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7-08 16:38:00作者：張三一
內容摘要 : 議報先後刊登了柳孚三：《自由主義思想遺產的發掘和繼承－－ 讀謝泳〈書生私見〉》（第191 期）、賈悲文：《七年之痒：中國文人的1950 至1957 》（第276 期）、畢文稼：《哀其不幸，怒其幫凶 －－ 紀念反右50 週年》（第305 期）等評論五十年代知識份子的文章。這期間在海外中文網對五十年代知識份子的言行有過一番爭論。五十年代知識份子對中國歷史進程到底起了什麼作用？以下是我的淺見。
先界定「知識精英」。「知識精英」不全等於中國的知識份子、不全等於「文人」這裡所指的「知識精英」只是中國的知識份子、「文人」中的極少部分，而且是專指四五十年代參與政治並且投（擁、附）共的那一小部分；具體地講就是指知識精英中的少數政治人物，例如張東蓀、章乃器、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一夥。
對這一界定要留意一點。這些「知識精英」是佔據了話語權的一個群體；在四五十年代，我們所聽到的所謂知識份子的意見大多數都是由這些人為代表發出的；當時和至今人們記述歷或評論史時，一般都是把這一夥人稱作 「知識份子」或「文人」；這樣的稱謂並沒有脫離時代真實，不是什麼大錯。
那麼，張東蓀、章乃器、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知識精英」 對中國歷史進程到底起了什麼作用？
我的結論是：這一夥知識精英是極權制度的為虎作倀者，是中國走向人類文明途中的反動者。
結論理由之一。為共產黨城頭豎起大王旗的專制獨裁暴力政權增添極大的認授性和披上全法外衣。
共產極權建立是中國少有的大倒退和大反動歷史事件；共產政權製造了中國造一次又一次的史無前例的民族大災難；共產極權給中國和世界創造了殺害、傷害最殘暴和人數最多的歷史記錄；在今天中共已經成為人類最野蠻最暴力最專制獨裁的總代表。在四五十年代中共城頭豎起大王旗時，因為有了這一批知識份子的響亮支持的聲音，讓共產黨極權制度披上了「全國人民擁護共產黨」這一反歷史潮流口號提供了力證；為城頭豎起大王旗的暴力政權增添極大的認授性和披上全法外衣。
結論理由之二。參與了五十年代初期由假民主過度到真專制的實質工作。
共同綱領實質就是憲法，是依照列寧主義原則寫出來的檔。一個反對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如張東蓀者流，一個在1947 年就指出「老實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的儲安平者流竟然主動前往支持這個這個暴政集團；給共產黨的專制獨裁政權錦上添花。這個寧主義原則的共同綱領，畢竟還有一些假民主，例如，「公民權利」、協商等多少有些近於民主的文字和體現在政權結構上的假民主事實；執政聯盟中包括資產階級，沒有作出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法定地位。可惜，這一夥知識精英，竟然在五年間（ 1954 年）主動地100% 支持法定一黨專政的真專制「憲法」去取代假民主的共同綱領。共產黨向他們開刀的反右法理就是這個憲法提供的。事實上，這批所謂知識份子，從內戰起就一直為共產黨取得權力效命。不論從主觀還是客觀角度去看都是為共產政權的為虎作倀者、中國走向人類文明途中的反動者。一夥對共產黨政權及其「社會主義」本質有認識，且持反對和否定態度的張東蓀儲安平等人，竟明知而為虎作倀，主動去協助實現其否定和反對的事物，確是一樁咄咄怪事－－很值得研究。
