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6-10-13 03:03:33作者：思敏
有不少海外歸來的親朋好友，在他們的談話中，往往哀嘆大陸人因受資訊的封鎖，顯得冥頑不靈，愚鈍麻木。這話說得有它的道理，要說起什麼爭民主要自由來，未必大陸人都有興趣，人在屋檐下豈敢不低頭嘛，從小就習慣了。即使這樣一批對民主自由沒有多大興趣的人，最近卻經常來我這裡商量要移民的事。
要移民離開北京的三大理由
這裡我要說明一點的是，在北京這個地方，不光是那些黨政高官們把自己的子女們送到國外，其他的普通人家，也紛紛用各種途徑把子女送往國外，找我來的基本上是這類人，歸納起來，他們要走的理由，不外乎是這麼幾個：一個是北京的水越來越不好，儘管官方一直在說北京的水是國際上公認的優質水，可是這水喝在口中經常有一種怪味，那是過去沒有的，加上官方經常不說實話，既然壓倒一切的是穩定，為了穩定什麼瞎話不能編哪！所以大家每天喝水心裏都不踏實，老在想不知又會誘發什麼病，這是其一。第二就是空氣，北京是全世界十大污染城市之一，現在這則消息幾乎已經是盡人皆知，想想每天光呼吸這口氣，就相當吸兩包煙，得肺癌還不是早晚的事嗎。本來還指望二○○八年的奧運會，政府會整治一下這污濁的空氣，可是幾年下來，不見其好反見其壞，終於絕望。接下來第三條是他們最害怕的，那就是生了病怕上醫院，錢還是第二位的，就是信不過這裡唯利是圖醫德敗壞的醫生。
下面就是他們給我講的幾件事：
週末不接生醫生護士不上班。解放軍總醫院，又叫三○一，我們住在軍隊大院的職工都在那裡看病。老百姓都知道，那可是中國頂尖級的大醫院，黨和國家領導人看病住院的地方，能錯得了嗎！也就是基於這樣的想法，我的一位戰友，把她即將臨盆的女兒硬是叫回了國內，沒想到這個決定居然搞得他們全家日夜不寧。先是托熟人走後門外加送禮就忙活了一大陣，接下來住進去又是一番心驚膽戰，她們發現在週六和週日，整個產房靜悄悄的，醫生和護士也基本不上班，蹊蹺的是住院的產婦居然也沒有一個臨盆。接著，他們便發現了這個令人恐怖的原因：原來，這裡的醫生和護士們為了能保持正常的周休兩日，根據產婦的不同情況，分別給他們打了催產針和保胎針，要麼讓她們提前在週五生，要麼延長到週一再生。讓她慶幸的是，她的女兒的預產期是週三的一天。
至於產婦所需的費用，根據這個醫院通行的價碼，除了要給接生的醫生紅包外，所有參與給她女兒接生的醫務人員，都要供應一個盒飯，當然這筆費用是由產婦負擔，而且這個盒飯的價值必須是五十元人民幣的，還要備兩箱飲料，院方點名要喝紅牛牌的（是當時北京市場上最貴的一種飲料），這飲料還好辦，盒飯就難了。北京各飯店的盒飯一般都是賣給上班族和計程車司機的，一般是五元或十元，根本沒有五十元盒飯的市場需求，也就沒有這種食材備料，結果是全家人為了找能做五十元錢盒飯的大小飯店，不知碰了多少釘子，說了多少好話，總算是有一家勉為其難應承了下來 ......
