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7-01 12:41:14作者：特約撰稿人薦軒
黑窯與城管本是看來毫不搭界的兩回事，一個發生在農村，一個出現在城裡；一個暴露的是監督管理機制的失效，一個凸現的是強力執法隊伍的蠻橫。然而在這兩個截然不同的中國特色"無為"與"有為"的背後，根本的原因都是中國地方行政當局和普通百姓的嚴重對立以及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失控和無奈。
其實，最初讓我把這兩件事聯繫起來的，是一條有關城管的好消息給我帶來的欣喜迅速被黑窯奴工引起的憤怒所取代了。
這條難得的好消息是，中國河南處理了幾個引起事端的城管。
六月初河南鄭州金水區城管執法局人員清理佔道小販，與一名擺攤的在校女大學生發生"摩擦"，"巡防隊與個別市民和學生發生衝突"。
結果，鄭州市政府對金水區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局長、副局長和有關中隊長以及金水區政法委副書記、巡防辦主任和巡防大隊長做出行政記過、黨內警告以及撤職等處分。一名城管執法隊隊員和五名巡防隊隊員被治安拘留。
我不知道在當時"六四"紀念日前後的"敏感"時期鄭州市的處理在多大程度上是真誠的。我還記得"六四事件"不久之後的一個五月底，我的一位同學因與毆打民工的北京南站一帶管理人員理論而被打傷。結果，托"六四"臨近的福，跋扈當地多年肇事者終於受到了處理。
誰來管"城管"
然而鄭州的案例畢竟讓人高興地看到終於有人管城管了。不過我很快看到在城管們幾乎無所不管的同時，黑窯奴工們的多年慘狀無人過問，上千名失蹤的孩子杳無音信。同一個中國，這怎麼又沒人管了？
多年來，城管成了中國城市最容易進入人們視野、最容易成為新聞話題的一個群體。在拎著貨品奔逃的小販身後，在呼天喊地想要回自己一桿秤、一筐菜的農婦身邊，都可以看到城管們的身影。
在中國媒體的報導中，城管也是個有爭議的話題。輕易就可以找到他們如何擴編、如何著裝（不光是制服和大蓋帽，還包括迷彩服、盾牌和鋼盔）、如何"加強執法、成效顯著"的報導。也能看到感慨他們在身體暴力之外又遭遇語言暴力(媒體批評)的"道義支持"，然而也不乏對他們的行為，甚至存在本身的質疑。
城管與他們的管理對象之間矛盾和衝突，小的表現在罰沒商品、強制商販統一從他們那裡購買價不廉物不美的遮陽傘、電冰箱，大的則發展到肢體衝突甚至致死人命。
其中最廣為人知的案件是，當城管人員沒收其剛買的三輪車時，在北京當小販的河北青年崔英傑揮刀抵抗，刺死海淀區城管隊副隊長李志強（身後被追認為烈士）。所幸案件的結尾並沒有"怨怨相報，以命抵命"，崔英傑被判了死緩，估計是中共建政以來第一個殺了烈士而沒有償命的人。
人的生命都是寶貴的，李志強不僅是個城管副隊長，他同樣也是人子、人父。他的死與其怪小販情急之下的一刀，不如怪城管制度存在本身。
名不正則言不順
城管的全稱是城市管理綜合執法局，惟其"綜合"乃有"大權"，戶外廣告、小商小販、市容衛生、無照經營，城管的職權似乎無所不包，儼然一幫沒有警察名分的二警察。
別的國家有沒有類似的"非武裝力量"不清楚，如果在英國找找，最接近的當屬"社區支援"，一些也穿制服巡街的"協警"，然而既沒見他們滿街追趕小販，也沒見過他們攔住外國移民查查身份證、暫住證什麼的，更多的倒是看到他們在給旅遊者指路。
前不久有朋友在英國議會大廈外給他的記錄片拍幾個鏡頭，現在那裡是反恐重地，警察、"協警"密集，兩位"協警"老兄見朋友支起三角架、架上攝像機，走了過來。朋友趕緊解釋自己何方人士，在此作甚，結果這"倫敦城管"首先對他講："我們沒有向你問話，這是你主動對我們說的，跟我們無關"，然後解釋根據規定，要抄錄拍攝影像者的姓名、機構，僅此而已。
不知道按照中國標準，這些拿著納稅人工資的"英國城管"是否不夠盡責，然而肯定的是不會有小販拿刀扎他們。
中國有句話，名不正則言不順。龐大的中國城管隊伍算什麼呢？警察不算警察，民兵不是民兵，然而卻有著和警察、民兵一樣的甚至更正規的裝束，更沒有約束的權力。
