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2-07 08:08:06作者：孫豐
孫豐：小唐，批評不對縫！
你彈的與我們就不是一個曲！
我想，我所幹的只是一種認真的研究，這種研究自有它的閱讀圈子。這種圈子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各種圈子也自然而然地培育出它的行話。
行話－－就是專門的述語，現在叫它學術語匯。
我寫文章是衝著我所想像的那個圈子，雖然不知誰與誰。這可不是有緣來相會，而是靠琴音來相識。老薑接渣是因他能用圈子的行話來接我撥的琴音，我對老薑的應答也是行規下的行話。發生在我和老薑之間的是一種唱和，這種唱和式的討論自有它的樂趣，但只有在行話裡才有這種趣味，滋味在個中，也只有個中人才品得。可網路是公眾的，一經言論也就公眾化，所以誰發貼子誰批評貼子都屬於自由，在法律的角度上就叫做不犯法。但人的行為不只有個犯法不犯法，還有個放矢有的沒有的，交流只有發生在圈子裡才有意義。不能用李白的才高八斗去評品愛因斯坦，也不能用義和團的刀槍不入去批評認識論。許多年前，中學裡考試，有的學生平日只知淘氣，一考試就翻白眼，凡回答不出的試題就寫「毛主席萬歲」，還畫上好幾個「！」號，叫老師哭笑不得。你呀，小唐，就是這些淘氣孩子，瞎扯一通，連寫些什麼東西自己也鬧不清，要弄懂自己的所說著不著邊際，還得二十年，這裡不存在看起看不起這種關係，學問的嚴肅性來不得半點虛假，好像咱倆也打過幾回招呼。你可以去挑選或拒絕貼子，也可以發些非圈子的議論，但要想說我孫豐那種行話，你什麼都別干，到南牆下去頭懸樑，錐刺骨，也得二十年！我可是付了這個努力的，六百頁的《純粹理性批判》我工工整整抄了十遍，也就是相當於《三圈演義》抄十遍，你有這份耐心嗎？有了這十遍，才造成那種言談的風格。
在兩千多年前，有一個漫步學派，它的創立者教導學子們說：「每一個受過教育的人，只能在事物本性所允許的限度內，去尋求每一類事物的確切性。要求一位數學家去接受一個沒有定論的說法，正如要求一個演講家進行證明一樣，都是愚蠢的」。
中國年年邀請華人大學生去國內參加大學生辯論，其實這種辯論所培養的只是機智和應變，並不是對著道理真假的，辯論的目標是制勝，決不是求真，你就屬於這種類型。我喊你聲孩子決沒有看輕你的意思，你喊我叔都不行，至少也得喊聲老伯吧，我可以不自量地賣賣老充充屺上老人，你可連下橋去執行那個分咐的份也夠不上。那兩年咱倆還通過信吧？你可別自已刮了目。藉著你的話，我謅它幾句：你讀懂了就安安分分去讀書，不懂呢，你就照現在這個樣去寫！
我筆下說的這個黨，就像在上物理或化學課，是對著一個對象，追究它內含的性質。比如鐵，有空間性－－即形態性（高矮、長短、方圓），有重量，受擊有響聲，受熱後能傳熱，導電，有不可入性，氧化性……等等。這些都是它自身的事，是天然的，不是因了我們在研究它才有的。我們研究得出什麼結論，不應受我們態度情緒的影響，而只應訴諸無情事實。這是一種立場，這種立場的本質就是揭露，並且僅僅允許揭露，揭露意味著不許有任何的強加（即綜合）。怎麼揭露呢？通過觀察、測量、放進氧裡、火裡－－這是方法，這方法叫實驗。相對著對象來說才叫揭露，從我們的立場來說呢？揭露就成了認識，因為對對象的揭露造成了的是我們內在能力對相對對象的知解。所以科學意謂的是人的一種認識行為，這種行為必須是對著對象的，有限性的，實證的和訴諸無情事實的。從這個立場上做研究這種立場就叫科學。這也就奠定了科學的本性－－必須是對著客體對象，以搞清對象是什麼－－求其性質、關聯、變化為目的的探求活動。但在日常言談中往往把什麼都說成科學。比如：
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就是一個不著邊際的例子。
其實，只有在講知解的場合（知解只能對著對象發生），我們用來說具體領域的概念，才叫範疇，範疇表示它只有內涵性，而決不被別的概念所內涵的。比如，物理學包括力學、聲學、熱學、電學、高能物理……它物理學卻不被這些概念的任何一個所包含。
當我們只說我們自身的能力－－理性時，概念就成為觀念。觀念的意思是我們借了它能明白世界、明白自身的那東西，它是讓人達到明白的介體，工具。就概念來說－－只有必然性的概念才算是觀念。
