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4-16 11:21:20作者：
我的家在四川某市的一個小鎮上。1949年以前，我的家幸福祥和、充滿田園風光。門前有條小河，清清的河水裡一群群的魚兒自由和游。屋前有一片小竹林，竹林中有棵高大的石瓦樹，各種小鳥在上邊唱著動聽的歌。屋後有清涼甘甜的山泉水，還有一個小園子，開著五顏六色的花，滿園花香。
我爺爺忠厚善良，相信有神，與世無爭，能寫一手漂亮的毛筆字。我奶奶是小腳，在當地算得上有風度的女士，小鎮上的人們都尊稱她厶姐，鎮上人家結婚，多數都要請我奶奶去牽新娘。按鎮上的風俗，只有人品好、命好、受人尊敬的女士才有資格去牽新娘。
我父親是一個正直勤勞的人，不喝酒不賭錢，和我叔叔經營著一家小作坊。由於技藝和信譽好，在鄰近幾個鎮的同行中，我家的生意是最好的。人們信任尊敬我父親，推舉他當上了保長（相當於現在的村長）。
我叔叔也是一個公正、會處事的人，他沒有孩子，我從小就過繼給了叔叔。母親和嬸子妯娌之間和睦相處，勤儉持家。我還有一個姑姑，做一手好針線活。我們一家是小鎮上人們都羨慕的一家。
由於我家條件好一些，對鄉親們能救濟的救濟，能幫助的幫助，鎮上過不去年的鄉親，只要找到我父親就會得到我家的救濟，有的窮人大年初一挑一擔水到我家，叫金銀水，我父親就會給紅包和過年食品。聽母親講，鄉下有個姓周的窮人和我家無親無故，一個月就在我家白吃白喝九次。
父輩們的勤勞儉樸，使我家有了一些積蓄，按那時人們的觀念，為子孫置家業，就買了地。第一年收成好，收到了租子，第二年天旱，免收租子，第三年共產黨取得了政權。我幸福祥和的家從此開始了災難。
1950年大禍從天而降，中共的鎮反運動開始了。當時中共的工作組收集不到我父親的罪證，就鼓動幾個無知的小人作偽證，給我父親栽贓兩條人命。當時任職的鄉長說了句公道話，說我父親冤枉，第二天工作組就免去了他的鄉長職務。鎮上的人們也在背後議論這事不公。我父親不承認，工作組就酷刑逼供，殺害父親那天，工作組開批鬥大會，鼓動狂徒們把我父親的腳、手、腰都打斷了，是兩個人架著拖到批鬥大會檯子邊的水溝裡槍殺的。當時我哥哥十二歲，姐姐十歲，我六歲，妹妹不到一歲，爺爺和奶奶已是年邁的老人，全家悲痛欲絕。
我父親沒有民憤，完全是共產黨一手栽贓挑起的仇恨。我長大後也得到一些證實。一次某支部書記和一個大隊會計公開對我說，我父親正派，是個好人。這兩個人都是中共鎮反、土改運動的骨幹，當年發生的事，他們是清楚的。
鎮反運動之後，緊接著在1952年土改運動又開始了。我家的財產全部被搶光，被褥、床、桌子、板凳都沒留一點，衣服只剩下身上穿的。因為我們家的小作坊是當地老百姓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才給我們留下了房子。家裡沒有糧食，有好心人不敢進屋，偷偷扔進一點吃的。爺爺到鄉下要飯，人家也是偷偷的給，要回來吃的，母親、嬸子就摻著桑葉省著吃。我叔叔白天晚上都被抓去批鬥，工作組鼓動無知的狂徒們狠命的打，叔叔被打的全身是傷，往往是舊傷未好又添新傷。工作組還組織打封建，就是把劃成地主成份的人，全家都拉去跪一排，讓民兵們面對面朝我們頭上方放槍，我當年六歲也和大人們跪在一起。記得有一個姓蔣的七十多歲的老人，腳是殘疾的，狂徒們把他架著從幾十步高的石梯上活生生拖下來，不久這個老人就被他們折磨死了。
