
比如，到現在，全世界近200個國家，只有最發達的十幾個國家開放了自己的金融領域，而中國作為在世界經濟中初來乍到者，卻在美國等強權的威逼利誘之下，義無反顧地在中國金融領域門戶大開，使得國際資本可以長驅直入，致使中國資本帳戶的半推半就也就是個幌子，實際上中國的經濟命脈早就拱手相讓。
面對新興經濟體的轟然起立，全世界都給於了特別的關注。而作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同時又都是從貧窮落後狀態裡絕地反擊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的國度，中國和印度受到的矚目自然會更多。不過，國際在比較後發現，印度佔據著實力上的優勢。去年7月25日，《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印度發展模式》的文章認為，印度經濟奇蹟並不讓人感到驚訝，值得稱道的是印度創造這些奇蹟所選擇的發展道路。與亞洲許多國家選擇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明顯不同的是，印度走的是一條擴大內需和鼓勵發展高科技產業的道路。過去四分之一世紀裡，亞洲許多國家都創造了經濟奇蹟，包括中國在內許多國家選擇的是一條「出口導向加吸引外資」的快速趕超型發展戰略。這種戰略能夠在短期內收到明顯效果，但並不具有持久性。然而，印度卻與眾不同。它沒有利用廉價勞動力優勢，也沒有刻意鼓勵出口廉價產品，甚至也沒有想方設法吸引外國投資，印度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是內部需求擴大的結果，是消費推動和服務業壯大的結果。印度經濟增長沒有過多地依靠外資，也沒有靠投資來拉動，印度經濟增長的真正動力在於收入增加引起的市場擴大。這意味著，印度經濟抗擊外部風險衝擊的能力更強，因為其增長的動力在於內部，而不像中國那樣依賴國際市場。印度增長模式的另一個與眾不同之處是，經濟增長與國民富裕是同步實現的。印度推行的是一套「國民同富」的發展政策，在經濟改革中沒有偏袒任何一個行業或任何一個部門，私營經濟在印度得到了鼓勵並充分發揚。這樣做能夠有效防止收入兩極分化，同時也避免了讓改革成為某些集團謀取私利的工具。印度模式的另一個與眾不同之處是其生產效率的提高。目前，印度國內生產總值增加的30∼40%都是生產效率提高的結果，而不是單純的依靠總量投入。這一點與中國有明顯不同，也有別於其他亞洲新興市場國家。不過，印度經濟奇蹟與亞洲其他國家最大的一個區別是政府對經濟干預的程度顯著不同。印度政府很少直接干預經濟運行，而是推出了一系列鼓勵私營經濟、自由企業和自由市場發展的政策。自由市場機制在印度經濟奇蹟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不斷壯大的私營企業是印度經濟奇蹟的核心。現在，印度不僅擁有世界上最具競爭力的私營企業，而且擁有亞洲最具活力的證券市場和最現代化的金融服務體系。這些優勢將把印度經濟奇蹟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
這種分析和結論，現如今已經越來越為全世界所共識。中國依靠喪心病狂的資源、勞動力、環境、生態等投入，換取官員的仕途升遷所需要的統計數據帳目上的字據，以及連真金白銀都不是的美國央行隨便印刷的綠油油的美元，將最好的產品、服務以及所附帶的福利和附加值通通奉獻給全世界，而將中國國民置身於水深火熱之中，飽受污染和假冒偽劣之苦，這種本末倒置，大概也決定了在未來的歲月裡，中國和印度角逐結果的自不待言。
具體到開篇涉及的外包領域，中國的外包業務剛剛起步，而印度卻在其中感到有些不耐煩。去年8月8日快訊，美國《商業週刊》最近的報導說，曾經為世界諸多大企業提供電話售後和諮詢服務的印度現在不想做這種累人又不怎麼賺錢的活了。同時，美歐公司也對印度呼叫中心的服務水平抱怨不已，像戴爾這樣的世界知名公司甚至乾脆把電話客服專線又拉回了美國。《商業週刊》指出，隨著印度最頂尖的公司在為美國和歐洲跨國公司提供外包服務方面越來越有經驗，它們發現外包服務的最低端業務——呼叫中心已經無利可圖。「與幾乎所有人一樣，印度人也不願意與因對服務不滿而罵罵咧咧的客戶打交道。更重要的是，印度幾家最大的外包公司表示，它們的美國企業客戶總是不斷地壓低價格，從而無可避免地降低了它們可以提供的服務質量。」所以，印度外包公司最近開始拒絕呼叫中心合約，它們更願意接受報酬更好的協議，如處理抵押貸款、保險理賠、核對工資單等。而與此同時，有消息稱惠普將在大連建立服務全球的客服呼叫中心。