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三年艱辛蓋起小樓
農曆八月上旬，商南縣黨馬鄉索峪河村朱家屋場，空氣乾燥而悶熱。樹蔭下，朱月娥和老母親低頭摘著剛從地裡背回的花生。不一會兒，老人後背就濕了一大半，而坐在一旁的朱月娥，也彎下了腰，氣喘吁吁。黃昏來臨，摘出的花生已經有很大的一堆。經過晾晒，除了少量用來榨油吃，大部分都賣掉換了學費。
不過，後來地越來越少，以前每年可收穫七百多斤花生，現在卻只有三四百斤，收入減少了數百元。
本來朱家每年還能得到近千元退耕還林補償款，可由於前些年欠農業稅太多，補償款拿到手裡時基本已被扣得差不多了。
早年，家貧的李發勝從商南湘河入贅到了朱月娥家。夫妻倆在有了朱宏政、朱宏權兄弟倆後，又生下了老三朱宏印。人多地少，家中生活相當拮据。兄弟倆1993年上了初中後，每年光學費就壓得李發勝一家喘不過氣來。
兩個孩子念初中每年要花費2000元。等到上了高中，一下子就漲到近四千元。為增加收入，朱月娥養了頭豬，靠賣豬每年還能有四百多元的收入。李發勝農閑打短工，一年收入500多元。那些年裡，李發勝一家人經常是穿補丁衣服，吃玉米粥、醃白菜。
1995年，李發勝貸款買了一輛拖拉機用於拉沙運輸，開闢了一條財路。第二年，在距老屋600米處的索峪河畔建造新居。因為沒錢買磚，他們就用車運回山上的石頭，然後用整整3年時間，用夾板一點點「夾」起了一棟3層小樓。但房子快好了，卻再也沒錢收拾。
住房賣他人父親含淚
蓋房的三年，正是兩個孩子念高中的三年。兩個孩子光學費、生活費，每年近4000元。為了一邊供養孩子讀書，一邊籌劃新房，起早貪黑的李發勝患上了嚴重的風濕性關節炎。1999年，朱宏政、朱宏權考上了大學，朱宏印開始上初中。驚喜過後，李發勝夫婦就為兩個孩子一萬多元的大學學費發愁了。
所幸，朱宏權考取的清華大學酌情免掉其4年學費，他還以貧困生的名義為大哥朱宏政貸了6000元助學貸款。
雖是解了燃眉之急，但生活費還沒著落。由於老大朱宏政考取的大學貧困生太多，辦不出助學貸款，最終，還是李發勝賣掉了拖拉機，才渡過難關。
2003年，朱宏政、朱宏權完成了本科學業。然而，朱宏政在山東就業後，月薪只有千元左右，每月自己花都很緊張，根本無力給家裡寄錢；而朱宏權畢業後選擇了碩博連讀，每月千元補助，在消費水平較高的北京，既要自己花還要替哥哥還貸款，異常艱難。
「本來孩子都不準備再念了，但我們考慮念博士以後就業會更好一些，所以都希望他繼續念。」52歲的李發勝低下了頭，嘆了口氣。在他的脖頸處，幾道因過度暴晒留下的紅斑異常醒目。
因勞累，那年秋朱月娥出現胸悶症狀，不料，所服的藥過期中了毒，直到今天，還時常感到胸悶氣短。
小兒子念高一，各種費用算下來要2000多元。無奈之下，李發勝含淚以38000元的價格將一直沒能入住的樓房賣掉了。
賣了房至今，李發勝家中還有3萬多元的債務。如今，一家人擠在經歷了數十年風雨的老屋裡，不僅要還債，還要為幫助朱宏印完成復讀付出更大辛勞。而像朱家，能夠在「走投無路」的時候賣掉房子，不是誰家都有條件做到的。
據瞭解，今年商南全縣有4萬學生，其中85%%的學生是貧困生。在趙川、在白魯礎，很多地方還有更為貧困的學生。
交不起30元費用女孩大哭
日前，在黨馬鄉黑漆河村老房溝組，記者便遇到了這樣的一幕。