有了這兩個定義，我們就不難理解，凡是觀念的（即觀念的對象）都是不能直面經驗的，也就是說不能像實驗科學那樣訴諸無情事實，比如「幸福」是一個觀念，它可被體驗和意會，卻無法像指著一棵樹，一道河那樣說這是一棵樹或這是××河，人指不出一種叫幸福的對象來；再比如「自由」，當你受到限制時就能感覺到什麼是不自由，卻不能指著一個東西說它叫自由。幸福、自由都只可被內體驗而不能相對做直面經驗。但人的認識卻必是對著對象的，可直觀經驗的，所有科學家都是對著人人都可感覺的對象來做研究的，所以凡科學必是經驗的－－意思是像蘋果墜地那樣人人肉眼可見。但是觀念在人心裏，看不見測不著，是外感官無從證實的。由於我們民族沒有文藝復興的歷史，設有伽裡略和笛卡爾開創的理性史，所以我們根本沒完成範疇與觀念，也就是知解與理性的區分，日常中就往往把觀念和概念混同，把知解和理性混一。
這種情況所犯的是：把思想的主觀條件當成了對象的客觀條件，這種性質的錯誤，所滿足的是我們理性的假設，獲得的是一些貌似真理的獨斷。咱們就以描述境界的「層次」為例，「層」是一個可直觀的概念，誰都清楚它的涵義，竹筍、棒子都一層層的，可以一層層地剝向深處，可用肉眼來辨。可是「次」呢？是個頻率問題，你只能用心來體驗，不能用視覺來辨認。所以「高層次低層次」，往「高層次上帶」都是犯有把思想的主觀條件做為對象的客觀條件的錯誤。所得結論是武斷的和經不住理性檢驗的。
做為概念的「科學發展觀」也是這樣的獨斷。
這種錯誤天天在犯，又不容易發現。「科學發展觀」這話所犯的錯誤叫「形而上學的武斷」。那位洗滌我們理性的導師說：「若離開了經驗的範圍，就必須作仔細的考察，以保證我們想樹立的任何建築的基礎是穩固的。方法是：對已有的知識，若沒判定它是從哪裡來的，就不要使用；對一切不明根源的原則，都不要信任。也就是，凡理性要加以連接的，都必須首先經由知性的確認，以保證它做為知識的可靠性、有效性，及其價值與範圍。凡是未經知性確認的就不要使用」。用視覺去辨別「層」，辨別了就是由知性確認了，但「次」卻是感覺而非辨別，沒有做這種區分就是沒經知性的確認，將「次」與「層」相綜合，就不是可靠的和確切的，做為知識的一個原則，「層次」根本不成立，凡說到「層次」的地方，大家所理解的只是表示境界階段的那個「層」，而「次」純是蛇腳。
凡觀念都是具有必然性的概念，具有必然性的就是先天的，因而凡觀念都是先天的。「科學發展觀」這個概念的中心語是「發展觀」，嚴格地說只是其中的「觀」。因「發展」並不是觀念，而是描述，有關社會發展的問題只屬於社會或政府，而「觀」卻是一個時代的人都無從避免的。「觀」反映的是人對生活的嚮往，是看待世界的態度，因而是人生的立場問題，對自己與世界所處位置的體驗和態度－－是只可內感而不能從外部直觀經驗的。而社會發展在任何條件下都只是個路線、計畫、政策、方針問題，是人工的操作，是後天的，並不是先驗觀念。因而它只屬於把智慧用於社會發展的那一部分人，永遠不可能成為普遍的觀念，觀念必須是不可抗拒而成的，自覺不自覺它卻非形成不可。而社會發展涉及的範圍幾乎無所不包，可視的不可視的，相對的不能相對的，想像的，信仰的，都囊括進來，既不是個觀念問題，也不是機械的相對立場能包括得下的。
不可能就社會發展形成觀念－－觀念是不可抗而有，並非人工的建造。
而科學必須是對著對象的，可操作的，科學就無從與觀念相聯繫。所以根本就不存在觀念的科學化這個問題。
既叫了科學，那就是科學而不會是觀。
既是觀念就不能再混同進科學。
胡錦濤說的這些話就不是行話，他身處寶塔之巔，前呼後擁，秘書成群，怎麼會正天不倫不類呢？今天有張鶴慈者貼了《胡錦濤還是清華大學的政治輔導員》，是為指出他離我們這個現實時代有多麼遙遠。也可以看出，我在做為反對黨的立場以外，僅僅就文明的方向對胡錦濤個人理性的批判是客觀的，恰當的，是我們這個時代所迫切的。他這個人不具有活躍的開放精神，沒有境界，也培養不出境界，就阻得了社會的前進。請看張鶴慈的批評－－
看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強網路文化建設的講話的胡錦濤,就像又看到了一個四十年前的大學政治輔導員.除了有一些名詞是21世紀的,講話的精神和腔調都是四十年前的那一套.
