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靈附體 禍害中華（28）
在文革浩劫中，共產邪靈一方面用暴力血腥鎮壓一些具有傳統道德觀念和堅守傳統文化的炎黃子孫，並用暴力破壞中國歷朝歷代的文學、建築、書畫、音樂、雕塑、工藝品、園林等傳統文化的承載物；另一方面在暴力造出的高壓恐怖環境中，強制地向人們灌輸以謊言裝飾的其「假、惡、鬥」的邪理。在這方面，所謂的樣板戲起了非常邪惡的毒害民眾的作用。巴金在《隨想錄》中曾說，他一聽到樣板戲就心驚肉跳，成為一種典型的記憶創傷。至今，流毒未消，還在起著害人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在此說一說。
所謂的樣板戲一開始是指京劇《紅燈記》、《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襲白虎團》、《海港》，芭蕾舞劇《白毛女》及《紅色娘子軍》、交響音樂《沙家浜》等以戲劇為主的8個文藝作品。文革浩劫中，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人們只能聽到、看到這8個樣板戲，這種現象，被稱之為「八億人民八個戲」。
這8個樣板戲的共同特徵是用文藝形式宣揚共產邪靈附體的「假、惡、鬥」的邪理，用「三突出」的程式塑造騙人的共產英雄，用變異了的藝術形式去包裝人物形象和製造所需的場境。按照這個模式，其後又陸續推出了京劇《龍江頌》、《平原作戰》、《磐石灣》、《紅色娘子軍》、《杜鵑山》，芭蕾舞劇《沂蒙頌》及《草原兒女》，鋼琴伴唱《紅燈記》等，在文革浩劫中也叫作樣板戲。這種樹立樣板的做法，還被推廣到其他藝術領域，例如，長篇小說《金光大道》，中篇小說《西沙兒女》和《百花川》，報告詩《西沙之戰》，油畫《毛主席去安源》，泥塑《收租院》等，都是作為黨文化的樣板作品強行向民眾灌輸的。樣板戲作為黨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至今還在起著害人的作用。
文革浩劫中，共產邪靈附體對傳統文化的破壞到了極致，戲曲界也深受紅色恐怖之害。全國各地的劇團被迫毀掉所謂的「封、資、修」的戲服、道具和景片；劇團人員都要被迫下鄉、下廠或去「五七」干校勞動改造思想；古今中外所有劇目都被禁演、禁練。中國民眾的文化生活長時期極其貧乏，「看戲難」是個普遍問題，在造出這種邪惡的文化飢渴的環境後，共產邪靈附體乘機用充滿共產邪靈毒素的樣板戲和其它與樣板作品一樣毒的文化產品，向人們頭腦中灌輸共產邪靈的邪理。普及樣板戲成了當時共產邪靈附體組織的一項重要工作。1970年左右，全國掀起學唱「樣板戲」運動，樣板戲被製成舞台電影片，全國發行、放映；三百多種地方戲曲劇種還對樣板戲進行了移植；並被錄製成各類唱片發售，各地的電臺，廣播每天播的文藝節目都是樣板戲的內容。為推動運動，中共耗資無數。地方劇團派人赴京、滬兩地學「樣板戲」。全國各地各單位廣泛動員成立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派人採購樂器、樣板戲服，抽調人員，調配指導教師，日夜排練，樣板戲被神化，拍攝電影、錄製唱片和移植成地方戲曲，都嚴格要求不能走樣。為推動運動還設定了「破壞革命樣板戲」的刑罪，量刑從拘留至槍斃。在這方面所謂出問題者，輕則檢討認罪，挨批挨斗；重則判刑，甚至命喪刑場。下面是這類事中的兩例：
例1：洪富江，上海市松江縣說書藝人，「依據公開發表的《智取威虎山》演出本為腳本，同時在展開故事情節、刻劃人物時，增添一些「噱頭」。1970年1月20日，《文匯報》社完成《關於上海縣、金山縣有人借講革命故事為名，破壞革命樣板戲的情況調查》。洪被作為現行反革命份子、大批判「活靶子」押到全縣各社鎮和上海市區有關單位輪番批鬥，3個月內大小批鬥會達200餘次。」（《文革詞語樣板戲》）最後判刑七年。
例2：「譚元泉（原上海鋼管廠司磅員）聚集業餘演唱愛好者娛，有時亦參加一些滬劇清唱活動。經常演唱《蘆蕩火種》、（即樣板戲《沙家浜》的前身）《大雷雨》、《不准出生的人》、《甲午海戰》、《孟麗君》、《妓女淚》等劇目。1970年4月25日，上海市公檢法軍管會宣判譚犯有：1.為首組織黑劇團，破壞革命樣板戲，先後流竄於本市10個區、3個縣的工廠、企業、醫院、學校和裡弄等170多處，演唱活動280多場次，直接危害群眾1．6萬餘人；2.腐蝕毒害青年；3.惡毒攻擊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等罪行後為現行反革命分子，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文革詞語樣板戲》）
在樣板戲盛行的文革浩劫時，在暴力造成的紅色恐怖中，中華大地上，往往出現這樣的場景：這邊響著樣板戲中的唱腔：「共產黨像天上的太陽一樣」，「仇恨入心要發芽」；那邊在遊街、在抄家，在批鬥，在濫殺無辜。有許多人就是在樣板戲革命情懷激發下，去打、砸、搶，去幹那些沒有人性的邪惡之事的。這就是黨文化害人、殺人的例證。
在黨文化的邪惡體系中，樣板戲成了各種文藝創作的標本，其所謂的創作規律成了不可違反的刑律，劇作家沙葉新在一次演講中談到了他這方面的遭遇：「文革開始後，很快就把我整倒了。我是保守派，掛牌子挨鬥。……..
文革時，我畢竟年輕，所以從輕發落，並開始對我控制使用，還叫我寫戲。也因為當時統統打倒了，要寫戲沒人了，看我沙葉新還比較用功，比較老實，就叫我寫《邊疆新苗》，寫一個上海知識青年到黑龍江插隊落戶，後來因搶救國家財産而犧牲的故事了，這個上海知識青年，很有名，……我說的是金訓華，……。
為了寫這個戲，我真的很用功，真是寫英雄，學英雄，我和劇組三次到黑龍江、一次到安徽黃山，和知識青年在一起，一去不是兩天三天，不是兩三個禮拜，有時一次就幾乎是半年，同吃同睡同勞動，三同，虔誠之極。我覺得寫知識青年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那就要寫出知識青年和貧下中農之間的思想或品德的差距，這樣知識青年才能接受到教育。這是主題所規定的了，應該是不成問題的。可這種想法和那時的「三突出」創作原則相衝突，因為「三突出」的原則是，主要英雄人物無論如何不能有缺點，他要立於舞臺中央，他的姿勢始終是這樣的。（笑聲）他的聲音始終是高亢的，要高大全嘛。英雄人物是去接受教育，怎麼能寫差距呢？這是不可調和的矛盾。我是堅持要寫差距的，主題是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沒差距接受什麼再教育？也沒衝突也沒戲呀。
好，這一寫不得了了。違反了社會主義的「三突出」原則，給英雄人物臉上抹黑。1974年，我被批判了，開全市的文藝界大會。當時我想不通，我沒錯。雖然在政治上我很不自信，可在藝術上我來得個執著。在批判我的會上我準備了一個發言稿，為自己辯護，寫了七張紙，可是後來我寫不下去了。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