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星期一）下午5點零6分，朱虞夫打電給我，說他已被七八個警察圍困，要我立即給13817037084的機主打個電話，接通後去接對方。我問他這個機主是什麼人，叫什麼名字。他說他也不知道，叫我趕緊打。我立即撥通了這個電話，機主是個男性，他問我是誰。我說我是朱虞夫的朋友，他現在正被一群警察困在家裡，讓我跟您聯繫。對方告訴我他姓黃，正在上海開往杭州的高速公路上。當時我以為他是當地朱虞夫的一個朋友，隨即打電話告朱虞夫他的朋友目前還在海寧的高速公路上，但朱虞夫的手機已撥不通了，家裡的座機也沒有人接。我預感到情況不妙，立即發簡訊給吳遠明、來金彪、徐光、林輝等，向他們通報情況。正在發的時候，我居住的九蓮社區的治安主任來敲門，說是找我妻子有事要談。我告訴他我妻子不在家，叫他吃了晚飯後再來。其實他是來監視我的，而當時我卻全然沒有察覺。
大約7點10分左右，我正在吃飯，黃先生打來電話，說他們已到了杭州，問到我家來方不方便。我表示歡迎他們來，並把家庭地址告訴了他。這時，我仍不知道他們是誰，把他們看成是外地來的民運朋友。吃完飯後，黃先生又來電話說，他們不來我家了，叫我到杭州劇院附近的星巴克咖啡館見面。本來說好要過來的，現在又改變主意不來了，我估計他們察覺到了什麼可疑的情況，我遲疑了一下，但馬上就答應過去見他們。因前一天晚上在邵逸夫醫院門口電動車的電瓶被小偷偷走，我找了輛自行車，但騎了十幾米路，發現自行車沒有氣了，於是把自行車拉回家打氣。一邊打氣，我一邊考慮剛才的情況，所以氣打完後我準備換個方向走，從後門抄小路去。正當我把氣筒放回原處，出來要拉自行車的時候，發現社區警務室的片警和治安主任過來，我的第一反應是要出事了。片警對我說，你晚上不要出去了，跟我們到派出所去一下。我回他為什麼，他說有件事要我配合一下，並告訴我是市公安局要他來找我的。我馬上意識情況的嚴重性，腦子裡盤算著怎樣把這個消息傳出去。我推上自行車，說我把車子放到車棚裡去，讓他們等我一下。他們說車子拉到派出所去好了，我說一路上推著車子手太冷了，還是放到車棚裡好。本來我想到車棚裡打個電話告訴外界我這裡出事了，但片警緊跟著我，還搶著幫我鎖車子。看看無法脫身，我又往家裡走，片警問我回去幹什麼，我說回去解個手。他說解手到派出所去解好了，不讓我回去。我說我有高血壓，每天飯後要吃藥，今天忘了吃藥，這藥必須吃。片警無話可說，但仍緊跟著我。我開門後自己拿了雙拖鞋穿了，叫他們在外面等，我想他們不至於穿著髒鞋子跑到我的房間裡。他們確實猶豫了一下，我趁機立即跑到廁所裡，關上門，給吳遠明打了電話。因我剛給吳遠明打過電話，說我要去見黃先生，所以我只說了一句「我去派出所了」，吳問了一句：「哪裡？」我又重複了一遍，但派出所的「所」字還沒有出口，片警就把我的手機奪過去了。我喊了一句：「你怎麼在我家裡搶我的手機？」他很尷尬地又把手機還給了我，說去一會兒就行了，沒有必要給誰打電話。我說給老婆打電話，但沒有打通。我又寫了個條子，說電話沒打通，我留個條子給我老婆。但片警把條子也拿走了（後來在路上還給了我）。第二天我在手機查了一下，我給吳遠明打電話的時間是8點零2分。
給吳遠明打了電話後，我心裏就很坦然了。片警也不像剛才那麼緊張了，一路大家說話語氣比較平和。片警問我剛才打算到哪裡去，我說我老婆的小姐妹來了電話，我打算去叫她。他說你不要瞞我了，我們今天把你叫住完全是為了你好，否則你到了那裡，就回不來了。聽他這麼一說，我意識到我今要見的那個人是一個非同尋常的人，但也猜不到到底是什麼人。我猜想會不會是從海外來的民運人士，令當局如此緊張。
到派出所（翠苑派出所）後，社區治安主任走了，但西湖區國保大隊大隊長來了。片警告訴我，這是國保大隊陳大隊長。我說，以前我見過的大隊長不是姓樓麼？他說那個是副的，今晚這個是正的。他再次強調了今晚問題的嚴重性，說如果問題不是很嚴重，陳大隊長是不會親自來的。陳大隊長也肯定了他的說法，說這是上面佈置的，如果我不被阻止住，那麼確實是「一去不返」了。陳大隊長對我說，他們每天都在網際網路上關注我，念我曾在公安院校教過書，把我當老師看待，對我還算寬容。但如果我今天晚上去「淌那趟渾水」，他們也愛莫能助了。看來他們今天晚上主要是為了阻止我去見人，並不想問什麼東西。所以我一口咬定出去是為了通知我老婆她小姐妹來電話這事，他們只是說「你出去幹什麼大家心知肚明」外，再也不問什麼了，只是跟我聊天，要我「為妻子女兒想想」。陳大隊長大概跟我談了半個多小時被一個電話叫走了，後來再也沒有來過。片警跟我聊天，看來他們對我進行過很仔細的調查，連我老家哥哥生病，我父母家的條件不如我岳母家的情況也知道。我當過農民，片警也當過農民，我們就談農村的事，談農活怎麼幹。他是杭州郊區的農民，我是臨安山區的農民，有些農活的干法是不一樣的，比如他們插秧時種六棵苗，我們種七棵苗。所以他說我沒當過農民，是吹的。我說我們那裡插一首秧是七棵苗，腿外側各兩棵，胯下三棵，這樣種人不累；而如果種六棵苗，胯下只能種兩棵，人要站得很直，很累。聽了我的分析，他說你倒是真的當過農民。
