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8-02 00:34:13作者:唐子
希臘民主制度因為處死蘇格拉底而被歷史拋棄。蘇格拉底比孔子堪稱聖人。
公元前594年,雅典政治家梭倫超越貴族視野和家族私心,創公民選舉、議事、陪審的共和政治,貴族、農民、商人們的理性和熱情被合法地帶進公民大會和法庭。這時候中華春秋時代貴族、農民、商人們的理性和熱情要麼在公侯的客廳,要麼在父母、妻子陪伴的家庭,也就是說要麼是公侯的人要麼是家人,不可能是公民。雅典的共和政治推進一百年,進入了民主制度時代,小雅典(10來萬人口)和斯巴達領導希臘取得了抗擊大波斯帝國戰爭的勝利。當波斯被逐出希臘之後,民主派伯里克里斯作首席將軍的雅典,成了海上的最大強國,貿易經濟和藝術文化繁榮,修建起偉大的萬神殿。道德與信仰的傳統卻衰退了。
在當時民主制度的雅典城國,一批從農民、商人中選舉出來的檢察官、法官,被智者啟智後眼中只有法律和科學卻沒了對神的謙卑心,自以為很有知識和智慧。公民哲蘇格拉底挨個找上門去,採取由芝諾用過的辯證法——與人對話辯論,用邏輯證明他們前言不搭後語——迫使他們承認自己無知。於是蘇格拉底就對他們一笑,說:年青人,美德就是知識,修養你的美德吧!這些人當時在公民大會和法庭上佔大多數,腦子裡的神是可以亂來的宙斯和酗酒的巴庫斯,聽不進道德教誨。他們以為只要海上戰爭不斷勝利,有財源和奴隸,雅典就會永遠繁榮下去。可他們想錯了,遭到了海上反抗雅典權威的城邦聯合斯巴達而進行的堅決抗擊。即使他們以凶頑和暴虐的方式,殺光被征服的島嶼所有服兵役年齡的男子,把其他居民都掠為奴隸,別的島嶼抗擊還是不斷。雅典終於輸給斯巴達。
在伯利克里斯去世前,雅典民主就開始亂哄哄了。就因為戰爭不利,廉潔的伯利克里斯被法庭的多數票滑稽地判為貪污罪罰款。伯利克里斯去世後,雅典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長期不順,民主派變得像胡亂碰撞的原子,居心不良的知識和技藝被用來在公民大會和法庭上懲這個、治那個。雅典就這樣無序地亂了30年,戰敗後貴族在斯巴達支持下建立30僭主共和的寡頭政府。不到一年這個政府被推翻,民主制又恢復起來。檢察官和法官們指責貴族叛國,卻大赦了30僭主裡的貴族。可總得有人要為戰敗負責,於是檢察官和法官對道德教師、公民哲蘇格拉底說:你宣傳你那奇怪的神,教環了我們雅典的青年人的心。你得死!