土改後，叔叔找朋友借了點兒錢，恢復了小作坊，家裡湊合著能生活了。
這樣剛過了幾年，1957年反右運動又開始了。給每個地方下了「右派」指標，不管什麼情況，不管這個地方有沒有「右派」，都得按指標抓出幾個「右派」來。我們小鎮的指標就落到我叔叔頭上。當時，他們在我叔叔身上找不到半點「右派」證據，就威逼利誘一個犯了點小錯誤的飯店服務員，讓她揭發我叔叔的反黨言行，不揭發就會受到重罰，在被逼無奈的情況下，這個服務員說我叔叔講過「天上出七個太陽，西藏人會打過來」，僅憑此，我叔叔就被勞改了。最後死在監獄裡。在搞我叔叔的偽材料時，學校老師讓我與叔叔劃清階級界限，揭發我叔叔，當個好學生，當年我才十一歲，沒被他們嚇住，沒干沒人性的事。
我爺爺、奶奶，由於受不了兩個兒子相繼被害死的打擊，加上中共人為造成的大飢荒，一年內先後離開了人世。我記得最清楚的，我爺爺那時瘦得只剩下骨頭架，一點兒肉都沒有了，不能坐凳子。爺爺安葬時，公社的幹部故意把鎮上的人集中去支農，不讓人們來幫我家。
1958年，中共搞起了大煉鋼鐵運動。那時我十二歲，我們的教室搬到了煉鐵廠的現場，半天上課，半天去山上擔礦石，我要一次擔不夠四十斤以上，班主任就訓我，對其它同學沒這樣要求。有一次剛下過雨，路上都是泥，很滑，又是坡路，我和一個同學抬一塊很重的鐵塊，那個同學壓得受不了，扔下扁擔跑了，我卻不敢跑，因為我要跑了，就會被扣上「破壞大煉鋼鐵」的帽子，說不定還會連累母親，我就在那哭，後來校長來了，反倒把我訓了一頓。這就是那時地主子女的處境。
1960年，大飢荒來了。因為那裡中共對農民徵收的公糧是無止境的，各級在「極左」思想的指導下，都比著多交公糧，加上全民大煉鋼鐵，所有勞力都去煉鋼鐵去了，把農具都煉了廢鐵，種地的人少，糧食壞在地裡也沒人收，最終造成了大飢荒。我那時正是長身體的時候，餓得天天哭，母親和嬸嬸餓得浮腫，公社還要隨時派苦工。我們當地餓死了很多人。
我叔叔被迫害死後，母親更慘了，每逢有運動，就要抓我母親去鬥，每次回來都全身是傷。
我們鎮是公社所在地，當時還沒有通訊設備，公社有什麼通知，傳達什麼文件，全靠人傳遞。這個苦差沒人願幹，他們就讓我家當義務送信員。特別是大躍進期間，一天跑四、五個來回，晚上二、三次，最多時，我家曾一天出動三、四個人去送信。晚上走路沒有照明，全憑感覺摸著走，走的是爬山涉水、高低不平的山間小路，我們跑遍了公社的山山水水。通知的地方少，我就和母親做伴，我不願讓母親拖著浮腫的身體一個人去，母親也不願一個小孩單獨去。通知的地方多時，我和母親各去幾個村。大飢荒的時候，我餓得站不住，腳下沒一點兒力氣，一次公社人員拿來通知，要我馬上送走，我餓得實在支撐不住了，不想去，這個公社幹部把我從街上拖著走了很長一段路，街上的人們背後都議論：「這麼小的孩子，怎麼能忍心……」一天晚上，我和母親去送通知，要路過一個白天人們都感到陰森森的地方，剛到那，貓頭鷹就在樹上叫開了，嚇得我和母親不得了。其實這些通知，大都是要農民拚命幹活，收集完成多少生產任務的數字而已，報上來的數字都是假的。一次因為我去的這個村沒做準備，接到通知後他們才開會討論上報數字，完全是先把數字報上去瞭然後再幹活。這也不怪農民，因為下的任務太多，農民又吃不飽，根本完不成，幹部們不報假又怕丟官，所以就一級騙一級。這就是共產黨宣傳的 「人民公社好」、「大躍進好」的農村真實景象。
