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網，看到有報導說紀念鄧小平逝世十週年是「官方低調民間熱」；又看了一些人的解讀，覺得大多沒說到點子上。
鄧小平主導經濟改革的成就有目共睹，但由他一手製造的六四悲劇卻慘不忍睹。在當今的中國，真正能夠讓精英層（無論是體制內還是體制外的）感到巨大良知壓力的只有「六四」。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壓力變得越來越沈重、具體。一直以來，執政當局都在竭盡全力地讓國人忘記「六四」—— 既然提到鄧小平就會令人聯想到「六四」，那乾脆連鄧小平也一塊忘掉吧。但許多普通中國人的想法卻很實際，他們信奉的是道家楊朱的思想——「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他們不會花太多精力去關注「道義」、「良知」，也沒有多少儒家「推己及人,推人及己」的想法，他們只知道鄧小平是財神爺，沒他就沒有今天的小康生活。
在魯迅先生的小說《藥》裡，主人翁華老栓買「人血饅頭」給自己兒子治療肺病，結果錢花了，兒子也死了。但有時我在想，要是「人血饅頭」治癒了他兒子的肺癆呢？他會不會從此心安理得，甚至還到處去炫耀自己的成功經驗呢？ 我覺得，今天的中國人就在嚼著「六四」這塊「人血饅頭」，並且甘之如飴。許多人的「窮病」因此被醫好了，良心卻死了。
在我看來，「六四」屠殺的最大惡果不是死傷了多少抗議者或者葬送了中國的民主前途，而是一代中國人從此喪失了基本道義和辨別是非的能力——六四殺盡了國人的廉恥之心。為了平衡恥辱的現實，為「新生活」辯解，許多寡廉鮮恥的「新思想」產生了——既然我們沒法讓政府認罪，我們就要打倒良知，為苟且偷生找到「合理」的藉口。很多人從此變得消極、沉淪，乃至邪惡，而這代人的畸形心理又會潛移默化地影響下一代。可以這樣說，即使現在中國民主化了，政府為六四昭雪了，這個傷害也不會立刻消失，六四的陰影仍舊會長久地停留在人們心中。就像二二八起義對臺灣人的影響，就像光州起義對韓國人的影響一樣——儘管這兩起事件都已經被平反，劊子手已經被繩之以法，但兩地人民在骨子裡仍藏著一種深深的悲情情結。
有不少心理變態的人為了尋求平衡，為鄧小平政府的殺人罪行和自己的卑劣、懦弱而百般狡辯，他們有個理由就是「任何一個國家的軍隊都鎮壓過老百姓」，言外之意就是天下烏鴉一般黑，所以中國人也不必覺得羞恥、不安。 他們搬出美國來做比較，其中有個例子是１９３２年的政府鎮壓退伍軍人案。那年的６月１７日，來自美國各地約一萬兩千到兩萬名沒工作的退伍軍人，在美國國會大廈前集會，向國會施加壓力，要求政府提前支付福利補助金。７月２８日，當華盛頓警方試圖驅趕他們時，示威群眾和警察發生了衝突，示威者用磚頭襲擊警察，兩名警察受了重傷，一個驚慌失措的警察開槍打死了兩名退伍軍人。之後，憤怒的示威群眾開始全面攻擊警方，打傷了數名警察，鑒於局面已經完全失控，情急之下，總統下令聯邦軍隊進駐首都，驅散了示威者。當年同胡佛競選總統的另一位總統候選人是羅斯福，他在獲悉胡佛下令驅散一戰退伍老兵的消息後，充滿信心地對他的一位助手說：我們今年已經不需要進行競選活動了。在１９３２年的總統大選中，胡佛被選民淘汰，大多數美國人選羅斯福作為新的美國總統，他們用選票表達了對胡佛的不滿。 還有個例子是１９７０年美國肯特大學槍殺學生案，在這起示威學生與校方的衝突事件中，有四人被打死，九人被打傷。而事實上，在美國，國民警衛隊源自殖民地時期的民兵組織，與國防部管轄的正規軍不同，基本屬民兵性質，戰時可由總統征招對外作戰，和平時期則歸州長全權指揮。槍擊案發生以後，聯邦和地方各級政府立即對事件展開調查。最後，總統特別委員會的結論直接明瞭：在當時情況下，「槍擊是不必要、沒有理由、且不能原諒的」。 美國以分權原則立國，一直以來就有民主傳統，還在１８７８年通過了Posse Comitatus法，規定美國軍隊在任何情況下不能用於在美國國內執法。而反觀中國，學生只是試圖為中國人爭取最基本的權利卻遭此凶殘。現在居然還有人拿中國的民主和美國相提並論——他們真把國人都當弱智了。
