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8-18 19:27:38作者：十年砍柴
今天打開某報，看到兩條新聞放在一起對比，很能顯出編輯的匠心所在。——有司借「紙包子」東風加大輿論和諧力度的當下，這種技巧是逼出來的。
這邊赫然一條新聞讓我立刻哀悼錢包中的幾張百元大鈔了。-----經過一陣充分聽取民意的做秀後終於塵埃落定，北京稅務部門宣布小客車的車船稅由原來的200元漲價到480元；而那邊的新聞竟然是國家稅務總局的大佬在恬不知恥地說中國公民的稅負在全世界上是較低的。
中國老百姓的稅負怎樣，其實不用廟堂上的老爺來判斷、解釋，每個納稅人的感覺是最真切的。但納稅人，在某些人眼裡，無非是蟻民而已，蟻民的感覺輕重其實人家是在不在乎的，也用不著費口舌來辯解，之所以人家專門寫出宏文證明中國百姓稅負低，是因為有國際機構的調查報告顯示中國公民的稅負高。說白了，人家在乎洋大人的看法，在為天朝掙面子的大型化妝舞會即將召開前，這些不懷好心、惡意攻擊中國政府的國際謬論當然要駁斥之，就如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早已有之，如果不是洋大人關注僅僅幾個國內蟻民在吵鬧，根本就不會引起大人們如此重視，直至一個侍郎級的老爺被處以極刑。
絕對的稅負高低並沒有什麼意義，比如中國帝制時代，多數時期土地稅是收成的十分之一，甚至是十五分之一，到了清康熙朝，還宣布永不加賦。明之覆亡，多數人認為是百姓不堪賦稅重負而導致社會動亂，黃仁宇先生在《十六世紀中國的財政和稅收》中論證當時的賦稅並不重，到了崇禎帝為了應付滿清和李自成，方才採取在正稅外亂收費，即用加派的方式籌集遼餉和剿餉，竭澤而漁，飲鴆止渴。
所以說稅負是高還是低，得具體分析，看主要向誰徵稅，如何徵稅，征的稅去幹什麼了。明末因為農民基本上處於貧困境地，可主要稅源仍然還是農業，用我們老家的話來說，這叫打死幾隻蚊子也沒幾滴血。黃仁宇評價道：「當時的許多人對於稅收的看法純粹是將其作為一種生產收入的工具，而不是將其當成一個可以調節的裝置。當稅收不能進行調節時，各地的土地所有、土地租佃以及利息稅率等情況合在一起就會將稅收限制在同性範圍之內，稅收的任何增長都會讓最低層的納稅人感到不可忍受。」
我們這個黨國在前三十年，是以犧牲農民的利益搞工業化，用剪刀差來掠奪農民，所以才可能在和平年代有上千萬的農民餓死這樣的人間奇蹟。改革開放以後，農民剛剛吃飽飯，各種稅和費又像枷鎖一樣套上去了，苦不堪言，農民只好選擇逃離土地。再這樣下去整個農村社會會崩潰的，當軸者也看到了再往種地的農民身上刮油水得不償失，於是有了廢除農業稅的德政。
那麼現在稅收的主要來源只能是工商業，是城市居民。近兩年工商企業和城市居民感覺到稅越來越重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尤其是中產階級和准中產階級，以及民營企業和小型的服務行業。當然，政府可能會說稅收主要來源於大型企業以及新興的房地產，可是，大型企業的收入主要是靠壟斷地位取得的，比如石油、化工、電力、鐵路、民航、通訊等等無不如此，消費者和他們根本沒有博弈的實力，他們上交的稅只是從消費者那裡掠取的很小一部分。房地產更是如此，土地資源由政府壟斷，房地產商和政府官員有利益共生的關係，除了給政府的一點稅外，大量官員尋租，這一切都轉嫁給買房的人，這也是房價飛漲的根本原因。中產階層和准中產階層當房奴的越來越多，他們為畸形的房價不得不透支未來的收入，勢必影響其他產業的發展壯大，也將影響整個社會中產階層的壯大，說是殺雞取卵毫不為過。