蘇格拉底到底對希臘青年做了什麼,教了他們什麼,法庭要判處他死刑?要弄清這個問題,讓我們先來看看一段對話:
S:盜竊、欺騙、賣人當奴隸,這幾種行為是善行還是惡行?W:是惡行。S:欺騙敵人是惡行嗎?把原來敵佔城市的人賣作奴隸是惡行嗎?W:這是善行。不過我說的是朋友,沒有說敵人。S:照你說,盜竊對朋友是惡行。但如果你的朋友打算自殺,你盜竊了他準備自殺的工具,這是惡行嗎?W:是善行。S:你說對朋友欺騙是惡行,可是在戰爭中,將軍為了鼓舞士氣,對兵士說:援軍快到。但實際上並沒有援軍,你說這種欺騙是惡行嗎?W:這是善行。
看這段對話,我們會發現問話的S不斷提問,使答話的W對「盜竊、欺騙、賣人當奴隸」的行為,一會兒說是善行,一會兒是惡行,前後矛盾。這樣問來問去,一直問到W說:嗨,什麼善行,什麼是惡行,我還真不知道呢。這段對話中的S是蘇格拉底,W叫歐提拉謨斯(就是們青年)。這樣的對話有個名稱,叫「辯證法」,不是共產黨所謂夫妻鬥爭、慢慢拔光蔣介石的頭、批判+平反的假辯證法(真鬥爭論),是真辯證法——在對話辯論中證明對方說話矛盾,最後承認自己一無所知。於是蘇格拉底就開始教對方謙虛(敬神),不要以為自己有點知識就尾巴翹天上去了;還教對方明白,說話要前後意思一致,說話須要歸納,對說的詞(比如「善行」、「惡行」等)要有定義,說話不能後面說的否定前面的。
蘇格拉底對雅典青年做了什麼?就做了這些,教他們認識到:在智者那裡學來的知識技藝,隨便使用會說壞話、做壞事;認識到在智者那裡學來的辯論技巧是幼兒園的玩藝,經不起辯證法——辯論證明矛盾的方法——的盤問。蘇格拉底這是在幹什麼?很明顯,他是在教人做好人,教人清理思維空間。這樣的人在今日只有共產黨才害怕。如果法輪功學員學用這種真正的辯證法去講真相,讓聽真相的人承認他不懂「中國」、「中共」、「共產黨」、「法輪功」等詞的內涵,接下去介紹他們瞭解《九評共產黨》、《解體黨文化》、新唐人晚會等,就會很順利。
歷史上判決蘇格拉底,後來被證明是「魔鬼」判決。人只要不講道德,私心便會招魔受控幹壞事,無論少數人或獨裁者還是多數公民都不例外。蘇格拉底的容貌——一個扁鼻子和一個大肚子——在雅典很醜,心靈卻最美。他出身於一對石匠和接生婆夫婦組合的家庭,子承父業手藝很不錯,天賦才智堪稱雅典第一。而他最為後人樂道的是其卓越的美德,尤其是社會公德或曰公民道德。如果他賣手藝或賣知識,都會成為雅典中等以上的富有公民。但他沒有這樣做,而是把智慧、精力和時間用於與人對話,辯證對方思想語言中的邏輯錯誤,教人收斂哲學和科學的知識帶給自己的狂傲,教他們聆聽心靈中的神音,做一個有知識、守法律、敬神靈、不亂來的雅典公民。為此他早出晚歸,苦口婆心教育青年,還分文不取,回家被妻子潑一頭水還打趣:最愛我的人是你,知道我要衝涼就及時送水。