從俞可平,潘岳,劉亞洲的講話和文章,你會感到他們是你同一時代的人.你可以不同意他們說的內容,但你起碼可以和他們對話.而看了胡錦濤的講話,你就會覺得很難和他對話.
客觀的講,中國今天的領導人,是官越大,說話也就越是黨八股.而且,像網路控制這一類敏感話題,一個中共的官員也的確難講.
胡錦濤的智囊那裡去了?就會搞什麼八榮八恥那一類的蹩腳演出?起碼應該想到,不能在封殺網路,整治媒體的戰線,把胡錦濤推上前臺.
科學就是揭露。揭露只有對著對象才能發生。
咱們人也像我剛才說的鐵一樣，是實在的客體，好幾門對人做研究的領域也屬於科學，如：生物學、醫學、人體結構學，實證心理學……也有一些研究不屬於科學而屬於理性的運用。就說「政黨」吧，黨雖是人建的，但人並不是天然就有創建能力的，得等理性形成併進化到相當高的階段－－即到我們能自如地識別世界和識別自身時，才由於這種識別造成的聯繫而導致出看法上的差異，這種差異和利益要求的分野又不自覺地導致出集團，逐漸地進化成為黨，起初是由地域因素起作用，所以叫「鄉黨」，當文明衝破了地域的限制，活動達到更高的水平更廣大的範圍，就完全由政治上的不同見解來支配了，就是因政見不同才形成集團。所以黨做為事實不是人主觀上想結就能結出來的，而是只要有了理性能力才必定要形成的，政黨並不是人的產物，而是理性的產物，只是因只有人才有理性，我們在這裡實施了一次簡化。所以，政黨就有些根本的性質和特徵，缺了這些根本的方面，就不是黨了。比如一雙鞋，鞋的功用是保護腳，其特徵是有底有幫，你把一雙鞋的幫割去它就不是鞋，因它不具有穿到腳上並保護腳的功能了，它只能是鞋底。黨也一樣，有一些根本的性質，比如：集團性、整體裡的一部分，互相對抗性，類性質，對正義的追隨性與圍繞性…等等。這些考察不是帶著情感，也不是擬人化的，是中性的，我就是在這一意義上說共產黨不具有政黨的一般性質。我的老友也是在這一意義上與我相唱和的，這叫呼應，或者叫答和，我們彼此對唱和有充分的領悟。
但在你小唐和我們之間所發生的卻不是在思維的範圍裡，我與老薑浸泡在邏輯思維裡。而你卻是用情感、形象來作回應的。請看你的話：
「關於共產黨，無論你依據個人的經驗或知識，以「執政黨、霸王黨、竊國黨、專政黨、代表黨、革命黨、流氓黨、強盜黨、一個黨」等等詞語來概括它，都沒有「邪靈」、「邪教」、「邪魔」的評判準確和到位。無論你說共產黨是什麼，只要沒有點出其「邪魔」本質和真相，在它「死豬不怕開水燙」和「沒有明天」的今天，它根本就懶得理會你，隨你講好了。但只要你說它是魔，它立刻就緊張」。
其中：「無論你依據個人的經驗或知識」，你可以這樣「不論」，而我們卻必須區分，否則我們就不是認識論了，就不是理性的批判，我們也談經驗，但經驗只是做為知識取得所必須的材料，否則就只是鬥爭，毫無疑問，你小唐並不是以理性為條件展開的活動，雖然你也使用理性，總體上你是以意志為條件的活動，你是與共產黨作鬥爭，不是在理性的原則下對共產黨作的客觀認識。在我們說的「執政黨」裡，是若干概念間的過渡，構成為一個發展著的鏈條，其中有許多環節和步驟，是個過程，這是你根本無從把握的，在我們也選用幾個形象思維的概念時，是依附在我們的分析內，服務於我們的邏輯鏈環，你根本就不「物以類聚」，比如「邪靈」、「邪魔」這都是形象思維的用詞，不是可以用向量來考察的，能表達出情緒，不能完成認識論的揭露，我不是車寫詩歌！我們怎麼能在認識論裡引入「１＋１＝魔鬼或邪靈呢」？那只能表達憤怒與仇恨，我們的武器是是你願說就使勁的說，可認識論立場不會採用。
