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急，你要知道，直接告訴你問題的答案，是件再容易不過的事情，可是，如果說出答案並不能讓你恍然大悟反而困惑不解的話，那這個答案說與不說，好像也沒太大區別，因此，要真正理解"民主的基礎是什麼"這個問題的內涵，我們就只有老老實實地從頭說起、慢慢道來了。
該從哪裡說起呢？我還記得曾經有人提到過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如果你是1933年的德國人，你會選希特勒當政嗎？老實說，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實際上並不是那麼容易回答，因為歷史是無法假設的，更重要的是，無論你選擇是或否，都無法迴避一個讓古往今來所有的政治思想家都十分頭疼的話題，那就是，在生存都不能得到保障的情況下，你是要自由還是要麵包？
很顯然，希特勒給你的是麵包（當然免不了要夾帶私貨，把大炮什麼的也硬塞給你），代價就是拿走你的自由。在這一點上，客觀地說，希特勒從來也不曾試圖隱瞞或是欺騙德國民眾，早在1925年，他就已經把自己的全部思想及世界觀詳細地記錄在《我的奮鬥》一書中，正如歷史學家威廉·夏伊勒所言，"不論你對阿道夫．希特勒可能提出什麼其他的譴責，你決不能譴責他沒有用書面精確地寫下，如果他一旦掌權的話，他要把德國變成為怎樣的一個國家，他要用德國的武力征服把世界變成為怎樣的一個世界。"
不過，今天的我們大概很難去譴責德國人當初的選擇，"餓肚子的自由"的滋味，大概不會太好受，更何況，自從1918年一戰失敗後，德國人已經受了長達15年的窩囊氣，一旦有人提出要把德國重建為全歐洲乃至全世界的強國，又怎能不把尊嚴頂在腦袋上好好爽一下呢（作為中國人應該不難理解）。
要說德國人的這種心態，看起來倒也真是蠻合理的，可不是嗎，我這兒連一日三餐都發愁呢，你還在那裡嘮嘮叨叨、羅裡八嗦地奢談什麼自由，那不是扯淡嗎？要是我真餓死了，別說自由，恐怕連棺材都沒有呢。我想即便是在今天，也依然有不少人這樣看待問題，沒有生存權，哪兒來的人權？
可是，話又說回來，無論是你選自由還是選麵包，最後的結局恐怕都不見得如何美妙，選了自由，自然免不了要挨餓，可一旦失去自由，麵包能不能保得住，卻也難說的很，1933年的德國人不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嗎？
那麼，我們該如何抉擇呢？我想，這種兩難的抉擇之所以令人感到困惑，是因為其中隱含了一個前提，那就是你除此之外再沒有其他的選擇，而且只能二選一，這樣就無形中製造了一個矛盾，使得自由與麵包對立起來，彷彿二者勢不兩立、非此即彼。因此，當我們面臨這種兩難的抉擇時，首先要考慮的是，選擇的前提是否成立？
不知你是否看過成龍主演的一部影片，名字叫作《我是誰》，片中有一場戲很有點類似的味道。成龍為了保護一張刻有秘密武器資料的光碟，被兩個武術高手困在大廈天台上，那兩個壞蛋對成龍說，現在給你兩個選擇，一是把光碟留下，然後你自己跳下樓去，二是我們把光碟搶回來，然後把你給扔下去。乍一聽起來，這兩個選擇好像給了成龍一個機會，可以決定自己的命運，可再一想，無論他選哪個，結果都一樣，都免不了丟掉光碟跳下樓去，看來成龍也和我們一樣遇到了麻煩。那麼，成龍又是如何選擇的呢？其實他的想法很簡單，我幹嘛要聽你的？成龍回答說，我還有第三個選擇，光碟我留下，然後把你們倆個扔下去。
成龍的這個有趣的答案也許多少給了我們某些提示，就是說兩難抉擇的前提不一定成立，事實上可能還存在第三種選擇，即，麵包我要了，可那個自由你也得給我留著。問題是，這第三種選擇在現實中有存在的可能性嗎？我們能既要麵包又保住自由嗎？還是老辦法——把陳舊的歷史書從垃圾桶裡翻出來，然後仔細地讀它一讀。
1929年10月24日——對於美國人來說，如果有世界末日，那一定是這一天——這天早上，紐約證劵市場毫無徵兆地全面崩潰，股價跌降之瘋狂，連股票交易記錄機都無法跟蹤，無論是經濟學家、資本家、還是白宮的那些政治家，全部目瞪口呆，毫無思想準備，更可怕的是隨之而來的信用徹底消失，銀行出現擠兌風暴，國家財政陷入混亂，工廠停工，貨品滯壓，失業率迅猛攀升，這些現象都預示著，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一場經濟危機爆發了。