結論理由之三。自動支持反右前的所有政治運動。
張東蓀、章乃器、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一夥既然佔據了知識份子話語權，就應負起知識份子的責任。為虎作倀的張東蓀等一夥添增認受性和披上合法外衣的中共暴力政權，49 年後史無前例地殘殺、迫害了千千萬萬「知識份子」－－張東蓀等一夥既然投共擁共，當然接受中共對「知識份子」的界定：讀過中學的、做「知識」工作的都是「知識份子」；例如，農村小學畢業當小學或幼稚園教師的也是「知識份子」。按這個界定，反右前中共殘殺、迫害的知識份子如下：「鎮反」反革命、偽職員：「三反」、「五反」的對象、「土改」中的地主富農壞分子：「商改」中的老闆等等，極大部分都是界定中的或大或小的知識份子。既然是知識份子，就是張東蓀之流的同類；其中的反革命、偽職員、地主、老闆等等有不少是他們過去的同僚、同事、親戚、朋友。面對中共吞噬過去的同僚、同事、親戚、朋友的鮮血骨肉，他們非但沒有發出任何反對聲音，還全力支持這個黨不斷地一次又一次吞噬下去。張東蓀等一夥非但沒有負起知識份子的責任，還成了屠殺知識份子的幫凶。
本來，一個（夥）人為了名、利、權、位而願被收買，願為虎作倀，從權利角度來看，他（們）是有這麼做的權利；你可以不同意或反對他們的所為，可是，你不能否定他們的權利。但是，如果是為大吃他們親人朋友的虎作倀，人們就有充足理由在道義上批判和斥責他們。張東蓀等人連起碼的物傷其類的人性也欠缺；是為吃其親人朋友的虎作倀者；所以必須大力批判和斥責。後來，他們自己也被虎所噬，可視作報應。
有為這夥人開脫罪名者說：「50 年代的臺灣，一樣搞白色恐怖，一樣的把思想犯投入大海，雷震事件就是明證。」這種開脫極之荒唐。一是，難道因為國民黨政權樣搞白色恐怖，就能證明比白色恐怖嚴重千萬倍的紅色恐怖就合理和無罪？別人指的是張東蓀等人為虎作倀之惡，這與白色恐怖何干？
有為這夥人開脫罪名者又說：「如果把49 年中共取得政權，和49 年後中國的罪惡「至少是反右前的罪惡」，看成是文人和中共的共舞的結果，把57 年的右派都看作曾經是中共的幫凶。我覺得這種說法走的太遠了。」這是混淆是非黑白。人們指責的是張東蓀之流的為虎作倀者，現在把被為虎作倀者支持擁護的虎所殘害者推「幫凶」位置和加上「幫凶」罪名為真凶開脫，荒唐透頂。
結論理由之四。現在還起幫凶和花瓶作用。
至今為止，所謂八個民主黨派實質上就是被共產黨「金屋藏嬌般圈養」的傀儡小夥團。它的職責有二。一是奉旨表態支持共產黨，特別是在共產黨作出重要的國內外決定時，「代表人民」發出支持擁護的噪音，給共產黨強代民意染上五顏六色全理合法色彩；讓共產黨的諸如「三個代表之類」口號增添欺騙性－－即幫凶作用。二是繼續扮演九個奶共尊一介夫的花瓶角色－－全民擁護共產黨（？！）
結論理由之五。培養了一批披著自由主義外衣的打擊維權和民運的妖怪。
張東蓀等知識份子者流營建了一種邪惡的文人傳統。這一傳統典型地表現在一些被整被批被斗的人，例如一些右派份子給平反時不但對共產黨仇將恩報，還表現得比共產黨更有黨性、比極左派更左、比黨創雷鋒更奴忠。次典型是表現在現在某類自稱的獨立自由知識份子（獨知），他們與共產黨同步反維權反民運；異聲而同調合拍地與共產黨組合成反民運維權二重唱。他們的特色是選擇被共產黨打擊者中有影響力者或現在反共有實質作用者進行「求真打假」操作。他們多選用由中共官方喉舌提供的謊言作「求真打假」的炮彈。用的手段是質疑這些維權或民運者的每一個字詞表達出的真實性、準確性（但是，絕不會以同樣標準訴諸共產黨的謊言）；憑空無端地指責別人造神、造英雄，自認為神、英雄並以之為罪名進行嚴打；最拿手的是誅心，指責別人心理有問題，有神經病，並以之極盡誣陷醜化之能事；用盡人間最惡毒和最仇恨的詞語給對方抹黑（請注意，這些人對共產黨絕不會用上這些詞語的，他們最強調對共產黨講寬容和妥協，最好笑的是不准罵共產黨）；當然少不了造謠傳謠。這種為虎作倀者香港有一大堆，國外中文圈有一小撮。
