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已經89歲了，但金默玉的生活習慣卻像前衛的藝術青年：凌晨六七點鐘才睡，下午兩三點鐘起床。「網球、籃球、高爾夫球的競賽都是夜裡頭演呀。」她笑咪咪地說，開朗得猶如孩童。
那一刻，你很難相信，有著這樣笑容的老人，身後竟有如此坎坷的人生：她曾是末代皇帝溥儀的侄女、川島芳子的親妹妹，也曾是川菜館的老闆娘、靠打毛衣維持一家生計的家長；她留過洋、享過福，也坐過牢、吃過苦。而當這一切過去，她仍然可以說出：「喜怒哀樂這四個字，你那個哀跟那個怒啊，都應該擱到自己心裏，但是喜和樂，可以跟很多人來分享。」
肅親王家的十七格格
金默玉的父親是愛新覺羅·善耆，清朝八大世襲親王之一的第十世肅親王。肅親王有一個正妃、四個側妃，一共生有38個子女，其中21個兒子、17個女兒。年齡最小的四側妃，生了3個女兒：最大的叫顯，漢化姓名叫金璧輝，後來，她有了一個日本名字：川島芳子。而最小的就是在旅順出生的金默玉，滿族姓名為愛新覺羅·顯琦。
金默玉沒有趕上肅王府的鼎盛年代。那時候北京有一句話：「恭王府的房子，豫王府的牆，肅王府的銀子用斗量。」1918年金默玉出生的時候，父親已經在東北流亡6年了。雖然是流亡，但王室的生活與作派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並沒有改變，規矩多多：「沒有了皇上和太后，祖宗的牌位還在，逢年過節，一定要拜祭；同族的親戚也還在，請安的時候，失了禮節，就成了大笑話。」說起現在的清宮戲，金默玉覺得可笑：「動不動就‘喳’、‘喳’，你‘扎’誰呢？那字兒念‘zhe’。」
女孩子的規矩更多。在宴會上，金默玉和姐姐們甚至不會去夾遠處的菜——那種不雅觀的事情通常由奶媽代勞，奶媽們會遞給她們一個小盤子，一樣菜夾一點在裡面。「這當然會吃不飽，但是不能流露出來——要堅持到回家去，由奶媽再給開小灶。」
對於王府裡的各種規矩，金默玉的哥哥姐姐都無條件地遵守下來，但被哥哥姐姐們稱做「小不點」的金默玉卻想要更多的特權。王府的規矩，每個格格都有一個奶媽和一個「看媽媽」。格格出門，總需要奶媽或者「看媽媽」看著。金默玉去上學，奶媽也跟著她去。她硬是覺得彆扭，堅持不要，姐姐們因此叫她「革命兒」。
剛滿19歲，金默玉就對未來有了自己的打算，她希望能成為一名四處採訪的女記者，或者歌唱演員。王府裡的長輩們被她的想法嚇壞了：一個王府格格，怎麼能出去拋頭露面做職業婦女呢？ 但這個十七格格顯示出了和父親一樣的固執。1937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金默玉被迫中斷了在日本的學業回到北京。她終於瞞著家人找到一個職位：「在一家日本人開的公司當顧問，薪水很高，又不用坐班。」從小嬌寵的她也不懂得上班要準時，「有一天我到公司去，看見大家從樓梯上下來。我想大家是去打防疫針，那時候經常會打各種防疫針。我就和他們打招呼：你們是打針去麼？他們都笑：金小姐，現在是下午5點鐘，我們下班了。」
那時，習慣於花錢的她，薪水還沒發下來，就被她預支光了。親戚朋友們上公司來買東西，一律挂她賬上；女同事們下班了，她請她們去吃西餐。到了月底一算，她反而欠公司的錢。那時，她根本不知道，有一天，她要靠打毛衣來維持一家9口的生計；有一天，她一個月只能拿到19塊5角錢，吃一碗麵，都要在心裏飛快地算計。