用高房價掠奪中產階層猶厭不足，近兩年出臺的新稅收政策無不是磨刀霍霍向城市中產層，一位城市居民的收入都交了所得稅，可每年滿十二萬後還得再交所得稅，你想想，在今天的大城市，如果一個人月供3000元的房貸，老婆沒工作或者工資很低，養一個孩子，還有年邁的父母，他每個月一萬元算多嗎？這次北京上調車船稅還是這思路，事先還有稅務部門的人解釋說買得起汽車的人不在乎這點錢，真是睜眼說瞎話。真正不在乎的是少數買奔馳、寶馬的富翁以及用納稅人錢支付一切費用的公車，而大多數買車的中間層對車船稅的漲價、保費和油價的上漲非常敏感。看來當政者篤定要把一些剛剛脫貧的中產者再趕回貧困階層，似乎這樣就社會和諧、江山穩固了。中產階層如果是萎縮而不是壯大，將直接影響塔基的貧困層，他們不敢隨便下參觀吃飯，他們不敢隨便買衣服，那麼進城的農民工肯定會受影響，雇農民工的餐館和工廠會減少，即使僱用他們也把工資壓倒極低的水平，如此，老家的幾畝地免了農業稅有何意義？而且對中產層的重稅負，也會阻擋一部分從底層進入中產層的人的步伐。
而通過非正常手段暴富以及通過尋租而富有的官員，這類既得利益者，卻很難用稅收的手段重新分配他們的財富，連官員個人財產的申報辦法至今都不敢出臺。蔣經國當年豪情萬丈到上海「打老虎」，強行收購黃金，推行金圓券，有權力背景的大老虎他沒辦法，倒是把上海成千上萬的小康家庭逼到破產，最後他不得不空留遺恨在滬江，跟著老爸去臺灣島。
稅收上以後就要看收的稅怎樣使用，政府常說「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可是連詳細的、準確的稅收、財政支出報表都是國家機密不為納稅人瞭解的情況下，所謂的民意機構人大對預算的執行和審查基本上是走過場，一個執政黨的黨庫混同於國庫，怎能真正「用之於民」？君不見每年的審計風暴，刮過去後除了帶來沙塵暴外沒啥影響。西方國家大有稅負高的，比如瑞典這些北歐高福利國家，可是人家稅負高是為了支撐老百姓從搖籃到父母的社會保障。反觀我們，稅負逐漸向那些高稅收的發達國家看齊，而社會福利保障則強調自己是第三世界，自願和亞非拉多數欠發達國家站在一起。----其實我們對一般老百姓的教育、醫療的保障未必比得上如越南、泰國這些發展中國家。
一個買汽車的人，要交車船稅，還要交養路費，可一開車出去,國道、高速公路上到處有人設卡收買路錢，這種三重收費的狀況基本上是中國人當下稅負的縮影。
當一個壟斷市場的商家把一種微型汽車從5萬元漲價到10萬元後，反而津津樂道地說：汽車很便宜呀，你看看奔馳、寶馬動輒上百萬元一輛。這說法和用我們的稅負和高福利的發達國家比較一樣不講道理。
收上去的錢哪去了？我承認有一部分用在教育、醫療等民生事業上以緩和社會矛盾，可是由於政治上的壟斷，稅收的支出基本上是隨意的、毫無顧忌的，想怎樣花就怎樣花，就如一個控制主人錢袋的保姆，她任意為自己漲工資，她拿錢去菜市場買高出市價許多的食品拿回扣，還美其名曰為主人誠心誠意服務。君不見包括黨務部門在內的公務員漲工資，根本不用徵求納稅的老百姓意見。在明清兩代，皇室成員要花戶部的錢也不能想怎樣花就怎樣花，由皇帝任命的文官----戶部尚書對皇帝的要錢常常討價還價，所以萬曆帝才派出礦稅使出去為自己攢小金庫。現在黨務部門花國庫的錢比當年皇帝花戶部的錢方便多了。防務費當然是必須的，可是當政者一再強調要堅決反對軍隊國家化，強調黨指揮槍。一支只聽從某個集團私人武裝讓所有的納稅人來養，好比一個人花大錢替別人養孩子是一樣的道理，你如果掏錢不痛快替別人養大的孩子沒準反過來可能揍你一頓。用於醫療的公共財政支出據說一半是花在官員的身上，而各地的衙門想怎樣豪華就怎樣豪華，掏錢的人根本沒有置喙的權利。筆者由此倒可以對「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新的理解，也就是說廣大細民的利益都讓別人給代表了，可以任意處置，你錢就是我的錢，我花錢你買單。
