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軍藝術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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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第一次見到楊軍,是在2005年的一次《九評共產黨》研討會上。他站起來發言時,聽眾席中響起了竊竊私語,似乎不少人認識他,同時也在議論他。我不知這個名叫「楊軍」的人有何特別,為何能引起如此騷動。向旁邊的人打聽一下,得到的回答是:「他就是六四時的學生領袖楊軍啊!悉尼華人沒有不知道他的。他已經好多年不出來了!」
哦,原來是個「曾經的」風雲人物。那以後,時常會在公眾集會或研討會上看見西裝革履的楊軍。他經常發言,凡講話必衝動或激動得落淚;他還稱自己為藝術家。
我很難在心中將「學運領袖」和「藝術家」這兩個身份聯繫起來,於是有意無意地開始留意他。後來終於有機會與他長談一次。他的「精彩人生」讓我產生一種創作的衝動,想將他的故事寫出來。
然而我立刻聽到來自不同方面的勸告:楊軍是個有爭議的人物,還是慎重為好。
有爭議?什麼爭議?我繼續默默地觀察他。幾個月後,我「力排眾議」,完成了對他的採訪。還未有時間動筆時,楊軍突然又在澳洲全國性大電視臺,於中共建政五十七週年那天,「隆重」推出的一部關於中共欲出資一億美金,獲取澳洲「金屬風暴」武器的報導中,再次成為「風雲人物」,而受到「世界」的注目:他不但拒絕了中共兩百萬美金的開價,拒絕替中共做這筆「生意」,還將這筆交易的內幕捅給了主流媒體。第二天,關於他的報導又出現在報紙的頭版。
就「金屬風暴」接受澳洲九號臺採訪 |
對此,我毫不奇怪。他的至情至性,注定了他的一生一定會如火如荼的燃燒,讓他在大起大落中經歷人生中最好的和最糟的;至於他最終到底是會被自己「燃燒」殆盡,還是在「絢爛」之後走向永恆的寧靜,或升華為另一種輝煌,那就要看他的造化了。
「小軍,你記住了,你要永遠幫那些你要去幫的人。」
楊軍1956年出生時,是個僅七個月的早產兒。父母當時都在部隊,他出生後八個月,就被送到河北安國縣的姥姥家。
童年的記憶,除了窮,還是窮。那時正是中國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也就是「大躍進」帶來的大飢荒時期,平日裡吃的東西,大多是「苦類」,比如榆樹葉加棒子面什麼的,吃完後肚子脹得特別難受。堂屋的樑上雖然掛著白麵饃饃,但那是應急的,平時根本不能吃。
楊軍2000年回到老家安國縣張鄉村時,家鄉貧窮依舊。 |
楊軍記得,那時村裡經常有要飯的光臨。四、五歲的時候,有一天,村裡來了一個老人,背著破麻袋,牽著個孩子,要飯要到他們家來。姥姥二話沒說,搬個凳子就將掛在樑上的應急饃饃拿下來,幾乎全部倒在了要飯老人的麻袋裡。要飯的帶著孩子跪在地上,連連對楊軍的姥姥說:「活菩薩啊!」
