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愚園路X弄三十一號，解放前是張君勱先生的民社黨中央總部，可是解放後，卻給中共華東社會部的干訓班──特工訓練班瓜佔住了。一個乾淨清雅的院子，給兩手染滿血腥的人們接收下來，供作訓練劊子手的場所，憑弔舊物，實在使人無限感慨。
三十一號的門口也正如其他共特機關一樣，門外不掛招牌，而大門緊閉。門後兩個經常扒著盒子炮或卡賓槍的槍機的便衣警衛。進門去是一片陰森森如閻羅殿的氣息，後來為了加強警戒，率性將正門深鎖，除非大員降臨絕不開啟。一般人，都由另外一個弄堂進去的，後門進出，不過這後門還是緊閉著的，要進出，一樣還要等待門內的兩個便衣警衛開了鎖才行。所以古人說侯門深似海，現在，在毛澤東的時代，該是「特門」深似海了。
這樣的門禁森嚴，在別的業務機構，主要是防備外來的國特襲擊，可是，在這共特製造所裡，主要的是為了防止那一批批男女「准共特」，一下不如意溜之大吉。次要的意義，才是防止外來的襲擊的，因為這些准共特們，在訓練的初期，是常常發生逃亡的。所以在解放後初期，干訓班以三個月為一期，開班時，准共特們在頭一個月是不准外出的，後來改為六個月為一期時，頭兩個月也是不准外出的。而後四個月，也只能在星期假日，被核准後才能外出一二小時，如果被指導員認為有問題的，當然還是不准外出，那麼重門深鎖，自然插翼難飛了。
楊帆一向是特別重視幹部訓練的。華東社會部幹部分訓班主任一職，他曾兼任了很長的時間。抵上海後，他雖然繁忙百倍，可是他總是經常抽空親到干訓班來指導教育業務的推進的，尤其是每一階段的學習總結，他不管如何忙得不可開交，還是撥冗前去參加的。後來，雖然名義上由二室田主任代理，而事實上他還是要注意的。不過老田也是個忙人，能經常主理業務的只有該班政治部主任薛福球及教務部主任呂東成，總務部主任姚慶豐。三人中以薛權責最大，各學習組的政治指導員，是他任命的，教授馬列主義的理論教員也是由他延聘的，駐在該班的警衛排是由他指揮的，禁閉室，（反省室）是由他控制的。而教務部主任，則是派遣各學習隊的隊長副道長，延騁特工理論教員，特工技術教員，業務實習教員，俄英語教員，以及女特工特殊業務教員。此外如出納，會計，事務與醫療所等則隸屬在總務部下。
薛、呂二人不但是相當能幹的，而且是合作得非常好的，這點我們不能不承認。然而老薛為人，卻有點精悍過火，動輒咄咄迫人。初入學的學生們常思逃亡，除了其他的原因外，這大概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因學生一踏進校門，除了戀愛無罪外，便不容許再有絲毫過失，否則，老薛是時常會把他們和她們請進禁閉室，住三數天又放出來的。天真的男女青年們，那裡受得起這種活罪，吃過一兩次虧，很多便熱情消失，但求一自由而安寧的生活了。
干訓班學生的來源，並不是強迫的，而是誘騙的，說得好聽一點是考選來的。不過他並沒有像普通學校一樣公開招考，而是由各大中學校的黨團支部，工廠機關部隊的黨團支部和所謂進步人民團體如青聯工聯婦聯等輾轉介紹保送前來集中考選的。可是，每期取錄的學生，卻還是以社會部的外圍分子，而又「身世清白」的青年人較多。這些外圍分子，多少總會經過情報工作考驗的，因而，在錄取時，這批人常佔優先。而共區一般人因炫惑於共特的權威，每屆投考的人都很踴躍，考不到的人，還不勝嘆惜呢！等到考了進去，經過事實的教訓後，才懊悔莫及。
