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拆遷戶楊武、吳蘋夫妻終於放棄了堅守了三年多的家園，和開發商達成了異地安置的協議，而那座一度牽動無數人關注的孤零零的小樓也很快的被拆除了。
這個結果是可以預料的。當我們看到那幢聳立在大坑中心的二層小樓的時候，我們還能指望有別的結果嗎？我們能指望開發商讓已經投入的資金泡湯嗎？我們能指望區政府放棄振興經濟的雄心勃勃的計畫，並把已經到手的土地轉讓費還給開發商嗎？德國皇帝和磨坊主人的故事在這裡顯然是不適用的，無論這個故事的真實版本如何。畢竟，故事裡的德國皇帝只是嫌那個磨坊礙眼，而不是要徵用那塊地來建成什麼「世界一流的商業一條街」。今天，在真實的中國，在一個又一個城市被整個拆毀重建的狂潮中，無論是深圳那個決心用法律來維權的「釘子戶」，還是廣州那個揮舞著星條旗奏著美國國歌的美籍釘子戶，都不可能保住自己的私產。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和一位剛從美國學習回國的朋友聊天，我對當時政府出籠的一些明顯傾向權力階層的經濟政策表示不滿，這位朋友卻很不以為然，他認為，有權有勢的人拿大頭，普通百姓也可以在政策的夾縫裡賺點小錢，各得其所。二十多年過去了，這些傾斜的法律政策造就了一大批通過掠奪國家和民眾暴富的億萬富翁，卻沒有使任何一個地方的民眾有能力阻止家園被毀、阻止城市的改建重建。今天，還是有人抱著一線希望，希望《物權法》在保護大貪官大富豪的財產的情況下，也能保護一下普通民眾的私產。然而，現實情況是，在中國，土地和其他資源歸國家所有，各級政府可以代表國家支配、轉讓土地，而政府官員又可以政府的名義決定什麼是國家利益，什麼是公眾利益。批准征地項目的政府部門，就是決定賠償金額並仲裁賠償爭議的部門。在這種情況下，個人怎麼可能用《物權法》為武器保住自己的房產呢？
在美國，我家附近有一條來去各兩條車道的大路，不是主幹道，所以算不上是公路，平時除了這一帶的居民外沒有別的通行車。前一陣子，市政府決定拓寬這條路，把它變成通行的公路。住在附近的居民很不滿意，因為一旦變成通行公路，過往車輛就會增加，噪音、污染也會增加，而社區安全性則會降低，最終將導致生活品質下降、房價也可能相應下跌。於是社區居民組織起來到市政府參加聽證、抗議。不管結果如何，這種事情在美國是政府和居民互動、協商而作決定的。
《當代中國研究》雜誌的主編程曉農先生曾經在討論中國經濟內需問題時提出，中國經濟增長很大的一塊是靠政府的基本建設拉動的，而各地政府建設都已經基本完成了，以後這一部分不可能有大的進展，因而經濟會減緩或衰退。這個道理是非常對的。但是，在對中共的分析中，很多時候常理是行不通的。例如：不久前，為了給青島火車站改建工程讓路，只有15年歷史的24層三星級青島鐵道大廈樓被炸掉；而2007年2月12日爆破拆除的瀋陽五里河體育場，被說成單體面積、一次爆破面積的世界之最，好像這也成了光榮；更有甚者，僅僅建成兩年的江蘇南通火車站也要全部炸掉重建。看來只有我們不敢想的，沒有中共不敢做的。想一想，全國有那麼多的政府建築，這樣不停的炸掉擴建，那是沒有止境的。那麼在這個擴建的過程中，又要徵收多少土地、拆掉多少房子、遷走多少百姓呢？
曾經碰到一個義大利人，他用十分羨慕的口氣對我說：中國真是充滿機會，全國就是個大工地。殊不知，住在這個「大工地」上的居民隨時都有可能會得不到合理賠償被強迫「搬家」，如果他們碰巧前幾年剛翻修了房子，恐怕就更不會對於身邊的「機會」感到興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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