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胡溫的憂患，聯想崇禎皇帝

今年「兩會」期間，溫家寶舉行記者會，坦承自己「腦子裡充滿了憂患」。觀其形狀表情，也確是一副憂心忡忡的樣子。溫家寶公開而痛苦地承認，中共「腐敗越來越嚴重」。胡錦濤則在「兩會」上提出「三種意識」論，期望中共幹部具有「憂患意識」、「 公僕意識」、和「節儉意識」。

對中共本身而言，這種針對性不言而喻。當「中國崛起」、「大國崛起」甚囂塵上，中共大小官僚盡顯自滿自得之時，哪裡還有「憂患意識」？當中共官僚集團把持了國家權力、財富、和資源，而恣意作威作福之日，哪來的「公僕意識」？當官場腐敗氾濫、官員奢淫成風之際，又豈有「節儉意識」？

胡溫的憂患，為黨還是為國？我們不得而知。如果是為國，何不趕緊改造制度，開放言論、新聞、和選舉，落實他們口中念叨的「民主監督」？將權力和責任交還給民眾，如此，所憂之事，如「腐敗越來越嚴重」等，都可解套，且事半功倍；胡溫自己，也可青史留名。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這是近來中共官方媒體一再引用的古語。聽上去，胡溫的憂患，更像是為黨，生怕共產黨在安樂中死亡。如果是為黨，鄧小平的所作所為，就是前車之鑒。

毛澤東的階級鬥爭，把個泱泱大國，折騰得千瘡百孔，天怒人怨。鄧小平掌權後，竟以為，僅僅依靠發展經濟，就能抹煞中共在政治上的劣跡。豈料，單純的經濟改革，而不觸及舊有政治體制，權力被壟斷，經濟也被壟斷。權錢交易，官商勾結，財富向少數人集中，社會貧富分化，強弱對立，仇恨瀰漫。之前，血腥的階級鬥爭，已經令中共在歷史上留下鐵證如山的罪孽，如今，大規模的官場腐敗，不僅將中共發展經濟的「功勞」完全抵消，還讓中共再度於歷史上留下難以洗脫的惡名。

溫家寶終於找到了一個比喻、一個說法：「決定一個艦隊速度快慢的，不是那個航行最快的船隻，而是那個航行最慢的船隻。」在這裡，溫家寶似乎要表明其心志，將轉而服務人口眾多的「困難群體」或者「弱勢群體」，而不是特殊利益集團。溫家寶的提法，直接否定了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理論。也顛覆了在此之前，中共御用經濟學家們津津樂道的「主流經濟學」：以犧牲廣大弱勢群體為代價，換取中國的「發展速度」，實際是換取官僚集團的利益膨脹。

看上去，胡溫想改變一些東西，但因特殊利益集團的迅速崛起，已經成為整個中國前進的障礙，言改變，談何容易？看上去，胡溫想吸取胡耀邦、趙紫陽的教訓，在盡量不觸犯權貴的前提下，小心行事，以免如胡趙那般「出師未捷身先死」。然而，形勢比人強，時間又豈能等人？

讓我們聯想明末的崇禎皇帝，該君繼位時，明王朝已經腐敗透頂，民眾抗爭，烽煙四起，儘管崇禎皇帝兢兢業業、勵精圖治，卻未能避免明王室覆滅的命運，自己也落得個吊死煤山的結局；讓我們再聯想晚清王室，雖積極推進改革開放（洋務運動），卻百般拖延政治改革（君主立憲），意圖王室「中興」，卻最終為革命洪流所埋葬。

不將民眾利益置頂，不把國家安危優先，而專為王室、即統治者的權力和利益打拼，正是明王朝和清王朝必然敗亡的歷史邏輯。

在黨的利益和國家利益面前，做何選擇？無疑是胡溫當前面對的最大課題。舉棋不定，概在於此。鄧小平的基本路線，為黨不為國，必然地，治標不治本；如果胡溫的 「和諧社會論」，也是為黨不為國，也必然治標不治本，結果就只能重蹈鄧小平之覆轍，既不能救國，也不能救黨，白忙一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