可就這樣一個偉大的公民哲被指控為不虔敬神和敗壞青年,在七十歲的高齡判處鴆死。檢察官和法官們實在難忍雙方在品德上的懸殊差異。這個醜老頭不沉默,他們雖然英俊卻會找不到情婦。今人聽我這樣講解蘇格拉底,可能會很詫異:怎麼會這樣?那麼只要想想江澤民為什麼不允許法輪功學員修真、修善、修忍,非要電男人的生殖器、捅女人的陰道、活摘人體器官賣錢,就不費解了;再想想高智晟勇敢地站出來對胡錦濤喊「讓你手下放下電棍」,那些不敢這樣喊卻因為被這一喊當不成反中共暴政的領袖的人為什麼會在網路論壇上群罵他,就更明白了;再想想70歲以上的高齡老人林牧因為主持正義而多次發聲,羅干要他沉默的招數就是要手下人給林老漢找一個淫亂婦女的罪名,就一點也不奇怪了。無論古代、現代,無論民主、專制,只要人缺德或無德,就會無理處決人。
蘇格拉底被判決所指控的罪狀是:「蘇格拉底是一個作惡者,是一個怪異的人,他窺探天上地下的事物;把壞的說成是好的。」「不敬國家所奉的神並宣傳其他的新神,而且還以此教導青年、敗壞青年。」可真正理由卻是:那些聽蘇格拉底教誨的貴族跟斯巴達(可能)勾勾搭搭,不熱愛雅典民主的亂哄哄。檢察官和法官們認為:處死這個教唆犯,雅典就太平、貴族就好對付了。
蘇格拉底把檢察官加給他的罪名全部有力地駁了回去,指出:他所以被判決處死,是因為他畢生用辯證法揭露了自以為是者對真理和神明的一無所知,過程中結下了許多死敵;他為此耗盡了全部時間並淪於極端的貧困,是因為他在履行神賜予他的「一個哲學家探討自己和探討別人的使命」;他是好或是壞,檢察官和法官說了不算,公民職守方面他聽法律的或服從多數,神諭指示方面他服從神,他是被神派遣到這個國家裡來的一個牛虻,為神幹活最崇高;他所以聲辯,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不願讓民主制度擔當「不正義地剝奪別人生命」的忤神大罪,他現在是要說服法官,而不是請求他們開恩;起訴書中給他的「敗壞青年」的罪名,找不到一個實例;他可以遵循慣例,把他哭哭啼啼的兒女帶上法庭來軟化法官們的心,但他不這麼幹,這會使他和整個城邦都顯得可笑……
當民主的多數執意宣判鴆死蘇格拉底之後,蘇格拉底最後對檢察官和法官們說:你們這些給我定罪的人啊,我向你們預言,我死去之後,立刻就有比你們加之於我的更重得多的懲罰在等待你們。用殺人的辦法不能防止別人譴責你們的罪惡生活,這是一種既不可能而又不榮譽的逃避辦法。最容易最高貴的辦法並不是不讓別人說話,而是要改正你們自己。我被判死刑其實是件好事,因為我的靈魂要移居到奧爾弗斯的世界去了,我願意這樣的一死再死,在那個世界我還會繼續提問題,不僅比在這裡更加幸福,而且還是永遠不死的。死別的時辰已經到了,我們各走各的路吧——我去死,而你們去活。哪一個更好,唯有神才知道了。
後來蘇格拉底優雅地迎接了死亡的來臨。見證人有他的學生柏拉圖等兩人。他們本來是買通了官吏來帶他逃走的。但蘇格拉底拒絕逃亡,決不違法。他平靜地對悲痛的學生說:「你們掩埋的只是我的肉體」。他記著獄卒常來看他的好心,彬彬有禮地請獄卒教他服毒,而後溫文爾雅、輕鬆愉快地飲盡毒鴆。見證老師死的學生潸然淚下,他泰然自若地說:「知道人應該在平靜中死去這個道理吧,請安靜下來,耐心一點。」他溫文地體會著身體由腳、腿一直涼到心臟……當下腹變涼時,他對學生說:「我還欠阿斯克勒庇俄斯一隻公雞,替我還清這筆欠債。」此後他再無聲音了,好似釋迦牟尼涅槃。柏拉圖最後寫道:「這就是我們良師益友臨終時的情景,我可以稱他為我所認識的人中最有智慧、最正直、最優秀的人。」