在大連，除了惠普，更多的日本公司也在這裡設立了電話服務中心。據瞭解，許多日本公司已經在大連建立產業基地，於是針對日本國內服務的呼叫中心在大連也遍地開花。日本公司期望大連當地熟練使用日語的大學畢業生能夠滿足其持續的人才需求。東京工程應用公司公司計畫到2007年聘用1000名僱員。「投資大連的呼叫中心將為我們節省30%的成本。」該公司負責人說。甚至許多歐美企業也將日語客服設到了大連。上海、北京、大連、廣州等地區也正在發展電話服務外包產業，中國大有取代印度成為新的「全球呼叫中心」之勢。但是很多專家現階段並不看好中國成為新的「全球呼叫中心」。他們認為，能夠講流利英語的人才成本還很高。中國的優勢可能在於建立面向全球華人的客服中心。
這意味著什麼？中國在外包業務領域，再一次成為全世界的垃圾場。通過廉價甚至免費的土地供應（別忘了與此對應的是住宅土地供應的嚴重短缺及其所必然導致的房價發瘋似的上漲）、減免稅收、提供超國民待遇等喪權辱國的方式，喜不自勝地奪取連印度都不願意做的外包低端業務。在中國成為全世界加工廠並由此而在簽證制度作為國際間戶籍制度存在的前提下，中國人足不出戶就可以為全世界打工，通過透支自己祖國資源的方式讓洋鬼子樂不思蜀之後，中國的服務業緊隨著製造業，再一次演繹了將中國淪為人類飛地，彙集印度拋棄的垃圾業務，成為全世界最廉價的無煙工業（色情業也不過如此）的不歸坦途。
可笑而可悲的是，即使如此，中國還是個馬尾巴穿豆腐——提不起來。去年8月14日快訊，8月4日，商務部會同8部委和各地軟體園在大連召開「部分城市服務外包座談會」，大連被授予「中國服務外包基地城市」稱號，大連欲藉此確立它在中國軟體外包領域的領頭羊地位。但這次意義重大的座談會上，一直以來與大連軟體園一爭高下北京中關村軟體園並未參會，甚至毫不知情。目前，國內6個軟體出口基地中，大連有眾多跨國公司和對日外包業務；北京則是中國最大的軟體出口基地，軟體產值也最高。8月4日商務部「大連會議」上，大連軟體園作為東道主撰寫了「服務外包認定標準」和「發展政策」的建議稿，內容包括標準制定、人才培訓、退稅政策、行業機構等。作為商務部認定的示範園區，大連軟體園的工作受到了商務部副部長馬秀紅等的認可。2005年大連市軟體收入超過100億元，軟體園貢獻了其中的50%。2006年6月大連被定為「發展外包服務」的樣板。今年上半年，隨著Oracle、AVAYA、NCR、NTT四家企業的到來，大連軟體園已經吸引了包括IBM、埃森哲、SAP、惠普等在內的26家跨國公司入駐。但是，隨著企業數量的不斷增多，人才嚴重短缺已經困擾著軟體園裡的企業。雖然大連市政府也意識到人才對大連的重要性，多次組織企業赴日、赴美進行招聘，但效果並不明顯。目前，大連的四家軟體院校每年的畢業生已遠遠不能滿足企業需要。去年大連軟體園與IBM合作的大型機培訓，200多名學員還沒畢業就被企業一搶而空。畢博全球開發中心中國總經理徐雄介紹，「2002年初的時候，大連的人才成本優勢還比較大，現在，合適的人才不好找，價格也比四年以前上漲了2倍。」據知情人士透露，大連軟體園和武漢東湖新技術開發區將達成合作，雙方可能以各持股50%，成立總股本5000萬元的合資公司，共同建立相關配套措施和公共服務體系，開展服務外包，緩解大連的人才緊缺。
就此編輯部點評道：雖然在《世界是平的》這本書中，大連被稱為「中國的班加羅爾」，但大連要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班加羅爾」，還前路漫漫。除了市場狹窄，人才短缺等目前面臨的迫切問題，缺乏整體形象可能是中國的服務外包產業面臨的最大困難，中國各個城市單打獨鬥，彼此競爭的現象很嚴重。因此，面對印度軟體企業競爭，政府關鍵作用不是簡單提供優惠政策，而是建立與印度全國軟體與服務公司協會性質類似的機構，進行軟體外包業務宣傳和推廣，提高軟體外包的國家整體實力，形成有序競爭。
你相信嗎？中國居然要用自己的明星城市去比拚印度的班加羅爾！以前，咱只聽說過，蘇州要誓作東方威尼斯，上海要做東方紐約，哈爾濱出現過東方果戈裡大街，北京有過第五大道之類的，還沒聽說過中國要有個班加羅爾。如此下去，北京將成為北方的雅加達，天津將成為東方的阿比讓，銀川也不用耗費那麼多的黃河水建什麼塞上江南、乾脆直截了當成為東方的德克里克不就完了嘛。咱見過崇洋媚外的，可這麼沒羞沒臊的，還實在少見吧。
咱也別說什麼中國高考擴招了許久，卻培養出來一堆廢物，鬧得中國班加羅爾連合格外包垃圾業務可以忍辱負重專門供洋鬼子污言穢語發泄怒火的人才都沒有；也別說什麼委府其實根本就不是用來提供公共服務，而是強取豪奪的；更別說各地自相殘殺是可以訣別的，中國嘛，無奇不有不是？