就以「假黨真魔」為例，這是神話裡的用詞，論證裡只能使用邏輯詞彙，因為邏輯詞彙是絕對的公允，「１＋１」在共產黨那裡和在共產黨的敵人那裡都「＝２」，「黨」做為名詞在共產黨與我們民主黨都是一個份量，多出一些或減少一些不是因為它們是「黨」，而是在「共產」或在「民主」或在「民進」裡，「黨」的內涵是絕對客觀的、穩定的，只有實際政黨的理念才是主觀的，因而個別的、不穩定的。說「納粹」、「共產」不是黨，意思是由於這兩個主觀性的加入，其所含的的個別性和不穩定性動搖了「黨」的客觀所涵，使它喪失了「整體裡的一個部分」、「互相對抗性，顛覆性」、「處在類之中」、「只圍繞著正義」因而就是「政權合法性的條件和橋樑」……等等根本性質，所以說它不是一個正宗意義（即不是合法的）黨，但政黨上述本性還建立在「集團性」上，共產黨失去了做為政黨的其他本質性，但沒失去集團性和力量性，我只在這一點上對老薑的立論做出提示。而形象思維的「魔」不可能對學述有任何增益，且不是量化的描述，其實「霸佔性」、「駕馭性」才是準確定性。我們不是在畫漫畫，貼海報，喊口號，不是演活報劇，而是嚴格意義的證明。
「姜福貞先生關於「共產黨是一個黨」一文，以共產黨「只是一個壟斷一切權力的政黨，一個長期佔據國家權力並由此取消國民權利的政權本身」的結語，來概括共產黨的「原罪」，對共產黨實在還是太溫情。因而《原罪的共產黨》的作者孫豐迅速做出回應：不同意姜福禎關於「共產黨是一個黨」的立論。孫豐明確地說：「共產黨不是黨」，「共產黨是一個功利集團。」
我的《原罪的共產黨》尚未開始張貼，我說的很清楚，因孫郎才盡，就停下寫作重去讀書，一年多未上網，寫些時評是為發表《原罪的共產黨》熱熱身，你還鬧不清什麼是「原」，什麼是「罪」，更無從瞭解「原罪論」所要內涵的究竟是什麼，就要參入到這種唱和中來，是太倉促了一點，在老薑和我間就不存在理解上的障礙，我是在借他的話蒂來闡發，在我們兩之間是種意會，又借意會向讀者表達。要參入到一種敞開的批判生活中去，不是只了是解一下當下形勢就能夠的，那得不停止地補充，得為自己築起一個批判的根基，使你的批判總是被統御在一個始發概念下。只有不斷地補充才能及時排泄，才能保持與時代的脈博相同步。老實說你和你們團隊還處在鬧不清什麼是嚴肅的知識，還未體驗過什麼是「知不足」，我讀你寫的東而根本看不到你的思，而是思與想的混雜，你倒是應紮紮實實地去學，不學不足以議論。我是在五十多歲後才把玩到「今是而昨非」和「學而後知不足的」，越把玩越覺甜絲絲的。你還沒有這種把玩。
你後邊說的話太離譜。那些東西一文不值，那也叫文章？我現在有一百多件《原罪的共產黨》，倒不出時間來理論，如果我寫完此文時共產黨還沒垮，我們就來論戰。
在發稿時我又割去一大部分。寫文章就希望批評，在批評中才能發生頓悟，才能噴湧，但得對題。你的批評與我們對不上縫。
你彈的與我們就不是一個曲！
我想，我所幹的只是一種認真的研究，這種研究自有它的閱讀圈子。這種圈子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各種圈子也自然而然地培育出它的行話。
行話－－就是專門的述語，現在叫它學術語匯。
我寫文章是衝著我所想像的那個圈子，雖然不知誰與誰。這可不是有緣來相會，而是靠琴音來相識。老薑接渣是因他能用圈子的行話來接我撥的琴音，我對老薑的應答也是行規下的行話。發生在我和老薑之間的是一種唱和，這種唱和式的討論自有它的樂趣，但只有在行話裡才有這種趣味，滋味在個中，也只有個中人才品得。可網路是公眾的，一經言論也就公眾化，所以誰發貼子誰批評貼子都屬於自由，在法律的角度上就叫做不犯法。但人的行為不只有個犯法不犯法，還有個放矢有的沒有的，交流只有發生在圈子裡才有意義。不能用李白的才高八斗去評品愛因斯坦，也不能用義和團的刀槍不入去批評認識論。