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黨」前還保留著「共產」，改革就是枉淡！
三、為什麼要改革？
因為實踐理念與人的本性處於對立中，深刻地陷社會於危機，為走出危機才需發動改革。在任何條件下改革都是對著實踐的指導思想而發動。
改革衝著的是什麼？答曰：貫徹於實踐中的理念、制度、路線、政策。
改革所依據的又是什麼？答曰：永遠依憑人性。
因而說，一切改革都是由反人性的實踐理念所引起。中國需要改革是因為共產主義是一種反人性的主張，共產黨是一種反人性的力量。蘇聯和東歐諸國共產主義理念的垮臺也同是因為共產主張的反人性。
因為社會、社會理念、制度、路線、政策等等，都是主觀能力生成後才可能的；因而就是主觀產物。而人卻是在沒生成主觀能力前就已經是人的，因而人性就不是選擇而是不能抗拒的。所以人類的存在除了是由它的本性所支持，並且其存在所實現的也只是本性，絕對再找不到別的。所以人性是人的存在的唯一支柱。當然就是社會合法的唯一尺度。
凡違背這一原理的無不引發對抗，統統應予打倒！
對於未來，改革是用為原因。通過改革使作用力的性質發生變化，期望引發新的、更理想的後果。從現實的角度上說，改革又是種結果，是現實狀況太糟糕，糟到不改就不能為繼才要改的。現實狀況的糟糕是一個結果，什麼的結果呢？是社會制度、理念、政策的結果，所以說改革的必須性是以往的累積之果。無論是理念、制度、路線還是政策，實際上都是責任的出發點，它們所解決的都是對什麼負責和怎樣負責，所以說改革的必須性是因以往的責任規定或負責的方式背離了人性。
無論什麼時代或什麼國家，都是人的世界的事。在人的世界內沒有人性以外的事：就人來說除了自然賦予的性又沒有別的，就人的活動來說除了對自然性的實現又涉及不到別的。所以歸根結底：社會的本質就是讓所有人在公平條件下自由地實現生命，社會、社會理念、制度、路線就全是以對人的負責才成為必要，它們是否合法就以與人性相符為標準。凡是與人性相符的就引發諧和，凡是背離人性的就引發對抗，就陷社會於危機。因而說：凡需要發動改革的地方，都是那個社會，它的理念、制度背離了人的自然性。
這觀點是公理。不允許任何的討價還價。容不得任何遮遮擋擋。
一切改革的言論，凡是符合這一觀點的就是有見識、有誠意的，必定能有所作為；凡是不符合這一觀點的，不管它在哪個方面、哪個角度上不符，統統都是無誠意、無見的的，無所作為的。
上節已證明：人之所以是一種通過責任來實現生命的存在物，是因為自然既給了人以性質，又讓性質派生出主體能力。因而，歸根結蒂責任也是自然力所導致出的一種關係。並且還證明了責任就是主體能力對客觀自然性的承擔。那麼，要回答中國為什麼必須實行改革？就得先予回答──
共產黨究竟是種對什麼負責的力量？
再以天命的責任標準來比對共產黨的責任，這樣，馬上就能看清：
共產黨是種對統治負責的力量，而人所需要的卻是對天命之性的滿足。
共產所給予的與人所需要的不是同一種東西，能不陷社會於對抗嗎！
對統治的維護並不問人性是什麼，人需要的是什麼，以及是怎麼來的？它關心的只是：自己是否遭到反對，是否有被拋棄、推翻的危險？是否會崩潰？因而它要負起的責任就只是消除被反對、被粉碎、被拋棄和被推翻，克服崩潰。人既是天命，那麼人的性就只與生相關，是客觀的、既定的，人所需要的就不是社會可隨意設計的。社會的責任是根據著人，根據天命的性來對人負責，不是異想天開地逆著人性，逆著天命──因社會是後天的，是被人性決定出來的，社會不是先天當然就不應享有自由，不應有對人性的說三道四，而只應有對人性的責任與追隨。違背了這一原則，社會就陷於對抗。
因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含的是原罪：不是追隨和符合人的天命之性，而是按照它的原則對人做重新的塑造，因而從共產黨統治的那一天，社會就陷於對抗。我們前扑後繼地與它鬥爭到今天，才概括出中國社會危機的本質：
共產黨的黨性與人的天命之性間的不可克服的對抗性。
中國社會為什麼必須改革？就因為共產黨不肯退出社會舞臺，而人的天性又不可抗拒。共產黨所仗恃的是它能用機械力來征服人，它把對人的迫害當成對人性的成功征服了。所以它只知抓人、殺人，卻不知只要地球上還有人在，就還受那同一個天命之性的支配。它就永遠處在與人性的對抗中。
中國的改革應改的是什麼，應革的是什麼？應對什麼負責？
答曰：應改掉共產黨，應革除共產黨的黨性！讓社會只對人性負責。
我的論證是在嚴格的知識原則之下的。是一切有起碼誠懇的人都能承認的，雖然我仇恨共產主義和共產黨，但我論證裡的共產主義、共產黨不是我仇恨的對象，而是被知識的材料。我對它所做的判斷原本就是它的性質，只是隱含的，不夠明顯，我的才智是把它從它的機體裡抽象出來，使之明朗化，但這些結論卻不是我在外部製造瞭然後強塞進共產主義、共產黨的機體。就像「１＋１＝２」，並不是在我的算術裡它才是「２」，就是在胡錦濤的算術裡它也是「２」；因「１＋１」本來就是「２」，誰來求證都一樣。