黃亞生曾經專門討論過，為什麼印度在外包業務上能夠獨領風騷而中國卻不行。印度著眼於外包業務，而中國則崇尚招商引資。二者的根本區別，就在於外包業務只是在產品終端的合作，而招商引資則是將企業股權出讓，合約的標的與指向有著本質性的差異。中國企業之所以要招商引資，從國有企業來說，那是自吹自擂的形象工程，更是負責人和管理者侵吞國有資產進行變現的途徑；而對於民營企業來說，則是藉此改善中國金融對其歧視和封殺景況的出路，為了能夠獲得運營資金，不得不賣身投靠；而中國比比皆是的地方保護，制約的都是中國自己的企業（不管所有制），可對外資來說卻網開一面，這就形成了，內資企業在中國無法跨地區運作，而外資卻可以如入無人之境的奇觀，因此，招商引資還具有著突破地方保護的功能，而中國人要通過洋鬼子來打破自己人打造區域隔絕，這不能不說是很如入無言以對的吧。
這就是說，外包業務要求的是企業生存環境質量非常好，法治化程度非常高，市場主體人人平等；而招商引資則是對不公平的市場地位的一種破壞性的補償方式。雖然企業藉此可以暫時擺脫資金困境，但是從長遠來說，卻埋下了民族產業凋敝的致命禍患。
不過，這也是給了中國人當頭一棒，教訓了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咱們，這個世界是不是可以靠著什麼兩會或者黨代會就搞定的。國際遊戲規則究竟該如何把握，我們民族的人格分裂該怎麼避免在洋鬼子面前被扒去內衣赤身裸體丟人現眼。
中國自從1949年進入社會主義制度後，實現了從民族資本主義向封建主義的倒退和復辟，專制色彩愈演愈烈，逐漸強大而無孔不入的政權，還在繼續擴展著權力自身的空間，使得收到排擠的其他社會主體龜縮到越來越狹窄的角落之中。去年6月8日快訊，美國獨立研究組織SRI International旗下科技及經濟發展中心日前發表研究報告，揭示「聯繫」的力量，即個人、企業、國家之間的互動和交流對促進經濟增長和改善人類的福利極為重要。SRI確立了分析架構，來定義聯繫能力背後的驅動因素和所帶來的效益，同時將聯繫能力量化，並且評估其影響。據此，SRI創建了「聯繫指數」（Access Index），並且按照國家和地區的「開放」程度，即國內企業、個人能夠接觸和聯繫國外對象和資料的程度，列出了75個國家和地區的排名，中國在「聯繫指數」排行榜中積37．6分，總體排名第52位。而美國和日本擁有龐大的國內市場和充足的資源，在「聯繫指數」排行榜上僅分列第12位和第19位。SRI International的「聯繫力量」研究由聯邦快遞母公司FedEx Corp．委託進行，首次全面定義、衡量、分析聯繫的力量如何有助推動變革和進步，開創了同類研究之先。中國在「聯繫機遇指數－企業」排行榜中位列第22。雖然中國的聯繫能力有限，但其能從目前的聯繫水平中獲取機會。特別在「發展和競爭力」指標中，中國排名第10位，並且在「創新」指標中體現出增長趨勢（排名第22位）。聯繫創新資源（學術研究、理論和研究成果）和發明者及企業家網路的能力為包括中國、印度和巴西等新興市場穩定的創新產出做出了貢獻。中國在「聯繫機會指數－國家」排行榜中位列第33。這得益於中國在「更廣闊市場」指標中的強勢地位（排名第8位），但是受到「全球聯繫」（排名第74位）和「發展及繁榮」（排名第29位）指標的制約。中國在「聯繫機會指數－個人」排行榜中位列第45。雖然中國在「選擇和期望」指標中得分非常高（排名第8），但在「關係」和「幸福」指標中排名極低（分別位列第67和第48）。
其中，企業如此，國有企業演變為官僚體系之中的玩偶，股份制、民營、個體乃至外資企業則無一例外都必須向權力頂禮膜拜並行賄，否則會被以形形色色的理由剝奪安身立命的基礎和條件。
最為悲慘的，則屬於那些非官方的社會組織，以及家庭和個人。在中國的制度格局當中，非政府組織是受到嚴格資格審查和嚴密監視的，各種社會力量通通被政治權力所控制而無法活動，在社會組織產生之處的登記制度，就摒除了絕大部分組織存在的合法性，使之胎死宮內根本得不到公之於眾的機會。
通看現在的全世界，強政府（在中國則是委府——很多人對我創造並且頻繁使用的這個詞彙的含義不易把握，其實還是中國社科院唐鈞兄靈光，在別人當面問我這個詞是什麼意思時，替我解釋說，就是黨委和政府嘛。其實，中國自上而下，哪兒不都是這種珠聯璧合惹得禍害？）弱民間，應該以中國為最（朝鮮那種非常狀態國家姑且不論），強大的統治力量擠壓得社會無處容身，並且由於計畫經濟體制下的單位所有制，在改革開放的名義下推卸責任地演變為社會所有制，而相應的社會制度供給又嚴重不足，社會保障基本上是自欺欺人的無稽之談（別的不說，我自己到現在，從來沒有碰到過哪怕花拳繡腿般的失業救濟、養老保險、醫療保障等等，一文不名），將越來越多的社會成員從官方庇護下拋棄出來，扔到毫無遮風避雨功能的社會之中，任其生老病死自相殘殺，這種社會逐漸失去了自我繁衍休養生息糾錯調整的內在機能，淪為死路一條。
