壓力之一：同工同酬，農民工的「牆上畫餅」。農民工在城市裡幹著城裡人不願幹的苦、髒、累、難、險的活，對城市雖然做出很大貢獻，但他們的權益保障狀況堪憂，難以獲得與城裡人同等的待遇。26歲的劉先東，河南開封人，為了在北京某高校後勤部門打工，考取了司爐工證、低壓電工證和空調製冷維修證，天天上班，每天至少干13個小時的活，每月工資900元，但與從事同樣工作的正式工相比，每月要少1500多元。現在他又以入學考試第二名的成績，考上北京建築工程學院繼續教育學院夜大班，讀暖氣通風和空調工程專業。有人問他為何如此執著要上學？他嘆息一聲：我想專業上再過硬一點，看能不能與正式工拿一樣的工資。其實，劉先東就算拿到夜大畢業文憑，也未必能享受到與正式工一樣的福利待遇。之所以他幹得苦，拿得少，就因為他是農民工。干了和正式工一樣的活，得到的報酬也是一樣的，那還叫農民工嗎？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同工不同酬，事實上造成的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貧富差別，人為地製造社會的分配不公，豈是一個劉先東就能改變得了的？
壓力之二：勞務合同，農民工的權利缺失。簽訂勞務合同是杜絕各類用工違法行為最有效的途徑，但目前用工單位不與農民工簽訂勞務合同現象很普遍。海南省曾對某地6348名農民工進行調查，結果無一人簽訂勞務合同。廣州市在進行勞動監督檢查時發現，該市有45%的外資企業未與務工人員簽訂勞務合同，已簽的半數為無效合同。由於沒有簽訂勞務合同，致使他們人身安全、勞動保護、工資待遇等合法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更談不上像城裡人一樣有醫療和養老保險。
壓力之三：心靈孤獨，農民工的無奈選擇。如今，全國有上億農民工身在城市，心靈卻無處棲息。他們的精神，始終在城市和鄉村之間徘徊；他們的文化，幾乎成為被社會遺忘的角落。調查顯示，九成農民工感到寂寞孤獨。相對於清欠工資等「硬指標」，農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等問題更沒得到應有關注。據報導，浙江省人民醫院曾對200名20歲至40歲的進城務工青年隨機調查，發現有90%的人「感到寂寞孤獨」。筆者採訪時看到，有的工地上，幾十個農民工圍著黑白電視機看得津津有味，而更多的農民工連電視也看不上。當夜幕降臨，他們有的幾個人聊天，有的就蹲在路邊看街景和來來往往的行人，打發孤寂的夜晚。
壓力之四：遭遇歧視，農民工的尷尬處境。晚上7點多，筆者來到北京東單東北2000米附近的一個建築工地。遠處王府井商業區的高樓華燈，映襯得這片工地更加暗淡。這是這座城市最平常不過的一個工棚。推開其中的一扇門，一個中年男子正蹲在靠裡的牆角吃麵條。「床髒了點，不好意思。」問清來意，他熱情地招呼筆者坐到床上說話。不足 10平方米的工棚裡，擺放著4張上下鋪鐵架床。這位吃麵條的中年男子姓李，今年48歲，家在河南商丘農村。他說來這裡已快一年了，干的活是打地基，「俺們是打前站的，到哪裡都是無水無電無宿舍，典型的‘三無人員’。」「工棚裡沒有電視看？」筆者問。「電視？你能找到算你‘能’」。這時候，其他的幾個工友端著飯盒回來了。屋子裡一下子熱鬧起來：「電視啊，倒也有，前邊辦公室有，可那是給工頭看的，俺們……」大夥都爭著說。工地離東單不算遠，老李說，遇到颳風下雨工地沒活干，俺們有時候也逛街，但一般在外面溜躂溜躂，商場從不敢進。「一是沒錢，二是有的城裡人也不待見咱，別自討沒趣了。」提到王府井大街上的繁華熱鬧景象，老李顯得有些沮喪：「曾和工友去過，看一眼就不錯了，老家哪有這麼熱鬧，燈光啊音響什麼的，農村裡哪找？」但一兩次後就不願意再去了。「每次去生怕土味太重，特意換上乾淨、正規點的衣服，人家還是一眼就看出來了，那眼神，看得你根本就不想再去。」「對，人家一聽俺們不說本地話，立馬就像見了小偷一樣，臉拉得老長，眼皮子翻得老高，彷彿俺們欠人家的錢多年不還一樣。」老李上鋪的年輕人搭腔。老李吐出兩個字：「歧視。」