許多年前，中學裡考試，有的學生平日只知淘氣，一考試就翻白眼，凡回答不出的試題就寫「毛主席萬歲」，還畫上好幾個「！」號，叫老師哭笑不得。你呀，小唐，就是這些淘氣孩子，瞎扯一通，連寫些什麼東西自己也鬧不清，要弄懂自己的所說著不著邊際，還得二十年，這裡不存在看起看不起這種關係，學問的嚴肅性來不得半點虛假，好像咱倆也打過幾回招呼。你可以去挑選或拒絕貼子，也可以發些非圈子的議論，但要想說我孫豐那種行話，你什麼都別干，到南牆下去頭懸樑，錐刺骨，也得二十年！我可是付了這個努力的，六百頁的《純粹理性批判》我工工整整抄了十遍，也就是相當於《三圈演義》抄十遍，你有這份耐心嗎？有了這十遍，才造成那種言談的風格。
在兩千多年前，有一個漫步學派，它的創立者教導學子們說：「每一個受過教育的人，只能在事物本性所允許的限度內，去尋求每一類事物的確切性。要求一位數學家去接受一個沒有定論的說法，正如要求一個演講家進行證明一樣，都是愚蠢的」。
中國年年邀請華人大學生去國內參加大學生辯論，其實這種辯論所培養的只是機智和應變，並不是對著道理真假的，辯論的目標是制勝，決不是求真，你就屬於這種類型。我喊你聲孩子決沒有看輕你的意思，你喊我叔都不行，至少也得喊聲老伯吧，我可以不自量地賣賣老充充屺上老人，你可連下橋去執行那個分咐的份也夠不上。那兩年咱倆還通過信吧？你可別自已刮了目。藉著你的話，我謅它幾句：你讀懂了就安安分分去讀書，不懂呢，你就照現在這個樣去寫！
我筆下說的這個黨，就像在上物理或化學課，是對著一個對象，追究它內含的性質。比如鐵，有空間性－－即形態性（高矮、長短、方圓），有重量，受擊有響聲，受熱後能傳熱，導電，有不可入性，氧化性……等等。這些都是它自身的事，是天然的，不是因了我們在研究它才有的。我們研究得出什麼結論，不應受我們態度情緒的影響，而只應訴諸無情事實。這是一種立場，這種立場的本質就是揭露，並且僅僅允許揭露，揭露意味著不許有任何的強加（即綜合）。怎麼揭露呢？通過觀察、測量、放進氧裡、火裡－－這是方法，這方法叫實驗。相對著對象來說才叫揭露，從我們的立場來說呢？揭露就成了認識，因為對對象的揭露造成了的是我們內在能力對相對對象的知解。所以科學意謂的是人的一種認識行為，這種行為必須是對著對象的，有限性的，實證的和訴諸無情事實的。從這個立場上做研究這種立場就叫科學。這也就奠定了科學的本性－－必須是對著客體對象，以搞清對象是什麼－－求其性質、關聯、變化為目的的探求活動。但在日常言談中往往把什麼都說成科學。比如：
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就是一個不著邊際的例子。
其實，只有在講知解的場合（知解只能對著對象發生），我們用來說具體領域的概念，才叫範疇，範疇表示它只有內涵性，而決不被別的概念所內涵的。比如，物理學包括力學、聲學、熱學、電學、高能物理……它物理學卻不被這些概念的任何一個所包含。
當我們只說我們自身的能力－－理性時，概念就成為觀念。觀念的意思是我們借了它能明白世界、明白自身的那東西，它是讓人達到明白的介體，工具。就概念來說－－只有必然性的概念才算是觀念。
有了這兩個定義，我們就不難理解，凡是觀念的（即觀念的對象）都是不能直面經驗的，也就是說不能像實驗科學那樣訴諸無情事實，比如「幸福」是一個觀念，它可被體驗和意會，卻無法像指著一棵樹，一道河那樣說這是一棵樹或這是××河，人指不出一種叫幸福的對象來；再比如「自由」，當你受到限制時就能感覺到什麼是不自由，卻不能指著一個東西說它叫自由。幸福、自由都只可被內體驗而不能相對做直面經驗。但人的認識卻必是對著對象的，可直觀經驗的，所有科學家都是對著人人都可感覺的對象來做研究的，所以凡科學必是經驗的－－意思是像蘋果墜地那樣人人肉眼可見。但是觀念在人心裏，看不見測不著，是外感官無從證實的。由於我們民族沒有文藝復興的歷史，設有伽裡略和笛卡爾開創的理性史，所以我們根本沒完成範疇與觀念，也就是知解與理性的區分，日常中就往往把觀念和概念混同，把知解和理性混一。