如此情況下，更不用說一向被全世界艷羨的中國式的家庭，逐漸蛻變為單純的配種站和合夥降低生活成本搭幫吃飯、住房、用車、行屍走肉的「拼」一族等群體胡作非為的代名詞。家庭結構的縮減，更為制度所強迫（看看建設部有關小戶型的9070政策、及其對中國社會穩定的影響吧），更是以賦予家庭不堪重負的扶貧濟困責任卻根本不予相應補償或者政策提振，使得家庭制度也搖搖欲墜，家庭的安全感和穩定性收到了空前的挑戰和貶斥。原本應該由政府提供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務，卻以「市場化」理由理直氣壯地甩給了家庭，從制度上對家庭進行毀滅性的打擊。
個人嘛，看看權利社會是個什麼德行樣，就知道了。這方面，我已經說得很多，於此不贅。總而言之，什麼市民社會到公民社會，什麼權力社會到權利社會，什麼專制時代到憲政時代，什麼管理型到服務型，什麼以錢為綱到公平公正，做夢去吧。
就在中國還津津有味地品嚐著來自印度的垃圾外包業務，並為找不到適合工作人員而手忙腳亂之際，又一個不幸的消息傳來。去年7月7日快訊，在信息技術外包市場上有一匹黑馬：越南。不聲不響地，這個擁有8,400萬人口的國家正崛起為全球最大的IT生產商和IT創新企業外包其業務的替代目的地。富士通（Fujitsu）已經在這裡生產電路板；英特爾公司（Intel）正斥資3億美元興建一座晶元封裝和測試工廠；而晶元生產設備設計商Novellus Systems可能很快將步英特爾的後塵，在越南建立自己的工廠。越南的企業家們正紛紛從海外返回祖國，在日益成為科技產業中心的胡志明市開設自己的小企業。像中國和印度一樣，越南政府早就將IT業視為一項重要產業。只要是IT公司，無論是內資還是外資企業，都可以享受快速投資審批以及優惠的稅收待遇。在當今的全球市場上越南具備一些先天優勢。該國的勞動力成本在亞太地區屬於最低之列，而該國達94%的識字率則可排在世界各國的前列。越南人的平均年齡也不高，他們都渴望獲得成功。越戰後出現的嬰兒潮使該國人口遠超過了8,000萬，大部分越南人的年齡都不超過30歲。有利的投資環境已吸引許多海外越南人返回祖國創辦IT企業。這些人不少都有多年的IT業從業經驗，他們的回歸幫助10年前還幾乎不存在的越南IT產業得以起步。當然，越南還面臨來自印度和中國這兩個亞太區大國的嚴峻挑戰。以中國為例，雖然該國的勞動力成本正在上升，但規模優勢仍能使該國的IT產品生產商保持價格競爭力。為了能與這些大國展開有效競爭，越南的IT企業需要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在高度專業化服務領域，質量比價格更為重要，這使小企業可以在這一領域與較大型企業展開有效競爭。此外，附加值更高的服務往往意味著更高的價格和更高的准入門坎；越南的IT企業或許應遵循這一發展策略。
這可真是黃鼠狼專咬病鴨子，禍不單行。
說不定過兩天，中國就會出現什麼中國的河內、中國的峴港、中國的胡志明市而讓咱們歡天喜地；甚至，再冒出個中國的金邊、中國的仰光、中國的平壤也尚未可知。崇洋媚外嘛，管它是哪兒呢，只要不是中國就行。
就這樣，即使全世界都外包給了中國，我們又有什麼可以沾沾自喜的？
2007年8月23日於西班牙馬洛卡
這也是印度人未雨綢繆的一種宣示吧。
作為文明古國，印度和中國都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或者是由於長期的歷史的積澱，或者是現如今瞬息萬變的時代進程，都讓承載著歷史與現實的人們風物長宜放眼量。
在這方面，印度比中國似乎來得更清晰些。上個世紀後期，印度人就對自身的狀況憂心忡忡，甚至以「民族危機」來描述。在第54屆印度哲學大會上，主席K•S•穆爾迪直言不諱地發出了印度面臨民族危機的聲音，並且具體解釋說，「品德、目標、信仰、意志的危機」導致了印度的癱瘓。
我真不知道，中國人是不是也能夠幸運地擁有這份民族自覺。品德，呵呵；目標，呵呵；信仰，呵呵；意志，呵呵……危機？凡此種種，哪個現如今的中國會倖免於難？
也正因此，印度在對外開放和招商引資方面有著比中國看上去要陳腐得多但卻非常耐人尋味的措施。印度在保護民族產業方面的力度，確實讓我們中國人汗顏。在中國舉國上下賣國求榮，各級貪官污吏瘋狂賤賣國有資產的當口，印度卻為外國投資設置了重重障礙，對發達國家如此，對發展中國家亦然。去年8月22日出版《每日工業快訊》報導，印度工業聯合會相關人士表示，中國企業受到的不公待遇以及有關投資保護方面的問題有望在今年11月得到圓滿解決。據印度本地媒體報導，儘管中印已就《雙邊投資保護協議》開展大量前期工作並舉行了至少6次會談，但基於安全方面的憂慮，印度內政部對該《協議》仍持反對態度。據瞭解，為推動《協議》的進展，印度財政部曾多次向內政部徵求對《協議》的意見，但印內政部遲遲不願作出評論。在缺少內政部意見的情況下，財政部推動《協議》簽署的所有工作只能暫停。《協議》難以簽署，中國企業在印度投資將難以受到保護。此前，所謂的「安全問題」已經使香港和記黃埔、華為、中興等中國公司投資印度港口、通信行業時多次遭禁。
