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一向自認是世界上最文明、最講道德的國家，目前中國的社會道德狀況究竟怎麼樣呢？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時間推移，國人漸漸感嘆世風日下，道德日益下滑，人心不古。近一段時間來，各種傳播媒介，針對各種個案討論道德，具體地說是在討論道德底線。以下是幾種具有代表性的看法:
一、全民拜金：目前中國的情況是經濟催生道德的墮落。現在國民經濟是逐年上升，道德逐年下降，正好成反比，到處都是拜金主義。
二、道德淪喪：中國社會現在是道德淪喪。有人說：中國最大的敵人不是美國，不是臺灣，更不是恐怖份子，而是公民道德的淪喪！中國人的道德底線已蕩然無存，造成現在的種種社會生活的混亂無序。
三、有史以來道德最敗壞時期：目前是中國有史以來道德最敗壞的時期。從有歷史記載以來，沒有發生過像現在這麼道德淪喪、道德敗壞的時期。現在是道德最糟糕的時期，而且中國人的道德還要進一步惡化。
四、應回歸道德傳統：現在中國的道德肯定應該回歸中國的傳統，不提升道德觀念不行了。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從古到今，道德在中國佔據著舉足輕重的重要位置。犧牲自己以利他人，犧牲個人以利整體的利他主義和集體主義道德宣傳比任何別的國家都響亮。但問題也恰恰出在這裡，當下的中國正在討論的卻是建立最基本的道德底線，根本談不上去建設更高的毫不利己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
中國人的道德是怎麼敗壞的？從表面上看，是中國從原來的計畫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開始的。如果道德淪喪是市場經濟的道德特徵，我們寧願不選擇市場經濟。但事實上是，為什麼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沒有出現道德淪喪的情況呢，顯然，認為市場經濟是中國人「缺德」的根源這種論點是站不腳的。
作者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建立了市場經濟的經濟體制，但沒有建立起符合市場社會的道德倫理機制，這才是中國人變得「缺德」的真正根源。可以說，千百年來，中國從沒有進入過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社會，中國的道德傳統完全是建立在儒家道德基礎上的，現在我們進入了市場經濟社會，我們的道德倫理教育要麼停留在以前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階段，要麼祭出儒家「仁義禮智信」的法寶，但這些道德教育都解釋不了市場經濟社會的各種現實，與社會現實相脫節和矛盾的道德教育顯然不能再作為支撐整個市場經濟社會的道德倫理基礎。
眾所周知，西方的市場經濟理論發展了幾百年，而市場經濟理論的鼻祖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是經濟學家，但很多人不知道他也是一位傑出的倫理學家。亞當·斯密一生從事學術研究，留下了兩部傳世佳作：《道德情操論》和《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即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國富論》）。他在《國富論》中闡述了「看不見的手」的古典經濟學體系已被我國思想理論界所熟知，但在《道德情操論》中闡述的市場經濟社會的道德倫理觀，卻長期未被我國思想理論界所關注，而這兩部巨著也正是西方市場經濟社會發展的經濟學基礎和倫理學基礎。
這裡不得不提到一個典故：據說，19世紀末日本的明治天皇為了改變國家的落後局面，派人向英國取經，發現了英國最有影響力的兩本書：《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並將這兩本書帶回了日本。明治維新以後，明治天皇借鑒亞當·斯密的市場經濟理論，並結合日本國情治理國家，日本逐漸強大了；而中國呢，辛亥革命前，嚴復先生於1901年翻譯了《國富論》，卻把《道德情操論》留在了英國。「五四運動」期間，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的目的是追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西方的各種理論學派和著作大量湧入中國，但奇怪的是，其中竟沒有市場經濟社會的倫理學基礎著作《道德情操論》，由于思想理論界對《道德情操論》沒有給予應有的關注，直到今天，中國也沒有建立起符合市場經濟社會的道德倫理觀。據筆者考證，中國最早《道德情操論》的中譯本是在1997年，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被整整耽誤了96年，這實在是中華民族之不幸。
