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6-07 03:04:11作者：武振榮（韓國）
--寫在《中國社會心態調查報告》之後
中共十七大召開前夕，高層人士需要吃"定心丸"。在我們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假藥產生國"，"定心丸"應運而生就一點也不見怪了。2007年5月23日，《搜狐》網發表了《中國社會心態調查報告：民眾最信任中央政府》。這個報告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被我稱之為高貴的"金雞"所"產"下的又一枚"金蛋"。"社會科學家"們用它摻合其它"中藥"材料調治做成的"政治定心丸"，可以當成給十七大的"獻禮"。
話雖然如此說，但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畢竟是搞"科學"的專門機構，的確也聚集著中國"社會科學"的一批"精英人才"，所以，上述調查報告中所得出的"民眾最信任中央政府"的結論，雖然說是"有水分"的，但是到底有多少"水分"我不評價，我僅僅是說這些結論性質的東西來源於科學工作者們對一組又一組的問卷材料作出的數學統計，那倒是"真"的。因此，它製作的過程，所運用的材料以及使用的手段都是"真"的，就連包裝也是"真"的，既然這樣，我對這一粒"定心丸"的"宣傳"就可以避免做"虛假廣告"之嫌了。我設想，"定心丸"一旦有"假"，吃了它之後，高層的人不但沒有"定心"，反而"害"了心，我興許可以躲過"法律的追究"。
我雖然對"調查報告"持批評的態度，但是我卻不是那種對任何問題持一概否定態度的人，因此對於"民眾最信任中央政府"的問題，我想做一點詮釋，如果這樣做有助於理解中國社會心態的話，那麼我就心滿意足了。
1、民眾視角上的中央政府：
對於中國農民來講，用眼睛可以看得見的政府是鄉政府和縣政府，對於市民來講他們能夠看見的是市政府。對於省一級政府來講，市民的看法就很模糊了，而農民就更加模糊，因此，在說到中央政府時，對於民眾而言就完全是一直超越感覺和印象的存在物了。
對比地看，如果普通民眾眼睛中的地方政府的形成有著一種從視角上得來的直接印象的話，那麼政府的牌子，它的辦公樓舍，接待室裡面的桌椅板凳，和政府中掌權的官員的相貌等等的可以說是來自於感覺，有著第一印象這樣的一個哲學上的感覺構造的過程，因此，這樣的政府是他們看得見，摸的著的事物，他們與之直接打交道，但是呢？中央政府之於他們就不是這樣的了，中央政府是民眾用完全的想像材料構建的政府，是一個心理上的東西，在目前中國的情況下，構建它所可以憑藉的"材料"，都是由政府控制的媒體提供的，因此，中央政府的構建過程中到處都出現空缺，而這些空缺民眾只能用自己的想像來填充。
在普通民眾對中央政府的想像中，那些可以被看成是"材料"的都不過是經常在官方媒體上出現的畫面，不是某一個高層人擁抱老人，就某一個去吻小孩子的臉，或者是另外一個像走親戚一樣地坐在農家小院和普通人拉家常......，總之一句話，所有的可資利用的"材料"都是"優質"的，沒有哪怕一點點"劣質貨"，只有"文化大革命"是一次例外，那時人們把國家主席劉少奇給認為是"叛徒"，其夫人給說成是"美國特務"，而鄧小平則被描述成為這一對不爭氣的夫婦"搖雞毛扇子"的人，可是，沒過多長時間，這個"案"又給翻了過來，說是他們受到了"壞人的誣陷"。如果說這已經在共產黨裡是一個"嚴重的教訓"的話，那麼，在除過"文化大革命"的那幾年，中國人有可能知道的高層人物不是超凡脫俗的英雄，就是足智多謀的"精英"，就連最差勁的也是忠厚老實的道德型人物。因此，由他們這些人所坐的中央政府，即使在差勁，也可以被中央政府坐落處的"美麗"風景所遮掩，它所制訂出的政策在被基層政府執行時，"壞政策"也不是通過中央政府自身的行為而被民眾感知的，於是，地方政府的"頂罪"功能就自然啟動；但是被民眾認為是"好政策"，卻一下子就被推到了"中央"。