但是,楊軍的舅媽不高興了。面對兒媳的不滿,楊軍的姥姥沒說什麼,只把他攬在懷裡說:「小軍,你記住了,你要永遠幫那些你要去幫的人。」
楊軍說,不知為何,雖然他那時只有四、五歲,但這句話就這麼永遠留在了他心裏,並促成了他一生的人格。
走進音樂
八歲的時候,父母復員了,將他接到北京上學。九歲那年,姥姥去世了。楊軍很想回河北奔喪。姥姥是心中最親的人。但父母怕影響他學習,不讓他去。他想念姥姥,每天對著北方流淚。
在感情上最痛苦的時候,他聽到樓上有人在吹黑管。若干年後,他知道,那是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陸》。這首曲子是德沃夏克客居美國時,因懷念自己的祖國而做。九歲的楊軍雖然從沒學過音樂,甚至不知發出這種聲音的樂器叫什麼名字,卻因為「思念」的契合,而感到一種靈魂深處最深刻的悸動。
於是他發了瘋似地要學黑管。他覺得只有吹奏黑管,吹奏那首《自新大陸》,才能表達和寄託他對姥姥、對河北老家的思念。
父母是當兵的,雖然住在文化部大院,但家裡沒人搞音樂;同院的名演員說:「楊樹勛的兒子想搞音樂?癩蛤蟆想吃天鵝肉!」
少年時期的楊軍(左) |
也許楊軍天生便是一個特別倔的人。剛從農村回北京時,因一口河北話被同學恥笑,楊軍便學美國總統林肯的樣,跑到陶然亭公園,嘴裡含著石子,學著北京人的樣子,彎著舌頭講話。
學黑管也一樣。當別的孩子都在玩兒的時候,他騎著車來到前門附近的小樹林裡,忍著那裡因修建地鐵而堆積的大堆髒東西發出的臭氣,「五冬立夏」地吹,經常吹得嘴都破了。為了偷藝,他還經常在嚴寒中騎一個多小時的自行車,從陶然亭到和平裡,只為能在窗外偷聽別人的演奏。穿著棉大衣在外面趴得時間長了,差點被當作小偷抓起來。
多年的功夫沒有白費。1977年初,粉碎「四人幫」後的第一次招生中,在幾百人報考只錄取兩人的情況下,楊軍考取了當時被稱作「中央五七藝術大學」的藝術學校,師從著名單簧管教授陶純孝。
楊軍在獨奏 |
畢業後,楊軍在舞蹈學院芭蕾舞團做首席單簧管及木管聲部長,後來做到管弦樂隊副隊長。1983年,他到了當時在中國很有名氣的李谷一的中國輕音樂團,擔任獨奏演員,並被評為國家二級演員。再後來出任文化部演出團負責人,也就是所謂「穴頭」,到全國各地走穴,捧紅過不少歌星,比如崔健1983年5月第一次在河南鄭紡機俱樂部走穴獨唱,就是這個演出團推出的。
楊軍夫婦與韋唯夫婦合影 |
與相聲演員姜昆與女中音歌唱家哈素沛合影 |
與男中音歌唱家劉秉義合影 |
與電影演員周潔(中)合影 |
與歌手成方圓合影 |
改變命運的時刻
然而,藝術的殿堂,並非想像中的一塵不染,也充滿著紛爭甚至權鬥。不喜歡「拍馬屁」的楊軍,與李谷一之間漸漸出現裂痕,終至心生離意。剛好堪培拉音樂學院副院長到中國訪問,經陶純孝教授引見,願擔保楊軍到澳洲讀音樂碩士。
1989年3月,楊軍來到澳洲。很快,89民運爆發了。雖然身在澳洲,楊軍心系中國,一直關心著那場運動的進展,還與來自香港的李香琴和一些臺灣演員一起組織演出,為天安門學生募捐。