讀蘇格拉底的悲劇故事,我們看到一顆自信的、高貴的心靈。
有一個問題:為什麼一個卓越的人,有時候會高超過一座城市所有的人?其實蘇格拉底已經說清楚了:他是一隻神派來的有使命的牛虻。歷史的事實,特別中共50多年的國寨史告訴我們:如果無神論者不講良知,那就是十幾億人的群氓。其實在今日中共國寨,十幾萬律師不如一個高智晟,這已是不爭的事實。這樣回頭看古代雅典不過幾萬公民,整體不如一個老蘇,就不難理解了。
有佛教或道家修煉知識或經歷的人,一讀蘇格拉底的生平介紹,可能就會清楚為什麼大愚惹智的羅素筆下患癲癇的蘇格拉底一個人會比滿城雅典人更智慧。
有一天早晨蘇格拉底想一件難事放不下,一動也不動地一直站著,從清早到中午再到夜晚,好奇的人睡在露天裡守著他,竟然看著他一直站到第二天早晨。據說這種佇立而出神的事,是蘇格拉底常有的事。有一次蘇格拉底和一個朋友去赴宴會,一陣出神就落在後頭了。他還有很多令人覺得神奇的事:一次嚴霜,所有人不是躲在屋裡,就是穿著厚衣服緊裹身體,毛氈裹著腳;惟獨蘇格拉底赤腳站在冰上,穿著平時的衣服,比穿了鞋的兵士走路走得更好;他很少飲酒,卻能喝得過所有的人,從沒醉過;他的肉體能經受住最強烈的誘惑之下……
羅素認為蘇格拉底是一個不迷信與不講淨化儀式的奧爾弗斯教的新教徒。是不是奧爾弗斯新教徒,我不好說。但我們能說的是:蘇格拉底絕非癲癇病人(羅素是修煉盲說胡話),而真正是一位修煉者。他佇立出神,其實如同東方道士或和尚打坐沉思一樣,是一種入定了的狀態,如同釋迦牟尼頓悟前在苦行林禪定一樣,只是修煉形式不坐而站——姑且叫「站定」。蘇格拉底出神站定的時候,就如同釋迦牟尼在菩提樹下頓悟之前禪定一樣,進入了另外一個時空,在那裡聆聽他的神的指示,看到他的神讓他看到的景象,甚至在那邊親自做一些事情。因此當他收神出定之後,再與雅典人交談,滿城雅典人真的會覺得都不如他智慧。
如此蘇格拉底,除了是一位遵守雅典法律的公民哲,還是希臘城邦裡一位虔信神——與那些名義上信宙斯、巴庫斯,而實際上自戀其現在的劣行的假信神不同——的公民聖徒。那些判決他的雅典人只是公民,已非真正的信徒,所以才會覺得蘇格拉底這位公民聖徒很怪異,地上的好事在他眼裡都是壞事。其實真正怪異的是當時的雅典公民——相信有神卻不守道德,結果成了神不管而用瘟疫和戰敗來懲處的棄民;嘴上說著友誼、勇敢、誠實、善行、美德等名詞,行為上完全是另外一套,形成今日裡須去心理診所調治的人格分裂症——有知無德者。看智慧旅程的站點,蘇格拉底可謂希臘倫理道德哲學的開始。他供給世人的新知有三:1、「美德即知識」:關於善的知識最重要,才是真知。2、辯(論)證(明)法:談話揭露邏輯矛盾,歸納和下定義引出清晰的思想見解。3、系統的有神論思想:神有目的地創造世界,並支配和管理世界;人在神面前,須認識自己的無知。
