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東漢建武23年（公元47年），巴蜀地區發生了聲勢浩大的「蠻夷反叛」事件，驚惶失措的朝廷下旨急派重兵征討，生死決戰一年餘，鎮壓叛亂後，於次年（公元48年）將「亂賊」7000人強行押往江夏（今武漢）。年方16歲貌若天仙的巴族女子許黃玉和其胞兄許寶玉，也在被遣送之列。沿途官兵對移民鞭苔凌辱，迫使許氏族人20餘人領頭再度暴動，奮起殺死押船官兵，奪船東渡，經東海漂入黃海，於當年七月二十七日清晨抵達南韓古駕洛國（今韓國金海市境），受到駕洛國金首露王隆重禮遇。金首露王擇良辰八月初一舉行盛典，納娶許黃玉為王妃。從此，四川成為韓國人的外婆家。韓國金首露王和許黃玉的後裔金、許兩大家族，而今已有600餘萬人。中韓兩國語言相近，習俗相通，文化相融，，地緣相鄰，人緣相親。
然而，中國的國學國粹和文化傳承幾近斷代。中國的八大菜系缺乏優勢整合推陳出新。尤其中國國醫——中醫及中國國藥——中藥，在中國每況愈下。作為老祖宗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之一的中醫中藥，即將消失殆盡，瀕臨滅絕。中國著名老中醫從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五千餘名驟減至而今的不足五百名。民國初年中國有中醫80萬人，1949年有50萬人，現在僅有27萬人；而國際上中醫藥從業人員已近50萬人，大量的中醫技術和中藥秘方泄露和流失國外，國際高科技製藥企業將在中藥基礎上研製的特效藥品，以高出中藥數十倍甚至數百倍的高價銷售入中國及世界各地。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目前世界植物藥（中草藥）市場年銷售額超過160億美元，其中日本的「漢方藥」（中草藥）佔世界銷量的80%，韓國的中草藥「韓藥」佔世界銷量的15%，而為中華民族生存繁衍和發展立下汗馬功勞、特別是在非點時期拯救千千萬萬國人國人生命的中醫藥的發源地中國，只佔世界中草藥（植物藥）市場銷量的3%∼5%。中國主流文化的喪失甚而崩毀，民族虛無主義和崇洋媚外的「集體無意識」甚囂塵上，以及一系列的制度弊端，使中醫走近末路窮途。
去年韓國將源自中國的端午節，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國還無動於衷。今年韓國又擬將中醫以「韓醫」的名義、將漢字活字印刷術以「韓國創始」的名義、將孔子文化以「韓國創生」的名義申報世界遺產，中國人麻木的神經才開始震驚了。
東方的民俗文化節會，在中國古代是朝廷法定的，必須慶祝、紀念，並不斷豐富其外延和內涵。漢字活字印刷術、中醫中藥等一系列源於中國的東方文化豐厚遺產，不僅僅屬於中國，也屬於全人類。你無動於衷，使之有滅種之虞，卻不許別國以可操作的方式去保護，難道讓其在中國人自己的手裡毀決才叫「愛國」嗎？毀掉自己國家的世界遺產，形同賣國！
中國的民族文化自信力、科技創造力和自愛自保自珍自尊意識，在經濟開放、物慾橫流的今天，幾已淹湮衝決於泊來亞文化的洪水猛獸之口。
體制缺陷和觀念誤讀，是民族本位文化的幕後殺手。
中國須要建構一系列文化保護與文化搶救工程。
文化保護與搶救，應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工作之一。
昨天的經濟就是今天的文化，今天的文化就是明天的經濟。傳統文化在現代意識撞擊下，將創生出巨大的經濟力量。
中國應向韓國人學習什麼？
一、韓國人獨立自立的民族精神與經濟自主的遠見卓識。
改革開放，並不意味著丟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韓國人游刃有餘地處理好了民族自立自主自省自強與汲取利用外來實力支持兩者的關係，從來不放棄自己既有的原則。
外資是柄雙刃劍。招商引資一旦超過限度，無異於引狼入室。中國年外貿順差居高不下，其實大多是引入國內的外商獨資企業所為，內資企業出口創匯甚少。