後來，我家的小作坊也被充了公。除了哥哥繼承了父輩的手藝，每月有點微薄的工資外，生活來源主要靠做一些臨時性的雜活餬口，有菜吃的時候很少。因為給我們劃成了地主子女的成份，我家四個孩子中，只有姐姐讀到初中，我們三個只上了小學。長大後，我們兄妹四人都沒給安排工作。三次來鎮上招工的人都要招我，但當地就是不放。目的是留著我這個地主子女，他們可以任意派苦工。有一段時間，公路只通到我們鎮，小鎮便成了轉運站，裝卸的活很多，但不讓我們干。為了生計，我只有外出打工，但當地不給開證明信。因為那時沒有身份證，外出坐車、住宿都要證明信。使我們的生活寸步難行。一直到今天，我們兄妹四個都老了，都沒有養老金，基本生活沒有保障。
我結婚去鎮上領結婚證時，他們不給辦，說要先考驗我一個多月再說，其實就是故意拖延時間，讓我結不成婚。我的妻子快臨產了，公社的婦聯主任還讓我妻子和我年邁的嬸子到二、三里遠的地方去抬一塊大黑板。共產黨搞計畫生育也是毫無人性，我們鎮上有個農村婦女，就快要生了，計生幹部硬逼著她去流產，孩子被打下來時還是活的，醫生倒提著孩子的腳，把孩子的頭淹在一盆涼水裡，活活淹死了。計畫生育給我妻子造成了嚴重的婦女病，我在生活艱難的情況下，還要想法給妻子治病，當時為了護理她，我沒在家，鎮上組織下鄉義務支農時我沒參加，為此鎮上就要停供我家的糧食。
中共害死了我的爺爺、奶奶，槍殺、迫害死了我父親、叔叔，殘酷折磨我母親和嬸子，也毀掉了我們兄妹四人的人生前途。像我們這樣的家庭，在中國何止千萬。共產黨給老百姓造成的苦難真是罄竹難書。共產黨是禍根，沒有共產黨，百姓得安康。
玄二 寫於2006年9月
我爺爺忠厚善良，相信有神，與世無爭，能寫一手漂亮的毛筆字。我奶奶是小腳，在當地算得上有風度的女士，小鎮上的人們都尊稱她厶姐，鎮上人家結婚，多數都要請我奶奶去牽新娘。按鎮上的風俗，只有人品好、命好、受人尊敬的女士才有資格去牽新娘。
我父親是一個正直勤勞的人，不喝酒不賭錢，和我叔叔經營著一家小作坊。由於技藝和信譽好，在鄰近幾個鎮的同行中，我家的生意是最好的。人們信任尊敬我父親，推舉他當上了保長（相當於現在的村長）。
我叔叔也是一個公正、會處事的人，他沒有孩子，我從小就過繼給了叔叔。母親和嬸子妯娌之間和睦相處，勤儉持家。我還有一個姑姑，做一手好針線活。我們一家是小鎮上人們都羨慕的一家。
由於我家條件好一些，對鄉親們能救濟的救濟，能幫助的幫助，鎮上過不去年的鄉親，只要找到我父親就會得到我家的救濟，有的窮人大年初一挑一擔水到我家，叫金銀水，我父親就會給紅包和過年食品。聽母親講，鄉下有個姓周的窮人和我家無親無故，一個月就在我家白吃白喝九次。
父輩們的勤勞儉樸，使我家有了一些積蓄，按那時人們的觀念，為子孫置家業，就買了地。第一年收成好，收到了租子，第二年天旱，免收租子，第三年共產黨取得了政權。我幸福祥和的家從此開始了災難。