1989年6月4日,是個星期天,悉尼下著大雨。穿著黑禮服、帶著貴重的樂器準備義演的楊軍剛走到唐人街就看到號外:北京開始大屠殺了,坦克開進天安門廣場,輾碎了市民和學生……
熱血一下子衝上楊軍的大腦——他的人生軌跡從這一刻起徹底改變。他隨手將手中的黑管遞給身邊一個根本不認識的人,找了根木棍拿在手裡,又不知誰在木棍上綁了塊紅綢布。楊軍舉著木棍,流著淚,聲嘶力竭地喊:「是中國人、有良心的,跟我走!」
楊軍舉著木棍朝中領館方向進發,身後聚集起幾千名中國人。幾千名憤怒的民眾將中領館外的牆柱子擠斷了,一名留學生的腿被壓斷,被直升飛機拉走了。還有人拿雞蛋、墨水瓶砸領事館。
楊軍(左)等學運領袖在悉尼中領館前悲憤地宣讀抗議六四屠殺聲明。 |
在幾千人的集會上,楊軍說:「本來,音樂是我的生命、我的一切。但天安門的炮聲、坦克和履帶,壓碎了我音樂的夢。無辜的學生為了中國的民主,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從今以後,音樂已不屬於我了,將來中國的民主運動,才是我的生命!」
落魄
從那後,楊軍真的變成了一個全天候學生領袖。論當時海外華人聲援六四的規模,除了香港外,大約就數澳洲了,搞活動時,最多有好幾萬人參加。當時澳洲的「中國學生民主運動聯合會」有一萬多會員,也是全球最大的。
悉尼市中心貝爾莫公園紀念六四活動 |
然而,沒過多久,楊軍就發現,「政治這麼髒骯」。他性情外向,從不會掩飾自己,原來在單位就一直是「刺頭」,朋友雖多,領導卻總不喜歡。
過了不長時間,楊軍帶著滿身的「傷痕」退出了民運。
這時,他發現,他不但已「揮霍」掉他從中國帶來的積蓄,也已「揮霍」掉他在澳洲成為一名職業演奏家的可能性。他揮霍錢財,是因為作為一名「領袖」,他總髮現有太多的中國留學生需要接濟,甚至中國華東發生水災,他也捐出不少錢。
說他「揮霍」掉作為一名音樂家的前程,是因為澳洲有規定,音樂演奏的碩士課程,必須在35歲之前完成,過了35歲就不能讀了。那時他已34歲,只剩下一年時間了,但一萬四千元的學費,卻還沒有著落。他來的第一年,本來是有全額獎學金的,但90年中國留學生來得太多,他又「不務正業」,獎學金被取消了。
與王若望、羊子夫婦(左二、左一)合影 |
為維持生計,更為賺夠學費,他到一傢俱樂部當doorman,也就是給到俱樂部玩、賭博的進進出出的人開門、關門。老闆明確告訴他:用他,就因為他曾是學生領袖,知名度高,讓他穿著燕尾服站在門口,能招來更多顧客。
楊軍說,在賭場,他見過一名上海人贏過十萬、五萬,但更多的人是輸得精光。他總勸那些中國留學生別來了,老闆氣得罵他吃裡扒外;而他乾脆炒了老闆的魷魚——雖然這份工在許多人眼裡,是不費力卻能討好的。
辭掉這份工後,楊軍到一家五星級酒店刷盤子,幾千個、上萬個盤子擺成一行,個個都得刷乾淨。每天,他都干到深夜兩三點,雖然累死累活,學費能否攢夠卻渺茫得很。苦悶和焦慮讓楊軍心生「歪想」:為何不到賭場碰碰運氣?
他說,他是屬猴的,也多少有些信命,於是在就一個有猴子圖案的老虎機上下了兩毛錢賭注,居然真的贏了七千!一半的學費出來了!