這種情況所犯的是：把思想的主觀條件當成了對象的客觀條件，這種性質的錯誤，所滿足的是我們理性的假設，獲得的是一些貌似真理的獨斷。咱們就以描述境界的「層次」為例，「層」是一個可直觀的概念，誰都清楚它的涵義，竹筍、棒子都一層層的，可以一層層地剝向深處，可用肉眼來辨。可是「次」呢？是個頻率問題，你只能用心來體驗，不能用視覺來辨認。所以「高層次低層次」，往「高層次上帶」都是犯有把思想的主觀條件做為對象的客觀條件的錯誤。所得結論是武斷的和經不住理性檢驗的。
做為概念的「科學發展觀」也是這樣的獨斷。
這種錯誤天天在犯，又不容易發現。「科學發展觀」這話所犯的錯誤叫「形而上學的武斷」。那位洗滌我們理性的導師說：「若離開了經驗的範圍，就必須作仔細的考察，以保證我們想樹立的任何建築的基礎是穩固的。方法是：對已有的知識，若沒判定它是從哪裡來的，就不要使用；對一切不明根源的原則，都不要信任。也就是，凡理性要加以連接的，都必須首先經由知性的確認，以保證它做為知識的可靠性、有效性，及其價值與範圍。凡是未經知性確認的就不要使用」。用視覺去辨別「層」，辨別了就是由知性確認了，但「次」卻是感覺而非辨別，沒有做這種區分就是沒經知性的確認，將「次」與「層」相綜合，就不是可靠的和確切的，做為知識的一個原則，「層次」根本不成立，凡說到「層次」的地方，大家所理解的只是表示境界階段的那個「層」，而「次」純是蛇腳。
凡觀念都是具有必然性的概念，具有必然性的就是先天的，因而凡觀念都是先天的。「科學發展觀」這個概念的中心語是「發展觀」，嚴格地說只是其中的「觀」。因「發展」並不是觀念，而是描述，有關社會發展的問題只屬於社會或政府，而「觀」卻是一個時代的人都無從避免的。「觀」反映的是人對生活的嚮往，是看待世界的態度，因而是人生的立場問題，對自己與世界所處位置的體驗和態度－－是只可內感而不能從外部直觀經驗的。而社會發展在任何條件下都只是個路線、計畫、政策、方針問題，是人工的操作，是後天的，並不是先驗觀念。因而它只屬於把智慧用於社會發展的那一部分人，永遠不可能成為普遍的觀念，觀念必須是不可抗拒而成的，自覺不自覺它卻非形成不可。而社會發展涉及的範圍幾乎無所不包，可視的不可視的，相對的不能相對的，想像的，信仰的，都囊括進來，既不是個觀念問題，也不是機械的相對立場能包括得下的。
不可能就社會發展形成觀念－－觀念是不可抗而有，並非人工的建造。
而科學必須是對著對象的，可操作的，科學就無從與觀念相聯繫。所以根本就不存在觀念的科學化這個問題。
既叫了科學，那就是科學而不會是觀。
既是觀念就不能再混同進科學。
胡錦濤說的這些話就不是行話，他身處寶塔之巔，前呼後擁，秘書成群，怎麼會正天不倫不類呢？今天有張鶴慈者貼了《胡錦濤還是清華大學的政治輔導員》，是為指出他離我們這個現實時代有多麼遙遠。也可以看出，我在做為反對黨的立場以外，僅僅就文明的方向對胡錦濤個人理性的批判是客觀的，恰當的，是我們這個時代所迫切的。他這個人不具有活躍的開放精神，沒有境界，也培養不出境界，就阻得了社會的前進。請看張鶴慈的批評－－
看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強網路文化建設的講話的胡錦濤,就像又看到了一個四十年前的大學政治輔導員.除了有一些名詞是21世紀的,講話的精神和腔調都是四十年前的那一套.