當然，這是這些人的表達權利－－為虎作倀也是人們的權利。
結論的理由之外的理由。自願被共產黨「金屋藏嬌般圈養」。
造成上述五點的因由是多種多樣的。有可理解也可諒解的，例如為極端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所誤、受潮流影響、受騙誤上賊船、「身不由己才賣身投靠」等等；可理解但不可諒解的，例如抗拒不了統戰（收買）的甜辭、厚利、高官位、虛名譽等等。據毛澤東說，中共建政前夕是張東蓀主動先聯絡共產黨的，然後才是毛澤東重點邀請。張東蓀儲安平等人賣身投靠是因為身不由己嗎？他們有什麼受騙誤上賊船的可能嗎？所以，只能說他們為了甜辭、厚利、高官位、虛名譽自願被共產黨「金屋藏嬌般圈養」。在甜辭、厚利、高官位、虛名譽統戰收買面前，失去了理智、失去了良知，甘作二奶…九奶被共產黨包養。
為這夥知識份子精英開脫，有人說，這些人有卓越的學術成就，對專制獨裁有深刻獨特見解，並沒有百分之一百附和共惡行，反右時和反右後都有或多或少反中共惡行的表現，所以把他們視作中共幫凶是「下筆不慎重」，等等。
我的回答，必須尊重事實；任何結論、判斷都必須符合事實。若不符合，只能改結論、判斷，不能改事實。所以，一是，一筆還一筆。在寫學術史或個人傳記時，應公平公正地記上他們的功勞和貢獻；二是，寫政治史，尤其是知識份子參政史時也要尊重事實，給他們公平公正的結論：是極權制度的為虎作倀者，是中國走向人類文明途中的反動者。
歷史主流的記錄的是，在這一階段，張東蓀等知識精英們是極權制度的為虎作倀者，是中國走向人類文明途中的反動者。不能因為精英們的擁共具體微觀因由而改變的鐵一般的歷史的總體事實。這些人在政治史上的位置是恥辱柱。現在有些人在權力面前正加緊向恥辱柱爬上去，將來的歷史恥辱柱也會公正地給他們留下空檔的。
－－原載：《》，第309期，2007-07-04
先界定「知識精英」。「知識精英」不全等於中國的知識份子、不全等於「文人」這裡所指的「知識精英」只是中國的知識份子、「文人」中的極少部分，而且是專指四五十年代參與政治並且投（擁、附）共的那一小部分；具體地講就是指知識精英中的少數政治人物，例如張東蓀、章乃器、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一夥。
對這一界定要留意一點。這些「知識精英」是佔據了話語權的一個群體；在四五十年代，我們所聽到的所謂知識份子的意見大多數都是由這些人為代表發出的；當時和至今人們記述歷或評論史時，一般都是把這一夥人稱作 「知識份子」或「文人」；這樣的稱謂並沒有脫離時代真實，不是什麼大錯。
那麼，張東蓀、章乃器、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知識精英」 對中國歷史進程到底起了什麼作用？
我的結論是：這一夥知識精英是極權制度的為虎作倀者，是中國走向人類文明途中的反動者。
結論理由之一。為共產黨城頭豎起大王旗的專制獨裁暴力政權增添極大的認授性和披上全法外衣。
共產極權建立是中國少有的大倒退和大反動歷史事件；共產政權製造了中國造一次又一次的史無前例的民族大災難；共產極權給中國和世界創造了殺害、傷害最殘暴和人數最多的歷史記錄；在今天中共已經成為人類最野蠻最暴力最專制獨裁的總代表。在四五十年代中共城頭豎起大王旗時，因為有了這一批知識份子的響亮支持的聲音，讓共產黨極權制度披上了「全國人民擁護共產黨」這一反歷史潮流口號提供了力證；為城頭豎起大王旗的暴力政權增添極大的認授性和披上全法外衣。