但好運不是時時都有,甚至,有過一次之後再也不來。他還是只有拚命刷盤子。
有一次,不知誰把一個破盤子放在水池裡,楊軍正快速刷著的時候,突然感到小指手頭一痛,抽出一看,小指頭劃破了,骨頭都露出來了,血「呼呼」地往外湧。楊軍腦子「嗡」地一聲:「完了,我的手完了,我的音樂完了,我的事業完了……」
他覺得大腦一片空白,瘋了似地將手裡盤子全扔出去,蹲在地上就哭起來。聞聲而來的老闆將他送去治療,他回來後卻要讓他賠盤子。他摔壞的盤子都很名貴,全是從英國運來的,值好幾千塊。
楊軍當然賠不起。老闆問:「手壞了,為什麼要摔盤子?」楊軍說,我是個音樂家,音樂就是我的生命,音樂完了,我的生命也完了。當我看到手壞了時,我不想活了。
老闆不信,問,你是演奏什麼樂器的?如果你真是音樂家,我就不讓你賠盤子。
第二天,楊軍帶著黑管到了酒店,為老闆吹奏了一首樂曲。吹完後,他對老闆說:「您是德國人,應該知道,這是舒伯特的曲子。當年舒伯特窮愁潦倒,將這首曲子寫在一張菜單上,只為換一碗粥喝。他死後這張菜單賣了14萬英磅。」
然後楊軍又吹了一首莫扎特的曲子。楊軍說,莫扎特生前也很窮困,36歲就死了,但你從他的音樂中聽不到痛苦。這就是音樂家,他承受著巨大的痛苦,卻把歡樂留給人間。
老闆被感動得說不出話來,立刻在員工餐廳給楊軍安排了一份非常輕鬆的工作——收錢、發盤子,使得他在工作之餘,還有時間看許多書。也是在這期間,他認識了同在這家酒店打工的、後來成為他太太的吳潔。
楊軍與吳潔 |
再出山
那時,全澳一共有好幾萬中國留學生,都面臨著居留權,也就所謂「身份」問題。因為六四大屠殺,澳洲政府與其它一些西方國家的政府一樣,決定給予當時在澳留學的中國學生居留權,但卻只「優待」六四前到的,對六四後到的難民居留申請,只能「個案處理」。申請批不下來的,就得遣返。當時有個上海學生就被強行送走了,還有好多人被抓到拘留中心關起來。
一時間,恐慌的情緒在中國留學生中蔓延,以至1992年被稱為「中國留學生最黑暗的一年」。
這時,有人找到楊軍說:「楊軍,現在是關鍵時刻,你一定得再次出山,帶領大家走出這個困境。」
楊軍說:「我這人就這樣,經不住別人說好話。兩句好話一說,我腦子一熱,就辭了工出來了。我們組織了‘中國留學生人權會’,有3000多人參加,一人交300多元,一星期就湊到100萬,我們就用這錢跟移民部打集體官司、爭居留權。」
與來訪的郝柏村(左二)等人合影 |
在女朋友的支持下,楊軍在堪培拉一住就是兩、三個月,遊說各路官員,同時花錢請頂級大律師,狀告澳洲移民部。「大膽」的想法和行動,在當時引起了不小的轟動。華文媒體上幾乎天天有這方面的消息。
澳大利亞前總理霍克在位時與楊軍的合影 |
還有一些留學生,組織起來奔赴堪培拉,到國會大廈外絕食。結果去的路上出車禍,幾名學生當場被撞死,為這場爭居留的運動蒙上一層悲壯的色彩。
1993年11月1日,對幾萬中國留澳學生來說,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日子。那天,澳洲政府終於頒布了所謂「11.1」方案,分兩次解決了當時在澳的幾乎全部中國留學生的居留問題。
據說,因「六四」鮮血得以留在澳洲的中國留學生有四萬左右,這些人後來又陸續申請家屬來澳團聚,所以當初的四萬已發展為今天的二、三十萬,佔了現在澳洲華人的一半左右。
滿身傷痕
對絕大多數中國留學生來說,那是一個值得通宵狂歡的日子。然而,「帶領大家走出困境」的楊軍,卻無心舉杯痛飲。
也許,他的性格注定了他這樣的「命運」:他不但被捲入一起「賄賂醜聞」,還有人到處傳言,曾經看到楊軍去打老虎機……媒體報導說,楊軍承認,他曾用兩萬塊錢賄賂工黨國會議員安德魯(Andrew Theophanous)。西方人為國會議員的「醜聞」嘩然;而中國留學生當然關心:我們捐的錢,有無被楊軍挪用?