聽了她的故事後，我苦笑著說：「將來的孩子們就沒法算命了，這醫院把人的生辰八字都弄亂了。」
我沒有婦產科方面的知識，不知道這種人為地干預會給母親腹中的嬰兒帶來什麼後果，我只為這些醫生的自私和冷血感到週身寒冷，心裏哆嗦。這是一個或早或晚人人都會和它打交道的場所，到時真是不知自己的命運將會如何？
花錢一萬多耳聾又耳鳴
一天，我的一位中學同學來訪，落座後，他忽然發現不對，讓我換到他的右側座椅，他看到我不解的神情，於是向我講了一段他在三○一看病的辛酸遭遇：
「你們那個三○一啊，可把我害苦了，我這左邊的耳朵不知是歲數大了還是因為什麼，基本上失去聽覺了，在哈爾濱跑了不知多少個醫院，都沒治好。兒子在北京工作，來信讓我到北京配個助聽器，我就來到你們三○一醫院，那個給我看病的大夫說，你配個助聽器花三千元，你不如再花兩千塊錢，我可以恢復你的聽力，我一聽這話，真是大喜過望，真不愧是國家級水平，那些省市醫院根本比不了，於是馬上辦了住院手續。
可是手術過後，聽力和原來一樣，還是聽不見，我就急了，兒子陪著我，找到他們的主任，告了狀。後來他們把解決的辦法告訴我：再交五千塊，由主任親自給我動刀。我一開始想不通，憑什麼再交錢哪，可兒子讓我答應下來，他的理由是，三○一的耳科研究所全國居首位，又是主任給動手術，要不是這次出了問題，你想求還求不來呢，不就是錢嗎，這錢我給你出。在兒子的說服下，我就乖乖的又交了五千元。
沒想到動手術那天，主任剛把我的耳朵打開，忽然來了一個護士，把主任叫出去，談她的級別待遇問題，這一談就是一個多鐘頭，我終於按捺不住大叫起來，可萬萬沒想到，沒把主任叫來，反倒把頭一次給我動手術的大夫叫進來了，主任讓那個護士糾纏著走不開，就又讓這個大夫把手術做了，這次手術的結果是：聾沒治好，同時還添了一個毛病－－耳鳴。
我和兒子又再投訴，最後等來的結果是：再花七千元，由主任動手術，療效不做任何保證。我對他們說，我鬥不過你們，我死心了，我現在除了耳聾還能做點事，如果哪天我連事也做不成時，我就去自殺。」
我聽得目瞪口呆，又一次覺得身體僵硬，脊背嗖嗖發涼。
回北京後，北京軍區的一位戰友告訴我一則消息：一位將軍在北京軍區總醫院因醫療事故死亡，家屬不依不饒，雖位居高位仍然敗訴，因為醫院把病例全部改寫。
戰友淒淒地對我說：「把命交到他們手裡，我真是不放心哪！」我答：「把命交到他們手裡，我是不甘心。」不甘心又如何，再說十幾億中國人，能移民的、能逃出這個國家的，能有多少呢？
要移民離開北京的三大理由
這裡我要說明一點的是，在北京這個地方，不光是那些黨政高官們把自己的子女們送到國外，其他的普通人家，也紛紛用各種途徑把子女送往國外，找我來的基本上是這類人，歸納起來，他們要走的理由，不外乎是這麼幾個：一個是北京的水越來越不好，儘管官方一直在說北京的水是國際上公認的優質水，可是這水喝在口中經常有一種怪味，那是過去沒有的，加上官方經常不說實話，既然壓倒一切的是穩定，為了穩定什麼瞎話不能編哪！所以大家每天喝水心裏都不踏實，老在想不知又會誘發什麼病，這是其一。第二就是空氣，北京是全世界十大污染城市之一，現在這則消息幾乎已經是盡人皆知，想想每天光呼吸這口氣，就相當吸兩包煙，得肺癌還不是早晚的事嗎。本來還指望二○○八年的奧運會，政府會整治一下這污濁的空氣，可是幾年下來，不見其好反見其壞，終於絕望。接下來第三條是他們最害怕的，那就是生了病怕上醫院，錢還是第二位的，就是信不過這裡唯利是圖醫德敗壞的醫生。
下面就是他們給我講的幾件事：
週末不接生醫生護士不上班。解放軍總醫院，又叫三○一，我們住在軍隊大院的職工都在那裡看病。老百姓都知道，那可是中國頂尖級的大醫院，黨和國家領導人看病住院的地方，能錯得了嗎！也就是基於這樣的想法，我的一位戰友，把她即將臨盆的女兒硬是叫回了國內，沒想到這個決定居然搞得他們全家日夜不寧。先是托熟人走後門外加送禮就忙活了一大陣，接下來住進去又是一番心驚膽戰，她們發現在週六和週日，整個產房靜悄悄的，醫生和護士也基本不上班，蹊蹺的是住院的產婦居然也沒有一個臨盆。接著，他們便發現了這個令人恐怖的原因：原來，這裡的醫生和護士們為了能保持正常的周休兩日，根據產婦的不同情況，分別給他們打了催產針和保胎針，要麼讓她們提前在週五生，要麼延長到週一再生。讓她慶幸的是，她的女兒的預產期是週三的一天。
至於產婦所需的費用，根據這個醫院通行的價碼，除了要給接生的醫生紅包外，所有參與給她女兒接生的醫務人員，都要供應一個盒飯，當然這筆費用是由產婦負擔，而且這個盒飯的價值必須是五十元人民幣的，還要備兩箱飲料，院方點名要喝紅牛牌的（是當時北京市場上最貴的一種飲料），這飲料還好辦，盒飯就難了。北京各飯店的盒飯一般都是賣給上班族和計程車司機的，一般是五元或十元，根本沒有五十元盒飯的市場需求，也就沒有這種食材備料，結果是全家人為了找能做五十元錢盒飯的大小飯店，不知碰了多少釘子，說了多少好話，總算是有一家勉為其難應承了下來 ......