不過，中國的現實就是這麼殘酷，六四屠殺發生之後，在政府殺氣騰騰的叫囂聲中，多數國人保持了沉默，有人甚至認為學生做得太過，活該被鎮壓，那口氣好像喋血街頭的學生和市民都不是自己的同胞似的，他們極其可悲地把自己當成了高高在上的「黨中央」和置身事外的外國人。健忘和冷血是我們一貫的民族性格，我們只重現實，不計後果，就好像張愛玲說的——她想迴避什麼就有辦法視而不見，這其實是一種心智不全的表現，文化淵源是道家的非理性和虛無主義。 中國人經歷了戰亂、飢饉和文革，一代人的心都扭曲、麻木了，好不容易在八十年代過上幾天奔「四化」的社會主義「新生活」，剛剛燃起的一點惻隱之心又被街頭的流彈所扼殺。有人認為中國人奴性、愚昧、暴戾，其實那更多的是無奈、可悲、可憐。當初那沉默的大多數，今天他們中有許多成了下崗工人、法輪功修煉者和失地農民，當他們「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時，可曾想到當年廣場上的學生們正是為他們爭取知情權、對話權，但現在再沒人站出來幫他們說話了，而他們以後也很難對別人的苦難施以援手，中國社會就是這樣走向惡性循環的，這是中國文化的悲劇。
十八年來，國人對於「六四」的沉默實際上就意味著對政府殺人罪行的默許，人們在潛意識裡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著一種負罪感，都產生了用欺騙和暴力來解決爭端的非理性意識，今天社會上種種違反基本道義的醜惡現象多與此有關。孔子說：「其（君王）身正,不令而行,其君王身不正，雖令不行。」 俗話也說：「上樑不正下樑歪。 」我們的政府凶殘、無恥如斯，卻要求老百姓做到「五講四美三熱愛」、「八榮八恥」，豈不是太可笑了嗎？ 「六四」是一定要清算的，一日不清算鄧小平政府的殺人罪行，中國人的良知便一日得不到伸張，就會永遠生活在自責、罪惡的陰影裡。「六四」屠殺是土匪意識和現代文明意識衝突的必然結果，是由中國歷史上所有的「山大王暴力邏輯」所決定的。一些人愛拿「六四」與德國納粹、日本法西斯的暴行相提並論，我覺得這實在是對後兩者的污辱，因為當時的德國政府和日本政府起碼贏得了本國多數同胞的支持，他們侵略別國也是打著保護海外僑民和為民族爭取生存空間的旗號。法西斯國家侵略、屠殺別國人民當然罪不可赦，但社會主義國家靠屠殺自己的同胞來維護官僚階層的特權政治更為可恥，不是說「虎毒不食子」嗎？當時北京人罵屠殺自己同胞的戒嚴部隊罵得很到位，像「畜牲」、「土匪」，「不是人操的」，「劊子手」 都很準確，但我覺得罵他們「法西斯」就有所不妥，因為「法西斯」是對外的，人家審判政敵至少也有形式上的法庭。 我想起當年中國首富村大邱莊的「莊主」禹作敏因殺人罪而被警方逮捕時，許多村民或為他暴力抗法，或為他苦苦求情。他們認為這位村長給他們帶來了富裕的生活，希望政府網開一面。這就好像是一個良醫曾經挽救了無數病人的生命，後來因殺害一人成為殺人犯，我們就不追究他的殺人罪行嗎？當今的中國實際上就是一個「大村莊」、「土圍子」，現代化的高樓大廈掩蓋不了她貧弱、愚昧、落後的靈魂。
現在看來，如果沒有「六四屠殺」，「八九民運」是不完整的，「六四」慘劇的發生並不奇怪，如果那次血腥鎮壓得以避免才真是奇了怪了，那中國就不是今日之中國——早就是民主國家了，否則，當年那樣奴性的中國怎麼會爆發如此大規模的全國性民主運動呢？ 我始終認為，「六四」是一起典型的凶殺案，而受害者也決不只是那兩三百名死者、數千名傷者，還包括在北京行使合法權利的上百萬示威、抗議者和觀望者，甚至包括所有的中國人——那天我們之所以沒有流血，不過是因為我們的運氣好。６月３日深夜，開槍令一下，北京人的命就全都交給戒嚴部隊了，子彈所及之處，人命如草芥，至於是謀殺還是誤傷，只有天知道。在鄧小平眼裡，只要他們覺得有必要，中國人是可以在大街上，甚至是公寓樓裡被「誤傷」的——既然在首都北京都可以大開殺戒，其他地方就更不在話下了。
對比一下全世界一個世紀以來的幾起鎮壓示威者事件，我們就能發現：「六四」鎮壓是人類文明的倒退，是華夏文明的淪陷。