在上海，每期干訓班錄取的學生底成份，也跟在蘇北、山東時代稍有不同了，過去曾大量吸收農會幹部，造就農村特工人才。可是，進入上海後，供應大城市的特工人才不敷，重點自然轉移了。為了適應城市性的需求，所以農會分子盡量減少，工會分子盡量增多，一些年青男女工人黨員，團員，起碼佔了每期學生的五分之一。同時，為繼續進行對「美蔣匪特」的特務鬥爭，他們還是一樣重視著培養女間諜。楊帆到了上海有一次還這樣集中了一批女幹部講話：「一個政治保衛機構裡，如果沒有一支龐大而堅強的婦女部隊，那麼，它是不能發揮最高的戰鬥力的。……從無數的經驗教訓裡，我們都巳體驗到，許多光榮的任務，最能幹的男同志所不能勝任的，婦女同志卻常常很容易地完成了……所以，組織一向是愛護婦女幹部，重視婦女幹部的！而且，現在我們更是要求無條件加強，擴大婦女隊的！」何況在上海這樣一個花花綠綠的城市，要培養各式各樣的女特工，就地取材是不難的。於是，楊帆面諭薛呂二人每期考選學生，在錄取女生方面，除工廠女工，及出身學校和來自婦女團體的知識婦女外，每期必須考取五分之一以上的特種婦女學生──所謂特種婦女，是指舞女、妓女、交際花、歌女、舊女戲子（如越劇京劇等）新女戲子（如話劇演員），電影明星女侍應生等，經過婦女團體或職工團體的嚴格考查，介紹、保送，才給予考選，大概每期在特種婦女項上取錄最多的要算是舞女。考選特種婦女學生，第一個條件，固然還是政治上的可靠性，但第二個條件就不能不靠年青和美貌了。第三個條件，除了現在未婚，將來願獻身於革命，非得組織同意不結婚外，有些還乾脆立下志願書，終身為革命為人民不結婚，第四個條件呢，才是起碼的文化水平。
要錄取的學生成分，既然這樣參差不齊，那麼，考試時，就不能統一考試了，何況干訓班地址戒備森嚴，未經考取的學生是不能讓他（她）進入的。所以各種性質不同的學生，就分開各種不同時間地點來考試了，或借某工會地點，或借某學校教室，試題也分成各種不同程度的，像對工人是一種，特種婦女是一種，知識份子自然又是一種。有時各方介紹保送投考的人數多了，錄取自然就較嚴格了。但在一個獨裁的政黨下，只要頭子們如楊帆王範李士英楊光池等一張條子送人進去學習，就連形式上的考試也用不著，就可以名正言順變成「三十一」號的學生了。根據我的瞭解，自上海解放後，干訓班的第一、二期，每溯學生只有百人，三期後增至百五十人。我離開共區後，情況就不清楚了，但陸續增加是必然的。
考取的學生成分，既然這樣複雜，而學習期間又是大家同樣長，只要成績不太差，都可以同時畢業，那麼如何處理他們的學習問題，不是最傷腦筋的嗎？
共產黨的教有機關處理這樣的問題，有著深長的歷史經驗。在薛呂等看起來，像這樣的問題，是絲毫不感到傷腦筋的，他們會這樣勉強地，同時又似乎很技巧地安排：
一、互助制度：譬如拿著以一百五十人為一期作例來說，大約學生中的文化水平是這樣的：（A）相當於小學程度的約佔十分四，約有六十人，多數是工人幹部，特種婦女和少數士兵與指揮員。（B）相當於中學程度的約佔十分三，約有四十五人，大約工人和特種婦女中，也有少數是有這種程度的文化水平的。（C）相當於大學程度的約佔十分三，約有四十五人，這種文化水平的人，儘是來自大學中，或知識份子的人民團體與機關中。於是他們便把這一百五十人編成五個隊，每隊有隊長副隊長，及隊指導員等三人，共同領導著全隊的業務學習與思想訓練。每隊編成五個學習組，那麼，每隊三十人，每組便是六個學生了。每組內編進兩名或三名小學程度的學生，再編進三名大學和中學程度的，每組的組長與學委，雖然是學生自己選舉的，是輪換制的，但初時可讓知識份子充任，有責任的去幫助組內文化水平低的同學學習，尤其是理論學習。當政治理論與業務理論──特工理論──的書籍或其他學習文件領下來時，首先是在小組內進行學習和討論的。那麼，文化水平高的學生，便先給水平低的學生，從認字到涵義，都幫助他們瞭解。到大組（隊）討論時，是必須瞭解了應有的階段底內容的，否則，隊長和指導員便要追查責任了──到底是學習者不努力學習呢，還是幫助者不努力幫助呢？希望大家要提出批評與自我批評。假如發覺學習者不努力學習，還是幫助者不肯努力有助呢？