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浪之水》和《如焉》裡的人物，是錯前錯後的一茬人——筆者翻閱小說推算：池大為出生在一九五七年，達摩出生在一九五二年，應該是同時代知識份子；小說的時代背景也很接近：都跨越上世紀的後半葉，前者主要寫上世紀末的最後幾年，後者則寫本世紀初的「非典」時期；故事展開的空間環境也極為相似——都是大城市，如果筆者指它們為長沙和武漢，大概兩位作家也不會反駁；再加上兩本小說的人物大都是科教文衛系統的「業內人士」，也都面對過公共衛生問題。因此上，倘若有好事者突發奇想，要把這兩部小說的故事整合為一，那應該說有操作的可行性。不過真要做起來，只怕是「滿船芝麻都漏了，還在水裡撈油花」，好事者不得不仰天長嘆：「這鴨頭不是那丫頭，頭上沒擦桂花油」。何故？兩位作家的生活理念頗相抵牾，遂使他們筆下的人物不能在同一個舞台上和諧演出。
《滄浪之水》和《如焉》的同中有異的比對，說起來甚多，且聽筆者從容道來。
首先讀者會發現《滄浪之水》和《如焉》的主人翁都有激情燃燒、熱血沸騰的青春歲月；只是達摩和他的朋友比池大為和他的朋友年長几歲，因此就有不同的見識和情懷。
《如焉》中的達摩，是「紅衛兵一代」，這一代人最早狂熱地參加了文革，因為他們深信不疑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理由：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計，保證人民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支援世界革命，解放全人類……，堂皇的口號，莊嚴的使命，神聖的旗幟。誰能料想到事情後來竟會演變成偉大領袖紅太陽毛澤東和他的親密戰友、接班人林彪之間的一場驚心動魄的互相追殺，就像好萊塢的一部〇〇七大片！當時中國社會所受到的震撼猶如一枚重量級的核彈爆炸！文革的美麗畫皮霎時間剝落，原來赤裸裸的權力爭奪卻要億萬工農民眾與狼共舞！一手掀起迷信毛澤東狂潮的林彪固然身敗名裂，死無葬身之地，而毛澤東本人也名聲掃地，文革受到嚴重質疑。頭腦開始冷靜的紅衛兵中出現了思想者，達摩和他的朋友毛子、何其亞、劉蘇、小詠就是這樣的青年。他們組成「青馬」，力圖用原創馬克思主義透視毛澤東的思想和行為。他們，特別是達摩，紮紮實實讀書，不僅讀馬克思恩格斯，也讀托洛茨基，還讀俄羅斯文學，讀哈耶克，讀一切可以到手的書。他們擁有較一般人多得多的信息量，能獨立思考，故而他們對問題的認識直逼事物的本質，他們形成了自己的價值觀，有了信仰，猶如早期共產主義者。
《滄浪之水》裡的池大為，文革時只怕是「紅小兵」，沒有達摩那樣的思想歷程。他是八十年代初的熱血青年。那時四人幫的粉碎曾使中國人對前途產生了過分的樂觀，以為實現現代化指日可待。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日中國與沙特的足球比賽中國反敗為勝以及後來中國女排擊敗日本女排獲得世界冠軍的消息，在大學校園裡引起狂熱的慶祝遊行，就是此種心態的反映；「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的口號激發著青年學生的讀書學習熱情，走路讀書坐車也讀書一時成為社會時尚，池大為就是這中間的一個。可貴的是，他們當時的好學，並非為陞官發財，而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使命感；惟其如此，當農村改革剛剛興起時，大學生池大為和他的同學好友胡一兵、劉躍進「位卑未敢忘憂國」，下鄉到全縣各鄉去搞調查，白天找各種各樣的人瞭解情況，把他們的談話記在小本本上，晚上睡在草叢裡，對調查情況作種種分析，得出宏偉結論，常常為了一個問題爭論大半夜；漂流二十幾天後又花幾天時間關門寫出三萬多字的調查報告，寄給國務院，雖然石沉大海，卻也覺得辦了大事。他們激情，但是也浮躁。
