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在《是中共將周恩來由人變成了鬼》一文裡，我兩處指出「毛澤東是人魔」，跟我所說「周恩來是人鬼」相對應。我之「人魔毛澤東」和「人鬼周恩來」的說法，是從「中共是魔鬼」的評判裡演繹出來的。關於周恩來的人鬼形象，我已在《有誰比周恩來會賣？瞧這披人皮的鬼！》和《是中共將周恩來由人變成了鬼》兩篇文章中闡述過了，此文不贅言。此文主要是讚張戎夫婦之《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的傑出之處——還原了毛澤東的人魔形象。
有人批評該書將毛澤東妖魔化，如同有人批評《九評共產黨》將共產黨妖魔化一樣，都是不相信或不願意相信毛澤東、共產黨有那麼壞。因為長期以來，輿論往人們頭腦和心靈裡硬塞：毛澤東是英雄，共產黨偉光正。但真實的毛澤東和共產黨的確就是妖魔。共產黨是組織化了的邪魔，毛澤東是披著人皮的魔王。我不知道張戎是否讀過《九評共產黨》。不過她關於「沒有共産體制就沒有毛澤東」和「沒有毛澤東就沒有共產黨的中國」的看法，跟九評的評判倒是一致的。
九評在揭露法輪功遭受慘無人道的迫害時指出：發動這場迫害的江澤民跟實施這場迫害的共產黨組織之間，是一種相互利用的邪惡關係：江澤民出於人性裡的嫉妒和奸詐不容法輪功宣揚真、善、忍，共產黨的鬥爭哲學和反宇宙、反人類、反文明本質選中了江澤民這樣一個偏狹自私、凶殘狠毒的人來發動這場迫害並給予其進行這場迫害提供組織上的人力、財力等。張戎通過研究檔案材料和採訪瞭解毛澤東局部真實情況的人物，也發現了毛澤東跟共產黨之間的一種相互聯繫的生存關係：共產黨的邪惡體制選擇了毛澤東作為其組織領導共產革命殺人奪權建國的終身領袖，毛澤東人格中無情凶殘的邪惡品質也使他通過共產黨的由少數人主宰全黨全國的體制能夠最大程度的發揮他的凶殘醜惡的能力。
張戎在香港對採訪她的記者說：「毛的能力是很強的，可以說是很有遠見的。毛澤東早在1923年就說：中共革命要成功，要由俄國軍隊由北邊帶過來。他的這個寓言在22年後成為現實。1945年，抗戰結束後，蘇聯軍隊大舉進入中國。我們也確實可以說，沒有毛澤東就沒有共產黨的中國。」另一方面，毛澤東「發現共產黨實際上是一個極好的工具，因為共產黨是一個專制的黨，極權的黨，一般黨員說話都不算數，只有最上面的少數幾個人說話才算數。毛澤東特別精於運籌帷幄之間，怎麼來控制這些人。有共產黨這架機器，他就可以控制全中國的人民。」因此，「沒有共產體制就沒有毛澤東。這個共產體制是使毛澤東得以發揮他的性格中的醜惡的東西，得以給中國和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災難最重要的原因。」這就是說，沒有共產極權的體制就沒有人魔毛澤東，沒有人魔毛澤東就沒有共產黨邪控所有人的中國。張戎的女性思維很細緻，她看到了毛澤東的轉折時期：「1927年可能是一個分水嶺，他找到了自我，以自我為中心，完全不負責任，不講良心：只要他要的就是道德的……」
一個極其不講道德並能將醜惡視為道德的有能力的人，就是我所說的人魔。而《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裡的毛澤東，極度蔑視道德而又極有能力，就是這樣的一個人魔。「他實際上遺棄了楊開慧，他最小的兒子才4個月，他遺棄了他們。在楊開慧快要被國民黨逮捕，要被槍殺的時候，毛澤東很容易就可以救他們，他就是這樣舉手之勞也沒有這樣做。最後楊開慧被捕又被槍殺。」人的兩面性在於：一個無私而慈悲祥和的修煉者可以修成佛，一個自私的鐵石心腸者就是人魔。
張戎對記者說，她這本《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並不是說毛澤東的好話或者壞話，書中沒有用任何好壞的字眼來評價毛澤東，完全只是讓事實來說話。
張戎發現毛澤東並不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她說：「毛澤東在1930年打AB團，早於史達林在蘇聯搞的大清洗，殺了成千上萬的自己人，都是為了個人的權力。」她在研究中發現，毛澤東非常現實主義的不抗日，把延安經營成為一個恐怖基地。張戎告訴我們：很多共產黨的幹部，包括她張戎爸爸，在年少的時候，到延安都是滿腔熱情的，是抱著理想主義去想抗日的，很多人投奔共產黨是因為看不慣當時社會的不公平、不平等，想要有一個新的、好的社會。但是，「就是毛澤東……把這一批充滿了理想主義，又有獻身精神的人，變成了中共機器中間的螺絲釘的。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就是延安整風，毛澤東在抗戰的時候，不打日本，從1942年到1945年幹的就是這個事；他就是為中共的未來準備幹部。」毛澤東「把延安變成一個大監獄，把這些年青的共產黨員、充滿熱血的自願者們，都關在裡面，用恐怖來給這些黨員洗腦……用恐怖建設自己的權力基地。」