雅典民主派處死蘇格拉底的時候,並不知道他們幹的是處死雅典民主制度的大傻事。公元前五世紀,雅典的偉大公民哲或合格公民聖只有蘇格拉底一人。他以「神派來的牛虻」這一說法,實際上扮演了預告耶穌基督將降臨世間的先知角色。孔子是大賢,當時的缺德君王只是不用他,還不敢真的把他怎麼樣。蘇格拉底的真誠、守法、知禮和生無喜、死不懼,與孔子相比,更堪稱聖人。這樣的人,雅典沒有當比宙斯更偉大的神來供著,竟然還敢處死。這真可謂雅典莫大的悲劇。
蘇格拉底的悲劇,是雅典多神教時代新文化——民主和科學——運動的悲劇。蘇格拉底死後,希臘出現了以知識修美德的斯多葛派和以窮苦為歡樂的犬儒學派。公元前四世紀之初,蘇格拉底以悲劇性的死亡,為雅典贏得思想文化上800年的至上地位,直到基督教馴服羅馬公民的侵略野心和擴張性情為止。
公元前594年,雅典政治家梭倫超越貴族視野和家族私心,創公民選舉、議事、陪審的共和政治,貴族、農民、商人們的理性和熱情被合法地帶進公民大會和法庭。這時候中華春秋時代貴族、農民、商人們的理性和熱情要麼在公侯的客廳,要麼在父母、妻子陪伴的家庭,也就是說要麼是公侯的人要麼是家人,不可能是公民。雅典的共和政治推進一百年,進入了民主制度時代,小雅典(10來萬人口)和斯巴達領導希臘取得了抗擊大波斯帝國戰爭的勝利。當波斯被逐出希臘之後,民主派伯里克里斯作首席將軍的雅典,成了海上的最大強國,貿易經濟和藝術文化繁榮,修建起偉大的萬神殿。道德與信仰的傳統卻衰退了。
在當時民主制度的雅典城國,一批從農民、商人中選舉出來的檢察官、法官,被智者啟智後眼中只有法律和科學卻沒了對神的謙卑心,自以為很有知識和智慧。公民哲蘇格拉底挨個找上門去,採取由芝諾用過的辯證法——與人對話辯論,用邏輯證明他們前言不搭後語——迫使他們承認自己無知。於是蘇格拉底就對他們一笑,說:年青人,美德就是知識,修養你的美德吧!這些人當時在公民大會和法庭上佔大多數,腦子裡的神是可以亂來的宙斯和酗酒的巴庫斯,聽不進道德教誨。他們以為只要海上戰爭不斷勝利,有財源和奴隸,雅典就會永遠繁榮下去。可他們想錯了,遭到了海上反抗雅典權威的城邦聯合斯巴達而進行的堅決抗擊。即使他們以凶頑和暴虐的方式,殺光被征服的島嶼所有服兵役年齡的男子,把其他居民都掠為奴隸,別的島嶼抗擊還是不斷。雅典終於輸給斯巴達。
在伯利克里斯去世前,雅典民主就開始亂哄哄了。就因為戰爭不利,廉潔的伯利克里斯被法庭的多數票滑稽地判為貪污罪罰款。伯利克里斯去世後,雅典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長期不順,民主派變得像胡亂碰撞的原子,居心不良的知識和技藝被用來在公民大會和法庭上懲這個、治那個。雅典就這樣無序地亂了30年,戰敗後貴族在斯巴達支持下建立30僭主共和的寡頭政府。不到一年這個政府被推翻,民主制又恢復起來。檢察官和法官們指責貴族叛國,卻大赦了30僭主裡的貴族。可總得有人要為戰敗負責,於是檢察官和法官對道德教師、公民哲蘇格拉底說:你宣傳你那奇怪的神,教環了我們雅典的青年人的心。你得死!
