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共的體制，宣傳部是一個重要的入口。作為一個靠謊言和暴力起家的政權，宣傳部正是其用來實施「穩定壓倒一切」的政策、壓制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有力工具。宣傳部的創建，最早是沿襲蘇俄體制。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全面學習斯大林式的組織方式，毛澤東出任國民黨代理中央宣傳部長，由此開始其「革命生涯」。毛澤東在宣傳上的天才勝於其在軍事上的天才。國民黨敗於共產黨，與其說敗在戰場上，不如說敗在文宣上。
「筆桿子」和「槍桿子」是一切專制制度最後的堡壘。今天的中共宣傳部，是整個中國社會道德敗壞的始作俑者，是全世界最大的謊言製造商，是摧殘中國知識份子創造力和想像力的劊子手，更是一個集中了大批腐敗分子和流氓的龐大機構。這個部門耗費納稅人無數的財富，卻幹著傷害納稅人利益的事情，對於這樣的一頭「恐龍」，人人都當像焦國標先生那樣鳴鼓而攻之。
宣傳部是個腐敗部
有人誤認為宣傳部是一個清水衙門，少有貪污腐敗的機會。其實，近期幾起宣傳部高官的腐敗案件顯示，宣傳部之腐敗絲毫不亞於銀行、股票、交通、建築、衛生等「腐敗高發區」。
二零零四年七月，成都市市委常委、宣傳部長高勇被捕。我在成都曾經見到過西南財經大學的老校長甘本佑教授，高勇正是其學生。這位白髮蒼蒼的老學者為高勇這個 「最聰明的學生」的墮落深感遺憾。純樸的老教授怎麼也想不到，四十歲不到、春風得意的弟子，一下子就成了千夫所指的貪官。其實，高勇墮落的根源並非其人品，而是宣傳部長這個顯赫的職位——由於中共極其看重宣傳工作，各級宣傳部長均在該級黨委「常委」之列，參與決策包括宣傳在內的所有重大問題，擁有比那些不是常委的副市長們大得多的權力。
高勇，一九六五年八月生，寧夏銀川人。一九八七年西南財經大學工業經濟專業畢業，博士。他早年做過四川某省長的秘書，少年得志，「起點很高」，仕途一直非常順暢。高勇曾在四川涼山彞族自治州做過三年副州長，在中國證監會貴陽特派辦，做了一年半的一把手。二零零二年六月回到成都，出任成都市委常委，分管金融工作。二零零三年成都市委、政府換屆，他始任職成都市委宣傳部部長。
一位知情人透露，自從出任成都市委宣傳部長一職以來，在這個「城市形象營銷部門」裡，高勇還是想有所作為的。作為主要策劃人之一，他提出把成都打造成「東方伊甸園」的發展創意，獲得四川省委的認同。此外，他還專門請張藝謀拍攝成都城市形象的宣傳片。然而，「東方伊甸園」尚未打造成功，高勇本人已淪為階下囚。看來，這位經濟學博士對《聖經》並不太理解——伊甸園乃是人開始犯罪墮落的地方。
高勇突然落馬，據傳與貴州省前省委書記劉方仁案有直接聯繫，是該案之餘波。由於劉方仁案已水落石出，紀檢部門掌握了高勇經濟問題的相關證據，因此高勇並沒有經過官員落馬一般要經過的「雙規」階段，而是直接被刑拘。成都民間傳說，高勇的問題，絕非僅僅是在貴州任職期間受賄，他在回成都擔任市委常委兩年、擔任宣傳部長一年期間，亦大肆受賄索賄，涉案金額至少達兩千萬以上。就在高勇被捕的當天下午，他還在大會上滔滔不絕宣講「三個代表」。辦案人員當天搜查其住所，發現僅僅是價值數萬的勞力士等金錶就收藏了近百枚之多。在高勇厚厚的工作日記中，毫不掩飾地記載了多年來收受賄賂的數目。
在中共政權內落馬的宣傳部官員中，高勇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前重慶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重慶廣電局局長張小川被「雙規」同樣充滿戲劇性。張小川去參加市委宣傳部會議，已經準備好了一篇慷慨激昂的講稿，到會時發現院子裡有一輛市紀委的車，按理說紀委與宣傳會議並不沾邊。結果，他的司機一直等他出來，卻總也等不到。紀委的司機便跟這名司機說：「別等了，你可以回去了，根據我的經驗，你們局長肯定犯事了。」