其次，《滄浪之水》和《如焉》都寫了青年知識份子的分化和「蛻化」，但《如焉》有執著普世價值的人而《滄浪之水》沒有。《滄浪之水》裡，池大為的朋友同學一個個先後放棄了理想，改弦易轍，爭當「先富起來」的人，胡一兵不做新聞記者了，千方百計搞銀行貸款辦公司，劉躍進也終於一邊做著教授，一邊給出版商寫情色暢銷書；池大為參加的大學同學聚會，完全變成「官」「商」兩個文化沙龍，直言不諱地交流「潛規則」和生意經，國計民生不進入他們的話題。在《如焉》裡，當年的「青馬」同仁，恰如昔日魯迅經歷的:「《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何其亞、劉蘇出國過起安逸的日子，對政治不感興趣，對愛國情有獨鍾；小詠成了「富可敵國」的大律師，毛子當了學術官員，沉浸在好日子裡；他們回憶「青馬」，往事如煙。可以說，兩本小說裡的青年知識份子，除了達摩是絕無僅有的真理守望者外，全部放棄了青年時代所追求的理想，選擇了現世主義。
雖然這是活生生的社會現實，不過作家應該表達自己的警示之義，所以胡發雲濃墨重彩寫了達摩，把達摩作為毛子他們的比照體，閻真則只囿於寫實，儘管他筆下的池大為從鄙視豬人狗人，到不得不做豬人狗人，有一個被現實「逼上樑山」的艱難過程，其中甚至顯現了某種悲壯意味。
《滄浪之水》的池大為和《如焉》的達摩相比，池大為是體制內的知識份子，身在主流社會，達摩是所謂體制外的民間的草根知識份子；兩人的主要差異在精神世界：池大為讀書不多，但是受父親影響很深；而池父池永昶是一位傳統的正直知識份子，雖遭受打擊迫害，卻無怨無悔，堅持清白做人。他的精神依托來自古代先賢歷史文化名人的道德榜樣，他有道德的勇氣和力量，但是道德只約束自己，規範個人的行為和生活方式，它的抗應力總歸是有限度的；道德一旦被主流社會的階級鬥爭繼續革命理論所蔑視和作踐，就蒼白得如同銀樣蠟槍頭，所以苦難歲月裡的池永昶經常晚上一坐幾個小時，一支一支地吸菸，一句話也不說；因為他陷於苦悶不能自拔。池大為正是在父親的堅守道德底線的教育下長大成人的，但是正直、誠實、善良的道德卻使他的生存危機日甚一日，父輩那些歷次運動中受到打壓的知識份子，還有一種受虐的道德崇高感，而池大為一代沒有了對恥感文化的認同，利益的誘惑與生存的威逼雙管齊下，他終於選擇加入豬人狗人的行列。信仰則不同，信仰追尋終極意義——如「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中去」（雷鋒語），追尋普世的價值——創造、奉獻和犧牲。哲人說，有了信仰，就無所畏懼。普希金有詩云：「我的永遠正直的聲音，是俄羅斯人民的回聲」，這就是達摩能以平常心過著草根階層的物質生活、享受著精神貴族的快樂與痛苦的根由。
再次，讀者可以看到《如焉》裡的毛子和《滄浪之水》裡的池大為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幾乎可以這樣說，把毛子的故事展開來寫，就是一本《滄浪之水》，就是池大為的故事。池大為經歷的精神危機，毛子不也經歷了？只不過毛子在八十年代末社會形勢驟變的衝擊下迷失了自己，池大為則是在日常生活中單位領導和同事的擠壓以及個人生存困窘中完成思想的量變到質變。毛子奉命給上司撰寫論文，池大為給馬廳長貢獻自己的課題成果，何其相似乃爾！最後他們都功成名就，躋身世俗生活的成功者之列，成了既得利益者。
池大為說：為了兒子妻子，我得掙扎，我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活著是硬道理，沒有比這個道理更硬的道理的了。現實沒有詩意的空間，只有真實到殘忍的存在，我只能直面不能躲避，這是唯一能夠與生活發生有效聯繫的選擇。雲裡霧裡的事，萬古千秋的事，實在也是不能再想了，那是一個黑洞，不論有多少人做了多大的犧牲，被吸進去連一點痕跡也不會有。毛子說：我們都是凡人，都要食人間煙火，都要養老婆孩子，都想過好一點的生活，我們拿出一點時間精力來，就像民工扛活，鄉下人賣菜，做一些雖然沒有終極意義但是可以改善生活的勾當，你沒有權力要求求所有的人，為了你的觀念去過苦日子。有些事，是有它的命數的……既然如此，那些個空洞的價值理想還有何用？看看，他們兩人是不是英雄所見略同？
《如焉》作者胡發雲說：毛子這個人物出來以後，許多人都自嘲，說自己是毛子，說周邊都是毛子。看來，毛子已經到了如過江之鯽的程度了。不過筆者以為，毛子和池大為，還好在良知未泯，他們與知識份子中的不學無術、欺世盜名的厚顏無恥之徒不可混為一談；過江之鯽中，恐怕後者越來越居多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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