黑磚窯事件，胡溫"震怒"，然而胡溫也不會不知道，城管管出來的衝突、管出來的"群體性事件"同樣不利於他們的"和諧社會"，可既不見中央政府有什麼指示，更不見地方有什麼動作，"管"城管還只是前面提到的罕見特例。
其中的原因無外乎利與益，把那些不知眉眼高低，偏要到人口密集的大街上尋生路（可背街小巷誰買東西呢？）的小商小販清除殆盡，還我朗朗乾坤、清平盛世，起碼有利於地方官的形象和政績。何況，沒有三分利，不起五更天，城管之管，能管來罰款，管來沒收，管來統一冰箱、陽傘的硬銷，義正詞嚴的背後是金錢、是收入。
同樣道理，對黑窯的"不管"不也有一筆經濟賬嗎？我解救一個被拐的孩子，一個自己家在哪都說不清的智障奴工，給我多少錢？誰給我錢？現在，當地警察和官員已經有因瀆職被捕的了，但我們如果相信他們是能力不夠而失察則未免過於天真。不要忘了，構成他們瀆職、失職的"不作為"行為是有風險的，起碼一旦事發會丟了職位，然而當這一風險作為成本同"佯裝不知"帶來的收入相比微不足道的時候，選擇就明確了。
無為有為的治亂邏輯
然而問題是，如果一個國家的執法部門、公職人員都以這樣的經濟賬決定作為與不作為以及如何作為的時候，這政府同梁山泊，這執法人員與"要打此路過，留下買路財"的強盜又有何異呢？
就在此文快要收尾之時，偶然瞥見最近一期《亞洲週刊》報導，從今年九月一日起，越南對海外越僑回國給予免簽證待遇。回想前不久在倫敦中國大使館排的長隊和六十英鎊的多次入境簽證費，突然意識到，算經濟賬的似乎不光是地方政府。
據報導，越南優惠政策的目的之一是為了肯定越僑是越南民族不可分割的重要力量之一。可是對中國，當城鄉可以分割，政府和民眾可以分割甚至對立的時候，海外華僑還有什麼不可分割的呢？
道家講究無為而治，而今我們在黑窯事件中看到的是無為而"不治"，城管式"有為"的最終結果，相信也是"不治"。需要警惕的是，治亂之間的歷史邏輯有時候並不總那麼講道理，今天中國官方即便批評到黑窯與城管這類的"不為"與"有為"，常用的一句話輕描淡寫是"出於個人和小團體利益"，然而也正是出於滿大人們的"個人和小團體利益"，晚清的立憲給拖到了武昌起義。隨著新軍普通一兵熊秉坤不普通的一槍，存在了268年的大清就那麼亡了，而那個國家的製造業和GDP都曾佔當時世界的三分之一。
其實，最初讓我把這兩件事聯繫起來的，是一條有關城管的好消息給我帶來的欣喜迅速被黑窯奴工引起的憤怒所取代了。
這條難得的好消息是，中國河南處理了幾個引起事端的城管。
六月初河南鄭州金水區城管執法局人員清理佔道小販，與一名擺攤的在校女大學生發生"摩擦"，"巡防隊與個別市民和學生發生衝突"。
結果，鄭州市政府對金水區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局長、副局長和有關中隊長以及金水區政法委副書記、巡防辦主任和巡防大隊長做出行政記過、黨內警告以及撤職等處分。一名城管執法隊隊員和五名巡防隊隊員被治安拘留。
我不知道在當時"六四"紀念日前後的"敏感"時期鄭州市的處理在多大程度上是真誠的。我還記得"六四事件"不久之後的一個五月底，我的一位同學因與毆打民工的北京南站一帶管理人員理論而被打傷。結果，托"六四"臨近的福，跋扈當地多年肇事者終於受到了處理。
誰來管"城管"
然而鄭州的案例畢竟讓人高興地看到終於有人管城管了。不過我很快看到在城管們幾乎無所不管的同時，黑窯奴工們的多年慘狀無人過問，上千名失蹤的孩子杳無音信。同一個中國，這怎麼又沒人管了？
多年來，城管成了中國城市最容易進入人們視野、最容易成為新聞話題的一個群體。在拎著貨品奔逃的小販身後，在呼天喊地想要回自己一桿秤、一筐菜的農婦身邊，都可以看到城管們的身影。
在中國媒體的報導中，城管也是個有爭議的話題。輕易就可以找到他們如何擴編、如何著裝（不光是制服和大蓋帽，還包括迷彩服、盾牌和鋼盔）、如何"加強執法、成效顯著"的報導。也能看到感慨他們在身體暴力之外又遭遇語言暴力(媒體批評)的"道義支持"，然而也不乏對他們的行為，甚至存在本身的質疑。