蘇格拉底到底對希臘青年做了什麼,教了他們什麼,法庭要判處他死刑?要弄清這個問題,讓我們先來看看一段對話:
S:盜竊、欺騙、賣人當奴隸,這幾種行為是善行還是惡行?W:是惡行。S:欺騙敵人是惡行嗎?把原來敵佔城市的人賣作奴隸是惡行嗎?W:這是善行。不過我說的是朋友,沒有說敵人。S:照你說,盜竊對朋友是惡行。但如果你的朋友打算自殺,你盜竊了他準備自殺的工具,這是惡行嗎?W:是善行。S:你說對朋友欺騙是惡行,可是在戰爭中,將軍為了鼓舞士氣,對兵士說:援軍快到。但實際上並沒有援軍,你說這種欺騙是惡行嗎?W:這是善行。
看這段對話,我們會發現問話的S不斷提問,使答話的W對「盜竊、欺騙、賣人當奴隸」的行為,一會兒說是善行,一會兒是惡行,前後矛盾。這樣問來問去,一直問到W說:嗨,什麼善行,什麼是惡行,我還真不知道呢。這段對話中的S是蘇格拉底,W叫歐提拉謨斯(就是們青年)。這樣的對話有個名稱,叫「辯證法」,不是共產黨所謂夫妻鬥爭、慢慢拔光蔣介石的頭、批判+平反的假辯證法(真鬥爭論),是真辯證法——在對話辯論中證明對方說話矛盾,最後承認自己一無所知。於是蘇格拉底就開始教對方謙虛(敬神),不要以為自己有點知識就尾巴翹天上去了;還教對方明白,說話要前後意思一致,說話須要歸納,對說的詞(比如「善行」、「惡行」等)要有定義,說話不能後面說的否定前面的。
蘇格拉底對雅典青年做了什麼?就做了這些,教他們認識到:在智者那裡學來的知識技藝,隨便使用會說壞話、做壞事;認識到在智者那裡學來的辯論技巧是幼兒園的玩藝,經不起辯證法——辯論證明矛盾的方法——的盤問。蘇格拉底這是在幹什麼?很明顯,他是在教人做好人,教人清理思維空間。這樣的人在今日只有共產黨才害怕。如果法輪功學員學用這種真正的辯證法去講真相,讓聽真相的人承認他不懂「中國」、「中共」、「共產黨」、「法輪功」等詞的內涵,接下去介紹他們瞭解《九評共產黨》、《解體黨文化》、新唐人晚會等,就會很順利。
歷史上判決蘇格拉底,後來被證明是「魔鬼」判決。人只要不講道德,私心便會招魔受控幹壞事,無論少數人或獨裁者還是多數公民都不例外。蘇格拉底的容貌——一個扁鼻子和一個大肚子——在雅典很醜,心靈卻最美。他出身於一對石匠和接生婆夫婦組合的家庭,子承父業手藝很不錯,天賦才智堪稱雅典第一。而他最為後人樂道的是其卓越的美德,尤其是社會公德或曰公民道德。如果他賣手藝或賣知識,都會成為雅典中等以上的富有公民。但他沒有這樣做,而是把智慧、精力和時間用於與人對話,辯證對方思想語言中的邏輯錯誤,教人收斂哲學和科學的知識帶給自己的狂傲,教他們聆聽心靈中的神音,做一個有知識、守法律、敬神靈、不亂來的雅典公民。為此他早出晚歸,苦口婆心教育青年,還分文不取,回家被妻子潑一頭水還打趣:最愛我的人是你,知道我要衝涼就及時送水。
可就這樣一個偉大的公民哲被指控為不虔敬神和敗壞青年,在七十歲的高齡判處鴆死。檢察官和法官們實在難忍雙方在品德上的懸殊差異。這個醜老頭不沉默,他們雖然英俊卻會找不到情婦。今人聽我這樣講解蘇格拉底,可能會很詫異:怎麼會這樣?那麼只要想想江澤民為什麼不允許法輪功學員修真、修善、修忍,非要電男人的生殖器、捅女人的陰道、活摘人體器官賣錢,就不費解了;再想想高智晟勇敢地站出來對胡錦濤喊「讓你手下放下電棍」,那些不敢這樣喊卻因為被這一喊當不成反中共暴政的領袖的人為什麼會在網路論壇上群罵他,就更明白了;再想想70歲以上的高齡老人林牧因為主持正義而多次發聲,羅干要他沉默的招數就是要手下人給林老漢找一個淫亂婦女的罪名,就一點也不奇怪了。無論古代、現代,無論民主、專制,只要人缺德或無德,就會無理處決人。