１９２６年發生在北京執政府門口的「三一八慘案」，共死四十七人（包括兩名警察和一名衛士），傷二百多人。當時雖然是殺人如麻的軍閥混戰時期，但民國總統段祺瑞始終不敢承認下達過向抗議學生開槍的命令，並在屠殺現場長跪不起，自言「一世清名，毀於一旦」。他隨即宣布下臺，開始吃齋，並為此懺悔一生。
１９３０年，甘地的信奉者們為反對印度總督頒布的「新食鹽法」，準備佔據蘇拉特的鹽場以示抗議。當他們越過壕溝向鐵絲網靠近時，手持棍棒的警察就將他們打倒在地，但是沒有一名示威者反抗，而是勇往直前，直到被打倒為止。英國殖民者最後不得不讓步，不僅放棄了食鹽法，而且自認為「丟盡了英國人的臉」。但在半個多世紀以後的中國首善之區，就在該國中央政府的辦公地點附近，當同樣是「非暴力」的抗議人群手挽手迎著自己的國防軍走去時，迎接他們卻是橫衝直撞的巨型坦克和衝鋒槍子彈，而殺人犯們在一次又一次地屠宰自己的同胞時，並不認為自己丟了臉，因為他們堅信自己是在平息反革命暴亂。我們可以設想，如果當初甘地面對的不是「反動」的「大英帝國」，而是類似於鄧小平政府的「革命」政權，那麼，他的絕食抗議和「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最終也只能以一場悲劇收場。
１９５６年的匈牙利事件就是這樣，開始時，學生和民眾只是和平抗爭——要求國家獨立和民主改革，可他們遇上的不是老牌的帝國主義，而是社會主義的「老大哥」。蘇聯確實是「老革命」，兩次出兵鎮壓。許多有血性的匈牙利人拿起武器還擊，直至倒在蘇聯侵略軍的屠刀下。不過，這個事件主要還是兩個國家、兩個民族之間衝突，和鎮壓自己的同胞不是同一性質。
１９６３年８月２８日，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在華盛頓的２０萬人遊行集會上講完《我有一個夢想》之後，當時的美國總統肯尼迪馬上就邀請他到白宮做客，並公開表示：「我也有一個夢想，我夢想有一天，新的民權法案能在參眾兩院通過。」
至於上面提到過的二二八起義和光州起義其實不能算是單純的示威活動，而是試圖顛覆政府的民眾暴動，當時有許多勇士搶奪武器，並同政府軍展開了大規模的街頭槍戰，性質與鎮壓和平示威的「六四」屠殺完全不同。
人類歷史上，只有末代沙皇於１９０５年１月22日製造的「血腥的星期天」才可以在性質與程度上與「六四」慘劇相提並論，在一個世紀前的那起屠殺事件中，約１０００名憤怒的示威者慘遭皇家衛隊殺害。列寧後來說：「沒有１９０５年的‘總演習’，就不可能有１９１７年１０月革命的勝利」。１３年後，沙皇被處決了。但中國的屠夫們至今逍遙法外，這是我們民族的恥辱。
孟子在兩千多年前就說：「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而「六四」不僅讓全世界領教了我們政府的無恥與殘暴，也領教了中國人的愚昧和怯懦，就連劊子手也會看不起我們，他們在殺了我們之後，還會指著我們的屍體說：「中國人都是賤皮子，一打就散了。」「六四」發生的那天也是一個星期天，事發地也是一國之都，但發生的時間是近一個世紀之後的１９８９年。這一年，全世界都在走向和解，而在一個文明古國的文明古都，一群為國人爭取基本權利的和平示威者卻遭到了自己軍隊肆無忌憚的血腥屠殺。對比兩個「血腥的星期天」，電燈、電視、電腦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先進的衝鋒槍、坦克取代了單發的滑膛槍，然而，我們真的進步了嗎？
即使站在中共高層的視角上來看，「六四」鎮壓的凶殘、血腥程度也是很難讓人接受。文革中，毛澤東也不願明目張膽地動用國防軍這部對外的暴力機器來打倒體制內的政敵，而是通過群眾文化運動這種「群眾鬥群眾」的方式來進行他的革命，他甚至還表示說：「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絕沒有好下場！」而當鄧小平政府在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下達「阻攔軍車，格殺勿論」的殺人指令時，他已經撕下了社會主義的最後一塊「遮羞布」——「六四」對中國的負面影響已經遠遠超過了「文革」。 