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1-05 05:04:40作者：李才義
王老七何許人也？王澤仁是也。王澤仁行七，朋友們隱去了他的真名，只叫他「王老七」，所以後來認識他的人也只叫他「王老七」，而不知他的真名，更不知道他的家庭背景。
那年月講階級鬥爭，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提起家事諱莫如深。我是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在重慶北碚勞教所與王澤仁同隊改造相識的。當時只知道他和我一樣是因為右派問題被機關開除送勞教的，卻不知道他是赫赫有名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國民革命軍上將司令、國民政府陪都（重慶）衛戍司令、四川省國民政府主席王瓚緒的兒子。
1949年12月9日，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宣布起義後，王瓚緒收到朱德總司令勸其棄暗投明的信，就自行取消了西南長官公署副長官兼西南遊擊第二路總司令職務，成立了成都市治安保衛總司令部，自任司令，並於12月14日通電宣布起義，於是成都和平解放，人民免受戰火之災。這是王瓚緒為成都立下的一功。1950年元月，王瓚緒又解除了成都市治安保衛總司令部職銜，將部隊和武器移交給以賀龍、李井泉為首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成都軍事管制委員會。四川解放後，王瓚緒曾被安排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參事、四川省人民政府參事、四川省政協委員。可能因為官當得沒有劉文輝、鄧錫侯等起義將領大，所以一直謝絕工作。直到1957年在深圳越境被抓後，1960年11月死於獄中。但他這一舉動禍及親屬，王澤仁因之被劃為右派。
1969年底，大陸的「文化大革命」進入第4個年頭，重慶的武鬥漸近平息，為了騰出地方收押打、砸、搶、抄分子，北碚勞教所奉命把我們這些已改造了十年，已「基本改好」的右派份子「清放」回家。於是，王澤仁和我這個原財政廳幹部右派、原省公安蘭球「保衛」隊前衛彭雅谷、原成都市法院法官賴琦、原成都公安干警劉紹賓和易永康等十餘人回到了成都。但那時候工廠停產，工地停工，連「大三線」下馬回來的普通民眾都難找到工作，何況我們這些屁股上有點點的「黑五類」。
幸好，我們這些人在成都土生土長，家鄉人經過「文革」洗禮，有些醒悟，不再恨「階級敵人」，還暗中同情和幫助。那時候有一種許多人都不願幹的苦活，相對而言比較好找，這就是拉架架車。因為武鬥給城市擺了很多爛攤子：垮塌的房屋要修復、挖斷的道路要填平、堵塞的陰溝要疏通。加之老百姓維持生存的米、面、油、鹽、炭圓、蜂窩煤……要運送，所以架架車這一行當從來就沒有停歇過。哪怕是冒著武鬥的槍林彈雨，也有人去幹。當然，這種從血盆抓飯吃、在死亡線上求生存的事，工程下馬遣返回家的人不干，沒有去「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年輕人也不干，那就只有留給我們這些「兩勞」過的、公安「集訓」過的，或交「群眾管制」的人了。也算是政府給我們這些人的「出路」。據我當時估算：在成都拉架架車的這類人約5000多。除了從北碚勞教所回來的我們這十多個人外，還有廣元榮山勞改煤礦、永川新勝勞改茶場、峨邊沙坪勞改茶場，以及雷馬屏勞改農場的什麼糜檢察官、魏記者、殷詩人、陳刑警、覃大學、張科長、駱股長等等。
