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選擇留下 推動民主選舉
1989年中國大陸大學生發起的爭民主自由運動，慘遭中共當局的武力鎮壓，當年參與抗爭的人士或為理想而失去寶貴生命，或鋃鐺入獄、飽受失去自由的痛苦，或流亡海外、備嘗離鄉背井的艱辛。但「六四」精神永存世人心中，大多數的民運人士不改初衷，繼續推動中國大陸邁向民主法治。
擁有「中國民運三朝元老」稱號的大陸資深民運人士陳子明，被北京當局扣上「八九民運幕後黑手」的帽子，判處13年有期徒刑，直到去年10月初，才回覆完整的公民身份。
陳子明表示，他準備繼續過去的事業，包括推動民主選舉和成立民間智庫，以發展中國大陸的公民社會，推進中國大陸的民主法治：『在80年代初，我們就發起了北京市各大學的人民代表競選運動，通過選舉的方式，把擁護民主的人選上去，參加到人民代表權力的機構中去，當然，這個過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這樣的一個過程就像臺灣民主運動所揭示的那樣，那是一個必須的過程；其他當然還有很多種種的方式，譬如說，我們在80年代，還搞一個民辦的智庫(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也很有規模，(而)到現在，也還沒有類似於我們當時這樣規模的一個民間智庫出現，那麼，我們當然還希望，能夠把這樣的智庫再辦起來。』
◎ 流亡海外 借鏡他山之石
相對於陳子明留在中國大陸，嘗試從體制內推動改革，流亡海外的大陸民運人士則是透過親身感受，汲取外國民主轉型的珍貴經驗。許多民運人士，例如八九民運學生領袖王丹、張倫以及資深民運人士王軍濤等人，到了海外，都繼續讀書深造，為日後回到中國大陸推動民主化進程預作準備，而他們也都已經學有所成。
王軍濤和陳子明過去是併肩合作的夥伴，「六四」之後，也有相同的境遇；但是，王軍濤在1994年被送往美國，開始流亡生涯。王軍濤認為，在中共嚴密監控下，民運人士在國內並沒有太多的著力點，在海外卻能夠實地學習及全面思考問題。王軍濤說：『在海外，我們有一個優勢就是，能夠看到別的國家的經驗教訓，這樣在將來中國的轉型機會再到來的時候，中國人可以做得更好一點，因為，我們不僅僅有我們自己的切身的、迫切的要求，進行民主轉型，而且，我們看到了這個世界二、三百年來這種民主政治轉型的經驗和教訓。』
◎ 傳達大陸民運人士心聲 敦促國際關注中國問題
多年來，海外民運人士一方面充實自己，一方面關注中國大陸情勢發展，從事和民主運動有關的活動。王丹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王丹表示，民運人士在海外扮演了重要的橋樑角色：『今天在西方的眼光裡，大家看到的普遍的僅僅是經濟發展這個層面，其實，這個層面，我們認為，完全不能代表中國的真實面貌，那麼，如何把中國政治上的，退一步，包括對人權的迫害以及中國存在嚴重的社會不公的問題，向世界展現，希望能夠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我覺得，這是首先我們應該做的事情。第二點，國內的民主運動是真正的主戰場，我們在海外如何能夠為他們提供幫助、為他們提供輔助，或者說幫助他們，把他們的聲音傳到國際社會，這是我們第二個能做的工作。第三點就是，未來的中國變化，其實也是需要很多理論和思想上的準備，今天我們生活在西方社會，可以近身的接觸很多老牌民主國家的經驗，那麼，利用這個機會去學習其他國家的經驗，去做一些思想和理論上的準備，這個也是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 主動維護合法權益 維權屬廣義民運
八九民運之後，中國大陸不曾出現有組織、具規模的民主運動，但是近年來，大陸民間興起維權運動，不論件數和規模都迅速升高。維權運動從維護個人合法權益出發，民主運動以政治訴求為主；兩者表面上看似不同，實質上卻都反映了中國大陸民眾的公民意識正在提升。
王丹認為，維權運動本身就是民主運動：『其實今天在大陸積極從事維權運動的人士，我想，基本上也都是原來參與過民主運動的人士，從人員上、從訴求上講，基本上是重合在一起的，只是說，今天的維權運動表現得可能更沉穩、更成熟一些，而不是說，像過去民主運動那樣，僅僅提出一些像三權分立等等這些比較高的理論訴求而已，實際上，我覺得二者是一個。』
陳子明也有相同看法，他認為，維權運動屬於廣義民主運動的一部分。陳子明說：『維權並不直接指向政權的更替，或者指向政治制度的改變，它還是維護個人的、或者小團體的、或者某個階層的具體的權益；但是，這種以自己個人和小團體的方式來爭取權益，而不是等待共產黨去賜予的方式，本身就是對共產黨體制的一種動搖，所以，這也是一個廣義的民主運動。』