若干年後,說起這段舊事,楊軍仍很激動:「不管別人怎麼說Dr. Andrew,咱們中國人得感謝他!沒有他就沒有今天幾十萬的中國人居留!中國人真是喝狼奶長大的,就像東郭先生和狼的故事一樣,反咬恩人!政治就是這麼骯髒!西方政治也一樣。Andrew的政敵為打倒他,串通一個名叫阿忠的記者假意採訪我;報導週五才見報,卻在頭一天就被翻成英文,放在了所有議員的辦公桌上!這不是陰謀是什麼?所謂楊軍承認賄賂,根本就是編造的。1996年,澳洲法庭已經宣判了,所謂賄賂的事根本就不存在。」
楊軍有些疲憊地說,實話告訴你,我曾發誓再也不接受採訪了。我不信任這些記者。誣告你的時候,滿天炒作,還你清白的時候,卻隻字不提。當時只有一份中文報紙報了法庭宣判賄賂不成立的消息。
帶著滿身的「傷痕」,楊軍自己花錢在報上發了聲明:永遠退出政治,退出民運,退出「泥潭」……
當然,此時的楊軍早已過了35歲,永遠錯失成為職業演奏家的機會了。
不後悔
「你後悔嗎?」
他毫不猶豫就說:「不後悔。我做了一個正常人該做的。在那種情況下(六四屠殺),如果一個人連這種最基本的良知都沒有,還只顧自己的話,那還叫人嗎?我不是什麼聖人,但既然來到世界上,總要帶給別人點什麼,而不是只是索取。」
楊軍還說,他雖不在乎別人說他什麼,但知道有人還記著他時,還是非常感動。有一次,他正開著車,一名年輕人也開著車將他擠到路邊停下來,問明他是楊軍後,年輕人恭恭敬敬地給他鞠了三個躬,說:我大學快畢業了,我代表父母和自己謝謝你。沒有你們當年的努力,我們不可能留在澳洲。
楊軍說:「當時我也挺感動的。我說,你不該謝我,應該謝北京那些死難的市民和學生們。沒有他們的鮮血,我們不可能留下來。」
一提到「鮮血」,楊軍又激動起來:「我真希望那些吃過六四這口人血饅頭的華人有點兒良心!不要那麼健忘,不要在六四紀念日的時候還幫中共去搞什麼粉飾太平的‘文化交流’演出!」
短暫的「輝煌」
1996 年起,楊軍開始在美國友邦保險澳洲公司任職。他做得非常拚命,一週干七天,一天干十七、八個小時,似乎要把失去的為自己奮鬥的時間奪回來。由於認識他的人多,再加上拚命干,他連續三年取得全澳「雙項」冠軍的好業績,即投保人數和投保額在全澳均為第一。後來友邦在北京設分部,楊軍有意去爭「首代(首席代表)」的位置。如果能獲得這個職位,他在友邦內的級別,就將比他在澳洲的老闆高。也許老闆為此便容不得他,讓他五分鐘之內走人。時至今日,他仍在以「非法解雇」的名義跟友邦打官司。
統戰
1999年鎮壓法輪功後,中共開始「統戰」楊軍了。當時的駐澳大使周文重親自找到他,表示要安排他回去「看一看」。
楊軍說,我是一個很傳統的中國人,那之前他們不讓我回國,護照到期也不給換,沒辦法,我1996年底才入了澳洲籍。拿到別人覺得得之不易的澳洲護照,我並不高興,眼睛都哭紅了。有家不能回,比蘇武還不如,這種痛苦是刻骨銘心的。
1999年11月2日,楊軍拿著只有七天時效的特別簽證回到中國,從此後進進出出好幾年。
中國似乎有許多商機,楊軍嘗試過多種生意,但折騰來折騰去,什麼也沒做成;不但沒做成,他慢慢還發現,事實上,他的一舉一動都是受監控的。中共故意讓他做不成生意,好在最後拉他下水,讓他替中共購買「金屬風暴」武器、做軍火生意。國安人員甚至要求他當特務,收集海外法輪功和民運的情報。
他不想做這樣的事情,幾年來的一事無成,更讓他非常苦悶。多年的「奮鬥」透支了他的體力,而在中國,為了談生意,又必須「花天酒地」。他患上了高血壓、心臟病、糖尿病等多種疾病。大陸的現狀和他的理想差得太遠,官場的腐敗太可怕。
回國「發展」幾年後,楊軍體態臃腫,患上高血壓、心臟病、糖尿病等多種疾病。 |
痛苦中,楊軍嘗試過到廟裡尋求精神家園。但他很快發現,廟裡的法師盯著的,只是他這個「海外華僑」的腰包;國內無錢的信眾受到的,完全只是粗暴的待遇。
姥姥生前是信佛的,可佛教今天怎麼變成這樣了?這讓楊軍感到走投無路。這麼多年,我到底在幹什麼?我到底在找什麼?人來到世上,到底是為什麼?