孔子的學生子貢曾向孔子討教治國之道，孔子告訴他說：「豐衣足食，國家強大，老百姓就會對政府產生信任感。」子貢又問：「如果迫不得已必須忽略一項，在這三項之中最好去掉哪項呢」孔子說：「那就放棄軍備吧。」子貢再問：「如果迫不得已還得忽視一項，在這兩項之中又應該去掉哪一項好呢？」孔子答道：「不要糧食！因為自古以來誰也都會死，沒有糧食頂多不過是餓死，但一國政府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就要垮臺。」在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１年的三年大飢謹中，中國餓死了近千萬人，這些餓殍多數是老人、婦女和兒童，但為什麼就沒人「起義」反對毛澤東呢？因為當時所有國人的境遇都差不多，沒有貧富懸殊，這要放到過去，農民是肯定要造反、「吃大戶」的。孔子對我們看得很透，說國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也就是說當時的毛澤東不管他搞過何種陽謀、陰謀，他起碼贏得了時人的信任。反觀當下，雖然百姓越來越富，國家越來越強，但人民對政府卻越來越不信任了，而民心漸失，自「六四」屠殺始。
所以，我始終認為，如果不對「六四」做出一個全面、公正的歷史判決，中國是絕不可能走上一條健康、和諧之路的。在我們前進的道路上，怨氣積蓄，等著我們的，只能是一次大爆發之後的無盡災難。 我不知道，還有多少國人有我這樣類似的經歷和想法，但我相信，只要是一個心智正常的人，當你親眼目睹自己的同胞在和平年代像豬狗一樣在首都大街上被自己的「子弟兵」肆意屠宰時，你的心靈也會受到同樣強烈的刺激。我並不是一個天生的叛逆者，也不是惟恐天下不亂的人，我熱愛自己的祖國和同胞，我可以接受任何一個有著諸多缺陷的政府，但它必須有勇氣正視這段不堪回首的歷史——為「六四」正名，向國人謝罪，厚葬六四死難者並給予受難者家屬一定的經濟賠償。
６月４日是我們的「全國哀悼日」，是我們的「國恥日」。１７年來，儘管當局至今仍沒有隻字片語的悔過與道歉，但許多國人已經淡忘了這起震驚世界的慘劇，即便是在言論相對自由的海外，不少華人也在有意無意地迴避這個血腥的日子。 這裡，特別值得對比的是兩個中國人聚居的「特區」——臺灣和香港：臺灣同胞剛剛從「二二八」的血腥陰影中走出來，心靈或多或少受到過扭曲，對六四的關注程度跟大陸人差不多；但許多香港同胞的良知尚存，每年都有數萬人在６月４日這天聚集到維多利亞球場，用燭火悼念「六四」死難者。讓我們向香港同胞致敬，是他們捍衛了中國人的道德底線和最後尊嚴。
最近，我在網上看到一個紀念六四的浮雕，十分令人感動——在一段用磚鋪成的路面上，凸顯出一輛被碾壓得面目全非的自行車，在它旁邊則是一道深深的重型坦克碾壓過的痕跡。我開始以為一定是美國或者是香港的作品，一看的出處，竟是來自波蘭的一個叫弗羅茨瓦夫的城市。或許，只有從高壓下解放出來的國度才能理解六四蘊含的心靈震撼吧。
在九十年代中後期，一提六四，國人往往嗤之以鼻，認為那已是一件不起眼的事情，就算以後共產黨出問題也不會是因為六四。到了２０００年以後，對於六四，整天忙於生計的國人已經提不起任何的興趣。但這並不等於它已經完全消失於我們的民族記憶之中——六四的槍傷已經深深地印在中國人的內心深處，由於沒有痊癒，舊傷復發只是時間的問題。就像七十多年前的南京大屠殺，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人們似乎已經將它遺忘，但隨著網際網路在中國的普及，這段塵封的歷史又被人重提、打開，再次激起了國人強烈的反日情緒。我堅信，隨著網路日趨開放，隨著民眾逐步覺醒，承載六四怨靈的潘多拉之盒將會再次被開啟。
今天，「六四」仍是一口不平之氣，如鯁在喉，但它終有昭雪、平復的一天，因為它不僅是中國人的奇恥大辱，也是整個文明世界的恥辱！
自由聖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