「取之於民，用之於官」的稅收不是現代文明社會的正常稅收，而只能是吳思先生所說的血酬，也是黃宗羲曾說的「此吾產業之花息也」。地盤是我打下的，想怎樣收保護費就怎樣收，保護費如何支配也是我的私事，不容交保護費的人干涉。
在憲政國家裡，收稅也是強制的，但這種強制是建立在選民同意的基礎上，所謂無代表不納稅。政府怎樣收稅不但要由議會同意，更重要的是收上的稅怎樣花得由議會這類民意機構肯批准並監督。多數人同意高稅負高福利那就高稅負高福利，如果有朝一日大家覺得低稅負低福利好那就改過來也沒什麼不對，當然如此會傷害少數人的利益，可是這種方式是最不壞的方式，而且少數人可以利用言論、出版、集會、遊行等自由權利爭取同盟者，表達自己的意見，尋求救濟渠道。如果稅收上去亂花，選民可以用選票把當政者趕下去，換一家物業公司。可具有中國特色的物業公司不但聲稱要永遠替你服務下去，不許其他公司染指，他找來的保安三天兩頭打業主，小區內垃圾遍地沒人管，可這公司不但改善服務質量而且年年漲物業費。
徵得納稅人同意才收稅、花錢必須在納稅人的監督下的稅收不同於梁山的宋江等頭領收保護費。宋江等頭領打家劫舍，到了梁山上大秤分金銀，其分配方案被搶的莊戶人家是沒辦法干涉的，就連底層的小嘍囉也說了不算，按地位高低宋江等人佔了大頭，其他的小嘍囉分到一點肉湯。至於頭領們怎樣花錢擺宴席，如何裝修聚義廳，梁山周圍的老百姓和梁山裡的小人物更沒有發言權，所以這樣的肥差使宋江委託他的弟弟宋清打理。
梁山周圍的老百姓只有交保護費的權利，而保護費如何使用與他們沒關係。這就是血酬，是打江山後的「花息」，嚴格地說連吳思後來引申出來的「法酬」都不是，更不是什麼現代國家的稅收。
這邊赫然一條新聞讓我立刻哀悼錢包中的幾張百元大鈔了。-----經過一陣充分聽取民意的做秀後終於塵埃落定，北京稅務部門宣布小客車的車船稅由原來的200元漲價到480元；而那邊的新聞竟然是國家稅務總局的大佬在恬不知恥地說中國公民的稅負在全世界上是較低的。
中國老百姓的稅負怎樣，其實不用廟堂上的老爺來判斷、解釋，每個納稅人的感覺是最真切的。但納稅人，在某些人眼裡，無非是蟻民而已，蟻民的感覺輕重其實人家是在不在乎的，也用不著費口舌來辯解，之所以人家專門寫出宏文證明中國百姓稅負低，是因為有國際機構的調查報告顯示中國公民的稅負高。說白了，人家在乎洋大人的看法，在為天朝掙面子的大型化妝舞會即將召開前，這些不懷好心、惡意攻擊中國政府的國際謬論當然要駁斥之，就如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早已有之，如果不是洋大人關注僅僅幾個國內蟻民在吵鬧，根本就不會引起大人們如此重視，直至一個侍郎級的老爺被處以極刑。
絕對的稅負高低並沒有什麼意義，比如中國帝制時代，多數時期土地稅是收成的十分之一，甚至是十五分之一，到了清康熙朝，還宣布永不加賦。明之覆亡，多數人認為是百姓不堪賦稅重負而導致社會動亂，黃仁宇先生在《十六世紀中國的財政和稅收》中論證當時的賦稅並不重，到了崇禎帝為了應付滿清和李自成，方才採取在正稅外亂收費，即用加派的方式籌集遼餉和剿餉，竭澤而漁，飲鴆止渴。
所以說稅負是高還是低，得具體分析，看主要向誰徵稅，如何徵稅，征的稅去幹什麼了。明末因為農民基本上處於貧困境地，可主要稅源仍然還是農業，用我們老家的話來說，這叫打死幾隻蚊子也沒幾滴血。黃仁宇評價道：「當時的許多人對於稅收的看法純粹是將其作為一種生產收入的工具，而不是將其當成一個可以調節的裝置。當稅收不能進行調節時，各地的土地所有、土地租佃以及利息稅率等情況合在一起就會將稅收限制在同性範圍之內，稅收的任何增長都會讓最低層的納稅人感到不可忍受。」
