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黨經費拮据是常態
因此，不管是富國還是窮國，不管是執政還是在野，沒有一個黨不是經費拮据的。以財大氣粗的美國而言，不論共和黨還是民主黨，他們連自己的辦公大樓都沒有。聽說過「水門事件」嗎？那個「水門」原是一個旅館的名字，大選時民主黨在那裡租下了幾個房間，就算是「黨中央」了。在洛杉磯，你向行人打聽申請駕照的車管所或發放養老金的社安局在那裡，都會得到滿意的回答。可是你要問民主黨或共和黨的「市委」在哪裡，恐怕多半會失望。如果你挖地三尺，一定要把這個市委找出來，它如果不是在某個黨員的家裡，而是在某個寫字樓裡佔有兩間辦公室，那個「市委書記」（要是有的話），一定是一個很愛講排場的傢伙。
美國共產黨就更慘了。2004年7月13日，美共國際部書記比奇特爾（Marilyn Bechtel）女士訪問中共中央編譯局，談到了美共的經費來源：「黨員交納的黨費」。但「美共黨員人數很少」，「有一些黨員是學生或失業者，不可能要求他們交黨費」。所以「美共的收入主要是來自較富裕的黨員、各界朋友以及一些組織和大學的捐贈」和「每2—3年舉行一次募捐活動」。「許多同志都立下遺囑，死後把自己的財產捐給黨的基金。」「許多黨員都為黨義務服務。」比奇特爾同志參觀了位於北京西城區西斜街36號的這座堪與美國國務院媲美的編譯局大樓，和裡邊的辦公廳、馬恩列斯著作編譯部、中央文獻翻譯部這些令人眼花繚亂的機構，一定會想，無產階級專政的「優越性」是顯而易見的。
「職業革命家」與有薪的「職業」
中共的運氣要好多了。它在襁褓裡就有充足的盧布乳汁可以喝。這一點好像不是很體面，中共一直諱莫如深。但近幾年前蘇聯的檔案陸續解密，大量事實得以曝光。內有陳獨秀1922年6月30日向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主任吳廷康（維經斯基）的報告：「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機關支出17655元；收入計國際協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中共有所謂「職業革命家」一說。「革命」可以是有薪的「職業」，奧妙即在於此。
到20年代後期，中共自己有了「槍」，俄國人才逐漸給它斷奶。它的經費主要靠「打土豪，分田地」、偷運私鹽、種植和販賣鴉片、壟斷布匹咽酒等專賣品、派捐徵稅以及亂髮紙幣等方式取得。「黨」開始寄生在「根據地」和「解放區」人民身上。
共產黨張開血盆大口吸吮民脂民膏，始於掌握全國政權。1949年以後，它在建立權利管制系統的同時，建立了龐大的黨工系統。它不由分說，把這兩個系統全壓在了苦難的中國人民肩上。由於中共說自己是國家的領導者，人們竟普遍認為國家供養共產黨是「天然合理」的。少數勤于思考的人，雖然發覺這個天大的不合理，卻懾於中共的淫威選擇了沉默。幾十年來，人民對共黨中的腐敗分子進行了長期的鬥爭，但對共黨整體的公開掠奪卻鮮有尖銳的揭露。這助長了共黨更加明目張膽地巧取豪奪。發展到今天，其規模之巨，令人瞠目。
全國有多少黨干，每年吸食多少人民的血汗，共黨把它列為國家機密。各級人代會審查予決算從來不許過問這筆開銷。但有學者指出，全國專職為黨工作的約有500萬—700萬人，這群人的耗費每年約在3000億—5000億之譜，等於吃掉全國財政收入的1/10—1/6。這筆錢若分給下崗職工，每人至少可以分到50萬元；用來辦教育，全國大中小學生可以像北歐國家那樣全部免費並包食宿；用來搞醫療，可以像發達國家那樣實行全民鍵保；用來建房，可以每年為150萬無房戶免費提供100平方米的標準住宅。現在，這些錢卻都被共產黨蠻不講理地奪走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這一座大山，比「三座大山」更壓得人民喘不過氣來。
不許共產黨掠奪我們的血汗錢
我們供養了一個龐大的政府。即使它腐敗透頂，我們也認了，因為國家總得有政府。我們供養了一支野蠻的軍隊。即使它殺死了我們的孩子，我們也認了，因為國家總不能沒有軍隊。可是我們為什麼要花錢養活一個黨？那些腦滿腸肥的書記部長們，坐豪華轎車，住頂級別墅，搞貪腐，包二奶，他們每天干的卻只有一件事：控制人民！看他們那些機構，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政法委，無一不是為控制人民而設。這個黨對我們的社會毫無用處！
我們不僅要花錢養活統治黨，還要養活一群幫凶「黨」。此外，我們還得養活工會、青年團、婦聯這些誰都數不全的官辦社團。工商聯是資本家的組織，工會是工人的組織，現在全要納稅人出錢養活，它們的職員還論起了什麼處級、局級，世界上還有比這更荒唐的事嗎？
不！中國人不能再當這個冤大頭！有人說，國家不養黨，會造成黨務機關人員的失業，不利於社會安定。如此說來，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焚屍爐應當繼續冒煙，731部隊的實驗室也不應中斷實驗，否則會造成大批黨衛軍和出色的細菌專家失業。是的，蘇聯和東歐各國共產黨那些趾高氣揚的書記部長委員們和高人一等的社科理論家們，一夕之間都成了職業介紹所門前排隊的常客。但是，無論是俄國還是東歐，現在都比共產黨統治的時候安定多了。
「不許共產黨掠奪我們的血汗錢！」這是不分民族、不分地域、不分階層、不分政治立場的全體中國人最大的維權。它是中國民主化的目標之一，也是推動民主化的動力之一。它應當成為全民的呼喊。1993年「公務員條例」出籠時，他們還不敢明目張膽地把共干納入公務員範疇。由於沒有遭遇輿論阻抗，到2004年公布「公務員法」時，他們就公然把公務員的範圍從行政機關擴大到黨委、人大、政協、民主黨派等機關的工作人員。
最近有智庫「學者」放話要「重新審視」禁止黨政機關經商辦企業的政策，主張對沒有行政管理權的機關放寬限制。這是共產黨應對危機的一個徵兆。他們預感到來日無多，除了個人瘋狂斂財，更圖謀把國家的財產轉移到黨營產業名下，像國民黨解除戒嚴前干的那樣建立龐大的黨產，以便有朝一日能「自己養活自己」。對此全國人民都要睜大眼睛盯住。(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原載香港《動向》十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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