我們從北碚回來的多在前賴法官的麾下拉架架車。他人緣好，關係廣，辦法多，總能攬到活干，總能找到地方開發票。當然，這也得大家出點兒血——拿出部分收入去賄賂街道勞動服務站開發票的和給我們活干的人。
不過，儘管夏天中午頂著酷暑，冬日清晨冒著嚴寒，付出辛勞換得的報酬還算可觀，大約平均每月有五六十元收入，比我當幹部時還多，但含金量少，因為糧油副食品不夠，還要花錢買糧票、肉票、油票和工業票。
那時候，我們沒有時間聽廣播、看報紙，只能從其他拉車人那裡得到些小道消息：如像「蘇聯老大哥與我們爭寶島」，我以為是蘇聯要佔領我們的臺灣，後來才知道是中蘇兩國軍隊在黑龍江的珍寶島發生了戰鬥；又譬如說「黑光頭兒搞了個合唱團」，原來是我們報上指責赫魯曉夫搞反華大合唱；再譬如說「林彪差孔老二兩千多元」，實則是「差兩千多年」等等。當我們把這些真實情況弄清楚後，讓我們忍俊不禁，開懷大笑。所以我們的精神生活是充實的。
但是好景不常，成都東、西兩個城區對集體運輸組織進行了整頓：凡是沒有行業管理或街道辦事處領導的架架車，一律不得從事搬運工作，正規合法的運輸組織不得給「打野」 的開發票。這麼一來，又把政府給這些人的「出路」給堵住了。這些人只好與戴紅袖套的土警察玩起「敵進我退」的游擊戰術，到汽車站和火車站拉那些不要票據的旅客的行李。
有一天，王老七與另外一個同夥在火車北站西側去洞子口的岔道「打野」，被兩個戴紅袖套的人叫住，以為是抓地下黑運輸的，怕沒收他們的架架車，連忙拖起車就跑。那兩人高聲叫道：不要跑嘛！是喊你們拉東西。王老七一聽駐了足，心想：這幾天風聲緊，不敢到站前廣場去攬生意，已經兩天沒有收入了，或許這兩個人不是哄他們的，於是半信半疑返回來跟著兩個戴紅袖套的人往火車站後面走去。他們從鐵路員工的通勤道進了站，到了第3號站臺，那個戴袖套的中年男子對王澤仁說：就是前面那兩個鐵籠子，你們一人拉一個，拉到百花潭動物園裡。這時，王老七和他的同夥走近兩個鐵籠子，才發現兩個鋼筋焊接的籠子裡關著兩隻活老虎，一雄一雌，著著實實嚇了一跳。本想不拉，又已經進了站，且報酬豐厚：每人8元錢運費，相當於他們平時4天掙的錢，並且不要運費發票，就答應了。他們在那兩人的幫助下，用抬槓將鐵籠子抬到架架車上，長短寬窄都正合適。於是就用粗鐵絲和粗繩捆好鐵籠上路了……。他們從軍供站繞過站前廣場，到了人民北路鐵路職工俱樂部，恰逢一群看完電影的青年學生出場，把兩個架架車團團圍住看稀奇。王老七拉的是一隻雌性虎，性情暴烈。民間不是把罵街的潑婦比喻成「母老虎」嗎？此時有個調皮而又大膽的男孩，竟用滾鐵環的粗鉛絲鉤子去捅母老虎的屁股。那母虎被這一惡劣行為激怒了，想調過頭去扑那壞蛋，但因籠子狹窄，轉不過身，氣得暴跳如雷，把捆籠子的鐵絲和麻繩也掙鬆了，鐵籠的重心後移，架架車的前槓上翹，王老七的雙腳離地……那群孩子哈哈大笑，覺得好玩，又到前面去逗老虎，母虎又向前扑，於是鐵籠的重心前滑，架架車的前槓又把王老七壓在地上，碰得鼻青臉腫。當王老七從地上爬起來重新扭緊鐵絲，捆好麻繩，調整架架車前後重心時，又被母虎抓破鐵網的爪子劃了一下，背上的衣服被劃破，殷紅的鮮血流了出來……。
幸好，兩個雇他們拉老虎的人發現架架車沒有跟上他們騎的自行車，才回過頭來趕走那些淘氣的孩子，又買來油布遮住老虎，才給王老七二人解了危。
如今王老七已年過七旬，提起30多年前那段拉老虎的經歷還耿耿於懷：一個國民黨起義將領的兒子，以拉架架車賣苦力為生，卻被逼得東躲西藏；一個有作為的知識份子弄得去拉老虎，這就是毛澤東時代的真實情況。可是至今還有人懷念那個時代，多麼悲哀！
