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6-26 05:31:39作者：胡頌平
或許正因為是「晚年」，而且又是「談話錄」，《胡適之晚年談話錄》才別具價值。中國人向來認為人到了一定年齡就「從心所欲而不逾矩」，談話不像口述那麼正規，所以這種隨意的方式處處將胡適的真性情「口述實錄而立此存照」，一個真實的日常生活化的胡適就這樣慢慢走近讀者。
胡適在談話中臧否了很多我們耳熟能詳的民國學人。這些在書中俯拾皆是的回憶或描摹都是從一些細節出發的，也許正因為情景的刺激，而讓述說者記憶深切。在1960年6月2日，胡適說：「郭沫若這個人反覆善變，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在十八九年之間，我從北平回到上海，徐志摩請我吃飯，還請郭沫若作陪。吃飯的中間，徐志摩說：‘沫若，你的那篇文章（是談古代思想問題，題目忘了），胡先生很賞識。’郭沫若聽到我賞識他的一篇文章，他跑到上座來，抱住我，在我的臉上吻了一下。我恭維了他一句，他就跳起來了。」
1961年4月30日的談話中，胡適說：「在天主教辦的一個刊物上，知道馮友蘭在那邊認過130次的錯，自己承認是無可救藥的資產階級。他本來是個會打算的人，在北平買了不少的房地產。1950年在檀香山買了3個很大的冰箱帶回去，冰箱裡都裝滿東西，裝到大陸去做買賣，預備大賺一筆的。他平日留起長鬍子，也是不肯花剔鬍子的錢。」
晚年胡適在臺灣經常遭遇一些批評，比如有人在文章中這樣寫道：「胡適先生不是單純個人，他是一大學派之老領袖。又是‘中央研究院’院長，門生、故吏、新吏極多。如是成為偶像，而此種偶像極盛，乃以前大陸上胡先生所不曾享有的，因地盤狹小得到了臺灣了，如是便成一種有形的或無形的壓力，曰，非胡先生之道不為道，非胡先生之學不為學，非胡先生之方法不為方法。」胡適僅僅說了句「批評也有批評的風度，但不能輕薄」。胡適晚年曾提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觀點，因此在對待批評時總不乏一種平和理性的風度。
而在批評胡適的陣營中也不乏「前恭後倨」的例子。1962年胡適逝世前夕，曾隱諱地批評了某某「這個人有自卑感，又有優越感。有自卑感的人一定也有優越感，喜歡擺臭架子」。胡頌平在這一天的「談話錄」後加了兩則史料，用以指出批評者的「知行分裂」。一則是徐復觀在《民主評論》上批評胡適的一個演講的選段：「胡博士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是中國人的恥辱，是東方人的恥辱。我之所以如此說，並不是因為他不懂文學，不懂史學，不懂哲學，不懂中國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過去的，更不懂現代的。而是因為他過了70之年，感到對人類任何學問都沾不到邊，於是由過分的自卑心理，發而為狂悖的言論，想用誣蔑中國文化、東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飾自己的無知，向西方人賣俏，因為得點殘羹冷炙，來維持早已摔到廁所裡去了的招牌，這未免太臉厚心黑了。」
同樣的一個徐復觀，在1958年4月22日給胡適的信中這樣寫道：「五四運動之偉大歷史貢獻，將永垂不朽。先生在學術上所以領導群倫者，不僅為個人在學術上之成就，而尤為知識份子精神上之象徵。凡偶有文化之爭，先生不必居於兩造者之一方，而實為兩造所共同期待之評判者。五四時代之文化鬥士，必須化為今日流亡時代之文化保母。」要求一個人完全知行合一或者人如其文確實有點困難，孔子也強調聽其言，還要觀其行。但在如此短暫時間內呈現兩副面孔，而且又出現在一個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身上，就令人匪夷所思了。
書中很多章節涉及胡適作為一個學人對「道問學」的體悟，從這些談話可以發現胡適的那種學術上孜孜以求的考據精神。胡適與胡頌平之間的一答一問，似乎讓我們體驗到傳統的教育方式的回歸。用《中庸》裡的「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來描述胡適作為一個學者的形象似乎恰如其分。
臺灣學界在今天能夠成為華語學界治學之翹楚，與當年像胡適這樣的大陸過去的學者篳路藍縷之功不無關係。尤其是在當年黨治的氛圍中，如何掙扎出學術自由的一條窄路，保衛學者研究相對的自由和自主，確乎是攸關民國學脈存亡絕續的大事體。身為臺灣學術界之堡壘的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胡適自然是當仁不讓，要扮演「過河卒子」的角色。在1961年12月28日的談話中，胡適說：「民國以來的主要兩個人，一位是孫中山先生，他的史料都在國史館裡；還有一位是蔣介石先生，他的史料誰能看得到？說到研究‘匪情’，資料在哪裡？此間連大陸上出版的書籍都不許進口，叫人怎樣去研究？譬如‘五四運動’，我是其中有關的一個人，但此間人家寫的五四運動的文章，我連看都不要看，他們只有黨派的立場，決沒有客觀的判斷。」
為人、為學，包括短暫的「為政」，胡適始終堅持一個「不苟且」的較真態度，這種態度一以貫之在他的人生歷程。也許從他1933年發表在《獨立評論》上的這段話可以窺知到胡適的真性情和真關懷：「政論是為社會國家設想，立一說或建一議都關係到幾千萬或幾萬萬人的幸福與痛苦。一言或可以興邦，一言也可以喪邦。所以作政論的人更應該處處存哀矜、敬慎的態度，更應該在立說之前先想像一切可能的後果，——必須自己的理智認清了責任而自信負得起這種責任，然後可以出之於口，筆之於書，成為‘無所苟’的政論。」胡適的一生基本上都遵循著這個準則。