在一個民主的社會中，中央政府是民選的，因此，它事實是在選民"感情投資"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個"國家公司"，具有和人民的最基本的"感情關係"，但專制政府就不是這樣，它是是以國家暴力的方式做成的"大家庭"，它從傳統的意義上要求民眾服從，因此對它的這一要求的正確解讀是："孩子服從父母"。正因為如此，中央政府的作為的全部意義就在於它要向民眾顯示自己的"父母品質"。而在古代，由於缺乏技術手段和可見的傳媒所以"朝廷"的"父母"形象只能是"宗教"的，而在現代，專制的中央權力因為有了技術和傳媒手段，就具有"藝術"的性質，所以，它具有藝術的"感染力"。現在，中國許多民主人士都在批評專政政權的"暴力主義"本性，這樣的批判當然不錯，但如果忘記了"暴力"運用過程中的"藝術"手段和"藝術"性質，實際上是輕視了被批判的對象，因此，這種批判很容易流為形式。
在我們所處的這個信息時代，信息首先被政府所控制--這就是所有專制國家的共同特徵，以國家的力量和國家的手段壟斷信息、佔有信息、處理信和傳播信息就無形中強化了統治的權力，於是"第四權力"或者"第五權力"這些在民主國家可以分別獨立的權力，卻在專制的國家走了相反的道路，變成了"一元化"專制權力結構中新增加的權力層面，從而在極端的意義上優化了專制權力結構，強化了它的功能，同時也提高了它的效率。就這一點來看，生活在專制國家的民眾和民主國家的人民一樣，他們對於中央政府的印象都是建構的，是，建構的材料在後者是"自由"的，而在前者卻是"預定"的。在中國，電視、因特網的普及在某種意義上也同時為專制控制權力直接地侵入到公民的私生活領域鋪平了道路，使權力的細胞已經滲透到包括私人娛樂的方方面面。
2、關於地方政府：
專制政府的本質不是"信任型"的，而是"服從型"的。因此，"社會心態調查"在專制政治中不可能具有"科學"意義。譬如，我們做如下的一種假設就可以明白了許多。
假如：在我們中國1989年的6月5日，有人要做一個"鄧小平該殺不該殺？"的問卷，我敢說，有99.9%的人都回答："該殺！"，可是呢？這樣的問卷誰敢寫？寫出來以後誰又敢發？發了以後，誰又敢不違背自己的判斷真實填寫？鄧小平此後活了8年，把一個建立在流人民鮮血的政權不但自己給坐牢了，坐到死，而且還搞了個"隔代傳"的發明，以至於使江澤民只能"接班"，失去了他選擇"接班人"的權力。
有人說歷史在進步著--這話好像也沒有完全的錯誤，雖然我不是一個"進步主義者"，到今天為止也沒有發現歷史進步的每一個穩穩噹噹的腳印，可我立足於我們的時代，卻當真地可以感覺到在我們這個人類世界上的確存在著一個國家或者少數國家不可抗拒的"潮流"、"趨勢"、"風氣"或者"氣候"之類的東西，因為，我們的確看到了半個世紀前的那種"共產主義世界"在人類民主化的"大潮流"中已經冰消雪散了，只剩下中、朝、古、越這個四個面積大小等的像"島嶼"一樣分散的被淹沒在"民主""海洋"中的國家孤零零的存在著，顯得那樣的寒磣，就在我寫作這一篇文章時，越南已經出現了"將被民主浪潮淹沒"的徵兆。所以，由此分析，中國專制政權也是難逃"滅頂之災"的。
但是，你說中國的中央政府對此就沒有採取應對措施，那則不符合事實。如果說現代社會的生活可以接受"自由"和"民主"的調節的話，那麼"自由"是指個人或法人在社會生活中可以歸自己支配的資源空間之大小，而"民主"是指政府和國家事務公民所參與的份額和程度，一般的說，一種合理的社會過程會把這兩種性質不同的東西"協調"起來，造成同步發展的趨勢，但是，在事實上，往往會形成"自由"與"民主"的脫節。在我們中國，"脫節"是由中央政府的政策故意造成的，它推行有限度的放寬"自由"政策，卻對於"民主"是"緊縮的"。在這裡，我們若是認識不到"自由"的東西出於人的"天性"，而"民主"的東西必須要有基本的公民教育和養成的話，就理解不了我們所要批判、批判的中國現實的"一大半"，所以，這樣的批判即使很激進，也是唐吉訶德式的。
如果說在近30年以來，中國民眾中間形成了一種公識的話，那就是"中央讓你發財。"起初，簡單和簡陋的生產方式被具有"自由"性質的"新政策"破解後，民眾都在不同的程度上體驗到了"自由"的意義，也當真有少部分人"發了財"，因此，當經濟社會在度過了特殊時期而破壞了民眾的"發財夢"的時候，沒有發財，或者發不了財的人在尋找自己為什麼不能發財的原因時，首先在他們生活的範圍內找，於是，他們與之經常打交道的地方政府就第一個被抓住了，一個觀念就自然形成："地方政府不讓民眾發財"；但是，這個觀念的另一頭卻連著"中央讓發財"。認真地分析，這顯然是一對矛盾，它之中包含著的內容不僅僅是民眾"信任"，還有民眾的"不信任"。