結論理由之二。參與了五十年代初期由假民主過度到真專制的實質工作。
共同綱領實質就是憲法，是依照列寧主義原則寫出來的檔。一個反對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如張東蓀者流，一個在1947 年就指出「老實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的儲安平者流竟然主動前往支持這個這個暴政集團；給共產黨的專制獨裁政權錦上添花。這個寧主義原則的共同綱領，畢竟還有一些假民主，例如，「公民權利」、協商等多少有些近於民主的文字和體現在政權結構上的假民主事實；執政聯盟中包括資產階級，沒有作出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法定地位。可惜，這一夥知識精英，竟然在五年間（ 1954 年）主動地100% 支持法定一黨專政的真專制「憲法」去取代假民主的共同綱領。共產黨向他們開刀的反右法理就是這個憲法提供的。事實上，這批所謂知識份子，從內戰起就一直為共產黨取得權力效命。不論從主觀還是客觀角度去看都是為共產政權的為虎作倀者、中國走向人類文明途中的反動者。一夥對共產黨政權及其「社會主義」本質有認識，且持反對和否定態度的張東蓀儲安平等人，竟明知而為虎作倀，主動去協助實現其否定和反對的事物，確是一樁咄咄怪事－－很值得研究。
結論理由之三。自動支持反右前的所有政治運動。
張東蓀、章乃器、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一夥既然佔據了知識份子話語權，就應負起知識份子的責任。為虎作倀的張東蓀等一夥添增認受性和披上合法外衣的中共暴力政權，49 年後史無前例地殘殺、迫害了千千萬萬「知識份子」－－張東蓀等一夥既然投共擁共，當然接受中共對「知識份子」的界定：讀過中學的、做「知識」工作的都是「知識份子」；例如，農村小學畢業當小學或幼稚園教師的也是「知識份子」。按這個界定，反右前中共殘殺、迫害的知識份子如下：「鎮反」反革命、偽職員：「三反」、「五反」的對象、「土改」中的地主富農壞分子：「商改」中的老闆等等，極大部分都是界定中的或大或小的知識份子。既然是知識份子，就是張東蓀之流的同類；其中的反革命、偽職員、地主、老闆等等有不少是他們過去的同僚、同事、親戚、朋友。面對中共吞噬過去的同僚、同事、親戚、朋友的鮮血骨肉，他們非但沒有發出任何反對聲音，還全力支持這個黨不斷地一次又一次吞噬下去。張東蓀等一夥非但沒有負起知識份子的責任，還成了屠殺知識份子的幫凶。
本來，一個（夥）人為了名、利、權、位而願被收買，願為虎作倀，從權利角度來看，他（們）是有這麼做的權利；你可以不同意或反對他們的所為，可是，你不能否定他們的權利。但是，如果是為大吃他們親人朋友的虎作倀，人們就有充足理由在道義上批判和斥責他們。張東蓀等人連起碼的物傷其類的人性也欠缺；是為吃其親人朋友的虎作倀者；所以必須大力批判和斥責。後來，他們自己也被虎所噬，可視作報應。
有為這夥人開脫罪名者說：「50 年代的臺灣，一樣搞白色恐怖，一樣的把思想犯投入大海，雷震事件就是明證。」這種開脫極之荒唐。一是，難道因為國民黨政權樣搞白色恐怖，就能證明比白色恐怖嚴重千萬倍的紅色恐怖就合理和無罪？別人指的是張東蓀等人為虎作倀之惡，這與白色恐怖何干？
有為這夥人開脫罪名者又說：「如果把49 年中共取得政權，和49 年後中國的罪惡「至少是反右前的罪惡」，看成是文人和中共的共舞的結果，把57 年的右派都看作曾經是中共的幫凶。我覺得這種說法走的太遠了。」這是混淆是非黑白。人們指責的是張東蓀之流的為虎作倀者，現在把被為虎作倀者支持擁護的虎所殘害者推「幫凶」位置和加上「幫凶」罪名為真凶開脫，荒唐透頂。
