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1-08 14:36:35作者：
廣東省遂溪縣海洋與漁業局局長宣雄於光天化日之下將副局長殺死於辦公室裡，消息令人震驚。有報導說，宣雄向警方自首，自稱其作案動機是擔心副局長「篡位」。凶案發生於新年上班第一天，而元旦之前，上級部門按考察幹部程序，與兩人都談過話。因此很多人猜測，凶案的誘因與預期中的局領導班子的調整有關。
在警方得出正式調查結論之前，所有的猜測僅僅是猜測而已，亂猜測也不好。然而猜測是因為這裡存在兩種嚴重擔憂。首先，這樣瘋狂殘忍的辦公室殺戮，對於人們的想像力和心理承受力來說，是突破了底線的。班子調整可能會帶來人際關係上的衝突與矛盾，但何至於起殺機，更何至於這樣赤裸裸地等於是同歸於盡式地殺人？該有多大的仇恨遮了眼，才會喪失理智到如此程度呢？如果最終的原因在於個人的心理、性格甚至精神障礙，那麼很難想像一個副處級的局長會如此(縣裡的局長大都是正科級，副處級是所謂「高配」)，也很難想像本來好好的，忽然變成如此。
其次一個擔憂是，遂溪案件並不是絕無僅有的個案。近年來，因為仕途升遷、因為嫉妒他人才華、因為懷恨報復，甚至因為害怕揭發等等原因，發生於上下級之間、同僚之間乃至所謂戰友之間的殺人案或買凶殺人案已有多起。這還不包括因官場原因而自殺的。換言之，「官殺官」類型的命案已成為一種新的犯罪形態。
德國當代社會學家鮑曼以研究納粹大屠殺而聞名。他有這樣一個重要的觀察發現：在某種極端條件下，例如在納粹集中營裡，不少人會電光火石般閃現出平時根本不為人知的另一面，而且是相當猙獰或猥瑣的一面。同樣有不少人，表現出異乎尋常的崇高氣質。電影《辛德勒的名單》中，冒死救下許多猶太人的辛德勒，屬於後一種人。
據此可不可以這樣說：我們不僅正在經歷一個劇烈的社會裂變時期，而且正在經歷一個同樣劇烈的人性裂變時期？過於快速的社會變化，使很多人身不由己地處於結構性的拉扯和擠壓之中，於是會看到許多匪夷所思的人性變化乃至變態。馬加爵案是曾經的一例，邱興華案是新近的一例。
而在遂溪這個案件中，一個局長在辦公室裡錘殺並無交惡的副局長，這樣的荒謬無非說明，官員在這種劇烈變革中，同樣會表現出不可思議的人性蛻變。政府機構，連同其中的幹部管理、考核、錄用、升遷、離退等等，是一個巨大的系統。在它之外，社會的運行又是一個巨大的系統。兩個系統的相互碰撞與擠壓，使身處其中的很多人患上人格分裂症。
謂予不信，請看身邊再熟悉不過的事例。有些人可以在酒席飯桌上痛陳時弊，痛快淋漓，但是回到其權力崗位上，他就是時弊的製造者或維護者。有些人可以將反腐敗的道理講得無比深刻，令聽者無不動容，但是他本人就是千萬元級、億元級甚至十億元級的貪污者。有些人，言必稱民主作風與接受監督，但卻從來不受監督。還有這樣的人，一生中正勤懇，卻在退休之前用手中權力瘋狂斂財。所有這些，難道不是人格分裂嗎？
在遂溪海洋與漁業局的這樁命案中，當然會有特殊的、偶然的、個體的因素「恰好」湊在一起，導致悲劇。警察破案要蒐集這種證據，但是公眾輿論卻不能停留於此。一個人可能不做官了，竟至如此失去平衡，當官與不當官，差別到底有多大呢？心中有恨，動輒置人於死地，到底什麼因素能瞬間引發如此劇烈的情緒失控呢？殺人者當場就知道自己「做錯事」，已經自首，於破案而言已無懸念。但這是純粹的個人悲劇嗎？還是社會變動下的人性惡變？我們有那麼多的制度措施，它們對防範和化解此類局面有用嗎？這恐怕是許多人心頭難解的最大懸念之一。