希望大家要提出批評與自我批評，假如發覺學習者不努力學習，或是幫助者不肯努力幫助，次數多了，是要受處分的。通過大組討論後，再由專任教員講授一次，這叫做上大課。上完大課後，各組再討論，如果是各隊共有的課目，上大課是集合各隊在一起來上的，像對社會發展史（政治理論）國民黨特務工作發展史，帝國主義特務活動概況（屬業務理論）等是。如果不是各隊共同的課目，如在改制六個月為一期後，前二個月是一般性理論與業務學習，後四個月是分科學習了。分科後，須重新編隊，上大課時，只能有共同課目的才能集中在一起了，否則，只有各隊上各隊的大課，而分科編隊還是不能違背如上述的互助學習制的原則的。這種制度好處固然幫助了水平低的人們，但壞處何嘗不是高的給低的拖慢了呢？但共特的學習機關，既要把文化水平高低不同集在一起，又要他們一齊同時畢業，只好實施這種「拉平」的互助學習制度了。
二、補習制度：補習制度是補助上述的互助制度之不足的，在互助之外，有時還嫌不夠時，共特教育機關，就常常以補習制度來補救了。但干訓班的學生們，事實上照規定的作息時間表，已忙得透不過氣來了，那裡還能抽得出更多的精神時間來補習呢？可是，那些文化水平太低的人們，只好把午睡時間或其他休息時間與星期日抽出來，共同在一個補習班裡，專習文化──這樣的辦法，有時，也不無小補的。
靠著互助制度與補習制度，共產黨的特務教育機關，便常常把一群幾乎是目不識丁的妓女流氓培養成了吃人的，作威作福的特務，與文化水平高的學生們同時放出學校。
我與「三十一」號干訓班的正式接觸，是在一九五零年三月後，那時正是每期六個月制的學生分科後，薛呂等要我去每星期擔任一個鐘點，課目是：美蔣特務對進步民主黨派的內線活動。這是我內行的，過去，現在，我的精神時間都犧牲在這一點上，所以，我馬上便答應了。而且，只化了一個星期的準備時間，便寫好了一篇約二萬言的講義送過去印了。這種課目，是一部分科系的學生底必修科，它題目雖然是這樣，好像是完全為了對付美蔣特務而研究「敵情」，但事實上，薛呂告訴我，要我必須在這項課目上，使學生瞭解（一）美蔣特務滲進進步民主黨派活動的情形。（二）進步民主黨派有限度的可靠性，（三）同盟者個別的與整個的轉變為敵人的可能性。（四）政治保衛工作者對同盟者應有的政治警覺性。我自然是依樣畫葫蘆了，講義送過去一個星期後，薛呂便約我過去上大課。
參加上我這個課目的，只有兩個科系的人，那是情報科與特別科的人。但因為學習情報工作科業務的學生多，編成了兩個學習隊，簡稱為，情一隊，情二隊。每隊也是三十人，而特別工作科，雖然是一隊，但卻超過了三十人，這是專門訓練女間諜的。別的女學生，即使是特種婦女；如果不參加這個科系而參加別的科系學習也可以。但有些女大學生，機關團體的女幹部，卻偏有不少高興參加這有刺激性的學習隊。因而統計起來，兩科三隊參加上這大課，也將近百人地聚於一堂了。
我除了與這兩科學生因授課關係，有著深切的直接的瞭解外，對其他兩科情形，他有一點間接的瞭解──另外兩科，其一是執行工作科，有廿餘名學生，女生只有二名，它也編成一個學習隊，是專門研究偵察，跟縱，釘梢，公開逮捕，秘密綁票，狙擊，暗殺，審訊，下刑等恐怖性的執行業務的。其一是通訊工作科，是專門研究無線電通信技術，密碼，無色墨水等通訊技術，郵電檢查技術，與各種傳遞輸送情報的技術等遞送情報業務的。它也編成了一個學習隊，女生比較執行工作科學習隊較多了。