從俞可平,潘岳,劉亞洲的講話和文章,你會感到他們是你同一時代的人.你可以不同意他們說的內容,但你起碼可以和他們對話.而看了胡錦濤的講話,你就會覺得很難和他對話.
客觀的講,中國今天的領導人,是官越大,說話也就越是黨八股.而且,像網路控制這一類敏感話題,一個中共的官員也的確難講.
胡錦濤的智囊那裡去了?就會搞什麼八榮八恥那一類的蹩腳演出?起碼應該想到,不能在封殺網路,整治媒體的戰線,把胡錦濤推上前臺.
科學就是揭露。揭露只有對著對象才能發生。
咱們人也像我剛才說的鐵一樣，是實在的客體，好幾門對人做研究的領域也屬於科學，如：生物學、醫學、人體結構學，實證心理學……也有一些研究不屬於科學而屬於理性的運用。就說「政黨」吧，黨雖是人建的，但人並不是天然就有創建能力的，得等理性形成併進化到相當高的階段－－即到我們能自如地識別世界和識別自身時，才由於這種識別造成的聯繫而導致出看法上的差異，這種差異和利益要求的分野又不自覺地導致出集團，逐漸地進化成為黨，起初是由地域因素起作用，所以叫「鄉黨」，當文明衝破了地域的限制，活動達到更高的水平更廣大的範圍，就完全由政治上的不同見解來支配了，就是因政見不同才形成集團。所以黨做為事實不是人主觀上想結就能結出來的，而是只要有了理性能力才必定要形成的，政黨並不是人的產物，而是理性的產物，只是因只有人才有理性，我們在這裡實施了一次簡化。所以，政黨就有些根本的性質和特徵，缺了這些根本的方面，就不是黨了。比如一雙鞋，鞋的功用是保護腳，其特徵是有底有幫，你把一雙鞋的幫割去它就不是鞋，因它不具有穿到腳上並保護腳的功能了，它只能是鞋底。黨也一樣，有一些根本的性質，比如：集團性、整體裡的一部分，互相對抗性，類性質，對正義的追隨性與圍繞性…等等。這些考察不是帶著情感，也不是擬人化的，是中性的，我就是在這一意義上說共產黨不具有政黨的一般性質。我的老友也是在這一意義上與我相唱和的，這叫呼應，或者叫答和，我們彼此對唱和有充分的領悟。
但在你小唐和我們之間所發生的卻不是在思維的範圍裡，我與老薑浸泡在邏輯思維裡。而你卻是用情感、形象來作回應的。請看你的話：
「關於共產黨，無論你依據個人的經驗或知識，以「執政黨、霸王黨、竊國黨、專政黨、代表黨、革命黨、流氓黨、強盜黨、一個黨」等等詞語來概括它，都沒有「邪靈」、「邪教」、「邪魔」的評判準確和到位。無論你說共產黨是什麼，只要沒有點出其「邪魔」本質和真相，在它「死豬不怕開水燙」和「沒有明天」的今天，它根本就懶得理會你，隨你講好了。但只要你說它是魔，它立刻就緊張」。
其中：「無論你依據個人的經驗或知識」，你可以這樣「不論」，而我們卻必須區分，否則我們就不是認識論了，就不是理性的批判，我們也談經驗，但經驗只是做為知識取得所必須的材料，否則就只是鬥爭，毫無疑問，你小唐並不是以理性為條件展開的活動，雖然你也使用理性，總體上你是以意志為條件的活動，你是與共產黨作鬥爭，不是在理性的原則下對共產黨作的客觀認識。在我們說的「執政黨」裡，是若干概念間的過渡，構成為一個發展著的鏈條，其中有許多環節和步驟，是個過程，這是你根本無從把握的，在我們也選用幾個形象思維的概念時，是依附在我們的分析內，服務於我們的邏輯鏈環，你根本就不「物以類聚」，比如「邪靈」、「邪魔」這都是形象思維的用詞，不是可以用向量來考察的，能表達出情緒，不能完成認識論的揭露，我不是車寫詩歌！我們怎麼能在認識論裡引入「１＋１＝魔鬼或邪靈呢」？那只能表達憤怒與仇恨，我們的武器是是你願說就使勁的說，可認識論立場不會採用。