張小川的「雙規」是由宣傳部長張宗海宣布的。此後，張宗海還專門召開全市中層以上宣傳幹部會議。在會上，張宗海「義正辭嚴」地講了三點意見，一是不要輕信謠言，二是不要亂傳，三是安心做好本職工作。
然而，幾個月之後，張宗海也跟他的副手一樣被「雙規」了。
宣傳部是個流氓部
宣傳部整天宣傳「八榮八恥」，卻實實在在是一個藏污納垢之地。「做一個穿草鞋的記者，做一個穿草鞋的公僕，就是讓大家時刻心裏裝著一雙草鞋，裝著百姓，裝著自己的責任，為了更多的百姓可以不穿草鞋，為了更多的百姓能過上好日子。」這段「感人肺腑」的講話，是二零零三年九月張宗海在重慶市宣傳系統「學習十六大，展示新風采」演講比賽中的即席講話。然而，善良的老百姓怎麼也沒有想到，就是這樣一名自稱是「草鞋公僕」的宣傳部長，就是這樣一位在電視和報紙上正義凜然、好話說盡的副省級高官，骨子裡卻是全然敗壞的賭徒、淫棍和酒鬼，以及徹徹底底的大流氓——由流氓執掌的部門，自然就是流氓部了。
據《海峽都市報》報導，張宗海多次與張小川一起挪用公款到澳門賭錢。他們共動用二億多公款，在葡京賭場貴賓廳一擲千金，共輸掉一億多元。張宗海不僅好賭，更好色：在被宣布「雙規」時，辦案人員在其公文包裡發現三樣東西：避孕套、「偉哥」和鈔票。酒量頗大的張宗海雖然在重慶有家，但他在重慶五星級飯店希爾頓飯店長期包房，經常帶不同的漂亮女人回去過夜。據說張宗海選女人有三個標準:一要大學本科畢業生，二要漂亮，三要沒結婚，可見此人心理變態到何種程度。即使在中央黨校一年學習期間，他仍然不甘寂寞包養了一名女大學生。中共官員個個色膽包天，使得中央黨校也成為「八大胡同」。張宗海還與黔江區某高級酒店總經理等多人保持著不正當的兩性關係，這些都是圈子裡「公開的秘密」。
除了「偉哥」，張宗海對神佛的興趣也很大。他每年要花費幾十萬元在華嚴寺等名寺燒第一炷香。在就任重慶市委宣傳部長前幾天，他還在某風景區寫下「謁真武觀原知萬物皆循道，朝觀音閣頓悟眾生可成佛」的聯句，看來他是道教和佛教「兩手抓、兩手硬」。但是，真武大帝和觀音大聖並未保佑其仕途坦蕩。辦案人員從張家搜出數百萬元現金，還發現若干精美神龕。一邊拜神佛，一邊宣講「三個代表」，這就是今日中共宣傳部官員理所當然的「雙重生活」。不獨宣傳部的官員如此，就連最高級的「偉大的馬列主義戰士」們也大都如此。
分析這些落馬的宣傳部長們的事跡，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天天在台面上宣講「八榮八恥」，個人私人生活卻一塌糊塗，堪稱五毒俱全的「現代西門慶」。據重慶廣電系統的人員介紹，張小川的兒子原在重慶電視臺工作，染上了吸毒的壞毛病，毒性上來時，人經常神志不清。每當他無錢買毒品的時候，就會在廣電局大院裡大罵父親。 「罵的次數多了，我也記清了，無非是‘你這個貪官，不給我幾十萬，我就把你的事情都說出去’之類的話。」後來張小川的兒子意外死亡，對張小川的打擊很大。為了散心，喜歡出國旅遊的張小川出國的次數更多了，「三天兩頭往國外跑」。出國是需要錢的，公務員的工資收入肯定不足以支撐他出國的巨額花銷。那麼，他的錢從哪裡來呢？控制著傳媒這一「朝陽產業」的宣傳部，並非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沒有多少油水」。張小川曾把沙坪壩區一塊廣電部門擁有的土地以二億元的價格賣給一個朋友。而根據市值，這塊地皮至少值三億元，國有資產就這樣流失了一個億。張小川從這一單買賣中究竟獲利多少，明眼人不難估計。