情報工作科，讀者們顧名思義，都可以猜得到，他是專門研究如何去組織情報關係，如何領導這些情報關係去蒐集大量有價值的情報，由國內情報到國際情報，由政治，經濟，社會情報到軍事情報等專門業務知識與技術的。而特別工作科的女同志們，除了具備各科的一般知識外，分科後，要專門研究的，卻是：男性心理學，娛樂場所工作技術──這娛樂場所包抱了舞廳、妓院、歌壇、戲院、酒店等一切娛樂交際場所──袖珍攝影機使用法，袖珍手槍，手榴彈等使用法，毒藥，麻醉藥等調配辨認與使用法。甚至玩弄男性的特殊技藝，也有老於情場的女共特來教授他們，這些都是非常有刺激性的。怪不得女學生們都特別感到興趣。一直到他（她）們快要畢業，還有女生陸續申請調到這個隊裡來學習，迫得薛呂拒絕好幾個人的請求。
「陳同志，根據你這樣說法，各進步民主黨派領袖，也是我們的工作對象了？」一個特別工作科的女學生，在我有一次上大課時，聽我說完了「進步民主黨派有限度的可靠性」時，滿臉狐疑地站起來向我提問題。
「對的」。我肯定地說：「你們畢業後，如果能接近一個進步民主黨派領袖的話，那些，你們對工作是有貢獻的。」
「噢！………」這個女生如有所悟地坐下來。
「嘻！嘻！………我們希望陶雪英同志畢業後，馬上去當李濟深夫人！」突然一個男生，裂著笑臉向剛才坐下的女生高聲譏笑起來。
「恭祝艾薇同志畢業後去當張瀾長鬍子夫人。」又一個男生向著陶雪英的左鄰女生發出了笑聲，哄堂大笑了。
他們是這樣開玩笑開慣了。我上了幾回課後，這些學生留給我的一個印象，是比軍人、革大中的男女同學的關係，還來得輕鬆而親密。我開始很奇怪，但仔細的研究一下，我發覺了，薛、呂們簡直把（三十一）號變成戀愛窩了。學生們別的錯過，他動輒關進禁閉室裡，但戀愛行為，他們卻是有意放縱的，而且是變相鼓勵的。由入學起，他們卻把男女生混雜同編在一個寢室裡，以每隊為單位，每期女學生約佔五分二，總算每隊都有相當數目了。到了分科後，他們還想出一個補救辦法，就是，把特別工作科這一隊女的與執行工作科的男生同編在一個大廳房裡，這不是上級有意是什麼呢？大家都是打著地鋪在地板上睡的，夜裡他們跟她們怎樣「隨地滾」，薛、呂們都不理會，而隊長，指導員也同住一寢室，自然也「隨地滾」了。有人說，連薛、呂這些高幹，也可能參加一份的。我不讚同這種作風。但有個同志對我說：「不是這個辦法，男學生早逃光了。」我才有所悟，稍為對薛、呂等原諒一點。可是，我仍覺這一辦法，對女生學習精神影響太大了。因為，我後來瞭解到，這座和外面幾乎隔絕的院子裡幾乎是天天有人打胎的，她們好像是無師自通了游擊時代的真傳一樣，動務員們每代她們上街購物，一大疊購物單，都是「兩瓶濟眾水，一把見連丸」（這是游擊時代打胎通經的最簡單藥方）。再不行，就只好星期日出外求救醫生了。這樣的生活，對女性的學習精神是大大削弱的。但薛、呂等只求學生們感情生了根，不想逃亡就好了。我還發覺到：在這院子裡，每星期幾乎開兩次跳舞晚會。雖然以學習上的理由，說是給特別工作科的女生予與業務實習機會，但我以為也是太多了。最多兩星期一次也夠了，雖然因這樣的接觸使男女同學玩膩了，感情更深了，但站在執教者的立場，是不應該的。
「靜波同志！我們向組織建議一下，改善，改善干訓班的生活方式好嗎？」我終於有一次，忍不住向胡靜波提出這個問題來了。因為老胡也跟我一樣，是在干訓班兼任一個鐘點的，他教授的是：「中統系特務組織及活動概況」，是各隊分科後還學習的課目。但他也跟我一樣，上完課便走了。
「事情是應該建議的，可是…………」他沉吟了。
「可是什麼？我看見那些天真活潑的女孩子底健康，一天天損害下去，站在組織立場也好，站在人道主義立場也好，都應該建議改善！」我一股熱情地說下去。
「你冷靜點吧！……要建議，最好由王大超、李子輝等開口，他們也在干訓班授課呀，難道他們不瞭解情況麼？楊部長也常常到呀，你今天早晨去上課沒碰見他麼？他昨天還在干訓班過夜呢…………你還是冷靜點吧！」他冷笑了。
我細味著老胡的話，一股熱情冰冷了，覺得還是不要多嘴好。想通了，干訓班這樣的生活方式，不但對薛、呂輩管教有利，便是對楊部長調劑生活也有利呀。因為，淫風一開，學生們陪誰度一宵他沒有問題的，否則，女生個個道貌岸然，下手便有點困難了。我又省悟到老楊為什麼那樣唸唸不忘於來干訓班。原來除了重視幹部訓練工作外，還為了調劑生活。