蘇格拉底被判決所指控的罪狀是:「蘇格拉底是一個作惡者,是一個怪異的人,他窺探天上地下的事物;把壞的說成是好的。」「不敬國家所奉的神並宣傳其他的新神,而且還以此教導青年、敗壞青年。」可真正理由卻是:那些聽蘇格拉底教誨的貴族跟斯巴達(可能)勾勾搭搭,不熱愛雅典民主的亂哄哄。檢察官和法官們認為:處死這個教唆犯,雅典就太平、貴族就好對付了。
蘇格拉底把檢察官加給他的罪名全部有力地駁了回去,指出:他所以被判決處死,是因為他畢生用辯證法揭露了自以為是者對真理和神明的一無所知,過程中結下了許多死敵;他為此耗盡了全部時間並淪於極端的貧困,是因為他在履行神賜予他的「一個哲學家探討自己和探討別人的使命」;他是好或是壞,檢察官和法官說了不算,公民職守方面他聽法律的或服從多數,神諭指示方面他服從神,他是被神派遣到這個國家裡來的一個牛虻,為神幹活最崇高;他所以聲辯,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不願讓民主制度擔當「不正義地剝奪別人生命」的忤神大罪,他現在是要說服法官,而不是請求他們開恩;起訴書中給他的「敗壞青年」的罪名,找不到一個實例;他可以遵循慣例,把他哭哭啼啼的兒女帶上法庭來軟化法官們的心,但他不這麼幹,這會使他和整個城邦都顯得可笑……
當民主的多數執意宣判鴆死蘇格拉底之後,蘇格拉底最後對檢察官和法官們說:你們這些給我定罪的人啊,我向你們預言,我死去之後,立刻就有比你們加之於我的更重得多的懲罰在等待你們。用殺人的辦法不能防止別人譴責你們的罪惡生活,這是一種既不可能而又不榮譽的逃避辦法。最容易最高貴的辦法並不是不讓別人說話,而是要改正你們自己。我被判死刑其實是件好事,因為我的靈魂要移居到奧爾弗斯的世界去了,我願意這樣的一死再死,在那個世界我還會繼續提問題,不僅比在這裡更加幸福,而且還是永遠不死的。死別的時辰已經到了,我們各走各的路吧——我去死,而你們去活。哪一個更好,唯有神才知道了。
後來蘇格拉底優雅地迎接了死亡的來臨。見證人有他的學生柏拉圖等兩人。他們本來是買通了官吏來帶他逃走的。但蘇格拉底拒絕逃亡,決不違法。他平靜地對悲痛的學生說:「你們掩埋的只是我的肉體」。他記著獄卒常來看他的好心,彬彬有禮地請獄卒教他服毒,而後溫文爾雅、輕鬆愉快地飲盡毒鴆。見證老師死的學生潸然淚下,他泰然自若地說:「知道人應該在平靜中死去這個道理吧,請安靜下來,耐心一點。」他溫文地體會著身體由腳、腿一直涼到心臟……當下腹變涼時,他對學生說:「我還欠阿斯克勒庇俄斯一隻公雞,替我還清這筆欠債。」此後他再無聲音了,好似釋迦牟尼涅槃。柏拉圖最後寫道:「這就是我們良師益友臨終時的情景,我可以稱他為我所認識的人中最有智慧、最正直、最優秀的人。」
讀蘇格拉底的悲劇故事,我們看到一顆自信的、高貴的心靈。
有一個問題:為什麼一個卓越的人,有時候會高超過一座城市所有的人?其實蘇格拉底已經說清楚了:他是一隻神派來的有使命的牛虻。歷史的事實,特別中共50多年的國寨史告訴我們:如果無神論者不講良知,那就是十幾億人的群氓。其實在今日中共國寨,十幾萬律師不如一個高智晟,這已是不爭的事實。這樣回頭看古代雅典不過幾萬公民,整體不如一個老蘇,就不難理解了。
有佛教或道家修煉知識或經歷的人,一讀蘇格拉底的生平介紹,可能就會清楚為什麼大愚惹智的羅素筆下患癲癇的蘇格拉底一個人會比滿城雅典人更智慧。