毛澤東們建立權力基地的一方面是恐怖，另一方面就是欺騙。這個欺騙很早就開始了，所謂長征中「飛奪瀘定橋」的故事就是欺騙中國人而編造的。張戎在她的書裡就揭示了這一點。在上個世紀80年代，（前）美國總統卡特的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訪問中國時對鄧小平說，他到長征的路上看了，特別去看了飛奪瀘定橋的地方，鄧小平便笑著對他說，其實瀘定橋上根本未打仗：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鼓舞士氣的宣傳的材料。這當然是毛澤東的意思。關於長征中毛澤東跟張國燾爭權的事實也一直掩蓋著。「毛死活不進四川，怕跟率領紅軍的張國濤會師，失去個人權力，於是帶著中共中央紅軍繞了一大圈，使長征多了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路程，使數萬名紅軍死亡，跟張國燾會師後，他又千方百計破壞張國燾率領的紅軍，最後把張國燾摔在川藏邊界。」張戎告訴記者，在去年解密的俄羅斯檔案裡面，有毛澤東親口對史達林的使者米高洋說的一段話，說：「遵義會議後，我處在很不利的地位，那時候張國燾和他數萬大軍正要前來吃掉我，我就保持冷靜的頭腦，轉危為安，最後還消滅3萬多張國燾的隊伍。」
從毛澤東真實的歷史故事裡可知毛澤東對農民、對婦女都是一種人魔態度。「我們研究了所有的文字，就是他和別人結識談的話，沒有發現任何材料，表明他關心中國農民的命運，他開始參加共產黨，並不是他出於要改變中國農民的命運。他說，農民是易於致富，很容易發財。他對農民並沒有同情。」張戎以土改為例，說：「土改，實際上毛澤東的土改，和土地並沒有任何關係，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都知道這只是一個權宜之計，暫時讓農民支持共產黨，實際上他們都知道幾年後，土地就可以全部國有化，沒收掉，不存在一個真正土改的問題。」 「毛澤東選擇的，實際上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鬥地主，用恐怖和暴力來恐嚇農民，使農民乖乖聽話。」 以男女平等為例，說：「至於改善婦女生活，……這不光是毛一個人的意思，在其它地方，比如香港、臺灣，別的地方，婦女的地位都提高了，而沒有經過中國大陸所經受過的從事非常繁重不堪的工作，挨打受斗的遭遇。」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最讓我們震撼的關於毛澤東的魔鬼心靈是：他要數千萬人死亡以換核工業。這首先讓張戎吃驚。她說：「在寫《鴻》的時候，我認為1958年到1961年的大飢荒是毛澤東的無能，他不懂經濟，在瞎指揮。但我在研究過程中，發現並不是這樣，這不是無能，而是有意的，毛澤東要數千萬人死。他把這些人賴以生存的糧食賣到蘇聯去，去換核子工業的設備。他知道他所有的項目都上馬的話，中國人非死一半不可。我本人也覺得非常震驚。」
張戎指出，外界希望她「應該給毛澤東說一些好話」，「這些人有一種傾向，千方百計要抹煞毛澤東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行，千方百計要往他臉上貼金……好像毛澤東勝利了，一定有什麼好的東西。毛澤東的成功是用武力征服中國。所以我們就是還原一個真實的毛澤東。」「其實我們這本書並不是一本毛的罪行錄，而是他一生的生活和發展，他的大起大落，很多人腦子裡還有一個成見，和中共對毛澤東三七開大同小異的成見。就是說，毛澤東開始的時候，還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想為中國農民謀福利，他是一個農民起義領袖，1949年以前他基本上幹的是好事，1949年以後幾年他基本上幹的是好事，從1957年反右運動以後走下坡路，在文革中是最壞的。這是一個框框，我們的書打破了這個框框。」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這本書，提供了關於毛澤東大量鮮為人知的故事。張戎夫婦採訪過數百位曾經與毛澤東接觸過的中外人士，當中包括了毛的親友、各界政要、知情者等，他們筆下的毛澤東並非先入為主的印象，而是從歷史檔案和記憶材料中得出結論。張戎認為：「每個人的記憶也是一個檔案。中國無數家庭都有毛時代的記憶，很多人的家庭都有非常痛苦的記憶。」張戎夫婦的這本書，不是在講述毛澤東的好或壞的歷史故事，而是在發現毛澤東在靠武力征服中國的過程中，其人性中的魔性被共產黨的邪惡體制發掘和張揚的過程。
依照關於成功的常識，很多人覺得毛澤東應該是個偉人，否則其畫像就不會掛在北京天安門城牆上，其遺體也不會有成千上萬的人瞻仰，其姓名也不會寫進憲法中。人們認為，儘管毛澤東有缺點、有錯誤，也還不失為一個抗日反美的民族英雄。但張戎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這本書，用真實的史料推翻了我們關於偉人或英雄的所謂常識（實際上是共產黨用暴力和謊言強加給我們心智裡的邪惡知識），讓我們看到了一個真實的毛澤東——心智上已經不能用人來描述了——就是一個披著人皮的魔王。
很遺憾，我還沒讀到《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這本書。不過，我已經初步知道，讀這本書能夠幫助我們把毛澤東從英雄或偉人的聖壇（天安門城樓）上拉下來，還原他的人魔形象。或許最需要讓萬里、喬石、胡錦濤、溫家寶、朱鎔基們讀到這本書，並因而能夠放下先入為主的成見去讀《九評共產黨》和《解體黨文化》。如果中共高層能夠通過確認毛澤東的魔性見到共產黨的邪惡而棄黨，那麼天亡共產黨的「道解中共，德興中華」的過程中，就會減少很多人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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