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個連隊在熱帶雨林蓊鬱深處，周圍均無漢人村落，只有黎村苗寨零星地點綴於山間林際。只要登高遠眺，凡有娉娉婷婷的檳榔樹招展的地方必有村寨，那就是瓊崖原住民的棲息之地了。
我們連隊的復員老兵和知青都是「大陸」來的。就我而言，以前對海南島的認識，全部來自新中國五、六十年代的電影《南島風雲》、《碧海丹心》，還有一部記錄片叫 《海南明珠》，是在興隆華僑農場拍攝的。在那些鏡頭畫面裡，海南島之美在於藍天綠海、蕉風椰雨。殊想不到，我一頭紮進五指山中，卻看不到大海，聞不到咸腥的海風，連椰子樹也了無蹤影。原來，椰林只生長在海邊的土地。我們這幫知青曾在連隊的小河邊種下一排椰樹苗，怎知直到我數年後離開五指山，它們仍半死不活，只長成齊腰高的「小老頭樹」。故此，在大山深處只有檳榔樹才是土著文化的象徵。檳榔樹其實要比椰子樹好看得多，它挺拔而優雅，花序很特別，如同黎家的統裙；檳榔挂果，飛紅點翠，如同苗女的織錦頭帕。然而，對於我們來說，檳榔樹意味著人煙，常在熱帶林莽中出沒的兵團知青，在煙雨瘴癘裡迷途時有發生。高挑娉婷的檳榔樹乃為黎村苗寨的標誌，用文革慣用話語，那是我們的「指路明燈」。
五指山深處人煙稀落，離我們連隊最近的那個黎寨也有十里山路，他們幾無貨幣流通，也無以物易物，我們漢黎兩家雞犬之聲不相聞，更老死不相往來。只不過，自從那寨子有一復員兵返鄉，這位黎家子弟在軍營學會了打籃球，他回歸寨子就把這「現代文明」的遊戲規則傳授給其他青壯黎胞，後來每隔十天半月就拉隊到我們連隊打對抗賽。然而，每次都被我們兵團知青以強凌弱，比分幾近於大屠殺。一來二去打了幾年，才漸覺客軍又添新血，有兩張新臉孔不算庸手，顯然也是才退伍的黎族軍人。《老子》有言：「抗兵相加，哀者勝矣」。但黎人終究沒能贏過一仗，唯一打平的一場，本來終場時我們是輸了一球的，黎族人卻都沒有手錶。我們豈能忍受輸球之辱！便暗示代為計時的兵團女戰士暫緩吹笛完場，果然我方攻下追平的兩分，笛聲即響。黎族人已是欣喜欲狂……
多年知青生涯，我始終覺得，「大漢族」所代表的中原文明，對熱帶林莽中弱小黎族的文化進步，委實無甚貢獻。球賽使詐之劣跡，更形同「民族壓迫」！然而，在文革年間，「主流文明」對少數民族的刻意扶持是否好事？想來也大有疑問。
現在說到苗族了。海南苗人歷朝歷代苦難最深。他們受漢人的欺壓，地位還在黎族之下。故此山中的苗人村寨要比黎寨海拔更高，地段也更差。但是，苗人的性格比黎族人更強悍，而且漢人黎人都盛傳苗族人會「放蠱毒」，遇事都退避三舍。
離我們連隊最近的苗寨有二十里遠，由於這裡是我們去其他連隊找知青串門的必經之路，所以我出入苗寨的次數頗多。就我所見，苗族人比黎族人長得精神，男的要強壯些，女的更要漂亮得多；土著苗人的衛生習慣也比周圍的黎寨要好。然而，我不曉得自己的概括是否偏頗，因為這個苗寨是文革中的時代樣板，它是被大漢族文明改造過的另類。