而中國呢？為瞭解決政治體制這個尾大不掉的曠世難題，改革開放後中國就想出了通過參與國際事務，與國際接軌的方式，讓洋鬼子來推動中國政治體制的改革。最突出的，就是加入世貿組織。要知道，中國入世所簽署的九個重要文件當中，只有一個是針對企業的，其他八個都是針對政府的，在比如關稅、權力干預市場、國民待遇等諸方面都進行了嚴格的限制。而沒有一個政府願意削弱自身的權力和利益，就如同沒有一個人願意束手就擒坐以待斃一樣。中國委府之所以會出此下策，就是因為官僚體系已經病入膏肓不可救藥，依靠國內的力量根本不可能對局勢有任何改善之功效。
中國的入世談判過程，不可謂不艱難險阻驚濤駭浪，而中國所作出的讓步，比起近百年前的巴黎和會上來，也算是當仁不讓了。所以，海內外對於中國入世與全世界簽訂城下之盟的條款稱之為新賣國21條，也並不為過。
比如，到現在，全世界近200個國家，只有最發達的十幾個國家開放了自己的金融領域，而中國作為在世界經濟中初來乍到者，卻在美國等強權的威逼利誘之下，義無反顧地在中國金融領域門戶大開，使得國際資本可以長驅直入，致使中國資本帳戶的半推半就也就是個幌子，實際上中國的經濟命脈早就拱手相讓。
面對新興經濟體的轟然起立，全世界都給於了特別的關注。而作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同時又都是從貧窮落後狀態裡絕地反擊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的國度，中國和印度受到的矚目自然會更多。不過，國際在比較後發現，印度佔據著實力上的優勢。去年7月25日，《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印度發展模式》的文章認為，印度經濟奇蹟並不讓人感到驚訝，值得稱道的是印度創造這些奇蹟所選擇的發展道路。與亞洲許多國家選擇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明顯不同的是，印度走的是一條擴大內需和鼓勵發展高科技產業的道路。過去四分之一世紀裡，亞洲許多國家都創造了經濟奇蹟，包括中國在內許多國家選擇的是一條「出口導向加吸引外資」的快速趕超型發展戰略。這種戰略能夠在短期內收到明顯效果，但並不具有持久性。然而，印度卻與眾不同。它沒有利用廉價勞動力優勢，也沒有刻意鼓勵出口廉價產品，甚至也沒有想方設法吸引外國投資，印度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是內部需求擴大的結果，是消費推動和服務業壯大的結果。印度經濟增長沒有過多地依靠外資，也沒有靠投資來拉動，印度經濟增長的真正動力在於收入增加引起的市場擴大。這意味著，印度經濟抗擊外部風險衝擊的能力更強，因為其增長的動力在於內部，而不像中國那樣依賴國際市場。印度增長模式的另一個與眾不同之處是，經濟增長與國民富裕是同步實現的。印度推行的是一套「國民同富」的發展政策，在經濟改革中沒有偏袒任何一個行業或任何一個部門，私營經濟在印度得到了鼓勵並充分發揚。這樣做能夠有效防止收入兩極分化，同時也避免了讓改革成為某些集團謀取私利的工具。印度模式的另一個與眾不同之處是其生產效率的提高。目前，印度國內生產總值增加的30∼40%都是生產效率提高的結果，而不是單純的依靠總量投入。這一點與中國有明顯不同，也有別於其他亞洲新興市場國家。不過，印度經濟奇蹟與亞洲其他國家最大的一個區別是政府對經濟干預的程度顯著不同。印度政府很少直接干預經濟運行，而是推出了一系列鼓勵私營經濟、自由企業和自由市場發展的政策。自由市場機制在印度經濟奇蹟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不斷壯大的私營企業是印度經濟奇蹟的核心。現在，印度不僅擁有世界上最具競爭力的私營企業，而且擁有亞洲最具活力的證券市場和最現代化的金融服務體系。這些優勢將把印度經濟奇蹟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