楊軍:「我四處訪廟問佛,法師盯著的,卻只是我的腰包。」 |
楊軍:「我四處找尋,只覺得走投無路。」 |
法輪功
在這樣的時候,楊軍接觸到了法輪功。事實上早在2001年,就有人給他介紹過,但他當時忙於掙錢,沒往心裏去。
採訪中,楊軍幾乎不能談法輪功,一提就流淚。「我不能用任何語言表達對法輪功的感激。這不是用生與死能說清楚的。為了這個‘返本歸真‘,我找了這麼多年。我的親人朋友都說我,你這人怎麼像個孩子似的,總也長不大。可能就是因為我還有這個‘真’吧,我終於找到了法輪大法。煉功沒多久,我恢復了健康,體重減少了十幾公斤,又恢復到‘標準身材’。我的心從來沒有這麼靜過。除了提到大法時我會激動外,我真的很靜。我覺得突然開智開悟了,看透了很多。我感激當年傷害過我的人、給我磨難的人,我要謝謝他們給了我返本歸真的機會,要不我回不來。」
修煉法輪功後,楊軍恢復健康,體重減少十幾公斤,再次擁有「標準身材」 |
修煉法輪功,對於楊軍來說,是生命和內心世界中翻天覆地的變化,但這種變化外人看不見。人們能看到的是,已經從社區中「消失」了多年的他,又開始出來活動了:參加《九評》研討會、聲援退黨集會、參與組建法輪功「天國樂團」、籌辦新唐人全球華人新年晚會,等等,甚至還每週一天,到中領館前去發《九評》。至於放棄替中共購買「金屬風暴」及由此可能帶來的兩百萬乃至更多的美金收入,對這時的楊軍來說,已經是一個很自然的選擇了。
「我真的是一個音樂家了」
修煉法輪功,還給楊軍帶來了新的藝術生命。六四以後,他本已放棄了藝術,黑管已扔了十幾年沒吹了,現在重拾音樂,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楊軍等在澳音樂家組建的澳洲最大的華人交響樂團澳亞樂團94年在悉尼演出 |
楊軍說:「藝術講真善美,我們講真善忍,一個真正的藝術家內心應該非常純淨,才能流淌出最好的音樂、最好的藝術,才能去感染別人。如果你自己都在物慾橫流,道德淪喪的社會裏被污染的話,你的藝術怎麼能好?現在充斥舞臺的所謂藝術都是金錢、鬼怪、妖魔,特別像音樂,都是無調性,邪惡的東西,你很難聽到一個很純的東西。大法弟子創造出的東西就很不一樣,非常純淨、美好、安詳。
「今年五月,我們剛剛組建了三個月的天國樂團在城裡演出,向世人展現我們修煉人對音樂的理解。我走在遊行隊伍裡,看著兩邊的觀眾眼睛睜得大大的,非常吃驚地看著我們突然之間冒出的那麼大的一個軍樂團。華人社團從來沒有過這麼大的軍樂隊。我覺得非常神聖。我又回到音樂中來了。我一直流著淚吹奏。」
楊軍透露說,現在他正在積極地練習,希望能再次上台獨奏。「我認為我能在半年或一年後再出來獨奏,我現在覺得我真的是一個音樂家了,因為我的靈魂已經解放了。」
2006-11-8
楊軍與天國樂團的小成員們合奏法輪功樂曲《普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