那年月講階級鬥爭，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提起家事諱莫如深。我是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在重慶北碚勞教所與王澤仁同隊改造相識的。當時只知道他和我一樣是因為右派問題被機關開除送勞教的，卻不知道他是赫赫有名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國民革命軍上將司令、國民政府陪都（重慶）衛戍司令、四川省國民政府主席王瓚緒的兒子。
1949年12月9日，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宣布起義後，王瓚緒收到朱德總司令勸其棄暗投明的信，就自行取消了西南長官公署副長官兼西南遊擊第二路總司令職務，成立了成都市治安保衛總司令部，自任司令，並於12月14日通電宣布起義，於是成都和平解放，人民免受戰火之災。這是王瓚緒為成都立下的一功。1950年元月，王瓚緒又解除了成都市治安保衛總司令部職銜，將部隊和武器移交給以賀龍、李井泉為首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成都軍事管制委員會。四川解放後，王瓚緒曾被安排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參事、四川省人民政府參事、四川省政協委員。可能因為官當得沒有劉文輝、鄧錫侯等起義將領大，所以一直謝絕工作。直到1957年在深圳越境被抓後，1960年11月死於獄中。但他這一舉動禍及親屬，王澤仁因之被劃為右派。
1969年底，大陸的「文化大革命」進入第4個年頭，重慶的武鬥漸近平息，為了騰出地方收押打、砸、搶、抄分子，北碚勞教所奉命把我們這些已改造了十年，已「基本改好」的右派份子「清放」回家。於是，王澤仁和我這個原財政廳幹部右派、原省公安蘭球「保衛」隊前衛彭雅谷、原成都市法院法官賴琦、原成都公安干警劉紹賓和易永康等十餘人回到了成都。但那時候工廠停產，工地停工，連「大三線」下馬回來的普通民眾都難找到工作，何況我們這些屁股上有點點的「黑五類」。
幸好，我們這些人在成都土生土長，家鄉人經過「文革」洗禮，有些醒悟，不再恨「階級敵人」，還暗中同情和幫助。那時候有一種許多人都不願幹的苦活，相對而言比較好找，這就是拉架架車。因為武鬥給城市擺了很多爛攤子：垮塌的房屋要修復、挖斷的道路要填平、堵塞的陰溝要疏通。加之老百姓維持生存的米、面、油、鹽、炭圓、蜂窩煤……要運送，所以架架車這一行當從來就沒有停歇過。哪怕是冒著武鬥的槍林彈雨，也有人去幹。當然，這種從血盆抓飯吃、在死亡線上求生存的事，工程下馬遣返回家的人不干，沒有去「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年輕人也不干，那就只有留給我們這些「兩勞」過的、公安「集訓」過的，或交「群眾管制」的人了。也算是政府給我們這些人的「出路」。據我當時估算：在成都拉架架車的這類人約5000多。除了從北碚勞教所回來的我們這十多個人外，還有廣元榮山勞改煤礦、永川新勝勞改茶場、峨邊沙坪勞改茶場，以及雷馬屏勞改農場的什麼糜檢察官、魏記者、殷詩人、陳刑警、覃大學、張科長、駱股長等等。