這種分析和結論，現如今已經越來越為全世界所共識。中國依靠喪心病狂的資源、勞動力、環境、生態等投入，換取官員的仕途升遷所需要的統計數據帳目上的字據，以及連真金白銀都不是的美國央行隨便印刷的綠油油的美元，將最好的產品、服務以及所附帶的福利和附加值通通奉獻給全世界，而將中國國民置身於水深火熱之中，飽受污染和假冒偽劣之苦，這種本末倒置，大概也決定了在未來的歲月裡，中國和印度角逐結果的自不待言。
具體到開篇涉及的外包領域，中國的外包業務剛剛起步，而印度卻在其中感到有些不耐煩。去年8月8日快訊，美國《商業週刊》最近的報導說，曾經為世界諸多大企業提供電話售後和諮詢服務的印度現在不想做這種累人又不怎麼賺錢的活了。同時，美歐公司也對印度呼叫中心的服務水平抱怨不已，像戴爾這樣的世界知名公司甚至乾脆把電話客服專線又拉回了美國。《商業週刊》指出，隨著印度最頂尖的公司在為美國和歐洲跨國公司提供外包服務方面越來越有經驗，它們發現外包服務的最低端業務——呼叫中心已經無利可圖。「與幾乎所有人一樣，印度人也不願意與因對服務不滿而罵罵咧咧的客戶打交道。更重要的是，印度幾家最大的外包公司表示，它們的美國企業客戶總是不斷地壓低價格，從而無可避免地降低了它們可以提供的服務質量。」所以，印度外包公司最近開始拒絕呼叫中心合約，它們更願意接受報酬更好的協議，如處理抵押貸款、保險理賠、核對工資單等。而與此同時，有消息稱惠普將在大連建立服務全球的客服呼叫中心。在大連，除了惠普，更多的日本公司也在這裡設立了電話服務中心。據瞭解，許多日本公司已經在大連建立產業基地，於是針對日本國內服務的呼叫中心在大連也遍地開花。日本公司期望大連當地熟練使用日語的大學畢業生能夠滿足其持續的人才需求。東京工程應用公司公司計畫到2007年聘用1000名僱員。「投資大連的呼叫中心將為我們節省30%的成本。」該公司負責人說。甚至許多歐美企業也將日語客服設到了大連。上海、北京、大連、廣州等地區也正在發展電話服務外包產業，中國大有取代印度成為新的「全球呼叫中心」之勢。但是很多專家現階段並不看好中國成為新的「全球呼叫中心」。他們認為，能夠講流利英語的人才成本還很高。中國的優勢可能在於建立面向全球華人的客服中心。
這意味著什麼？中國在外包業務領域，再一次成為全世界的垃圾場。通過廉價甚至免費的土地供應（別忘了與此對應的是住宅土地供應的嚴重短缺及其所必然導致的房價發瘋似的上漲）、減免稅收、提供超國民待遇等喪權辱國的方式，喜不自勝地奪取連印度都不願意做的外包低端業務。在中國成為全世界加工廠並由此而在簽證制度作為國際間戶籍制度存在的前提下，中國人足不出戶就可以為全世界打工，通過透支自己祖國資源的方式讓洋鬼子樂不思蜀之後，中國的服務業緊隨著製造業，再一次演繹了將中國淪為人類飛地，彙集印度拋棄的垃圾業務，成為全世界最廉價的無煙工業（色情業也不過如此）的不歸坦途。
可笑而可悲的是，即使如此，中國還是個馬尾巴穿豆腐——提不起來。去年8月14日快訊，8月4日，商務部會同8部委和各地軟體園在大連召開「部分城市服務外包座談會」，大連被授予「中國服務外包基地城市」稱號，大連欲藉此確立它在中國軟體外包領域的領頭羊地位。但這次意義重大的座談會上，一直以來與大連軟體園一爭高下北京中關村軟體園並未參會，甚至毫不知情。目前，國內6個軟體出口基地中，大連有眾多跨國公司和對日外包業務；北京則是中國最大的軟體出口基地，軟體產值也最高。8月4日商務部「大連會議」上，大連軟體園作為東道主撰寫了「服務外包認定標準」和「發展政策」的建議稿，內容包括標準制定、人才培訓、退稅政策、行業機構等。作為商務部認定的示範園區，大連軟體園的工作受到了商務部副部長馬秀紅等的認可。2005年大連市軟體收入超過100億元，軟體園貢獻了其中的50%。2006年6月大連被定為「發展外包服務」的樣板。今年上半年，隨著Oracle、AVAYA、NCR、NTT四家企業的到來，大連軟體園已經吸引了包括IBM、埃森哲、SAP、惠普等在內的26家跨國公司入駐。但是，隨著企業數量的不斷增多，人才嚴重短缺已經困擾著軟體園裡的企業。雖然大連市政府也意識到人才對大連的重要性，多次組織企業赴日、赴美進行招聘，但效果並不明顯。目前，大連的四家軟體院校每年的畢業生已遠遠不能滿足企業需要。去年大連軟體園與IBM合作的大型機培訓，200多名學員還沒畢業就被企業一搶而空。畢博全球開發中心中國總經理徐雄介紹，「2002年初的時候，大連的人才成本優勢還比較大，現在，合適的人才不好找，價格也比四年以前上漲了2倍。」據知情人士透露，大連軟體園和武漢東湖新技術開發區將達成合作，雙方可能以各持股50%，成立總股本5000萬元的合資公司，共同建立相關配套措施和公共服務體系，開展服務外包，緩解大連的人才緊缺。