並不是我強說共產黨是對天命的對抗，而是「共產」做為知識形式反映的就是對天命的對抗。只要你抱著求知識的態度，誰來求證都得出這個結論。知識所以為知識，就是不因意志、立場的不同而不同，無論在誰，在什麼階級面前知識都恆定不變。任何一位只為求知而把共產黨當做研究對象的人，都不會得出與我孫豐相反的結論，包括胡錦濤。他之所以與我的立場不同，是因我把一切都當做待知的對象，而胡錦濤卻只有接受性，在他那裡共產主義不是被認識的對象。「天生孫豐不是覆印機，一切麵對了我的都只是對象，等著被求證，在沒做出知解之前不被接受，不會被用做造句的材料，也不會用為實踐的指導，更不會被追隨。而天生胡錦濤（及其李長春、劉雲山之流）卻就是些覆印機，他們不解詞，只造句。我的智慧是相對著共產主義、共產黨獨立地存在，而胡錦濤的智慧是用來為自己織繭，他是糊里糊塗地用共產之繭把自己包裹停當，然後在裡邊吐絲，越吐就越死。所以他們所說的話都顛三倒死，不倫不類。下邊的話就是這種類型：
《中新網》12月20日電：據《瞭望》週刊報導，面對日益暴露的深層次矛盾，中央倡導的八大理論創新逐步提出並成熟：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建設、建設創新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
我將以嚴格的知識立場來證明「八大理論創新」──沒有一件能在知識上成立。從而證明胡錦濤團派（不算溫家寶）全是些濫竽充數！既沒受理性的訓練，又沒有享受學問的志趣，全無學養，只能被動接受，不能把所接受的當成待認識的材料，甚至不知什麼是證明，也從來不知去做證明。正因為從來不做證明，才正天說些亂三絞四的胡話，破綻百出，還自我感覺良好。
我用「大」字為例來完成這一分析：在胡錦濤們心裏，「大」只是一個形容詞，他們可以使用它。而孫豐對「大」的分解卻得到：
（1）是形容詞（2）是形容詞裡的量詞；（3）又是關係詞，用為比較；（4）它的涵義就是凡在量上具有包含性的是大，被包含的是校
我這樣做就是在知識這個詞，我的應用就是在對它的知識之下發生的。「大」雖然只是單音節，單字，但它卻是個綜合的知識，是一個判斷，我把它分解開來，展示了被它綜合其內的每一成分，並且使每一成分都還原為它包含的對象。而胡錦濤們卻只是由經驗能力從環境和習慣裡接受了它，又按照習慣來應用它，這種應用至少沒有知識的支持。即使錯用，陷於理性上的矛盾，也發現不了。檢閱由吳儀所重複的胡錦濤那些話，以及由《中新網》發表的那「八大理論創新」，無不犯有「不解詞就造句的錯誤」，明明被縛在自做的繭裡，還嘲弄和迫害那些繭外的獨立思考的人。所以胡錦濤所有講話無一不含矛盾，無一能在知識上成立。一旦進入實踐，就必是破壞力。
進入實踐，還不能憑直覺發現其錯誤。在實踐中它們是被分解為數不清，並且又不能直觀的環節發生作用的。即使陷於危機也搞不清被何所陷──
比如：對《中新網》的「面對日益暴露的深層次矛盾」，胡錦濤、李長春、劉雲山們要不服，就站出來回答回答：什麼叫「深層次矛盾」？純是胡說八道！其實只有「深層矛盾」，形容詞的「深」就是用來修飾「層」的；而「次」與「層」完全無關，為什麼要在「層」後加「次」？造成這種混亂的原因就是共產黨是功利集團，以功利為目標就導致了它事事都要靠「製造」證明來支持的心理暗示，它的活動所造成的全是破壞性後果，就不能不用外力來強加「偉大和正確」，這種心態就不自覺地造成了共產黨就怕人們看不到，持一種「不說白不說」，寧可多說也別漏下的心理變態。江澤民、胡錦濤、丁關根、李長春、劉雲山……全是這麼一些文盲、土鱉！
四、「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畫在蛇肚皮下的大腳丫，含著明顯的思想矛盾：
１、究竟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還是「發展社會主義政治」？
所謂民主是指個人在社會聯繫中所享受到的參入度和自由度。
所謂政治是指人以類為範圍追求普遍滿足性的努力或設施。
因而民主就是政治的品質，政治的內容。做為概念政治原本就包含著主義、制度、學說、政體……制度裡才有民主不民主。所以它們都是構成政治的一定方面，就如同樹與樹技樹葉，人只是去種樹植樹，不是去種樹技植樹葉。制度、主義都有自身的個性，在其前可加以修飾，如「主義」前可以加「社會」或「資本」使原本中性的主義有了個性；制度前可以加「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使中性的制度成為具體的。但政治卻無類型，可以有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制度，卻不可以有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政治，不論什麼主義的制度都是政治，不論什麼民主都是政治的當然內容。政治前邊不能接受修飾。所以根本就不存在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政治，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都是政治的內容。
凡主義都是政治，卻不能說政治屬於主義。
從語義學上講可以說「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但不能說「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而我的修改也只是在語義上能說通，卻不意謂在知識上能成立。因為能享受民主的只有人，人是客體，是存在，人是用生命的自然性來享受民主的，也只有自然性才能發生生命體驗，所以說民主只與人相關（嚴格地說只與人的意志相關），根本不與「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相關──無論何種制度下的人都還是人──只要還是人就是自然界裡的事實，就是它的本性在享受。只是在所享受的民主裡可能含有一定的社會性。