就以「假黨真魔」為例，這是神話裡的用詞，論證裡只能使用邏輯詞彙，因為邏輯詞彙是絕對的公允，「１＋１」在共產黨那裡和在共產黨的敵人那裡都「＝２」，「黨」做為名詞在共產黨與我們民主黨都是一個份量，多出一些或減少一些不是因為它們是「黨」，而是在「共產」或在「民主」或在「民進」裡，「黨」的內涵是絕對客觀的、穩定的，只有實際政黨的理念才是主觀的，因而個別的、不穩定的。說「納粹」、「共產」不是黨，意思是由於這兩個主觀性的加入，其所含的的個別性和不穩定性動搖了「黨」的客觀所涵，使它喪失了「整體裡的一個部分」、「互相對抗性，顛覆性」、「處在類之中」、「只圍繞著正義」因而就是「政權合法性的條件和橋樑」……等等根本性質，所以說它不是一個正宗意義（即不是合法的）黨，但政黨上述本性還建立在「集團性」上，共產黨失去了做為政黨的其他本質性，但沒失去集團性和力量性，我只在這一點上對老薑的立論做出提示。而形象思維的「魔」不可能對學述有任何增益，且不是量化的描述，其實「霸佔性」、「駕馭性」才是準確定性。我們不是在畫漫畫，貼海報，喊口號，不是演活報劇，而是嚴格意義的證明。
「姜福貞先生關於「共產黨是一個黨」一文，以共產黨「只是一個壟斷一切權力的政黨，一個長期佔據國家權力並由此取消國民權利的政權本身」的結語，來概括共產黨的「原罪」，對共產黨實在還是太溫情。因而《原罪的共產黨》的作者孫豐迅速做出回應：不同意姜福禎關於「共產黨是一個黨」的立論。孫豐明確地說：「共產黨不是黨」，「共產黨是一個功利集團。」
我的《原罪的共產黨》尚未開始張貼，我說的很清楚，因孫郎才盡，就停下寫作重去讀書，一年多未上網，寫些時評是為發表《原罪的共產黨》熱熱身，你還鬧不清什麼是「原」，什麼是「罪」，更無從瞭解「原罪論」所要內涵的究竟是什麼，就要參入到這種唱和中來，是太倉促了一點，在老薑和我間就不存在理解上的障礙，我是在借他的話蒂來闡發，在我們兩之間是種意會，又借意會向讀者表達。要參入到一種敞開的批判生活中去，不是只了是解一下當下形勢就能夠的，那得不停止地補充，得為自己築起一個批判的根基，使你的批判總是被統御在一個始發概念下。只有不斷地補充才能及時排泄，才能保持與時代的脈博相同步。老實說你和你們團隊還處在鬧不清什麼是嚴肅的知識，還未體驗過什麼是「知不足」，我讀你寫的東而根本看不到你的思，而是思與想的混雜，你倒是應紮紮實實地去學，不學不足以議論。我是在五十多歲後才把玩到「今是而昨非」和「學而後知不足的」，越把玩越覺甜絲絲的。你還沒有這種把玩。
你後邊說的話太離譜。那些東西一文不值，那也叫文章？我現在有一百多件《原罪的共產黨》，倒不出時間來理論，如果我寫完此文時共產黨還沒垮，我們就來論戰。
在發稿時我又割去一大部分。寫文章就希望批評，在批評中才能發生頓悟，才能噴湧，但得對題。你的批評與我們對不上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