宣傳部是個劊子手部
中共的宣傳部不僅是腐敗部、流氓部，還是劊子手部。在過著腐敗生活和流氓生活的同時，宣傳部的官員們不會忘記黨交給他們的「艱鉅而光榮的使命」——即「扼殺人類一切的先進文明」、「愚弄中國所有的父老鄉親」。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宣傳部對內是「洗腦部」、「愚民部」，對外則是中共國際形象的「公關策劃部」。
新任中宣部部長劉雲山秉承其前任丁關根的作風和思路，以宣傳謊言、消滅真話為己任。上任數年來，劉雲山的某些講話和作為，甚至比以「盯緊」、「關緊」、「跟緊」的丁關根還要冷酷。在中共建政之初，那些出任中宣部部長、副部長的高官，一般都是肚中有點墨水的文人和理論家，如陸定一、周揚、胡喬木等人，不管其思想保守或開明，至少還稱得上是「專業對口」的「筆桿子」。但近年來中共的幾任中宣部部長，已經失去了「學者」和「文人」的偽裝，成為赤裸裸的黨棍和文化藝術的劊子手。宣傳部長的文化水準直線下降，丁、劉等人甚至連寫作一篇文字通順的講稿的本領都不具備，更不用說擁有什麼基本的「理論素養」了。於是，中宣部副部長吉炳軒才殺氣騰騰地貫徹胡總書記的教導：「我們的宣傳工作要向古巴和北朝鮮學習，他們的經濟雖然遇到了一點困難，在政治上卻一貫正確。」
丁關根、劉雲山、吉炳軒之流的左棍，是中國的戈培爾，也是中國的薩哈夫。他們不會說一句真話，說起謊話來卻不用打草稿。最高層選擇由這樣的人物來擔任中宣部部長的要職，顯然經過深思熟慮的周密安排：看門的狗自然是越凶越好。今天的中宣部很難再出現一個像朱厚澤那樣的開明派了——在最近中宣部傳達的「黑名單」 上，朱厚澤名列第一。這是一個莫大的諷刺：前中宣部部長成為中宣部最大的敵人。
有了宣傳部這樣一個「劊子手部」的存在，要實現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還遙遙無期、任重道遠。不過，一個讓人欣慰的事實是：今天的中宣部不得不躲到幕後進行種種黑箱操作，他們再不敢像毛澤東時代那樣，振振有詞地傳播謬誤和毒素、並率先展開對知識份子的大批判。他們也無法像鄧小平時代那樣，在媒體上鋪天蓋地地批判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他們不得不承認，中國民間已經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評判體系，那些有良知的知識份子，官方越要將其批臭，他們在民間就越香。這些官僚們也知道世界民主大潮不可抵抗，為了維護自己的特權和利益，只好通過「打電話」、「開小會」的方式來實現禁書、禁報、封殺作者的惡行。他們不敢像昔日一樣光明正大地下發文件，刀筆吏們開始害怕在歷史上留下醜惡記錄了。在執行來自更上層的命令時，他們心裏也感到理虧、感到底氣不足。這些醜陋的蝙蝠們躲在黑暗裡，揮舞他們黑色的翅膀；而在不久的將來，在燦爛的陽光照耀在這塊土地上時，這些蝙蝠們終將現形於光天化日之下。
胡適說過：「我深信思想信仰的自由與言論出版的自由是社會改革與文化進步的基本條件。」毫無疑問，中共的宣傳部是所有熱愛民主自由、追求真理真相的中國公民的敵人。一天宣傳部不退出歷史舞臺，一天這場戰鬥就不會結束，如美國哲學家米克爾約翰的著作《表達自由的法律限度》一書的中文譯者侯健所說：「自由的歷史首先表現為言論自由的歷史，充滿衝突、流血和悲劇。」我願意為實現每個人的言論自由而付出任何代價，我也願意為推倒中共宣傳部所構筑的無形的「柏林牆」而貢獻自己的力量。
——二零零五年一月九日初稿，四川成都
二零零六年八月改定，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