就此編輯部點評道：雖然在《世界是平的》這本書中，大連被稱為「中國的班加羅爾」，但大連要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班加羅爾」，還前路漫漫。除了市場狹窄，人才短缺等目前面臨的迫切問題，缺乏整體形象可能是中國的服務外包產業面臨的最大困難，中國各個城市單打獨鬥，彼此競爭的現象很嚴重。因此，面對印度軟體企業競爭，政府關鍵作用不是簡單提供優惠政策，而是建立與印度全國軟體與服務公司協會性質類似的機構，進行軟體外包業務宣傳和推廣，提高軟體外包的國家整體實力，形成有序競爭。
你相信嗎？中國居然要用自己的明星城市去比拚印度的班加羅爾！以前，咱只聽說過，蘇州要誓作東方威尼斯，上海要做東方紐約，哈爾濱出現過東方果戈裡大街，北京有過第五大道之類的，還沒聽說過中國要有個班加羅爾。如此下去，北京將成為北方的雅加達，天津將成為東方的阿比讓，銀川也不用耗費那麼多的黃河水建什麼塞上江南、乾脆直截了當成為東方的德克里克不就完了嘛。咱見過崇洋媚外的，可這麼沒羞沒臊的，還實在少見吧。
咱也別說什麼中國高考擴招了許久，卻培養出來一堆廢物，鬧得中國班加羅爾連合格外包垃圾業務可以忍辱負重專門供洋鬼子污言穢語發泄怒火的人才都沒有；也別說什麼委府其實根本就不是用來提供公共服務，而是強取豪奪的；更別說各地自相殘殺是可以訣別的，中國嘛，無奇不有不是？
黃亞生曾經專門討論過，為什麼印度在外包業務上能夠獨領風騷而中國卻不行。印度著眼於外包業務，而中國則崇尚招商引資。二者的根本區別，就在於外包業務只是在產品終端的合作，而招商引資則是將企業股權出讓，合約的標的與指向有著本質性的差異。中國企業之所以要招商引資，從國有企業來說，那是自吹自擂的形象工程，更是負責人和管理者侵吞國有資產進行變現的途徑；而對於民營企業來說，則是藉此改善中國金融對其歧視和封殺景況的出路，為了能夠獲得運營資金，不得不賣身投靠；而中國比比皆是的地方保護，制約的都是中國自己的企業（不管所有制），可對外資來說卻網開一面，這就形成了，內資企業在中國無法跨地區運作，而外資卻可以如入無人之境的奇觀，因此，招商引資還具有著突破地方保護的功能，而中國人要通過洋鬼子來打破自己人打造區域隔絕，這不能不說是很如入無言以對的吧。
這就是說，外包業務要求的是企業生存環境質量非常好，法治化程度非常高，市場主體人人平等；而招商引資則是對不公平的市場地位的一種破壞性的補償方式。雖然企業藉此可以暫時擺脫資金困境，但是從長遠來說，卻埋下了民族產業凋敝的致命禍患。
不過，這也是給了中國人當頭一棒，教訓了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咱們，這個世界是不是可以靠著什麼兩會或者黨代會就搞定的。國際遊戲規則究竟該如何把握，我們民族的人格分裂該怎麼避免在洋鬼子面前被扒去內衣赤身裸體丟人現眼。
中國自從1949年進入社會主義制度後，實現了從民族資本主義向封建主義的倒退和復辟，專制色彩愈演愈烈，逐漸強大而無孔不入的政權，還在繼續擴展著權力自身的空間，使得收到排擠的其他社會主體龜縮到越來越狹窄的角落之中。去年6月8日快訊，美國獨立研究組織SRI International旗下科技及經濟發展中心日前發表研究報告，揭示「聯繫」的力量，即個人、企業、國家之間的互動和交流對促進經濟增長和改善人類的福利極為重要。SRI確立了分析架構，來定義聯繫能力背後的驅動因素和所帶來的效益，同時將聯繫能力量化，並且評估其影響。據此，SRI創建了「聯繫指數」（Access Index），並且按照國家和地區的「開放」程度，即國內企業、個人能夠接觸和聯繫國外對象和資料的程度，列出了75個國家和地區的排名，中國在「聯繫指數」排行榜中積37．6分，總體排名第52位。而美國和日本擁有龐大的國內市場和充足的資源，在「聯繫指數」排行榜上僅分列第12位和第19位。SRI International的「聯繫力量」研究由聯邦快遞母公司FedEx Corp．委託進行，首次全面定義、衡量、分析聯繫的力量如何有助推動變革和進步，開創了同類研究之先。中國在「聯繫機遇指數－企業」排行榜中位列第22。雖然中國的聯繫能力有限，但其能從目前的聯繫水平中獲取機會。特別在「發展和競爭力」指標中，中國排名第10位，並且在「創新」指標中體現出增長趨勢（排名第22位）。聯繫創新資源（學術研究、理論和研究成果）和發明者及企業家網路的能力為包括中國、印度和巴西等新興市場穩定的創新產出做出了貢獻。中國在「聯繫機會指數－國家」排行榜中位列第33。這得益於中國在「更廣闊市場」指標中的強勢地位（排名第8位），但是受到「全球聯繫」（排名第74位）和「發展及繁榮」（排名第29位）指標的制約。中國在「聯繫機會指數－個人」排行榜中位列第45。雖然中國在「選擇和期望」指標中得分非常高（排名第8），但在「關係」和「幸福」指標中排名極低（分別位列第67和第48）。