聽了她的故事後，我苦笑著說：「將來的孩子們就沒法算命了，這醫院把人的生辰八字都弄亂了。」
我沒有婦產科方面的知識，不知道這種人為地干預會給母親腹中的嬰兒帶來什麼後果，我只為這些醫生的自私和冷血感到週身寒冷，心裏哆嗦。這是一個或早或晚人人都會和它打交道的場所，到時真是不知自己的命運將會如何？
花錢一萬多耳聾又耳鳴
一天，我的一位中學同學來訪，落座後，他忽然發現不對，讓我換到他的右側座椅，他看到我不解的神情，於是向我講了一段他在三○一看病的辛酸遭遇：
「你們那個三○一啊，可把我害苦了，我這左邊的耳朵不知是歲數大了還是因為什麼，基本上失去聽覺了，在哈爾濱跑了不知多少個醫院，都沒治好。兒子在北京工作，來信讓我到北京配個助聽器，我就來到你們三○一醫院，那個給我看病的大夫說，你配個助聽器花三千元，你不如再花兩千塊錢，我可以恢復你的聽力，我一聽這話，真是大喜過望，真不愧是國家級水平，那些省市醫院根本比不了，於是馬上辦了住院手續。
可是手術過後，聽力和原來一樣，還是聽不見，我就急了，兒子陪著我，找到他們的主任，告了狀。後來他們把解決的辦法告訴我：再交五千塊，由主任親自給我動刀。我一開始想不通，憑什麼再交錢哪，可兒子讓我答應下來，他的理由是，三○一的耳科研究所全國居首位，又是主任給動手術，要不是這次出了問題，你想求還求不來呢，不就是錢嗎，這錢我給你出。在兒子的說服下，我就乖乖的又交了五千元。
沒想到動手術那天，主任剛把我的耳朵打開，忽然來了一個護士，把主任叫出去，談她的級別待遇問題，這一談就是一個多鐘頭，我終於按捺不住大叫起來，可萬萬沒想到，沒把主任叫來，反倒把頭一次給我動手術的大夫叫進來了，主任讓那個護士糾纏著走不開，就又讓這個大夫把手術做了，這次手術的結果是：聾沒治好，同時還添了一個毛病－－耳鳴。
我和兒子又再投訴，最後等來的結果是：再花七千元，由主任動手術，療效不做任何保證。我對他們說，我鬥不過你們，我死心了，我現在除了耳聾還能做點事，如果哪天我連事也做不成時，我就去自殺。」
我聽得目瞪口呆，又一次覺得身體僵硬，脊背嗖嗖發涼。
回北京後，北京軍區的一位戰友告訴我一則消息：一位將軍在北京軍區總醫院因醫療事故死亡，家屬不依不饒，雖位居高位仍然敗訴，因為醫院把病例全部改寫。
戰友淒淒地對我說：「把命交到他們手裡，我真是不放心哪！」我答：「把命交到他們手裡，我是不甘心。」不甘心又如何，再說十幾億中國人，能移民的、能逃出這個國家的，能有多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