有人曾問英國最有名望的經濟學家約翰·凱恩斯，人類歷史上是否有類似的事情？凱恩斯想了想，認真回答道，有的，那是在中世紀的黑暗時代，前後共400年。在美國，大批被債務逼得走投無路的人選擇了自殺或是逃亡，就連那些大資本家們的日子也異常難熬，因為他們在銀行的錢根本就拿不出來。到了 1933年春季，美國國內18600家銀行全部停止營業，聯邦政府黃金外流已經超過2.5億美元，財政儲備還不到應付款項的1/7，這個國家實際上已經破產了，當時的美國總統胡佛甚至慘痛地說，我們已經山窮水盡。
現在回過頭來看看，1929年的美國經濟危機，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意義最深遠的一次經濟危機，這場前所未有的、令人絕望的危機一直持續了3年多，波及日本、美洲、乃至全歐洲（蘇聯除外，因為它的經濟與世界並不接軌），使得歐洲國家關係空前緊張，令日本、德國民族主義急速膨脹，間接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希特勒領導的納粹黨，就是利用這場經濟危機中人們要"麵包"的慾望，從國會中最小的一個黨派，一躍成為全國第一大黨。
如果你問獨裁最容易出現在什麼時候，那我可以很肯定地回答你，就是在那個時代。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如果我們把1933年美、德兩國政治領域的事件拿出來做對比的話，就不難發現其中的雷同之處。
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當選德國總理，他在布累斯勞競選大會上對德國人許諾："我們一定要使這一天在我國人民的歷史上成為得救的一天。"
1933年，富蘭克林．羅斯福當選美國總統，他在競選中對美國人保證："我向你們起誓，我保證為美國人民實行新政。"
希特勒當選後，要求國會通過《消除人民和國家痛苦法》，把權力集中到政府手裡，給予他最大的許可權去解決危機。並且保證，只有在"極其必要的措施而必需的範圍內使用這種權力。"
羅斯福當選後，要求國會給予他廣泛的授權，為了應付艱難的局面，他要求"讓我擁有足以對緊急事態發動一場大戰的廣泛行政權。這種授權之大，要如同我們正在遭受敵人侵犯一樣"，同時他也保證，將嚴格按憲法辦事，絕不越雷池一步。
德國國會以絕對多數通過對希特勒的授權，納粹政府的各種行政舉措，被國會一個接一個地通過。希特勒領導的德國，從此開始了奇蹟般的經濟復興。
美國國會毫不猶豫賦予羅斯福行政自由的各項權力，並且以臨戰氣氛的驚人速度，通過美國政府所提出的各項法案。美國在羅斯福的帶領下，開始了旋風式的百日新政。
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很多，我想你已經看到，德、美兩國人民在面對突如其來、狂風驟雨般的經濟危機時，其反應並沒有太大的區別，或者說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當人們對現實充滿了恐懼、絕望時，就會熱切期盼能出現個救世主來拯救他們，這是人類固有的缺陷，德國如此，美國如此，古往今來皆是如此。
可是，在那個充滿恐懼、迷惘和痛苦的歲月，儘管獨裁的陰影同時籠罩著德、美兩國，但歷史老人已經告訴我們，美國並沒有像德國那樣，蛻變為一個專制國家，反而在二戰中成為了"民主國家的兵工廠"，為世界反法西斯鬥爭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究竟是什麼力量阻止了美國滑向獨裁？又為什麼美國的民主制度能夠得以保全？我想，這就是我們在這篇文章中所要試圖回答的問題，民主的基礎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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