社會卻是以政治為範疇成立起來的，但在享受民主的卻是人而不是社會，不是制度，所以民主到了人的生命裡只有個量的問題，不存在質的差別。因為人並沒有質上的──沒有社會主義的人與資本主義的人這種差別。無論哪國的人都是天命的，其性也都來於天命，也都是天命的性在體驗、在享受，同一種天命之性不可能發生不同性質的享受。所以不同制度所標榜的民主不是性質上的差別，而是量上的普遍或充分。即使馬克思創立學說的初衷也是以給人以更多的民主為承諾，而不是創立不同性質的民主，在《共產黨宣言》裡他清清楚楚地說：「共產黨並不對人以特殊的塑造」。他創立社會主義是以提供更多的民主為號召的。難道讀者能不認為我的分析所仗特的原則是純知識性的嗎？我相信胡錦濤們若認真閱讀，也不能不在心底承認我是一種真正的證明，而且犀利與透徹。
民主本身就是性質，在它的範圍內沒有質上的差別。不能經受另一種性質的限制。沒有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的民主，自然界裡只有人，所以只有人的民主。人是民主的唯一享用者，當然就是民主的唯一標準。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們偷梁換柱出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是種制度、主張，屬於政治，是政治內容之中的，決不是說有什麼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政治，而是它們都是政治。胡錦濤的話以及他們中央那些神聖文件統統都是荒唐的笑話。
因而，正確的說法只應是「發展民主」應去掉做為補充成分的政治，也去掉做為定語的「社會主義」。
２、「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又是何方怪物？
這個概念證明，胡錦濤及其整個團派連什麼是文明、什麼是政治都不懂，全在那裡濫竽充數：什麼是文明？
「文」是紋，即形象，是原因；而「明」是紋即形象在人身上引發的結果。事物本來就是形象的，形象具有刺激性，它的刺激在人腦留下痕跡，後來人就用紋來反映形象，這也就是用紋（信號）來載理（可閱《創世紀》），因而人就有了致明白的能力。文是因明是果。凡因「紋」而帶來的都屬於文明，政治也是因文而致的結果，所以政治是文明的內容。無論是民主、還是暴政都是文明的表現，是文明的結果，只是處在不同進化階段上的文明罷了。所以沒有什麼文明政治，只有處在較高文明階段還是較低文明階段的政治，民主是政治、暴政還是政治。在語義上，可以說有社會主義文明或資本主義文明，但沒有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或資本主義政治文明（我的這個修正與上一個一樣，只是在語義上暢通了，卻沒有知識上的可靠性）。其實社會與文明只有一個合法的說法：那就是推進社會文明，或實現憲政。
憲政指的是政體。文明本身說的就是性質，所以它不接受任何修飾。為麼？因為能發生出文明的物質只有一類──人；其根源當然也只能是一個──人性。而文明所反映的也只是從人的性裡派生出來的致明白的能力；
所以文明的本質就是個方向性，這個方向是什麼呢？──就是認識的深度和廣度。日常中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中國文明、埃及文明、希臘文明……的區分，是指它們的獨立形成性，所以各有特徵，這些特徵在我們眼裡就是差別。但這些差別只表示它們的形成環境的差別性
，
具體刺激的順序不同，並不是質上的和方向上的，而是階段上的，比如：水流能較早造成交流，土地則適宜耕作……等等，這些不同會在時間裏被進化所統一。
文明既發生於同一物質內，其根源又是同一種性質，方向和本質當然也只能是同一個。所以根本就沒有什麼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文明，而是──只有文明。
社會主義的創立者是覺得資本主義還不能造成普遍民主，不能帶來更充分的公平，才想到要用一種更普遍有效的原則來代替它的。馬克思並沒有笨到建立一種特殊文明的企圖，而只是許諾給人們更廣泛的民主和最普遍的公平，他沒說文明還有什麼質上的區別。讓我再說一遍：
文明這個詞反映的就是事物的質，而質就是自身的標準，只有個優質還是一般或劣質的問題，不存在特殊的質。被胡錦濤用為定語成分的「社會主義政治」是兩個不可連結的思想成分，在上一小節已說了，而社會主義是制度的性質，只可修飾制度，不能充當文明的定語，他造的這個句是用性質修飾性質。我們能致力建設的只是文明社會或民主社會。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民主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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