賒賬成了每天的必修課
1949年，金默玉看到瞭解放軍進城。進城的那一天，在租來的東單四合院外面，她靠著磚牆，看一隊隊士兵從街上走過去，她也想要當一個街道積極份子，跟著大家拿著玻璃瓶和竹夾子，到各家廁所去，翻開磚頭，挖出磚頭下的蛹。
哥哥們早就離開了北京城，但她沒有跟著去。她覺得「男人們都太不成器」。父親把兒子們都送到國外，他們讀的是國外最好的軍事院校。在金默玉看來，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在軍事院校裡只學到了一身大爺脾氣，有幾位哥哥還抽上了大煙。
肅親王的產業在這些哥哥們手中敗落下來，東四十四條的房產、旅順的房產、大連的房產都一點一點被變賣了。他們把賣房子的事情托給川島芳子的養父川島浪速，這個日本人卻私吞了一半財產。到1949年哥哥們去了香港，留給金默玉的全部財產就100塊錢。這100塊錢要餵養9張嘴：大哥的4個孩子、二哥的兩個孩子，還有大哥的老保姆和保姆的女兒，而她尚未結婚、沒有社會經驗也沒有生活經驗。
為了維持生計，金默玉開始變賣家中的物品：鋼琴、地毯、沙發、皮大衣、留聲機……由於根本不懂市價，一大堆皮衣她用不到一件衣服的價錢就全給賣了。昔日的十七格格還織起了毛衣出售，3天織1件，但仍不夠一家人的買菜錢。此後，她還開過洗衣坊，用上好的肥皂，一個月下來，買肥皂的錢比掙的還多。賒賬成了每天的必修課，胡同口雜貨鋪的老太太看到她就追著問：「錢什麼時候給啊？」
這樣的日子一直熬到1952年，金默玉開起了飯店。「那年哥哥到了日本，給我和6個孩子寄回了一筆生活費，斟酌再三，我在自家院子裡開了間西餐廳，結果沒人上門。」後來金默玉改開四川飯館，「北京當時有40萬四川人，這家四川飯館一下子火了起來。雖然沒賺多少錢，但至少吃穿不再發愁了」。兩年後，飯店被公私合營，她成為中央編譯局的一名職員，每月拿60元工資。金默玉回到家裡，開心得哼起了小曲。
人生兩次最正確的選擇
1954年，36歲的金默玉結婚了。「大喜那天，旗袍是借來的，請帖是丈夫馬萬里親自用毛筆寫的。」金默玉說，「那一天，看著大紅的喜帖，我忽然感慨，怎麼這麼就把自己嫁出去了！」要是在過去，她或許早已像姐姐們一樣，嫁給了某位蒙古王爺。她們是滿蒙聯姻的重要工具，不過，金默玉從小就和她們不一樣。在北京的時候，她拒絕了家裡人的提親，衝著他們喊：「我的事，你們誰都不要管！」這樣的婚禮，或許潦草了些，卻是她自己選擇的。
丈夫馬萬里是當時國內極負盛名的花鳥畫家，他曾有過兩次婚姻，第一個妻子難產而死；第二個妻子因感情不合與他離婚。遇到金默玉時，馬萬里還住在女兒家裡，女兒家很小，連睡覺的地方都沒有，更別提畫畫了，他也因此心灰意冷，一意自殺。金默玉的出現讓他重新有了作畫的地方，也有了一個家。但沒想到，風暴那麼快就到來了。
1958年2月，離當年的春節還有5天，金默玉突然從家中被帶走，開始了她15年的牢獄生活。唯一的罪名，就是她的出身：「肅親王的女兒，特務川島芳子的妹妹，在那個年代，這足以讓我致命。」為了不連累丈夫，監獄中的金默玉申請了離婚，她決定獨自度過漫長的刑期。1973年，刑滿釋放的金默玉來到天津茶澱農場，成為一名農場工人。
在天津茶澱農場，金默玉用比她還高的大鐵鍬費力地挖著蘋果樹下的凍土，手掌流血了，但她不作聲。「我知道我和別人不一樣，別人是人民內部矛盾，而我是封建貴族階級的小姐，的妹妹。」