1950年大禍從天而降，中共的鎮反運動開始了。當時中共的工作組收集不到我父親的罪證，就鼓動幾個無知的小人作偽證，給我父親栽贓兩條人命。當時任職的鄉長說了句公道話，說我父親冤枉，第二天工作組就免去了他的鄉長職務。鎮上的人們也在背後議論這事不公。我父親不承認，工作組就酷刑逼供，殺害父親那天，工作組開批鬥大會，鼓動狂徒們把我父親的腳、手、腰都打斷了，是兩個人架著拖到批鬥大會檯子邊的水溝裡槍殺的。當時我哥哥十二歲，姐姐十歲，我六歲，妹妹不到一歲，爺爺和奶奶已是年邁的老人，全家悲痛欲絕。
我父親沒有民憤，完全是共產黨一手栽贓挑起的仇恨。我長大後也得到一些證實。一次某支部書記和一個大隊會計公開對我說，我父親正派，是個好人。這兩個人都是中共鎮反、土改運動的骨幹，當年發生的事，他們是清楚的。
鎮反運動之後，緊接著在1952年土改運動又開始了。我家的財產全部被搶光，被褥、床、桌子、板凳都沒留一點，衣服只剩下身上穿的。因為我們家的小作坊是當地老百姓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才給我們留下了房子。家裡沒有糧食，有好心人不敢進屋，偷偷扔進一點吃的。爺爺到鄉下要飯，人家也是偷偷的給，要回來吃的，母親、嬸子就摻著桑葉省著吃。我叔叔白天晚上都被抓去批鬥，工作組鼓動無知的狂徒們狠命的打，叔叔被打的全身是傷，往往是舊傷未好又添新傷。工作組還組織打封建，就是把劃成地主成份的人，全家都拉去跪一排，讓民兵們面對面朝我們頭上方放槍，我當年六歲也和大人們跪在一起。記得有一個姓蔣的七十多歲的老人，腳是殘疾的，狂徒們把他架著從幾十步高的石梯上活生生拖下來，不久這個老人就被他們折磨死了。
土改後，叔叔找朋友借了點兒錢，恢復了小作坊，家裡湊合著能生活了。
這樣剛過了幾年，1957年反右運動又開始了。給每個地方下了「右派」指標，不管什麼情況，不管這個地方有沒有「右派」，都得按指標抓出幾個「右派」來。我們小鎮的指標就落到我叔叔頭上。當時，他們在我叔叔身上找不到半點「右派」證據，就威逼利誘一個犯了點小錯誤的飯店服務員，讓她揭發我叔叔的反黨言行，不揭發就會受到重罰，在被逼無奈的情況下，這個服務員說我叔叔講過「天上出七個太陽，西藏人會打過來」，僅憑此，我叔叔就被勞改了。最後死在監獄裡。在搞我叔叔的偽材料時，學校老師讓我與叔叔劃清階級界限，揭發我叔叔，當個好學生，當年我才十一歲，沒被他們嚇住，沒干沒人性的事。
我爺爺、奶奶，由於受不了兩個兒子相繼被害死的打擊，加上中共人為造成的大飢荒，一年內先後離開了人世。我記得最清楚的，我爺爺那時瘦得只剩下骨頭架，一點兒肉都沒有了，不能坐凳子。爺爺安葬時，公社的幹部故意把鎮上的人集中去支農，不讓人們來幫我家。
1958年，中共搞起了大煉鋼鐵運動。那時我十二歲，我們的教室搬到了煉鐵廠的現場，半天上課，半天去山上擔礦石，我要一次擔不夠四十斤以上，班主任就訓我，對其它同學沒這樣要求。有一次剛下過雨，路上都是泥，很滑，又是坡路，我和一個同學抬一塊很重的鐵塊，那個同學壓得受不了，扔下扁擔跑了，我卻不敢跑，因為我要跑了，就會被扣上「破壞大煉鋼鐵」的帽子，說不定還會連累母親，我就在那哭，後來校長來了，反倒把我訓了一頓。這就是那時地主子女的處境。
1960年，大飢荒來了。因為那裡中共對農民徵收的公糧是無止境的，各級在「極左」思想的指導下，都比著多交公糧，加上全民大煉鋼鐵，所有勞力都去煉鋼鐵去了，把農具都煉了廢鐵，種地的人少，糧食壞在地裡也沒人收，最終造成了大飢荒。我那時正是長身體的時候，餓得天天哭，母親和嬸嬸餓得浮腫，公社還要隨時派苦工。我們當地餓死了很多人。