其中，企業如此，國有企業演變為官僚體系之中的玩偶，股份制、民營、個體乃至外資企業則無一例外都必須向權力頂禮膜拜並行賄，否則會被以形形色色的理由剝奪安身立命的基礎和條件。
最為悲慘的，則屬於那些非官方的社會組織，以及家庭和個人。在中國的制度格局當中，非政府組織是受到嚴格資格審查和嚴密監視的，各種社會力量通通被政治權力所控制而無法活動，在社會組織產生之處的登記制度，就摒除了絕大部分組織存在的合法性，使之胎死宮內根本得不到公之於眾的機會。
通看現在的全世界，強政府（在中國則是委府——很多人對我創造並且頻繁使用的這個詞彙的含義不易把握，其實還是中國社科院唐鈞兄靈光，在別人當面問我這個詞是什麼意思時，替我解釋說，就是黨委和政府嘛。其實，中國自上而下，哪兒不都是這種珠聯璧合惹得禍害？）弱民間，應該以中國為最（朝鮮那種非常狀態國家姑且不論），強大的統治力量擠壓得社會無處容身，並且由於計畫經濟體制下的單位所有制，在改革開放的名義下推卸責任地演變為社會所有制，而相應的社會制度供給又嚴重不足，社會保障基本上是自欺欺人的無稽之談（別的不說，我自己到現在，從來沒有碰到過哪怕花拳繡腿般的失業救濟、養老保險、醫療保障等等，一文不名），將越來越多的社會成員從官方庇護下拋棄出來，扔到毫無遮風避雨功能的社會之中，任其生老病死自相殘殺，這種社會逐漸失去了自我繁衍休養生息糾錯調整的內在機能，淪為死路一條。
如此情況下，更不用說一向被全世界艷羨的中國式的家庭，逐漸蛻變為單純的配種站和合夥降低生活成本搭幫吃飯、住房、用車、行屍走肉的「拼」一族等群體胡作非為的代名詞。家庭結構的縮減，更為制度所強迫（看看建設部有關小戶型的9070政策、及其對中國社會穩定的影響吧），更是以賦予家庭不堪重負的扶貧濟困責任卻根本不予相應補償或者政策提振，使得家庭制度也搖搖欲墜，家庭的安全感和穩定性收到了空前的挑戰和貶斥。原本應該由政府提供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務，卻以「市場化」理由理直氣壯地甩給了家庭，從制度上對家庭進行毀滅性的打擊。
個人嘛，看看權利社會是個什麼德行樣，就知道了。這方面，我已經說得很多，於此不贅。總而言之，什麼市民社會到公民社會，什麼權力社會到權利社會，什麼專制時代到憲政時代，什麼管理型到服務型，什麼以錢為綱到公平公正，做夢去吧。
就在中國還津津有味地品嚐著來自印度的垃圾外包業務，並為找不到適合工作人員而手忙腳亂之際，又一個不幸的消息傳來。去年7月7日快訊，在信息技術外包市場上有一匹黑馬：越南。不聲不響地，這個擁有8,400萬人口的國家正崛起為全球最大的IT生產商和IT創新企業外包其業務的替代目的地。富士通（Fujitsu）已經在這裡生產電路板；英特爾公司（Intel）正斥資3億美元興建一座晶元封裝和測試工廠；而晶元生產設備設計商Novellus Systems可能很快將步英特爾的後塵，在越南建立自己的工廠。越南的企業家們正紛紛從海外返回祖國，在日益成為科技產業中心的胡志明市開設自己的小企業。像中國和印度一樣，越南政府早就將IT業視為一項重要產業。只要是IT公司，無論是內資還是外資企業，都可以享受快速投資審批以及優惠的稅收待遇。在當今的全球市場上越南具備一些先天優勢。該國的勞動力成本在亞太地區屬於最低之列，而該國達94%的識字率則可排在世界各國的前列。越南人的平均年齡也不高，他們都渴望獲得成功。越戰後出現的嬰兒潮使該國人口遠超過了8,000萬，大部分越南人的年齡都不超過30歲。有利的投資環境已吸引許多海外越南人返回祖國創辦IT企業。這些人不少都有多年的IT業從業經驗，他們的回歸幫助10年前還幾乎不存在的越南IT產業得以起步。當然，越南還面臨來自印度和中國這兩個亞太區大國的嚴峻挑戰。以中國為例，雖然該國的勞動力成本正在上升，但規模優勢仍能使該國的IT產品生產商保持價格競爭力。為了能與這些大國展開有效競爭，越南的IT企業需要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在高度專業化服務領域，質量比價格更為重要，這使小企業可以在這一領域與較大型企業展開有效競爭。此外，附加值更高的服務往往意味著更高的價格和更高的准入門坎；越南的IT企業或許應遵循這一發展策略。
這可真是黃鼠狼專咬病鴨子，禍不單行。
說不定過兩天，中國就會出現什麼中國的河內、中國的峴港、中國的胡志明市而讓咱們歡天喜地；甚至，再冒出個中國的金邊、中國的仰光、中國的平壤也尚未可知。崇洋媚外嘛，管它是哪兒呢，只要不是中國就行。
就這樣，即使全世界都外包給了中國，我們又有什麼可以沾沾自喜的？
2007年8月23日於西班牙馬洛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