我們這個黨國在前三十年，是以犧牲農民的利益搞工業化，用剪刀差來掠奪農民，所以才可能在和平年代有上千萬的農民餓死這樣的人間奇蹟。改革開放以後，農民剛剛吃飽飯，各種稅和費又像枷鎖一樣套上去了，苦不堪言，農民只好選擇逃離土地。再這樣下去整個農村社會會崩潰的，當軸者也看到了再往種地的農民身上刮油水得不償失，於是有了廢除農業稅的德政。
那麼現在稅收的主要來源只能是工商業，是城市居民。近兩年工商企業和城市居民感覺到稅越來越重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尤其是中產階級和准中產階級，以及民營企業和小型的服務行業。當然，政府可能會說稅收主要來源於大型企業以及新興的房地產，可是，大型企業的收入主要是靠壟斷地位取得的，比如石油、化工、電力、鐵路、民航、通訊等等無不如此，消費者和他們根本沒有博弈的實力，他們上交的稅只是從消費者那裡掠取的很小一部分。房地產更是如此，土地資源由政府壟斷，房地產商和政府官員有利益共生的關係，除了給政府的一點稅外，大量官員尋租，這一切都轉嫁給買房的人，這也是房價飛漲的根本原因。中產階層和准中產階層當房奴的越來越多，他們為畸形的房價不得不透支未來的收入，勢必影響其他產業的發展壯大，也將影響整個社會中產階層的壯大，說是殺雞取卵毫不為過。用高房價掠奪中產階層猶厭不足，近兩年出臺的新稅收政策無不是磨刀霍霍向城市中產層，一位城市居民的收入都交了所得稅，可每年滿十二萬後還得再交所得稅，你想想，在今天的大城市，如果一個人月供3000元的房貸，老婆沒工作或者工資很低，養一個孩子，還有年邁的父母，他每個月一萬元算多嗎？這次北京上調車船稅還是這思路，事先還有稅務部門的人解釋說買得起汽車的人不在乎這點錢，真是睜眼說瞎話。真正不在乎的是少數買奔馳、寶馬的富翁以及用納稅人錢支付一切費用的公車，而大多數買車的中間層對車船稅的漲價、保費和油價的上漲非常敏感。看來當政者篤定要把一些剛剛脫貧的中產者再趕回貧困階層，似乎這樣就社會和諧、江山穩固了。中產階層如果是萎縮而不是壯大，將直接影響塔基的貧困層，他們不敢隨便下參觀吃飯，他們不敢隨便買衣服，那麼進城的農民工肯定會受影響，雇農民工的餐館和工廠會減少，即使僱用他們也把工資壓倒極低的水平，如此，老家的幾畝地免了農業稅有何意義？而且對中產層的重稅負，也會阻擋一部分從底層進入中產層的人的步伐。
而通過非正常手段暴富以及通過尋租而富有的官員，這類既得利益者，卻很難用稅收的手段重新分配他們的財富，連官員個人財產的申報辦法至今都不敢出臺。蔣經國當年豪情萬丈到上海「打老虎」，強行收購黃金，推行金圓券，有權力背景的大老虎他沒辦法，倒是把上海成千上萬的小康家庭逼到破產，最後他不得不空留遺恨在滬江，跟著老爸去臺灣島。
稅收上以後就要看收的稅怎樣使用，政府常說「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可是連詳細的、準確的稅收、財政支出報表都是國家機密不為納稅人瞭解的情況下，所謂的民意機構人大對預算的執行和審查基本上是走過場，一個執政黨的黨庫混同於國庫，怎能真正「用之於民」？君不見每年的審計風暴，刮過去後除了帶來沙塵暴外沒啥影響。西方國家大有稅負高的，比如瑞典這些北歐高福利國家，可是人家稅負高是為了支撐老百姓從搖籃到父母的社會保障。反觀我們，稅負逐漸向那些高稅收的發達國家看齊，而社會福利保障則強調自己是第三世界，自願和亞非拉多數欠發達國家站在一起。----其實我們對一般老百姓的教育、醫療的保障未必比得上如越南、泰國這些發展中國家。