此時，一位講北方話的上海人，闖進了金默玉的生活。他將一把自製的小鐵鍬、一本日語版的《人民中國》，送給了手掌流著血的金默玉。金默玉很快答應了他的求婚，因為她希望能在農場裡分到一間屬於自己的房子，她厭惡身邊的那些女勞改犯，「她們中有人曾是舞女，每天早上起來要喝幾大杯酒，用別人聽不懂的話喃喃地咒罵；有人用紅紙把嘴染得通紅，游手好閑。」
「你不後悔當年沒和哥哥們一起走？那就不會有後來的事情了。」記者問金默玉。
金默玉卻說，她這一生做過的最正確的事有兩件，一是沒有去香港，一是在監獄中沒有陷害過任何一個好人。「在日本讀書的時候，我的家庭教師告訴我，高尚不是別人笑的時候你不笑，它是一種品德。高尚的人，一年中必須找一天閉門思過，想想有沒有做什麼對不起人的事情。你認為正確的，就堅持到底，不要管別人怎麼想。」
生平只求過一次人
1976年，跟丈夫回上海探親時，金默玉病倒了。X光片顯示，她的脊椎有9節都壞了，病歷上寫著「脊椎骨質增生、骨髓炎、腰肌勞損」。農場給她辦了病退，每月工資降至19元2角，「連吸菸的錢都不夠」，何況還要給婆婆寄錢。吸菸，是金默玉在監獄裡養成的習慣，「腰疼得受不了，或者累得撐不住，我就吸菸，後來一天能吸一包。」
生平第一次，金默玉想到了求人。按照她的性子，她是死也不求人的。在監獄，腰疼得拿不起放在地上的鋪蓋，就用腳去移；沒有梳子，就用牙刷把頭一點一點地刷過去；衣服破得沒有替換，就用碎布在上面縫出小花來；無論處境如何，外表一定要整整齊齊。
曾經在肅王府侍奉的保姆拉著她掉眼淚：「格格，您這是從天上摔到地下了！」金默玉大笑：「這不是還沒摔死麼！」曾有一位在美國的侄孫女，苦苦請求這位姑奶奶住到自己家裡去，可她就是不去。「我不願意麻煩他們。」但在1979年，她寫了生平第一封求人的信，收信人是鄧小平。
在信裡，金默玉不是要求平反，而是要求一份工作，她還記得信裡的內容：「我如今已經幹不了體力勞動了，但是還幹得了腦力勞動，請給我工作。」信回得很快。告別北京40年後，金默玉終於成為北京街頭市民中最普通的一分子。
之後的十幾年，她有了收穫。
金默玉一直就想辦一所學校。1992年初，金默玉與丈夫將家中所有的存款全部拿出來，購買了書桌、教材等學習用品，開辦了「愛心兒童日語班」。「愛心」暗喻「愛新」，表明她是愛新覺羅家族中的一員，又表明她在晚年為培養兒童的日語能力而奉獻自己的愛心。
為了把「班」辦成學校，從1993年起，金默玉在日本和北京之間奔波了數年，動用了同學、朋友、親戚等一切關係，四處演講，終於籌足了辦學經費。1996年5月，位於河北廊坊市開發區的愛心日語培訓學校正式掛牌。據有關部門確認，該校是當時國內設施最齊全的民辦日語專修學校。
上世紀90年代後期，正是在這所學校的基礎上，建起了廊坊東方大學城。在晚年，她終於在廊坊有了一套完全用自己掙來的錢買下的房子。鄰居們都知道這是個了不得的老太太。
然而，金默玉卻不覺得自己的一生有什麼特殊。「有時候想想，我這一生，到底干了點什麼呢？」她嘆息著，看著手中的照片。照片上，14歲的她穿著白色的衣裙，像男孩子一樣頑皮地微笑著。「那時候，我可淘氣著呢。」她說，唇邊泛起一個與當年一模一樣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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