在民主國家中，地方政府的領導人都是本地人選舉的，因此，這些人是以擁有深厚的人緣基礎而上臺的，是地方民眾在他們未施政前寄於的信任，這和中國現在地方政府的官員是"中央""空降"在地方的情況有根本的區別。他們這些人在走馬上任的一刻，沒有任何可以在政治上可以利用的信任資源，就這樣的事情看，他們的"來路"是"問題式"的，這也同時解釋了地方政府不受民眾信任的原因。如果就心理意義分析，人的憎惡有一個水平的流動方向，對A的憎，有時候往往引出 B的愛。就這樣，我們去解釋"民眾最信任中央政府"的話，好像它不一定說明中央政府就贏得了民眾"信任"。
3、革命思想被遺棄的後果：
只有在革命思想和革命精神中，中央政府才是不被人民信任的對象，革命體制是以人民顛覆現存的中央政府為己任的，目前中國社會其所以出現了民眾對中央政府的信任，說穿了，它是中國社會的革命意識解體的必然產物。在中國，民主革命並沒有成功，但是民主革命意識卻在解體著，這種事情不是發生在今天，它是近30年以來中國社會政策變化所引帶出的一種後果，特別是在"六六運動"（即習慣上所說的"文化大革命"）這個繼承了民主革命精神的人民運動消解之後，革命所經歷的兩個階段：暴力的武裝革命和非暴力的人民運動式革命在都被認為是沒有能力解決人自身的問題時，革命的"程序"就被現代生活給"卸載"了，出現了"無革命"的生活版塊。如果說這個"版塊"最容易被青年人所接受的話，那麼在"無教育"的情況下青少年直接地"享受"生活，就使革命和革命精神失去了近三百多年以來的"青年社會的基地"，為建設此"基地"而付出了巨大努力的數代革命者和革命家才被現代青年們認為是"不懂生活"的而被淡忘。
從1978年開始的共產黨"改革開放"的時間算起，中國社會一下子就進入了"最壞的資本主義"的時期，和西方"資本主義"比較，中國的"資本主義"主要地缺少了民主的選舉制度和道德上的宗教教育制度，因此，中國民眾和青年人就簡單地以"無教育"的方式直接地"享受"和"消費"生活了。在這個時候，如果有人提醒：你們還生活在被奴役狀態。那麼， 他們也許會說："奴役是生活的唯一的法則。"
生活的表面是"自由"了，但是生活的靈魂卻被專制主義的鬼魂控制著。在這樣的情況下，民眾感受生活就事實上超越了民主問題而向生活自身詢問；詢問中，一個"我"的原因就被最後地找到了："我掙不來錢"，"我無能"，"我活該受罪"，"我本當受窮，""我命不好"等"自我答案"就出來了......。
當"我"是處於上述的狀態，就必然產生出這樣的問題：即矮了個頭的"我"只配與低級政府打交道，在打交道中，並且也只能向中央政府投去尋找保護的目光，才有可能在面對地方政府的橫徵暴斂、專橫跋扈方面有所"依靠"；而在"革命"的體制中，"革命人民"總是要高高舉起緊攥著的"拳頭"，時刻揮舞在中央政府的頭上......，用隨時都可以"砸"下去的"拳頭"維護自己的利益和權益！
上海市民的房屋不是中央政府拆的，廣東小石村的地也不是中央政府圈的，博白縣的計畫生育款也不是中央政府收的，隨州民師也不是中央政府裁減的，慶陽地區職工下崗也不是中央政府經辦的，因此，在上述地區的維權運動中，維權者打出"擁護中央政府"的旗子，甚至直接要求中央政府介入，雖然都可以接受"民眾信任中央政府"的解讀，但是，當如此多的地方政府都在本質上受到了民眾的抵制、詛咒和反對時，"中央政府"難道就是立於地方政府上的一尊一塵不染、干乾淨淨的花瓶嗎？
歷史的經驗這樣寫著：1789年7月14日，這一天，在法國國王路易十六看來，"十分平常，甚至有些平淡。因為連經常進行的獵鹿遊戲也沒有，所以無事可記。"於是，有寫日記習慣的國王寫道："14日，星期二，無事。"（引《大國的興衰-法國篇》）可是，就在15日早晨，國王卻聽到了"革命"的消息。若是說歷史常常有著驚人的相似處的話，那麼，聽了"民眾最信任中央政府"話的中國高層，還可以在中南海的記事薄寫上："星期二，無事"嗎？
2007-5-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