有一天早晨蘇格拉底想一件難事放不下,一動也不動地一直站著,從清早到中午再到夜晚,好奇的人睡在露天裡守著他,竟然看著他一直站到第二天早晨。據說這種佇立而出神的事,是蘇格拉底常有的事。有一次蘇格拉底和一個朋友去赴宴會,一陣出神就落在後頭了。他還有很多令人覺得神奇的事:一次嚴霜,所有人不是躲在屋裡,就是穿著厚衣服緊裹身體,毛氈裹著腳;惟獨蘇格拉底赤腳站在冰上,穿著平時的衣服,比穿了鞋的兵士走路走得更好;他很少飲酒,卻能喝得過所有的人,從沒醉過;他的肉體能經受住最強烈的誘惑之下……
羅素認為蘇格拉底是一個不迷信與不講淨化儀式的奧爾弗斯教的新教徒。是不是奧爾弗斯新教徒,我不好說。但我們能說的是:蘇格拉底絕非癲癇病人(羅素是修煉盲說胡話),而真正是一位修煉者。他佇立出神,其實如同東方道士或和尚打坐沉思一樣,是一種入定了的狀態,如同釋迦牟尼頓悟前在苦行林禪定一樣,只是修煉形式不坐而站——姑且叫「站定」。蘇格拉底出神站定的時候,就如同釋迦牟尼在菩提樹下頓悟之前禪定一樣,進入了另外一個時空,在那裡聆聽他的神的指示,看到他的神讓他看到的景象,甚至在那邊親自做一些事情。因此當他收神出定之後,再與雅典人交談,滿城雅典人真的會覺得都不如他智慧。
如此蘇格拉底,除了是一位遵守雅典法律的公民哲,還是希臘城邦裡一位虔信神——與那些名義上信宙斯、巴庫斯,而實際上自戀其現在的劣行的假信神不同——的公民聖徒。那些判決他的雅典人只是公民,已非真正的信徒,所以才會覺得蘇格拉底這位公民聖徒很怪異,地上的好事在他眼裡都是壞事。其實真正怪異的是當時的雅典公民——相信有神卻不守道德,結果成了神不管而用瘟疫和戰敗來懲處的棄民;嘴上說著友誼、勇敢、誠實、善行、美德等名詞,行為上完全是另外一套,形成今日裡須去心理診所調治的人格分裂症——有知無德者。看智慧旅程的站點,蘇格拉底可謂希臘倫理道德哲學的開始。他供給世人的新知有三:1、「美德即知識」:關於善的知識最重要,才是真知。2、辯(論)證(明)法:談話揭露邏輯矛盾,歸納和下定義引出清晰的思想見解。3、系統的有神論思想:神有目的地創造世界,並支配和管理世界;人在神面前,須認識自己的無知。
雅典民主派處死蘇格拉底的時候,並不知道他們幹的是處死雅典民主制度的大傻事。公元前五世紀,雅典的偉大公民哲或合格公民聖只有蘇格拉底一人。他以「神派來的牛虻」這一說法,實際上扮演了預告耶穌基督將降臨世間的先知角色。孔子是大賢,當時的缺德君王只是不用他,還不敢真的把他怎麼樣。蘇格拉底的真誠、守法、知禮和生無喜、死不懼,與孔子相比,更堪稱聖人。這樣的人,雅典沒有當比宙斯更偉大的神來供著,竟然還敢處死。這真可謂雅典莫大的悲劇。
蘇格拉底的悲劇,是雅典多神教時代新文化——民主和科學——運動的悲劇。蘇格拉底死後,希臘出現了以知識修美德的斯多葛派和以窮苦為歡樂的犬儒學派。公元前四世紀之初,蘇格拉底以悲劇性的死亡,為雅典贏得思想文化上800年的至上地位,直到基督教馴服羅馬公民的侵略野心和擴張性情為止。
《蘇格拉底之死》
(The Death of Socrates by Jacques-Louis David, 1787)
(The Death of Socrates by Jacques-Louis David, 17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