我們從北碚回來的多在前賴法官的麾下拉架架車。他人緣好，關係廣，辦法多，總能攬到活干，總能找到地方開發票。當然，這也得大家出點兒血——拿出部分收入去賄賂街道勞動服務站開發票的和給我們活干的人。
不過，儘管夏天中午頂著酷暑，冬日清晨冒著嚴寒，付出辛勞換得的報酬還算可觀，大約平均每月有五六十元收入，比我當幹部時還多，但含金量少，因為糧油副食品不夠，還要花錢買糧票、肉票、油票和工業票。
那時候，我們沒有時間聽廣播、看報紙，只能從其他拉車人那裡得到些小道消息：如像「蘇聯老大哥與我們爭寶島」，我以為是蘇聯要佔領我們的臺灣，後來才知道是中蘇兩國軍隊在黑龍江的珍寶島發生了戰鬥；又譬如說「黑光頭兒搞了個合唱團」，原來是我們報上指責赫魯曉夫搞反華大合唱；再譬如說「林彪差孔老二兩千多元」，實則是「差兩千多年」等等。當我們把這些真實情況弄清楚後，讓我們忍俊不禁，開懷大笑。所以我們的精神生活是充實的。
但是好景不常，成都東、西兩個城區對集體運輸組織進行了整頓：凡是沒有行業管理或街道辦事處領導的架架車，一律不得從事搬運工作，正規合法的運輸組織不得給「打野」 的開發票。這麼一來，又把政府給這些人的「出路」給堵住了。這些人只好與戴紅袖套的土警察玩起「敵進我退」的游擊戰術，到汽車站和火車站拉那些不要票據的旅客的行李。
有一天，王老七與另外一個同夥在火車北站西側去洞子口的岔道「打野」，被兩個戴紅袖套的人叫住，以為是抓地下黑運輸的，怕沒收他們的架架車，連忙拖起車就跑。那兩人高聲叫道：不要跑嘛！是喊你們拉東西。王老七一聽駐了足，心想：這幾天風聲緊，不敢到站前廣場去攬生意，已經兩天沒有收入了，或許這兩個人不是哄他們的，於是半信半疑返回來跟著兩個戴紅袖套的人往火車站後面走去。他們從鐵路員工的通勤道進了站，到了第3號站臺，那個戴袖套的中年男子對王澤仁說：就是前面那兩個鐵籠子，你們一人拉一個，拉到百花潭動物園裡。這時，王老七和他的同夥走近兩個鐵籠子，才發現兩個鋼筋焊接的籠子裡關著兩隻活老虎，一雄一雌，著著實實嚇了一跳。本想不拉，又已經進了站，且報酬豐厚：每人8元錢運費，相當於他們平時4天掙的錢，並且不要運費發票，就答應了。他們在那兩人的幫助下，用抬槓將鐵籠子抬到架架車上，長短寬窄都正合適。於是就用粗鐵絲和粗繩捆好鐵籠上路了……。他們從軍供站繞過站前廣場，到了人民北路鐵路職工俱樂部，恰逢一群看完電影的青年學生出場，把兩個架架車團團圍住看稀奇。王老七拉的是一隻雌性虎，性情暴烈。民間不是把罵街的潑婦比喻成「母老虎」嗎？此時有個調皮而又大膽的男孩，竟用滾鐵環的粗鉛絲鉤子去捅母老虎的屁股。那母虎被這一惡劣行為激怒了，想調過頭去扑那壞蛋，但因籠子狹窄，轉不過身，氣得暴跳如雷，把捆籠子的鐵絲和麻繩也掙鬆了，鐵籠的重心後移，架架車的前槓上翹，王老七的雙腳離地……那群孩子哈哈大笑，覺得好玩，又到前面去逗老虎，母虎又向前扑，於是鐵籠的重心前滑，架架車的前槓又把王老七壓在地上，碰得鼻青臉腫。當王老七從地上爬起來重新扭緊鐵絲，捆好麻繩，調整架架車前後重心時，又被母虎抓破鐵網的爪子劃了一下，背上的衣服被劃破，殷紅的鮮血流了出來……。
幸好，兩個雇他們拉老虎的人發現架架車沒有跟上他們騎的自行車，才回過頭來趕走那些淘氣的孩子，又買來油布遮住老虎，才給王老七二人解了危。
如今王老七已年過七旬，提起30多年前那段拉老虎的經歷還耿耿於懷：一個國民黨起義將領的兒子，以拉架架車賣苦力為生，卻被逼得東躲西藏；一個有作為的知識份子弄得去拉老虎，這就是毛澤東時代的真實情況。可是至今還有人懷念那個時代，多麼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