這個苗寨的名字叫煙園，我懷疑這麼漢化和詩意的名字不是苗人自己想出來的。誠然也難說，因為此間曾出過一個苗族秀才。煙園苗寨成為新中國的少數民族的樣板，倒是在文革以前，原來只不過是學校辦得好，是廣東省教育廳扶植的典型。到了文革時期，沒人再關心教育的事情，而改封為「農業學大寨」的模範村寨。它不被冊封為抓「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先進集體，已屬萬幸了。苗人很難搞「階級鬥爭」，他們沒有地主，五指山中土地多的是，誰願意刀耕火種，開墾出來的那片土地就是他的。苗人只有苗王，就好比黎族的頭人和峒主。不過在舊時代，苗王也不是共產黨「階級教育」裡漫畫化的敵人。反清起義、反國民黨壓迫、抗日等苗嶺烽火，都是苗王策動的。共產黨建政後，苗王被架空到自治區裡當政協花瓶，這算是斯文的了。當然黎苗兩家裡的頭人在「鎮反」時也有被槍決的；五七年時「右派」也沒少劃。但總的來說，要在黎苗村寨裡上綱上線到「階級鬥爭」高度來搞文革，難度極大。於是就從「農業學大寨」入手了。
煙園苗寨「學大寨」，其實也很滑稽。五指山中的黎人苗人都不種菜不養豬，要吃肉就入山打獵，要吃菜就放倒芭蕉樹剝出嫩芯，再說他們也不怎麼吃菜，滿山遍野都有各種熱帶野果。說到「以糧為綱」，就和土著山民更加風馬牛不相及了，他們只種點旱稻和木薯，水田是沒有的。五指山中原始森林帶來的腐殖質，令任何一塊山地都很肥沃，泥土翻開來黑得發亮。所以千萬別笑話黎人苗人刀耕火種，我們兵團連隊被要求「學大寨」，便在伐木墾荒種橡膠之餘，也象徵性地種點山地旱稻——連我們也是刀耕火種的。只消放把山火把雜草灌木燒光，再柱根尖木棍在佈滿草木灰的坡地上一一戳洞，往裡頭丟稻種。此後完全不必再管它，收成自然就有了。這是熱帶土地的饋贈，而不是「大寨精神」之開花結果。
因為黎族苗族均不用交公糧，實際上他們連旱稻都不多種。而煙園成了苗家「學大寨」的樣板，完全是漢人工作組幹部刻意擺佈出來的「革命盆景」。他們在苗寨開幾塊水田種稻米，每年上交幾擔「公糧」，便成了時代典型了。插上大寨紅旗，讓這個深山中的苗寨得到許多好處，為了修飾它的扮相，國家出錢把茅舍都拆了，蓋成清一色磚瓦房。能全寨住上磚房的，它是全海南的獨一號。
為什麼要修飾它的扮相呢？原來煙園是文革年代裡罕有的對外櫥窗，當然能入山瞻仰文革成果的外賓都是特殊的「國際友人」。我記得第一個去參觀的是著名親華親共的日本人西園寺公一，後來還有西哈努克親王。在我們那座大山裡，對「外賓」是少見多怪的，每次來人，兵團也要一級戒備，讓出身成份好的兵團男女戰士，穿得整整齊齊（上級指示均要穿白襯衫與深色長褲），在車經之路邊假裝勞動，一方面做好安全保衛，另一方面也能點綴升平。最可笑的是瓊中縣營根鎮的花絮，為了遮掩一排草房，縣革委會指派群眾展開一匹匹新布，支起來擋住貴客的視線。殊不知做得太拙劣，被西哈努克親王看穿了，寄人籬下的他倒不敢說什麼，但陪同的人報上去，縣革委會吃了通報批評——不是說他們作假，而是做假做得不夠得力，就成「政治事故」了。
總之，我每次經過煙園這座苗寨，都覺得像走進一個革命大盆景。但是，畢竟苗寨的黨支部書記要比我們連隊的「鬥爭狂」顧指導員好得多了，他沒有整人斗人，不過是順應了上級樹典型的意願，必要時對來訪「取經」的客人介紹「經驗」，宣講一下毛澤東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