結論理由之四。現在還起幫凶和花瓶作用。
至今為止，所謂八個民主黨派實質上就是被共產黨「金屋藏嬌般圈養」的傀儡小夥團。它的職責有二。一是奉旨表態支持共產黨，特別是在共產黨作出重要的國內外決定時，「代表人民」發出支持擁護的噪音，給共產黨強代民意染上五顏六色全理合法色彩；讓共產黨的諸如「三個代表之類」口號增添欺騙性－－即幫凶作用。二是繼續扮演九個奶共尊一介夫的花瓶角色－－全民擁護共產黨（？！）
結論理由之五。培養了一批披著自由主義外衣的打擊維權和民運的妖怪。
張東蓀等知識份子者流營建了一種邪惡的文人傳統。這一傳統典型地表現在一些被整被批被斗的人，例如一些右派份子給平反時不但對共產黨仇將恩報，還表現得比共產黨更有黨性、比極左派更左、比黨創雷鋒更奴忠。次典型是表現在現在某類自稱的獨立自由知識份子（獨知），他們與共產黨同步反維權反民運；異聲而同調合拍地與共產黨組合成反民運維權二重唱。他們的特色是選擇被共產黨打擊者中有影響力者或現在反共有實質作用者進行「求真打假」操作。他們多選用由中共官方喉舌提供的謊言作「求真打假」的炮彈。用的手段是質疑這些維權或民運者的每一個字詞表達出的真實性、準確性（但是，絕不會以同樣標準訴諸共產黨的謊言）；憑空無端地指責別人造神、造英雄，自認為神、英雄並以之為罪名進行嚴打；最拿手的是誅心，指責別人心理有問題，有神經病，並以之極盡誣陷醜化之能事；用盡人間最惡毒和最仇恨的詞語給對方抹黑（請注意，這些人對共產黨絕不會用上這些詞語的，他們最強調對共產黨講寬容和妥協，最好笑的是不准罵共產黨）；當然少不了造謠傳謠。這種為虎作倀者香港有一大堆，國外中文圈有一小撮。
當然，這是這些人的表達權利－－為虎作倀也是人們的權利。
結論的理由之外的理由。自願被共產黨「金屋藏嬌般圈養」。
造成上述五點的因由是多種多樣的。有可理解也可諒解的，例如為極端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所誤、受潮流影響、受騙誤上賊船、「身不由己才賣身投靠」等等；可理解但不可諒解的，例如抗拒不了統戰（收買）的甜辭、厚利、高官位、虛名譽等等。據毛澤東說，中共建政前夕是張東蓀主動先聯絡共產黨的，然後才是毛澤東重點邀請。張東蓀儲安平等人賣身投靠是因為身不由己嗎？他們有什麼受騙誤上賊船的可能嗎？所以，只能說他們為了甜辭、厚利、高官位、虛名譽自願被共產黨「金屋藏嬌般圈養」。在甜辭、厚利、高官位、虛名譽統戰收買面前，失去了理智、失去了良知，甘作二奶…九奶被共產黨包養。
為這夥知識份子精英開脫，有人說，這些人有卓越的學術成就，對專制獨裁有深刻獨特見解，並沒有百分之一百附和共惡行，反右時和反右後都有或多或少反中共惡行的表現，所以把他們視作中共幫凶是「下筆不慎重」，等等。
我的回答，必須尊重事實；任何結論、判斷都必須符合事實。若不符合，只能改結論、判斷，不能改事實。所以，一是，一筆還一筆。在寫學術史或個人傳記時，應公平公正地記上他們的功勞和貢獻；二是，寫政治史，尤其是知識份子參政史時也要尊重事實，給他們公平公正的結論：是極權制度的為虎作倀者，是中國走向人類文明途中的反動者。
歷史主流的記錄的是，在這一階段，張東蓀等知識精英們是極權制度的為虎作倀者，是中國走向人類文明途中的反動者。不能因為精英們的擁共具體微觀因由而改變的鐵一般的歷史的總體事實。這些人在政治史上的位置是恥辱柱。現在有些人在權力面前正加緊向恥辱柱爬上去，將來的歷史恥辱柱也會公正地給他們留下空檔的。
－－原載：《》，第309期，2007-07-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