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八日，華裔英國女作家張戎在香港召開記者會，揭開紅軍所謂長征勝利的騙局：長征中很少有戰爭，飛奪瀘定橋是編造出來的謊言，是鄧小平親口告訴（前）美國總統卡特的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的，瀘定橋上根本未打成仗：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宣傳的材料，來鼓舞我們的士氣。這樣，鄧小平為什麼在1989年非要殺學生的秘密也揭示出來：為了掩蓋共產黨的邪惡歷史和體制。
六四之前，因為勸學生將理性智慧滲入學運被拒絕，我便預料到這場運動最後會失敗，卻也沒想到鄧小平最後會以開槍殺人來收場。因為共產黨灌輸到我頭腦裡的「人民子弟兵」的概念還非常牢固，真不相信如此命令會被執行。六四血案的槍聲讓我終於明白：中華其實是黨國，沒有國軍惟有黨軍，為黨權開槍必然。
可直到讀《九評共產黨》之前，我也還沒弄明白共產黨為什麼會下令對幫助它反官倒的學生開槍。雖然共產黨已經是很壞的黨了，但我腦子裡還是沒有把邪惡這個詞跟共產黨聯繫起來，真的還沒有中共是邪教、邪靈和邪魔的概念。
但共產黨的歷史就是一部邪靈或邪魔作惡史。一個幽靈在歐洲徘徊。這句話出現在《共產黨宣言》裡並非文學式的比喻和幽默，其實就是《聖經·啟示錄》所謂撒但大紅龍的自白，只不過借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口。由馬、恩提供理論證明，由列寧和斯大林實踐奠基所創立的共產極權專制的邪惡體制，使毛澤東得以將其人心中的魔性完全發揮出來，成為中共魔教中名副其實的第一魔王。1920年，毛澤東去拜訪陳獨秀，得到了一份在湖南開書店賣馬列主義宣傳品的工作。這就是無政府主義者毛澤東走向共產主義邪教徒的開始。1927年是毛澤東人魔歷史的分水嶺，他那「以自我為中心，完全不負責任，不講良心：只要他要的，就是道德的」（張戎語）魔性完全從人心裏脫穎而出，從此僅僅披著一張人皮。
正是共產黨的極權專制性質——少數決定多數，一把手昧良心決定組織——的邪教本質，使毛澤東可以利用中共這架機器操控中華黃土地上的全體人民。所以中共必須靠武力征服中國，上天那時候也似乎安排著這一切，安排著共和體制的中華民國1912年出現，為馬列主義在中國傳播和共產黨在中國成立準備了歷史前提；安排第一次世界大戰讓俄共（蘇共）勝利，安排第二次世界大戰讓中共勝利。惟有無私的道德在當時才能讓共和體制發揮出人民否決中共的威力，而恰恰上天允許出現完全跟歐洲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反向而行的所謂新文化運動——全盤否定中華儒道釋正統——使歐洲馬列主義邪統得以在思想上蠱惑人心並邪控人腦。蔣介石出於自私（為了救兒子蔣經國）在長途剿匪中放走中共紅軍。國民黨出於自利沒有及時地在1927至1937年的黃金十年期間推行普選制。這兩個由於自私自利而犯的錯誤都是致命的，蔣介石的是道德錯誤，國民黨的是政治錯誤，都一失足成千古恨。不過這兩個錯誤也實在是當時上天讓他們犯下的。
共產黨是理想主義者的牢獄。凡理想主義者，如陳獨秀、胡耀邦、趙紫陽、彭德懷、李慎之、劉賓雁、林牧、何家棟等，都至死沒有真正明白共產黨是邪靈邪魔和邪教組織，所以他們都沒有一個主動的、決絕的與中共決裂的聲明和行為，心靈深處還被邪惡操控著，幻想中共可以改良，並以這種幻想引領著世人。
因此，凡在共產黨的權力鬥爭能夠最終勝利或長期勝利的都是現實主義者，例如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等。由於現實，毛澤東自始至終都清楚農民是他的利用對象而非拯救對象，所以用鬥地主的群眾運動方式恐嚇和變異農民，敢於在蘇區的1930年打AB團（早於斯大林的大清洗）成千上萬地殺自己人，敢於還沒跟楊開慧離婚就睡了賀子珍、在70多歲的時候霸佔少女張玉鳳，敢於在長征途中消滅張國燾的軍隊3萬多人，敢於在國民黨浴血奮戰地抗日時不抗日卻在延安創建恐怖主義基地（通過整風運動以恐嚇和誘騙雙重手段，以人性屈從黨性，把投身於延安的理想主義青年變成中共邪惡機器的螺絲釘）。鄧小平正是長期跟隨毛澤東在鬥爭中練邪法被中共邪魔附體，因而在1989年他幾近本能地就斷然要用武力解決學生的絕食請願問題。江澤民則跟毛澤東一樣，是共產黨大紅龍在中國特別選中的人魔，毛澤東負責創建中共極權體制，江澤民負責發動迫害法輪功。
鄧小平不愧為人魔毛澤東的好學生。毛澤東早在1923年就預言中共革命要成功，要由俄國軍隊由北邊帶過來。這在22年後的1945年，通過蘇聯軍隊大舉進入中國成為現實。鄧小平在鎮壓六四學生運動之前說，殺20萬人保20年平安，是不是殺了20萬人現在不能斷言，但如果2008年10月之前中共國寨就不復存在了，那麼鄧小平也真的邪嘴魔牙地一語成讖。或許鄧小平那年魔性大發就是天意。因為趙紫陽要讓位給江澤民，而江澤民要迫害法輪功，這在兩千年前就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