我見過那個土著黨支書一面，是在完全意想不到的情景之下。在此之前，我對他雖然無惡感，亦無太好印象。因為我認識的黎族人都極為老實，按說苗族人性格應該更為憨直，作偽的事情很難與苗人沾邊。雖說這面大寨紅旗本非他們自己要扛的，但我總別有一番感受在心頭。
卻沒有料到，一宗偶發事件把苗寨黨支書推向了「風口浪尖」——某日，煙園的一位苗家少女從學校回寨子，卻遭到了一個兵團戰士的襲擊。這個被性苦悶折磨得變態的漢族青年來自潮汕地區，卻非知青，是因家鄉人多地少而被政府安置到海南來的。人到了某年齡階段，生理的發育和時代的壓抑令他陷入了慾海漩渦之中。他瞄著這個漂亮的苗家女多有時日了，終於按捺不住原始衝動，從林子裡躥出來向苗女求歡，被拒之後又撲上去要把苗女制服，怎知連扭打也不是人家的對手，情急之下竟用石塊把苗女砸昏。慌張的他也沒來得及做下什麼，就被人血嚇怕了，自己趕緊跑到團部保衛科自首投案。不旋踵，我們十五團的團部就被扛著火統獵槍和砍刀的苗人包圍了，領頭的就是這個苗寨黨支書。我聞訊趕路去現場看熱鬧，苗人憤怒得扭曲的面孔和那些揮舞的刀槍，令我覺得此事恐難善罷，只怕要動私刑才能平息「苗變」了。
後來，我看見團政委這個有頭有臉的現役軍官和對方交涉未果，人家根本不買他的賬。末了還是舊農墾農場的老場長出面，把五花大綁的強姦未遂犯推出來給苗人示眾，然後與苗寨黨支書再三商議，老場長和他五十年代就認識，苗民總算刀下留人，同意人犯交由兵團法辦了。因事涉「軍民關係」，這人後來判得很重。此是後話。
就在那一次，我看到了苗民的血性，以及他們對自己的支書好像對「苗王」一般忠順。於是，我覺得革命洪流在我們生活的主河道中轟隆有聲地奔湧而過，對我們這群知青可謂影響深遠，而對某種原生態下的人群，激流的沖刷卻幾乎沒有留下什麼痕跡……
最後要講的山寨軼事就是我的黎家球友。一次我路過黎寨，與那位復員軍人不期而遇，他請我留步對酌黎家土釀山蘭酒。黎人請客挺鄭重的，主人切了些獸肉乾，不多，大概已是全部儲蓄。酒是足夠的，山蘭土釀不烈，可以喝很多。主人說起他的從軍故事，原來他當過副班長卻沒能入黨，加上文化低，這也許就是他沒能進縣城或公社吃「商品糧」的原因。酒過幾巡，他點亮油燈，臉被映得酡紅。他說退伍回家那天，很難過，黎族人祖祖輩輩住的茅草屋，沒有一絲一毫改變，軍營裡的電和自來水在這裡就像傳說……後來他雙眼濡濕了，我於是無言。
在山裡山外。文革猶在高歌猛進，然而我已知道了革命的罩門和死穴。它從來就沒有給人以幸福，甚至未曾帶來過一絲髮自心底的微笑。
歲月悠悠，瓊崖的土著原住民仍在山中棲息。黎村苗寨後來可曾湧現出自己民族傑出人物？我不甚知道。然而，我可能做對了一件事——1984年，長春電影製片廠和昆明電影製片廠合拍一部電影，劇本來自我的同名小說，我自己也是改編者之一。我要求長影的崔導演，一定要發掘和錄用一個黎族演員，崔導演找到了一個黎家少女，雖說她初登銀幕而且只在片中唱了一首山歌，但這卻成就了中國電影史上的第一代黎族演員——她正是黎家影星譚小燕。
文革四十年過去，舊夢依稀。然而，五指山於我依然是一片炎熱的冷土。
来源: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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