城管與他們的管理對象之間矛盾和衝突，小的表現在罰沒商品、強制商販統一從他們那裡購買價不廉物不美的遮陽傘、電冰箱，大的則發展到肢體衝突甚至致死人命。
其中最廣為人知的案件是，當城管人員沒收其剛買的三輪車時，在北京當小販的河北青年崔英傑揮刀抵抗，刺死海淀區城管隊副隊長李志強（身後被追認為烈士）。所幸案件的結尾並沒有"怨怨相報，以命抵命"，崔英傑被判了死緩，估計是中共建政以來第一個殺了烈士而沒有償命的人。
人的生命都是寶貴的，李志強不僅是個城管副隊長，他同樣也是人子、人父。他的死與其怪小販情急之下的一刀，不如怪城管制度存在本身。
名不正則言不順
城管的全稱是城市管理綜合執法局，惟其"綜合"乃有"大權"，戶外廣告、小商小販、市容衛生、無照經營，城管的職權似乎無所不包，儼然一幫沒有警察名分的二警察。
別的國家有沒有類似的"非武裝力量"不清楚，如果在英國找找，最接近的當屬"社區支援"，一些也穿制服巡街的"協警"，然而既沒見他們滿街追趕小販，也沒見過他們攔住外國移民查查身份證、暫住證什麼的，更多的倒是看到他們在給旅遊者指路。
前不久有朋友在英國議會大廈外給他的記錄片拍幾個鏡頭，現在那裡是反恐重地，警察、"協警"密集，兩位"協警"老兄見朋友支起三角架、架上攝像機，走了過來。朋友趕緊解釋自己何方人士，在此作甚，結果這"倫敦城管"首先對他講："我們沒有向你問話，這是你主動對我們說的，跟我們無關"，然後解釋根據規定，要抄錄拍攝影像者的姓名、機構，僅此而已。
不知道按照中國標準，這些拿著納稅人工資的"英國城管"是否不夠盡責，然而肯定的是不會有小販拿刀扎他們。
中國有句話，名不正則言不順。龐大的中國城管隊伍算什麼呢？警察不算警察，民兵不是民兵，然而卻有著和警察、民兵一樣的甚至更正規的裝束，更沒有約束的權力。
黑磚窯事件，胡溫"震怒"，然而胡溫也不會不知道，城管管出來的衝突、管出來的"群體性事件"同樣不利於他們的"和諧社會"，可既不見中央政府有什麼指示，更不見地方有什麼動作，"管"城管還只是前面提到的罕見特例。
其中的原因無外乎利與益，把那些不知眉眼高低，偏要到人口密集的大街上尋生路（可背街小巷誰買東西呢？）的小商小販清除殆盡，還我朗朗乾坤、清平盛世，起碼有利於地方官的形象和政績。何況，沒有三分利，不起五更天，城管之管，能管來罰款，管來沒收，管來統一冰箱、陽傘的硬銷，義正詞嚴的背後是金錢、是收入。
同樣道理，對黑窯的"不管"不也有一筆經濟賬嗎？我解救一個被拐的孩子，一個自己家在哪都說不清的智障奴工，給我多少錢？誰給我錢？現在，當地警察和官員已經有因瀆職被捕的了，但我們如果相信他們是能力不夠而失察則未免過於天真。不要忘了，構成他們瀆職、失職的"不作為"行為是有風險的，起碼一旦事發會丟了職位，然而當這一風險作為成本同"佯裝不知"帶來的收入相比微不足道的時候，選擇就明確了。
無為有為的治亂邏輯
然而問題是，如果一個國家的執法部門、公職人員都以這樣的經濟賬決定作為與不作為以及如何作為的時候，這政府同梁山泊，這執法人員與"要打此路過，留下買路財"的強盜又有何異呢？
就在此文快要收尾之時，偶然瞥見最近一期《亞洲週刊》報導，從今年九月一日起，越南對海外越僑回國給予免簽證待遇。回想前不久在倫敦中國大使館排的長隊和六十英鎊的多次入境簽證費，突然意識到，算經濟賬的似乎不光是地方政府。
據報導，越南優惠政策的目的之一是為了肯定越僑是越南民族不可分割的重要力量之一。可是對中國，當城鄉可以分割，政府和民眾可以分割甚至對立的時候，海外華僑還有什麼不可分割的呢？
道家講究無為而治，而今我們在黑窯事件中看到的是無為而"不治"，城管式"有為"的最終結果，相信也是"不治"。需要警惕的是，治亂之間的歷史邏輯有時候並不總那麼講道理，今天中國官方即便批評到黑窯與城管這類的"不為"與"有為"，常用的一句話輕描淡寫是"出於個人和小團體利益"，然而也正是出於滿大人們的"個人和小團體利益"，晚清的立憲給拖到了武昌起義。隨著新軍普通一兵熊秉坤不普通的一槍，存在了268年的大清就那麼亡了，而那個國家的製造業和GDP都曾佔當時世界的三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