長江三角洲中等城市蘇州開闢了十六個國家級、省級開發區，2001年起聚集「手機、數碼相機、微機」為代表的「三機」外資企業800多家，實際利用外資68.05億美元，全市2003年GDP已達2700億中人民幣，2004年下半年GDP就達1630.36億元，創造了城市經濟總量「全國第四」的經濟神話。產業聚集與資本聚集是培育區域經濟核心競爭力的兩大神力魔手。但是，蘇州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就消耗4000畝以上良田沃土耕地；GDP年均增幅18%，土地流失10萬畝，糧食產量下降23%；更為嚴峻的是，區域外資比例過重，而致大量的收益流入國外，使「世界工廠」淪為「世界車間」，中國人成為在國內打工的「國際打工者」，GDP雖高，留給國民的收益量卻甚少。經濟外生力與內生力失衡失調。
幅員遼闊的中國，西部距國際口岸千里萬里，若過分強調經濟的外向度，使物流循環程度增大，經濟增長成本增高，經濟發展潛在負擔加重。「政績政府」的政績惡俗評價體系，導致政府官員一邊借形象工程大肆貪腐，一邊單純追求GDP無序無度瘋漲。政府券養的一批碌碌無為人云亦云的所謂「經濟學家」，大多不學無術，或虛意矯情，瞞天過海，不敢、不會或不願說真話。我們豈能只看國內生產總值（GDP），而忽視國民生產總值（GNP）。經濟外向度、外資依存度過大，使國民經濟及區域經濟競爭力明顯下降。這在中國早就有先見先知者「不同的聲音」，但從眾心理使國人尤其決策層充耳不聞。
而韓國人早就聰明地意識到GDP與GNP的關係和懂得區域宏觀經濟學原理，合理利用外資，又在一些領域有效抵禦外資，既開放投資環境，又把控外資進入的門檻和行業版塊，使經濟內生力與外生力相得益彰。羅馬不是一天可以建成的。韓國人深知自我發展的重要性和長期性。急功近利而盲目崇外，只會最終斷送國民經濟前程。
二、韓國人的科技自主創新精神與自主知識產權、技術自我保護意識。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欲以「技術換市場」，向外資妥協，決策者一系列短見注定失敗，明顯地暴露出國家智慧和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的嚴重缺位，其結果是：市場拱手相讓出去了，而核心技術並未換回來，技術壁壘居高不下，並且為此向國外附出高昂的技術和知識產權代價。難道中國人就那麼笨嗎？不！由於體制機制原故而使中國科研人員的聰明才智難以發揮，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而韓國向來特別注重自主知識產權的科技創新研發，韓國國民甚至抵制「洋貨」，有效地抵禦外來經濟技術侵略，而成為東方經濟技術強國。
三、韓國人的文化傳統精神與文化自信理念和文化堅守策略。
韓國是把東方儒釋道文化繼承弘揚到極致的文化強國，將傳統文化的優秀成分轉化成現代國民文化精神和民族發展的巨大動力。而中國這個東方文化巨人，卻在開放搞活的短短二十餘年間，面對外來（尤其西方）文化侵淫與擴張，妄自菲薄，自命低賤，將十年動亂幾近斷裂的文化再度丟盔棄甲，墮為文化侏儒。殊不知任何經濟侵略和武力（軍事）挑戰，都不可能真正征服一個民族；只有文化侵淫與演變，才可以真正徹底將一個國家和民族置於亡國滅種的境地。中華民族又一次到了最危險的時刻。這絕非危言聳聽！
四、韓國的城市化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路向。
韓國政府非常清醒和明白，現代經濟是以城市為主幹的經濟，城市對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致關重要。為推進城市化進程，集中體現城市經濟文化聚合效應和幅射作用，以拉動國民經濟的高速、高效與良性增長，促展國民文化建設的繁榮昌盛，韓國設立了6個中央直轄市，大力發展中心城市和以中心城市為核心的城市群、城市圈、城市組團。「亞洲四小龍」這一的韓國雖小，GDP已排名世界第十一位，人均收入早已超過10000美元。
有人說中國的城市化和美國的高科技是影響二十一世紀人類發展的兩大關鍵因素。中國如今尚停留於初級城鎮化的階段，即使大中城市的城市化程度也較低，城市政府的管理能力、營運能力和服務水平不高，城市無序發展問題十分嚴重。城市意識剛剛啟蒙。城市群建設在中央十一五規劃建議中才初次提上議事日程。全國性的城市發展戰略尚待制定。
五、韓國的新村運動和鄉村建設與城鄉統籌協調發展戰略。
韓國的新村運動自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始，已歷30餘年，成效顯著。