在警方得出正式調查結論之前，所有的猜測僅僅是猜測而已，亂猜測也不好。然而猜測是因為這裡存在兩種嚴重擔憂。首先，這樣瘋狂殘忍的辦公室殺戮，對於人們的想像力和心理承受力來說，是突破了底線的。班子調整可能會帶來人際關係上的衝突與矛盾，但何至於起殺機，更何至於這樣赤裸裸地等於是同歸於盡式地殺人？該有多大的仇恨遮了眼，才會喪失理智到如此程度呢？如果最終的原因在於個人的心理、性格甚至精神障礙，那麼很難想像一個副處級的局長會如此(縣裡的局長大都是正科級，副處級是所謂「高配」)，也很難想像本來好好的，忽然變成如此。
其次一個擔憂是，遂溪案件並不是絕無僅有的個案。近年來，因為仕途升遷、因為嫉妒他人才華、因為懷恨報復，甚至因為害怕揭發等等原因，發生於上下級之間、同僚之間乃至所謂戰友之間的殺人案或買凶殺人案已有多起。這還不包括因官場原因而自殺的。換言之，「官殺官」類型的命案已成為一種新的犯罪形態。
德國當代社會學家鮑曼以研究納粹大屠殺而聞名。他有這樣一個重要的觀察發現：在某種極端條件下，例如在納粹集中營裡，不少人會電光火石般閃現出平時根本不為人知的另一面，而且是相當猙獰或猥瑣的一面。同樣有不少人，表現出異乎尋常的崇高氣質。電影《辛德勒的名單》中，冒死救下許多猶太人的辛德勒，屬於後一種人。
據此可不可以這樣說：我們不僅正在經歷一個劇烈的社會裂變時期，而且正在經歷一個同樣劇烈的人性裂變時期？過於快速的社會變化，使很多人身不由己地處於結構性的拉扯和擠壓之中，於是會看到許多匪夷所思的人性變化乃至變態。馬加爵案是曾經的一例，邱興華案是新近的一例。
而在遂溪這個案件中，一個局長在辦公室裡錘殺並無交惡的副局長，這樣的荒謬無非說明，官員在這種劇烈變革中，同樣會表現出不可思議的人性蛻變。政府機構，連同其中的幹部管理、考核、錄用、升遷、離退等等，是一個巨大的系統。在它之外，社會的運行又是一個巨大的系統。兩個系統的相互碰撞與擠壓，使身處其中的很多人患上人格分裂症。
謂予不信，請看身邊再熟悉不過的事例。有些人可以在酒席飯桌上痛陳時弊，痛快淋漓，但是回到其權力崗位上，他就是時弊的製造者或維護者。有些人可以將反腐敗的道理講得無比深刻，令聽者無不動容，但是他本人就是千萬元級、億元級甚至十億元級的貪污者。有些人，言必稱民主作風與接受監督，但卻從來不受監督。還有這樣的人，一生中正勤懇，卻在退休之前用手中權力瘋狂斂財。所有這些，難道不是人格分裂嗎？
在遂溪海洋與漁業局的這樁命案中，當然會有特殊的、偶然的、個體的因素「恰好」湊在一起，導致悲劇。警察破案要蒐集這種證據，但是公眾輿論卻不能停留於此。一個人可能不做官了，竟至如此失去平衡，當官與不當官，差別到底有多大呢？心中有恨，動輒置人於死地，到底什麼因素能瞬間引發如此劇烈的情緒失控呢？殺人者當場就知道自己「做錯事」，已經自首，於破案而言已無懸念。但這是純粹的個人悲劇嗎？還是社會變動下的人性惡變？我們有那麼多的制度措施，它們對防範和化解此類局面有用嗎？這恐怕是許多人心頭難解的最大懸念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