這些共特學生們，雌然男女關係這樣放縱，這樣靡爛，但畢竟是生活在一個嚴格的，有計畫，有步驟的特工訓練機構裡，只要他（她）們不逃亡，通過了第一階段──初步學習兩個月，學習一般性的馬列主義政治理論，一般性的業務理論與業務技術。再通過了第二階段──分科學習三個月，除一般性的政治理論外，更深入學習專門性的業務理論與業務技術。到達第三階段──結束內部學習，調班外實際工作部門實習一個月。那麼，一些無知的，天真的，或者是脆弱的青年男女們，都可能變成了一群蛇般毒，狼般凶的人物了。
在第一階段，政治部和教務部的主要任務是向每個學生查歷史、查思想。填過表格，寫過一次比一次詳細的自白書，跟指導員作過個別談話之後，班方便根據學生們出身的階級成分，與參加社會工作的經歷，首先在各隊中分成兩部，一部是訴苦，一部是坦白。
訴苦的多是過去所謂被壓迫的人們，像工人、特種婦女，出身工農階級的戰士和指揮員等，尤其是讓那些沒有參加過組織的人，聲淚俱下地控訴被地主，買辦和「美蔣匪幫」的迫害，訴述自已被迫害的過程。因而，結論都是唯有跟著毛主席和共產黨走，學好政治保衛工作的本領，願犧牲一切，打垮「美蔣匪幫」。用這樣的方法，對加強掌握這部分學生的心理，確是有用的。
而和這些人剛剛對照著的，是要那些出身地主、商人、官僚或者稍有點資產的家庭的人，或者又曾參加過一點反動工作的人，尤其是那些沒有參加過組織的人（參加過組織，都曾坦白過）毫無保留地坦白出來，由控訴他（她）的父母，到控訴他（她）自己，承認錯誤，願意立功贖罪，假如被認為不夠坦白，那麼，不知要坦白多少次。
經過各隊的訴苦和坦白之後，便集合各隊在一起，訴苦者站在一邊，坦白者站在一邊，要訴苦者與及要坦白者都預先由政治部指定，大約要訴苦者是被認為典型的被壓迫者，通常是妓女、舞女，工人等多。但被指定在全班同學面前坦白的那些人，不是被認為不夠坦白者，便是被認為罪大惡極者了。上面指出，初期要逃亡得最利害的便是這些人，倘他（她）們一再被認為不夠坦白時，政治部是會隨時把他（她）們關起來的，情況嚴重時，會送到班外的監獄，甚至被秘密處決。
同時，一邊學習著社會發展史，學習辯證唯物論，論新民主主義，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國共產黨簡史，一邊便進行查思想，考驗你的勞動觀點。如果發現你的思想不正確，缺乏勞動觀點，或者只會嘴裡說，不會用手作，而又一再糾正不過來，那麼，政治部又隨時會把你關進禁閉室，嚴重的把你送到江蘇路「政訓班」（長期的反省院）或漕河涇勞動營（集中營）去，這樣是被認為思想頑固反動，不堪改造，或者是小資產階級劣根性太重，反動意識太濃厚，應予長期教育改造。有些，如果在政訓班或勞動營表現得好，又可以被送回來參加下一期學習。總之，踏進此門，自由喪盡，怪不得初期要紛紛逃亡了。
第一階段的兩個月過去後，查歷史，查社會關係，查思想，查作風，查勞動觀點的最緊張階段總算過去了，那些所謂馬列主義的基本理論，總算學習過了，國民黨特務工作發展史、世界帝國主義的特務活動概況、列、史、毛、論政治保衛工作也學習過了，和各種簡單的業務理論與業務技術也學過一點點了，於是乎，便通過了考試，總結的手續，分科學習，再編隊，再編寢室──這點是很有趣的，學生們叫做「換新房」，因為，很多原來「隨地滾」的「對象」變換了，編到別個寢室去了。