而今中國搞新農村建設，似乎是受韓國的啟示。許多地方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利用「鄉村整治」，假「新農村建設」之名，投機取巧，急功近利，大肆變相掠奪農村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土地，大搞形象工程，還出錢收買偽劣專家出賣良知，聒不知恥地為自我標榜，吹噓自己一個地方的城鄉一體化和新農村建設是什麼「中國城市化道路」，欺上瞞下，只顧自己陞官發財，而不顧老百姓的根本利益。中國許多地方官員，又假「學習考察韓國」之名，走馬觀花遊山玩水揮金如土，只學皮毛不知內理，不顧本地實際，胡亂克隆一些模式，盡搞短見行為。
讓韓國人大感奇怪的是，中國來韓國學什麼新農村建設。農村建設運動始於中國，中國是韓國新村運動的老師。誠然，而今老師落後了，學生超過了老師，「老師」（的後代）的確應該向學生學習。中國人文學者已歷百年鄉戀，鄉建運動肇始於上世紀二十年代初。出生在四川巴中，美國耶魯大學博士畢業歸國的晏陽初，獲享國際學術界公認公推公選的「世界上為社會貢獻最大影響最廣的十大偉人」之一的殊榮，其功績就在於他首倡並身體力行，一如既往，躬身實踐了「以改變農村底層貧苦命運為目標」的中國鄉村建設運動，開創了名揚中外的「定縣模式」。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醫學系的四川成都郊縣人陳志潛，與毛潤芝延安論劍的著名民主人士者黃炎培，被譽為「激越浪漫而篤誠的補天者」、與學生毛澤東一生舌戰從未低過高貴的頭顱的著名民主人士梁漱溟，從英國倫敦大學學成歸國，蜚聲國際的著名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文化人類學者，後來貴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仍義無反顧，力排眾議，力頂紛爭，力倡改革，力促民營經濟生存發展，置個人安危得失榮辱譽毀於度外的費孝通，等等一大批專家學者、仁人志士，為中國的鄉村——新農村建設付出了異常可貴難能的艱辛努力。
中國而今卻不反觀本國先行者的鄉建道路，踐行他們的求真務實之精神，不研究本國國情、不針對實際情況而盲目學韓國。
大多數國人尤其醉心迷情於貪污腐敗的官員們，其實至今並不懂得中國應向韓國人學習什麼。
韓國在「二戰」時淪為日寇殖民地，被戰火鐵蹄焚燬為焦土。大韓民國流亡政府從中國租界上海到陪都重慶，幾度遷徙，居無定所寧日。韓國與內戰結束後的中國同時起步，前者躍居世界經濟強國前列，後者國民經濟滑向崩潰邊緣之際才改革開放，至今仍處於發展中國家地位。
中國人是最會找藉口尋求自我安慰的種族。韓國發展快，我們說人家國家小就容易發展，那世界上還有比韓國還小的窮國又作何解釋呢？美國國力強，我們又說人家資本主義社會雖然孬但發展了兩百年；你怎麼不說，人家獨立建國才兩百多年，而我們有著八千年的文明史，曾經是世界上最富強的國家，而且早在西漢時期就有了資本主義曇花一現的早期萌芽。
中國相對落後，在於缺乏自省意識，在於民族自信力的淪喪，在於憂患意識淡漠，在於國家、政府智慧的缺失，在於優秀人才長期難以得到重視和重用，在於下情不能上通、上情難以下達……最根本的，在於封建意識和專制制度的殘餘積重難返，在於吏治的腐朽(假如在韓國,政府腐敗無能,執政黨就會被選下臺)，在於國民劣根性根深蒂固難以自拔。
在大清帝國時期，綜合國力領先世界任何國家的所謂乾隆盛世，卻已潛伏巨大的生存發展危機。當時世界上發生了足以徹底改變人類社會進程的三件大事：一是英國工業革命，科技大發現和社會化大生產已然開始，瓦特發明瞭蒸汽（內燃）機，繅絲機已可同時紡一百根絲線，美國富蘭克林發現了電力能的應用；二是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封建政治體制如摧枯拉朽，西方進入自由民主新時代；三是美國獨立戰爭，華盛頓開國，公布了《獨立宣言》和率先實施世界上首部《人權法案》，民族自立和以人為本成為國民共識、國家戰略和共同價值觀。可是，當西方列強的炮艦外交信號叩響古老的東方大國的門環，自詡盛世明君、自命文治武功不凡、好大喜功、暮年昏庸的乾隆皇帝居然有眼無珠，充耳不聞，無動於衷。未能防患於未然，才以至後來的中國摻被蠶食鯨吞，瓜分豆剖。
這難道不給面對外來經濟與文化雙重進犯的當今中國以深刻警示？！(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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