◎ 民運與維權殊途同歸
正在大陸民間如火如荼進行的維權運動，主要是循法律途徑來爭取或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民主運動則是走革命路線，從體制外推動政治改革，兩者方法雖然不同，目標都是促進中國大陸成為民主法治社會。有人認為，維權和民運其實是殊途同歸的，兩者可以相輔相成。
王軍濤表示，中國正在轉型，中國共產黨希望妥善治理國家，卻又顧慮自身的政治利益，未能放手根本解決弊端；原本打算從體制內來解決問題的維權律師，終將意識到，現行體制無法解決當前的一些問題，唯有進行政治改革，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王軍濤說：『我覺得，所謂的殊途同歸，就是他們最後會意識到，他們得要接受反對運動的政治訴求，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也就是要改革政治體制；當然，這不是說所有的訴求都會被接受，因為，反對運動中也有主張用和平理性的方式改變現行體制，也有人主張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我想，很多維權律師不會接受後一種的方式，但是，會跟前一種的反對運動，跟這種和平理性的要求結合起來。』
◎ 維權增進信心 民主前景可期
從1976年的四五運動、1979年西單民主牆運動、八九民運到現在的維權運動，中國大陸公民社會出現明顯進展，中國的民主化前景似乎值得期待。
王丹表示，社會力量如果超越國家力量，民主化的實踐就指日可待，他覺得，今天的中國大陸，社會力量的增長速度已經超過國家力量的增長，而維權運動是最主要的信心來源。王丹說：『維權運動代表著中國公民社會的一個雛型，它的基本特點就是，它不僅僅是去追求一些理論上的訴求或者說一些啟蒙性的東西，它是把對民主的理念和老百姓的具體權益結合在一起，它從過去的理論啟蒙，發展到今天的利益伸張，這個代表著中國公民社會越來越成熟，越來越知道，如何利用當局的一些法律空隙，能為自己的權益擴張出更大的空間，這個方向如果繼續發展下去，可以預見到中國公民自身的成長會越來越成熟和強大，那麼，這個就是中國的希望所在。』
王軍濤則是從不同的角度來分析中國的民主前景。他表示，如果以經典的民主革命觀點來看，中國的民主空間不是很大；但如果根據第三波民主化的經驗，中國存在相當大的民主空間。王軍濤表示：『當中國的各種利益集團發現，他們誰也吃不掉誰，需要引進一些新的規則來規範他們爭權奪利過程的時候，他們就會發現，民主、法治等等這些都是不可少；這就是說，在現在的統治集團和菁英中間，他們雖然一方面在舊的體制中發了一些政治財和商業財，但另一方面，他們也意識到，如果沒有一個新的制度的規範，他們的安全也會受到很大威脅；其實民主化和其他的政體規則一樣，它也是個爭權奪利的規則，從這個角度上來說，民主化在現在中國大陸有一個越來越大的利益基礎，不光有它的理念基礎了，所以，這個空間還是挺大的。』
◎ 臺港經驗 值得師法
成熟穩健的公民社會，是國家發展民主法治的基石，而公民社會的發展，主要仰賴內在力量的推進，如能再師法其他國家，必定可以事半功倍。
有鑒於此，王丹呼籲國際社會，特別是臺灣和香港，能夠和中國大陸分享經驗：『在一個全球化的環境下，其實，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還需來自國際社會，來自其他華人的地區，包括像臺灣、香港這樣的地區的大力的幫助，因為，畢竟公民社會的發展在中國是個比較新的現象，而在其他的國家、尤其像在臺灣這樣的地方，是已經積累了很多的經驗，那麼，如何把這些經驗傳達給中國內部的公民社會，我覺得，這是國際社會和華人地區應該更積極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在經濟繁榮發展的支撐下，中國正在國際間快速崛起，為了安撫一些國家的疑慮，北京方面強調和平崛起；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中國領導人如果能夠順應民意，推行政治改革，施行法治，促使中國大陸社會正常發展，「中國威脅論」自然會消弭於無形。(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中央廣播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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