為什麼說《道德情操論》建立了西方市場經濟制度的倫理道德基礎呢？因為亞當·斯密在這部倫理學巨著中揭示了市場經濟社會的基本行為規範，說明瞭商業產生自由和文明的基本原理。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倘若對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不瞭解，則不可能理解市場經濟社會的形成和西方近代文明的進程。
在亞當·斯密所處的18世紀，英國的社會、經濟獲得了空前的發展，但西方傳統的道德學家們仍堅信「貧則德高、富則腐化」，讚美古代社會為有德的社會，近代商業社會則是「奢侈、墮落」的社會。當時的學術界及社會輿論，普遍關心的核心問題也是伴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的道德是否會墮落。當時大多數的「有識之士」 皆認為：商業化的發展必將使整個社會的道德、倫理衰敗，終將招致人類文明的衰退。
亞當·斯密對當時的英國社會現狀進行了研究，提出了與傳統道德學家們完全不同的看法。亞當·斯密首先指出：在市場經濟中任何交易主體皆基於「利己心」而行動，它還是人們從事社會活動的基本心理驅動力。然後指出：「美德就存在於對自己的根本利益和幸福的的追逐之中，而節儉、勤勉、誠實等美德一般是從利己的動機中養成。」
亞當·斯密將其倫理學研究建築在激發利己心的基礎之上，他認為仁慈、利他主義等都是不穩定的、偶發的、非持久性地心理驅動力。面向普通的人們，傳統的道德說教方式-- --樹立聖人、英雄人物，以其所謂的先進事跡教育大眾的方式無濟於事，這樣的理想，在現實中不過是不正常的、特例而已。而在市場經濟社會中，無需道德說教，市場化過程本身就是培育並實現良好道德、倫理的場所。它不僅擁有自動調節社會資源分配的經濟力量，還具有自動調節人性，使之趨向公益的道德力量。
亞當·斯密還提出，自由和獨立的人格是自然產生美德的兩大條件。隨著商業的發達，市場社會的國民在經濟上自立為生的過程中自然會具備道德涵養，勤勉、謹慎等美德也就會自然而然地養成。相反,在傳統的封建社會下，家丁、佣人因其人格不獨立，必然會道德敗壞。
我國研究亞當·斯密學說的專家李非教授，曾將斯密的市場道德理論稱為「道德人假設」，其要點列舉如下：
1、利己心是人類的本能，在以市場經濟為主體的社會制度下，利己心具有自發地趨向美德的內在力量；
2、在市場經濟社會裏，社會和經濟活動的主體必須具有自由和獨立的人格，其個人倫理或者說國民性才表現為基於利己心的慎思之德；
3、在自由競爭的市場社會中，其國民的富與德（物質富裕與道德）將自然而然地同時實現。即國民在積累經濟資本的同時，積累勤勉、節儉、誠實、守約、守時等道德；
4、在市場經濟中，追求富裕的過程就是道德修煉的過程，這是一個無意之中的結果，意味著每一個市場的參加者誰也沒有意識到在經商中使自己高尚起來。
5、從長期看，一個民族或國家將通過自由的市場經濟而成為有德之國。這是因為市場社會存在著看不見的道德強製作用，無形之手的倫理學涵義正在於此。
1831 年，一位年僅25歲的法國青年托克維爾在對美國進行了幾個月的考察後，在《論美國的民主》這本經典著作中無限感慨地談起美國的民主。在那裡，幾乎沒有人作一心為公、自我犧牲的說教，但是人們相信犧牲精神對犧牲者本人和受益者的價值，而且決不乏犧牲精神的表現；人們也絕口不談德行是美好的，但是人們堅信德行是必要的，而且每天都按此信念行事。所以，儘管美國人追求物質享受的慾望非常強烈，他們拚命追求財富，但卻很少亂來；他們的理性雖然不能抑制他們的熱情，但卻能指導他們的熱情。這就是亞當·斯密道德理論實踐的最佳例證，由於西方主要發達國家都是亞當·斯密理論的典型實踐者，因此其國民道德水準、倫理意識普遍較高。
理解了亞當·斯密的道德倫理學，也就不難理解美國的民主，不難理解世界首富比爾·蓋茨將數百億美元巨額財富捐獻給社會的慈善行為，他只不過按照亞當·斯密所奠定的社會道德準則行事，鋼鐵大王卡內基、「股神」 巴菲特的慈善行為不也是對亞當·斯密道德理論的忠實履行嗎？因為在亞當·斯密的道德哲學中，富與德（物質富裕與道德）同時實現的最終結果就是：市場社會的國民富而有德，因為國民在追求富裕的過程中進行了道德修煉。
跟儒家思想在中國一樣，亞當·斯密的原著雖然比較晦澀難懂，但其倫理思想在西方的影響也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經過幾百年的發展，亞當·斯密的學說成為自由市場經濟國家的主流道德倫理標準，已經滲透到每個西方發達國家國民的骨子裡面。這些國家的政府就是要讓所有的國民，包括從嬰兒到老人，清清楚楚地知道，作為一般的國民，不需要太高的道德要求，只要遵守法律，按照市場經濟的遊戲規則來追求自己的根本利益和幸福，富裕與道德就可以同時實現。
作為市場經濟的聖經和商業社會倫理道德的基礎，亞當·斯密的道德倫理學說已無須冗言論證。但由於中國社會的主體人群長期以來對亞當·斯密道德哲學的瞭解甚少，在這種背景下，亞當·斯密的商業道德哲學能否結合中國的國情，逐漸形成新的市場經濟社會條件下的道德標準，尚是個未知數。
