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一早，胖跟班一早就來敲門。「科長呢？」我問。「已經在那邊等著你了。」說著瞟了我一眼，那意思很明顯：「我來還不夠嗎？」我沒再說什麼，隨他上路。
路上我試探著問胖跟班，和科長一塊兒干多久了。「不長，我也剛調到國安不久。」「看得出，你倆挺默契的。」我隨口捧了他一句。沒想到一句話打開了他的話匣子，讓他滔滔不絕地神吹了一路。一開始還好，只說科長怎麼能幹，能開幾種車，槍法准，有武功等等。吹到後來就不成話了，科長泡幾個妞，因為泡妞而與幫派老大爭風吃醋，最後怎樣把幫派老大打得服服貼貼。這些話，如果寫進007劇本裡，絕對香艷動魄，但放到現實中，就整一個變成了黑吃黑警匪不分的真實寫照。二十年前即使廣州官場也不像今天這樣情人成串，二奶成風，更何況我一直以為南寧的風氣要比廣州保守。胖跟班的話讓我感到吃驚，我忍不住小心翼翼地問：「女朋友多了，會不會影響不好？」胖跟班帶著一副見過大世面的神情說：「你多少還有點書生氣，幹我們這一行的，只要上面交代的事兒辦好了，其他的沒人敢把我們怎麼樣的。」
胖跟班的話讓我越來越覺得他已經開始把我當成了他們之間的一員，他似乎已經很有把握我會答應為他們工作了。我突然發現他和那位寶貝仁兄小黃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他們頭腦中幾乎沒什麼是非觀念，領導的意思可以代替中央文件，而中央文件則是道德的底線。現而今的中央精神朝令夕改，是與非只是個時間問題，讓領導高興自然也就成了他們的處世原則和道德標準。在他們眼裡，能給國安這種法外施法的機構工作是一種特權和身份的象徵，是求都求不到的肥缺。這樣的美差送到手上，豈有向外推的道理？以己推人，他們當然都認為我對這差事求之不得了。
胖跟班的話也說明另一個問題：科長向我講的那些大道理全是欺世之談。我不再說話，心裏只有一個想法：要盡快離開這個黑窩。
我跟著胖跟班按時到了與上峰會面的高級酒店。出我意料的是，上峰的年齡比科長還小，看樣子三十不到。小平頭，戴眼鏡，斯文而有活力。一問，剛從國外回來。怪不得一副見過世面的樣子。
然而非常可惜的是，上峰一開口，仍是出身良好和組織信任的老調調。我有點失望地望著那張受過良好教育的臉，覺得上峰講話的神情很像一個大學一年級的政治輔導員，很難想像他確實在國外呆過。
上峰顯然注意到了我心不在焉的神情，話題一轉，開始極力渲染情報工作的豐富多采和冒險性，講在海外有許多優秀的留學生為這項工作的挑戰性所吸引，願意為此獻身，等等等等。上峰講話時，科長和胖跟班都一臉謙虛地聽著，這兩個從沒出過國的土包子，似乎非常羨慕上峰在國外傳奇式的經歷。
應該說，二十年後的今天回憶那場三對一的談話，我最感謝的，是那位胖跟班。這個剛到國安不久的狂妄自大的傢伙，在領著我去談話的路上不經意間連吹帶擂地為我畫下科長和國安部的另外一副面孔，而那副面孔又與我眼前的這個談話陣勢形成了強烈的反差。上峰慷慨激昂的談話以及科長和胖跟班亦步亦趨的點頭贊同，都在那另一副面孔的背景襯托下變的如此蒼白、滑稽和荒誕不經。我原來多多少少是帶著一種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心情來的。我心裏作了精密的計算，哪些話該說，哪些話不該說。一旦話不投機，底線在哪裡。甚至一旦談判破裂，需要動用哪些關係以確保留學計畫不至流產，我都有了一個輪廓性的方案。但這時內心卻突然產生了一種強烈的感覺：這幫東西除了唱高調，帶高帽外加利益誘惑之外，沒有其他更多的招了。他們只是在尋找有可能被他們所利用的人，如果我堅決不肯，他們並不希望給他們自己製造過多的麻煩。我這麼多天以來戰戰兢兢四處躲避和不願面對的虎山，其實並不存在。
不，應該說，這是一座存在於我內心深處的虎山，是一座因為長期生活在組織的淫威和洗腦之下而產生的由畏懼和慣於服從的心理所構成的虎山，一座陰暗的心理虎山。一座在陽光下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的虎山。
我長長地舒了一口氣。眼前的三位國安仍在步步緊逼，但我的內心卻已如釋重負：這場談話在我心裏已經結束了。
後來，上峰萬般無奈下又重提科長當初許過的經濟資助，我還是用給科長的那個軟釘子：「無功不受祿」把他頂了回去。
三天之後，我乘坐的航班從香港起飛，我真正踏上了自由之路。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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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看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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