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是中共黨員」一說的由來
關於「張學良是中共黨員」的最權威的說法，是來自於原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閻明復。但閻明復並非當事人，他的這一說法，又來自於另外兩人：一為前東北軍軍官，後來成為中共將領的呂正操。
張學良
閻明復回憶，他受命參加了張學良的葬禮之後去看望年事已高的呂正操，是呂當面告訴他說：「張漢公是共產黨員。」
另一為當年的秘密黨員，後主持過東北軍史整理編輯工作的宋黎。不過，宋黎也不是當事人，據閻回憶說，宋黎關於這個問題的消息，則是來自於在西安事變前和西安事變期間曾經代表中共中央在張學良身邊工作過的葉劍英元帥。是他就此事詢問葉帥，而「葉帥給予了肯定的答覆」。
共產國際的檔案：張學良曾提出入黨 未獲批准
目前所存在反映了張學良入黨問題的文獻檔案有三件。
第一件指的是1936年6月30日中共中央聯絡員劉鼎給中共中央的電報，內中有張學良要求加入中共的意思。
第二件是指1936年7月2日洛甫(即張聞天)代表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的電報，內中提到：我們「將來擬許其入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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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件是1936年8月15日共產國際政治指示電，特別強調：對「你們關於接收張學良入黨的通知」，「我們感到特別不安」，說明「不能把張學良本人看作是可靠的盟友」等。
這三件文獻檔案反映出，張學良確曾要求入黨，中共中央也曾計畫發展張學良入黨，但受到了共產國際的反對與阻止。
張學良是劉鼎「發展入黨」的嗎？
當時，張學良身邊只有中共中央聯絡員，正是這位叫劉鼎的聯絡員，把張想要加入中共的消息通知了中共中央。但是，要說「劉鼎代表中共中央發展了張學良入黨」，卻是完全不可能的。
這是因為，劉鼎雖頗得中共中央信任，自1936年3月底被召至張學良處工作，延安會談後中共中央正式委派其留在張處，為爭取張學良做了許多重要的工作。但因劉鼎1934年被捕入獄，而後「經保釋放」，上海中共地下黨組織對其獄中表現有所懷疑，因此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曾幾度來電要求中共中央對劉鼎要有所戒備。
儘管中共中央經過幾個月的考察，未必相信中共代表團的這種懷疑，但仍不能不多少改變了單純依靠劉鼎在張學良身邊工作的情況。實際上，葉劍英隨後被指派為中共中央代表，準備前往西安，就說明瞭中共中央的態度。因此，劉鼎7月以後在張學良那裡的正式身份，只是中共中央的聯絡員而已。
楊奎松說，不要說劉不具備代表中共中央吸收張學良入黨的資格，就是有資格，通過電報通知劉鼎，進而由劉鼎來發展張學良入黨，也太不鄭重和正規。何況當年雙方通訊所使用的電報，被截聽破譯的危險很大，中共中央也不敢在電報中傳發這樣的指示。
「同志」之稱並不能證明張與中共有組織關係
有人說，在共產國際8月15日來電否定中共想要吸收張學良入黨的決定之前，張學良就是中共黨員了。理由是，中共中央領導人8月9日已有電報開始對張以「同志」相稱了。
楊奎松表示，「同志」之稱並不足以證明兩者關係已經走到不分彼此的地步了。早在7月3日，即在前述中共中央發出決定向共產國際通報將來「擬」 吸收張入黨的那封電報的第二天，張學良就有信稱周恩來為「同志」了，強調此間必須有六個月準備工夫。說中共中央7月2日一面電告莫斯科，說打算將來吸收張學良入黨，一面馬上就電告張學良，說他已經被吸收入黨，因此張第二天就改稱周恩來為「同志」，這在時間上幾乎是不可能的。故「同志」之稱，很難證明什麼。畢竟，在國民黨人之間，互稱「同志」的情況也不鮮見。
楊奎松認為，無論「張學良入黨」問題之謎能否徹底揭開，要想改寫西安事變的歷史，都是極端困難的。因為，即使中共中央具體實施了吸收張學良入黨的行動，張學良也得知了這一決定，它也不能改變張學良與中共關係的實質。即張學良至多是一個所謂的「特殊黨員」，而非一般意義的共產黨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