在和片警聊天的過程中，我不斷地提出要回家。我說你講過不需要多少時間，怎麼老是把我撂在這裡不放？片警說要請示過上級才能放我。我提一次，他請示一次，大概請示了三四次。我猜想，這段時市公安局可能在圍剿黃先生他們，也許朱虞夫會被關起來。但我沒有想過吳遠明、來彪他們會出什麼事。深夜12點了，我又對片警提出要回家，他向上面打了個電話，然後說可以走了。到家時，是12點10分（我家離派出所不遠）。
走前，我把手機放在廁所的衛生紙裡面，因為我怕手機被警察拿走後裡面的簡訊會被看 到。到家後，我連忙打開手機，發現我走後不久黃先生給我發過簡訊，但我擔心黃先生他們可能也被公安局帶走，所不敢貿然回電，先打了個電話給吳遠明。原來，吳遠明接到我的電話後，立即到外面用公用電話給範子良等人打電話，結果也被跟蹤。他剛打完電話，就被警察叫到了閘弄口派出所。朱虞夫、我、吳遠明三人形成了一個連環劫：我把朱被抓的消息告訴了外界，結果我也被帶走；吳把我被抓的消息告訴了外界，吳又被抓走。所以當晚大紀元等媒體先後報導了朱虞夫被抓走、朱和我被抓走的消息。到家後不到15分鐘，自由亞洲電臺記者林迪先生打電話到我家，我告訴他我己回到家裡，並告訴他吳遠明也被抓走過（吳比我早半個小時回家）。這時我很擔黃先生他們的安全，我對林迪先生說，黃先生他們可能不安全，要他們多加關注。我把黃先生的電話告訴了林，讓他去跟黃先生聯繫。第二天，大紀元記者古清兒小姐和自由亞洲電臺記者姬勵思小姐打電話採訪，我也把黃先生的電話告訴了她們，請她們關注黃先生的安危。後來我從網上看到，那天晚上黃先生他們被查過房，檢查過證件，但沒有被帶走。
第二天，來金彪跟黃先生他們取得了聯繫，準備晚上在西湖邊的秋越茶室見面，但下午4點多就被上城區國保請去吃飯，而黃先生他們也受到了騷擾（4點左右，我給黃先生打過一個電話，他說現在說話不方便）。後來吳遠明到了我家，高海兵到了朱虞夫家，這次見面又沒有成功。13日下午3點，我發了個簡訊給黃先生，問他安全不安全，並向他表達了歉意：「黃先生，這次來杭，讓您們受到如此驚擾，我和朋友們深感不安，為此向您們表示深深的歉意，但我們也實在無奈。」黃先生立即回了簡訊，說他們現在是安全的。晚上朱虞夫和吳遠明來我家，我把黃先生目前的情況告訴了他們。鑒於警方進行如此嚴密的控制，我們不再約見他們，以免遭來不必要的麻煩。況且黃先生曾說過打算星期四（14日）離開杭州的。綜合各方面情況，我們分析：這次來杭的是一個德國《鏡報》記者和他的翻譯（黃先生）。在他們要來杭州之前，中國安全部門就已得到了情報，杭州警方就已作好了準備。幾天前，朱虞夫接到一個電話說有人要採訪他。第二天，上城區國保大隊和當地望江派出所就來了三四個人，對他宣布關於被剝奪政治權利期間的有關規定，不准他接受記者採訪。從11日起，朱虞夫、我和吳遠明肯定被監視了。據社區幹部對我妻子說，那天片警和社區幹部一直在看著我，甚至我到我家對面的電腦城去了一下也跟蹤我。那天晚上，他們就坐在我家前面十字路口的汽車上，看著我的一舉一動（是片警親口對我說的）。那天下午3點，朱虞夫給我來簡訊說他家樓下發現警察，可能是衝著他來的。到了5點，就有七八個警察到了他家。吳遠明那天如果不到外面打公用電話，警察可不會抓他，但他一跑到外面，警察就把他帶走了。由此看來，來金彪那天可能也受到了監控。關於對方是什麼人，現在還沒有準確的結論。社區幹部十分肯定地對我妻子說是「外國人」，據朱虞夫說，12月5日他接到一個旅居德國的獨立中文筆會會員的電話，告訴他10日左右德國《鏡報》記者要來採訪他，所以他估計這兩個人就是《鏡報》記者和翻譯。自由亞洲電臺記者和《大紀元》記者也證明了這個說法。據公安方面透露，德國記者這次來杭州主要是來採訪杭州退休工人上訪事件的。7月4 日至9日杭數千退休工人到杭州市政府請願，要求改善待遇，引起全世界關注。聽說外國媒體要來採訪，杭州市當局驚恐萬狀，下令公安機關「嚴防死守」，當然，情報還來自安全部門。兩個外國記者就把一個政府搞得風聲鶴唳，草木皆兵，這足見專制政權是何等的虛弱。
14日，林迪先生告訴我說黃先生的電話一直打不通，問我是否知道他們的下落。我說不知道，可能已經離開杭州了。林先生又去問了其他人。第二天，我在網上看到了林迪先生寫的《德國媒體採訪浙江民主黨人不成下落不明》的報導，知道黃先生他們還無消息。16日，我又給黃先生打了三個電話，仍是沒有人接聽。不過，我想他們不至於被警察抓進去，如果要抓，早就抓了。再說，共產黨還不敢明目張膽地抓外國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