第二階段的學習生活，除了專門研究上面所指出過的業務技術，和繼續學些黨八股政治理論外，這裡還要補充一點，在這階役，各科要學習的業務理論如下：現階段國民黨軍統系特務組織人事及活動概況，現階段國民黨中統系特務組織人事及活動概況，蔣經國系特務組織人事及活動概況，國民黨工運特務組織人事及活動概況，美英特務機關在中國的活動，匪保密局潛伏組織破案範例研究，匪黨通局潛伏組織破案範例研究，匪蔣經國系潛伏組織破案範例研究，匪陸京士系潛伏組織破案範例研究，美特破案範例研究，美蔣匪特活動的一般規律，加上我講授的那個課目。這些課目，使這一大群無知的，對美國和國民黨情報機關毫無瞭解的人，大開眼界，如處身於對方的情報機關中，使他們知道，這個表面上看來平靜無事的城市，或者是一條表面寂然無聲的弄堂裡，但實際上，裡面不知包藏著多少劇烈的鬥爭事件，或者竟蘊藏著一件翻天覆地的陰謀正待爆炸。這對提高一個特工的政治警覺性，對加強對「敵情」的瞭解與掌握，對正確瞭解每個特工對情報工作的認識與概念，都是非常有利的──退一步來說，即使他們編輯這些小冊子，是有一部分並非根據事實，或者是全部偽進虛構，但從培養一個特工來說，總是有很大作用的。
除了上述一般性的特工理論外，情報工作科所專修的業務指導理論如後；怎樣保衛黨的組織與黨的秘密，武裝保衛工作綱要，經濟保衛工作綱要、論工作關係的建立與領導、論政治保衛工作中的內線鬥爭，地下工作綱領與工作技術，編報業務手冊……………。這些編了號數的文件，小冊子，是不准攜帶外出的，情報工作科的學生們，三個月把它學習完，也頗為辛苦了。可憐特別工作科的女生們，除了情報科所要學的這些業務理論指導大部分她們要學外，他們還要學習「男性心理學」那一套鬼東西，還要打胎，難怪她們的健康都大受影響了。
至於執行工作科與通訊工作科，除有關執行工作的業務指導說明文件，與通訊工作的業務指導說明文件外，情報科所必修的業務理論，他們這兩隊所要兼修的很少，而他們的大部分時間，著重在業務技術的學習。
不論那一科系，在學習過程中，文件的學習真實際業務的實習，都被看得同樣重要的。因而，執行科的人們，有時便必須由隊長，指導員領導著，集體出去，到青白小學或其他刑訊機構去實習下刑，到街頭去實習跟蹤、釘梢、陪著行動隊去捉人，到審訊機構去助審，還未出籠，就無惡不作。至通訊科，除了到華東社會部的幾個電臺去向老前輩們見習見習收發報業務外，多數時間，還是留在院子內，因院子內是有幾部實習的收發報機的。
五個月過去，經過考試總結後，第二學習階段，可稱結束了，可是，如果在第三階段──一個月的實習階段，假使接受分發實習的機構底報告，與教務部，政治部派去調查的人員底調查報告總結起來，說某某人還不行時，也許他（她）還不能畢業的。
「……現在，我真的翻身了！我的思想真的搞通了！
過去，我許多年來，在舞廳裡給有錢有勢的人玩弄、侮辱、糟蹋，那只是為了自己的生活。從今以後，為了人民，為了革命，我願意隨時犧牲我底青春，我底肉體，甚至我底生命……。」當我被許多意外的事情襲擊著，正要托病住進醫院，設法離開上海前，薛、呂約我參加了干訓班學生的畢業禮，當我沒精打彩的被引進會場時，在台上興高彩烈地這樣自說自道要終生賣身給共特機關的，正是年紀輕輕的艾薇。使我想起了十多年前，自己在延安的一次送別會上，何嘗不是這樣興高彩烈？但看透了毛澤東匪幫的把戲後，只有替這些年輕後輩可惜而已。
過了一些時，我住進了警察醫院，幾個男女學生跑來看我，說他們全體都獲得畢業了，都分發工作了，有幾個臺灣籍同學，還派去臺灣工作呢。唉，這「特工製造所」又輸出了一批貨色了，我不禁黯然。
像這樣的，專門將好人，教導成壞人的，將天真的青年男女，製造成擾亂世界秩序的毒蛇惡獸的「共特製造所」，我是應該向自由世界公布的──我由躺在醫院，一直到現在，我都這樣想著，現在我終於執筆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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