我叔叔被迫害死後，母親更慘了，每逢有運動，就要抓我母親去鬥，每次回來都全身是傷。
我們鎮是公社所在地，當時還沒有通訊設備，公社有什麼通知，傳達什麼文件，全靠人傳遞。這個苦差沒人願幹，他們就讓我家當義務送信員。特別是大躍進期間，一天跑四、五個來回，晚上二、三次，最多時，我家曾一天出動三、四個人去送信。晚上走路沒有照明，全憑感覺摸著走，走的是爬山涉水、高低不平的山間小路，我們跑遍了公社的山山水水。通知的地方少，我就和母親做伴，我不願讓母親拖著浮腫的身體一個人去，母親也不願一個小孩單獨去。通知的地方多時，我和母親各去幾個村。大飢荒的時候，我餓得站不住，腳下沒一點兒力氣，一次公社人員拿來通知，要我馬上送走，我餓得實在支撐不住了，不想去，這個公社幹部把我從街上拖著走了很長一段路，街上的人們背後都議論：「這麼小的孩子，怎麼能忍心……」一天晚上，我和母親去送通知，要路過一個白天人們都感到陰森森的地方，剛到那，貓頭鷹就在樹上叫開了，嚇得我和母親不得了。其實這些通知，大都是要農民拚命幹活，收集完成多少生產任務的數字而已，報上來的數字都是假的。一次因為我去的這個村沒做準備，接到通知後他們才開會討論上報數字，完全是先把數字報上去瞭然後再幹活。這也不怪農民，因為下的任務太多，農民又吃不飽，根本完不成，幹部們不報假又怕丟官，所以就一級騙一級。這就是共產黨宣傳的 「人民公社好」、「大躍進好」的農村真實景象。
後來，我家的小作坊也被充了公。除了哥哥繼承了父輩的手藝，每月有點微薄的工資外，生活來源主要靠做一些臨時性的雜活餬口，有菜吃的時候很少。因為給我們劃成了地主子女的成份，我家四個孩子中，只有姐姐讀到初中，我們三個只上了小學。長大後，我們兄妹四人都沒給安排工作。三次來鎮上招工的人都要招我，但當地就是不放。目的是留著我這個地主子女，他們可以任意派苦工。有一段時間，公路只通到我們鎮，小鎮便成了轉運站，裝卸的活很多，但不讓我們干。為了生計，我只有外出打工，但當地不給開證明信。因為那時沒有身份證，外出坐車、住宿都要證明信。使我們的生活寸步難行。一直到今天，我們兄妹四個都老了，都沒有養老金，基本生活沒有保障。
我結婚去鎮上領結婚證時，他們不給辦，說要先考驗我一個多月再說，其實就是故意拖延時間，讓我結不成婚。我的妻子快臨產了，公社的婦聯主任還讓我妻子和我年邁的嬸子到二、三里遠的地方去抬一塊大黑板。共產黨搞計畫生育也是毫無人性，我們鎮上有個農村婦女，就快要生了，計生幹部硬逼著她去流產，孩子被打下來時還是活的，醫生倒提著孩子的腳，把孩子的頭淹在一盆涼水裡，活活淹死了。計畫生育給我妻子造成了嚴重的婦女病，我在生活艱難的情況下，還要想法給妻子治病，當時為了護理她，我沒在家，鎮上組織下鄉義務支農時我沒參加，為此鎮上就要停供我家的糧食。
中共害死了我的爺爺、奶奶，槍殺、迫害死了我父親、叔叔，殘酷折磨我母親和嬸子，也毀掉了我們兄妹四人的人生前途。像我們這樣的家庭，在中國何止千萬。共產黨給老百姓造成的苦難真是罄竹難書。共產黨是禍根，沒有共產黨，百姓得安康。
玄二 寫於2006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