我們首先應該承認的是，中國傳統的道德教育有很大的虛偽性，其倫理學原理上存在著根本缺陷：虛偽地否認人類本性，否認人具有「利己心」這一不可改變的基本事實，所以難以讓普通民眾信服。更大的問題是，中國從沒有進入過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社會，所以中國原有的任何一種道德哲學也無法解釋商業社會的各種現實，很多道德說教甚至是與現在的市場經濟完全矛盾的，所以主張回歸道德傳統的論點可能會使國人的道德價值觀念更加混亂。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向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學習，選擇了市場經濟的經濟體制，中華民族走上了偉大的復興之路。但是，我們僅僅借鑒了市場經濟的硬制度，卻沒能借鑒市場經濟的軟制度，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道德教育沒有跟上，造成了中國在市場經濟發展中一手軟，一手硬的局面。市場經濟的發展打破了中國人的道德價值觀，使得原有的價值觀沒人信奉，而新的價值觀又沒有形成。所以今天中國社會的道德進入了「春秋戰國」時代，傳統的、沒落的連同新生的許多道德觀念混雜在一起，尚沒有形成被普通大眾信服和接受的主流道德標準。缺少適當的道德理論引導，又失去了宗教信仰的道德約束作用，中國人也就無所畏懼，不擇手段地追求起自己的利益來。
按照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學理論，中國仍然不是真正意義上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富與德（物質富裕與道德）同時實現的前提條件並沒有出現。特權階層依靠制度缺陷和社會不公迅速致富，大量沒有經過道德修煉過程的暴發戶成為社會道德淪喪的毒瘤，他們使整個社會傾向於投機取巧而非勤勞致富，這些都是違背亞當·斯密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理論和商業道德倫理而種下的惡果。
亞當·斯密的理論在幾百年前就很好地解釋了商業社會中道德敗壞和腐敗產生的根源。他認為妨礙人們勤勞工作、阻止人們實現生活改善願望的制度就是社會道德墮落的根源。例如：特權、壟斷、管制、保護等制度給社會帶來了極大的道德風險，不僅僅阻礙了社會經濟的自然運行，而且還造成了商人的腐敗和墮落，它使商人的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投機取巧而獲得壟斷和超額利潤上，導致腐敗的產生和社會道德的敗壞。「如果取消了特權、壟斷、管制、保護以及暴利等，……則商人階層亦會非自願地被引向努力、節儉、正直等道德領域」。從封建遺制看，諸如限制勞動和資本自由移動的法律（居住法、學徒法等等）皆妨礙人們的勤勉、正直。諸多封建性特權（如長子繼承法、永久所有權等）皆妨害人之本能—節儉。顯然這樣的制度一旦廢除，則依人之本性，自然會勤奮工作，節儉為生。
選擇了資本主義並不等於就是市場經濟社會，一個國家是否是市場經濟國家主要看這個國家市場的自由競爭程度。從這一點上來看，俄羅斯和南美的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目前也不是市場經濟社會，而這些國家的國民道德水準也不盡人意。可見，如果中國消除不了特權、壟斷以及不勞而獲的各種根源，讓社會中的特權階層繼續依靠權力和關係去掠奪財富，而不是讓國民按照市場經濟的遊戲規則去追求自己的根本利益和幸福，並逐步建立起符合中國商業社會的道德倫理觀，目前中國社會道德觀念的混亂狀態就難以改變，也就無法防止整個社會的道德下滑。
作者並不主張完全模仿西方的東西，特別在國人最重視和引以自豪的倫理道德方面，如果傳統的道德理論能夠解決現有道德危機問題，則無需畫蛇添足地學習西方。理論無國界，市場經濟在世界範圍內發展了幾百年，除了亞當·斯密的道德哲學，尚沒有任何其它理論能夠解釋市場經濟社會所發生的一切，不實行拿來主義，借鑒經過西方社會幾百年檢驗的商業道德哲學，中國很難避免國民「缺德」和「文明古國」世風日下的道德尷尬。
用亞當·斯密的道德倫理學說看中國，在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追求物質富裕與提升國民的道德水準並不矛盾，只要完善法制，創造良好的市場競爭環境，引導國民按照市場經濟的遊戲規則來追求自己的根本利益，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就可以雙豐收，富裕與道德同時實現的理想社會也就會早一點到來。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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