壓力之五：拖欠工資，農民工的普遍困惑。在城裡人看來，一個月幾百元乃至上千元薪水算不了什麼，可在農民工眼裡那就是新年的衣服，是孩子的學費，是老人看病的藥費，是農業生產的投入，是全家老小生計的依靠。可這最起碼的要求常常變成失望。據全國總工會調查，每年全國進城務工的農民工被拖欠工資估計近千億元。鑒於此，溫家寶總理於2004年12月1日專門簽署實施了第423號國務院令——我國第一部《勞動保障監察條例》，加大了對欠薪等侵犯勞動者權益行為的處罰力度。可惜的是，就在欠薪紅燈頻頻「閃亮」的時候，一些地方剋扣農民工工資現象仍屢見不鮮，把嚴肅的法律當成了「棉球棒」，屢屢置於難堪境地，使得許多農民工工資不但不能按時拿到，甚至有的還為討要工資付出生命代價。
壓力之六：看不起病，農民工的沈重話題。濟南市城鄉結合部的柳樹屯和二寨坡，是外來人口、打工農民集中居住的城鄉結合部。在柳樹屯一片破舊居民區內，沿街小巷的牆壁上隨處可見粗製濫造的診所廣告。在一家掛著「徐醫師醫寓」的小診所裡沒穿白大褂的徐醫生對筆者抱怨說：「現在附近的小診所出事的不少。我也是戰戰兢兢，所以堅持幾不看：5歲以下的兒童不看、不能自食其力的人不看、上了年紀的人不看、孕產婦不看。」「醫院哪能進得起，還是這裡方便實惠。」一位正在小診所裡輸液的中年婦女對筆者說，「在這裡輸液手續費只要5元，可到大醫院就要百十塊；小感冒在醫院就得花去一個月掙的錢，小診所十多元就行了。」在濟南市二寨坡，筆者挨家挨戶採訪詢問後發現，當地農民的房院幾乎每家都有外來打工者租住。一位從安徽懷遠來的農民告訴筆者：「平時生點小病只好忍著，惱火了就到診所開點藥、打幾針，要是得了大病，想住院，掙上一年的錢也不夠，只能回家等死了，醫院可不是我們進的。」
壓力之七：留守孩子，農民工的心頭之痛。農民工外出務工，離家別子，照料孩子力不從心。13歲的余春香，生前在安徽宿州市黃郢村小學讀五年級。2003年餘春香的父母余中國夫婦和兩個弟弟、弟媳3對夫妻均外出到溫州打工。3家的6個小孩都交給爺爺、奶奶照顧，最小的不到兩週歲，余春香是其中最大的一個。窮人的孩子早當家。這個孱弱的少女每日挑水做飯洗衣，還要照常上學。晚上回到家，只有她和10歲的弟弟相伴。冬天趕早上學，姐弟倆吃飯常常是熱一頓冷一頓。春節快到了，余春香給爸爸打電話，但爸爸說票難買，春節回不去了。爆竹聲中，眼巴巴地看著別人家的孩子圍著父母撒嬌，討要壓歲錢，小姑娘備感孤單。今年2月19日（正月十一日）傍晚，余春香拿起劇毒農藥甲胺磷欲喝，10歲的弟弟發現後拚命去奪。姐姐狠狠打了他一下，他嚇跑了。隨後，他和小夥伴玩起來，將姐姐喝藥的事忘了。當弟弟半個多小時後回到家中，姐姐已倒在了地上。黃郢村小學的吳東輝是余春香生前的班主任，他說：「黃郢村小學240多名學生，六七十名學生的家長在外打工。家訪中，留守學生談到父母時，常常忍不住流淚。」吳老師呼籲：「勞務輸入地再別動輒用數千元上萬元的借讀費將打工者子弟拒之門外了。」他同時指出，「留守孩子問題背後是中國農民的悲哀，余春香之死不僅是他父母余中國夫婦心頭之痛，也是所有農民工心頭之痛，更反映了城鄉二元結構仍未打破，對農民的種種不公平政策遠未消除。沒有農村社會的和諧，難有整個社會的和諧！」
壓力之八：勞動安全，農民工的健康隱患。勞動時間延長，工作環境惡劣，往往是農民工遇到的普遍現象。我國每年因工致殘人員有70萬，其中進城務工人員佔絕大多數。作為吸納外來農民工最多的廣東省的一份調查表明，有65.5%的農民工經常加班加點，超時疲勞工作；85.5%的農民工每天工作12至16個小時， 47%的人沒有休息日。《勞動法》規定的休息、休假的權利得不到保障，勞動安全衛生狀況也很差。很多企業和用工單位為降低成本，不願為農民工創造良好的工作環境和提供可靠的安全措施，使很多農民工在含有危害人體健康的有毒有害氣體中工作，一些身強體壯的小夥子、大姑娘在這樣的環境里長期幹下去，往往都變得弱不禁風，積勞成疾。我們要積極動員社會各界的力量，真正為農民工提供包括收入、福利、住房、醫療和人文關懷在內的平等待遇；取消限制性規定，為農民工在城市就業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提高組織化程度，引導富余勞動力有序轉移；強化職業技能培訓，提高農民工轉移就業競爭能力；加大執法力度，維護進城農民工合法權益；建立長效機制，形成治理欠薪的社會合力。(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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