胡適在談話中臧否了很多我們耳熟能詳的民國學人。這些在書中俯拾皆是的回憶或描摹都是從一些細節出發的，也許正因為情景的刺激，而讓述說者記憶深切。在1960年6月2日，胡適說：「郭沫若這個人反覆善變，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在十八九年之間，我從北平回到上海，徐志摩請我吃飯，還請郭沫若作陪。吃飯的中間，徐志摩說：‘沫若，你的那篇文章（是談古代思想問題，題目忘了），胡先生很賞識。’郭沫若聽到我賞識他的一篇文章，他跑到上座來，抱住我，在我的臉上吻了一下。我恭維了他一句，他就跳起來了。」
1961年4月30日的談話中，胡適說：「在天主教辦的一個刊物上，知道馮友蘭在那邊認過130次的錯，自己承認是無可救藥的資產階級。他本來是個會打算的人，在北平買了不少的房地產。1950年在檀香山買了3個很大的冰箱帶回去，冰箱裡都裝滿東西，裝到大陸去做買賣，預備大賺一筆的。他平日留起長鬍子，也是不肯花剔鬍子的錢。」
晚年胡適在臺灣經常遭遇一些批評，比如有人在文章中這樣寫道：「胡適先生不是單純個人，他是一大學派之老領袖。又是‘中央研究院’院長，門生、故吏、新吏極多。如是成為偶像，而此種偶像極盛，乃以前大陸上胡先生所不曾享有的，因地盤狹小得到了臺灣了，如是便成一種有形的或無形的壓力，曰，非胡先生之道不為道，非胡先生之學不為學，非胡先生之方法不為方法。」胡適僅僅說了句「批評也有批評的風度，但不能輕薄」。胡適晚年曾提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觀點，因此在對待批評時總不乏一種平和理性的風度。
而在批評胡適的陣營中也不乏「前恭後倨」的例子。1962年胡適逝世前夕，曾隱諱地批評了某某「這個人有自卑感，又有優越感。有自卑感的人一定也有優越感，喜歡擺臭架子」。胡頌平在這一天的「談話錄」後加了兩則史料，用以指出批評者的「知行分裂」。一則是徐復觀在《民主評論》上批評胡適的一個演講的選段：「胡博士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是中國人的恥辱，是東方人的恥辱。我之所以如此說，並不是因為他不懂文學，不懂史學，不懂哲學，不懂中國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過去的，更不懂現代的。而是因為他過了70之年，感到對人類任何學問都沾不到邊，於是由過分的自卑心理，發而為狂悖的言論，想用誣蔑中國文化、東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飾自己的無知，向西方人賣俏，因為得點殘羹冷炙，來維持早已摔到廁所裡去了的招牌，這未免太臉厚心黑了。」
同樣的一個徐復觀，在1958年4月22日給胡適的信中這樣寫道：「五四運動之偉大歷史貢獻，將永垂不朽。先生在學術上所以領導群倫者，不僅為個人在學術上之成就，而尤為知識份子精神上之象徵。凡偶有文化之爭，先生不必居於兩造者之一方，而實為兩造所共同期待之評判者。五四時代之文化鬥士，必須化為今日流亡時代之文化保母。」要求一個人完全知行合一或者人如其文確實有點困難，孔子也強調聽其言，還要觀其行。但在如此短暫時間內呈現兩副面孔，而且又出現在一個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身上，就令人匪夷所思了。
書中很多章節涉及胡適作為一個學人對「道問學」的體悟，從這些談話可以發現胡適的那種學術上孜孜以求的考據精神。胡適與胡頌平之間的一答一問，似乎讓我們體驗到傳統的教育方式的回歸。用《中庸》裡的「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來描述胡適作為一個學者的形象似乎恰如其分。
臺灣學界在今天能夠成為華語學界治學之翹楚，與當年像胡適這樣的大陸過去的學者篳路藍縷之功不無關係。尤其是在當年黨治的氛圍中，如何掙扎出學術自由的一條窄路，保衛學者研究相對的自由和自主，確乎是攸關民國學脈存亡絕續的大事體。身為臺灣學術界之堡壘的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胡適自然是當仁不讓，要扮演「過河卒子」的角色。在1961年12月28日的談話中，胡適說：「民國以來的主要兩個人，一位是孫中山先生，他的史料都在國史館裡；還有一位是蔣介石先生，他的史料誰能看得到？說到研究‘匪情’，資料在哪裡？此間連大陸上出版的書籍都不許進口，叫人怎樣去研究？譬如‘五四運動’，我是其中有關的一個人，但此間人家寫的五四運動的文章，我連看都不要看，他們只有黨派的立場，決沒有客觀的判斷。」
為人、為學，包括短暫的「為政」，胡適始終堅持一個「不苟且」的較真態度，這種態度一以貫之在他的人生歷程。也許從他1933年發表在《獨立評論》上的這段話可以窺知到胡適的真性情和真關懷：「政論是為社會國家設想，立一說或建一議都關係到幾千萬或幾萬萬人的幸福與痛苦。一言或可以興邦，一言也可以喪邦。所以作政論的人更應該處處存哀矜、敬慎的態度，更應該在立說之前先想像一切可能的後果，——必須自己的理智認清了責任而自信負得起這種責任，然後可以出之於口，筆之於書，成為‘無所苟’的政論。」胡適的一生基本上都遵循著這個準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