一個買汽車的人，要交車船稅，還要交養路費，可一開車出去,國道、高速公路上到處有人設卡收買路錢，這種三重收費的狀況基本上是中國人當下稅負的縮影。
當一個壟斷市場的商家把一種微型汽車從5萬元漲價到10萬元後，反而津津樂道地說：汽車很便宜呀，你看看奔馳、寶馬動輒上百萬元一輛。這說法和用我們的稅負和高福利的發達國家比較一樣不講道理。
收上去的錢哪去了？我承認有一部分用在教育、醫療等民生事業上以緩和社會矛盾，可是由於政治上的壟斷，稅收的支出基本上是隨意的、毫無顧忌的，想怎樣花就怎樣花，就如一個控制主人錢袋的保姆，她任意為自己漲工資，她拿錢去菜市場買高出市價許多的食品拿回扣，還美其名曰為主人誠心誠意服務。君不見包括黨務部門在內的公務員漲工資，根本不用徵求納稅的老百姓意見。在明清兩代，皇室成員要花戶部的錢也不能想怎樣花就怎樣花，由皇帝任命的文官----戶部尚書對皇帝的要錢常常討價還價，所以萬曆帝才派出礦稅使出去為自己攢小金庫。現在黨務部門花國庫的錢比當年皇帝花戶部的錢方便多了。防務費當然是必須的，可是當政者一再強調要堅決反對軍隊國家化，強調黨指揮槍。一支只聽從某個集團私人武裝讓所有的納稅人來養，好比一個人花大錢替別人養孩子是一樣的道理，你如果掏錢不痛快替別人養大的孩子沒準反過來可能揍你一頓。用於醫療的公共財政支出據說一半是花在官員的身上，而各地的衙門想怎樣豪華就怎樣豪華，掏錢的人根本沒有置喙的權利。筆者由此倒可以對「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新的理解，也就是說廣大細民的利益都讓別人給代表了，可以任意處置，你錢就是我的錢，我花錢你買單。
「取之於民，用之於官」的稅收不是現代文明社會的正常稅收，而只能是吳思先生所說的血酬，也是黃宗羲曾說的「此吾產業之花息也」。地盤是我打下的，想怎樣收保護費就怎樣收，保護費如何支配也是我的私事，不容交保護費的人干涉。
在憲政國家裡，收稅也是強制的，但這種強制是建立在選民同意的基礎上，所謂無代表不納稅。政府怎樣收稅不但要由議會同意，更重要的是收上的稅怎樣花得由議會這類民意機構肯批准並監督。多數人同意高稅負高福利那就高稅負高福利，如果有朝一日大家覺得低稅負低福利好那就改過來也沒什麼不對，當然如此會傷害少數人的利益，可是這種方式是最不壞的方式，而且少數人可以利用言論、出版、集會、遊行等自由權利爭取同盟者，表達自己的意見，尋求救濟渠道。如果稅收上去亂花，選民可以用選票把當政者趕下去，換一家物業公司。可具有中國特色的物業公司不但聲稱要永遠替你服務下去，不許其他公司染指，他找來的保安三天兩頭打業主，小區內垃圾遍地沒人管，可這公司不但改善服務質量而且年年漲物業費。
徵得納稅人同意才收稅、花錢必須在納稅人的監督下的稅收不同於梁山的宋江等頭領收保護費。宋江等頭領打家劫舍，到了梁山上大秤分金銀，其分配方案被搶的莊戶人家是沒辦法干涉的，就連底層的小嘍囉也說了不算，按地位高低宋江等人佔了大頭，其他的小嘍囉分到一點肉湯。至於頭領們怎樣花錢擺宴席，如何裝修聚義廳，梁山周圍的老百姓和梁山裡的小人物更沒有發言權，所以這樣的肥差使宋江委託他的弟弟宋清打理。
梁山周圍的老百姓只有交保護費的權利，而保護費如何使用與他們沒關係。這就是血酬，是打江山後的「花息」，嚴格地說連吳思後來引申出來的「法酬」都不是，更不是什麼現代國家的稅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