半山坡上，天色已經暗淡，一個瘦小單薄的女孩正在場院裡低頭繡著什麼。女孩身穿著淺藍色的土布衣服，腳上是一雙布鞋，看去只有10歲左右。她說自己叫余亞琳，在方家灣小學念3年級。晚飯後，父母上山砍柴，留她在家看門。
從洞開的房門望去，昏暗的土屋裡除了一張床，幾條板凳，什麼也沒有。在最初的問答中，余亞琳還流露出遇到生人的好奇，言語間充滿稚氣。但當問到她的學習時，她的嘴角突然繃得緊緊的，說上個月問爸爸要30元的輔導材料費到現在都沒有。說著，她哇的一聲大哭起來。
余亞琳不停地拭著滿臉淚水說，一年級時還收學費，到二年級就全免了。可今年不知為什麼，老師忽然要他們買學習用書，於是她就向爸爸要，爸爸卻一直說沒有錢。一個月前，爸爸去青山鄉打沙子，干了6天，才掙到了100元。但就在這6天裡，一粒尖銳的石子迸進了他的眼睛。
「老闆說沒錢做手術，現在石子還在眼睛裡！疼得我爸每天晚上都睡不著，早上早早就起來了……」女孩說到這裡，哭聲變得撕心裂肺一般。鄰居一位大嬸說，為了補貼家用，前些天孩子的母親教會她刺繡，雖然繡花還不行，但可以做最簡單的「插底」，也就是在畫好的圖案外，繡一些顏色單一的背景。一幅不到一米長的繡品，繡「插底」一面能掙5元，時間得花一個月。
「對那些特別貧困的家庭，每年局裡都會號召員工為貧困生捐款，少則50元，多則100元。」縣教育局辦公室主任米中元說。可這些錢對眾多的貧困家庭來說，根本就是杯水車薪。
黑漆河村有1400多人口，年人均收入不足1400元，生活支出絕大部分是孩子入學。村主任劉新陽介紹，村民小病很少去醫院看，能撐過去最好，撐不過去，再看。
劉新陽說，雖然國家對貧困生實施了「兩免一補」，村民負擔減輕了一些，但因為貧困生補助市上有指標，分到縣上也有指標，真正能「補」的人很少。如全村21個在校學生，今年免學雜費的有19個，而「補」的指標只有4個。
黨馬初級中學共有650名學生，這學期有440人免了課本費，而享受生活補助的僅有140人。
根據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目前全縣學生中免雜費的37278人，免課本費的1664人。有3819名貧困生補了生活費，補生活費的貧困生還佔不到總數的10％。
而在那些孩子考上大學的家庭，每年學費基本都在4000元以上，「天文數字」的「大學成本」已遠遠超出了一個農家的承受能力。
正因為貧困，父母們無一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一朝走出大山。冷水村民劉成榮說，孩子的教育支出是一筆持續的、很大的支出，可以說只要念到大學，幾乎沒有誰家不貸款的。但即便如此艱難，仍有近七成的村民把上大學看作了唯一出路。
陪讀為圓孩子「大學夢」
在奔向大學的路上，更多的家長把重心都轉移到了孩子身上。自朱宏政、朱宏權上初中起，李發勝和妻子務農，其母親則到縣城為孩子做飯。如今，只有40戶的朱家屋場，已有6戶隨著孩子進縣城陪讀。在索峪河村，僅一個組，就有30多戶去「陪讀」。有的即使孩子是在黨馬鄉上念初中，家長也要從較遠的山裡到學校附近租住。
今年43歲的方武連原住在黑漆河村老房溝組。隨著兩個孩子來到鄉上念初中，他乾脆花30元租住到了鎮街上。為了多掙錢，今年5月，他貸款14000元買了機動三輪車。每天到丹江運沙，十分辛苦，每車三噸僅掙12元到15元。
很多「陪讀」的家長都在拚命掙錢。付出的艱辛，也許只有他們自己才知道。
「無論從哪方面看，通過讀書來改變命運，對於貧困山區的農民來說，是最公平，最具操作性，也可以說是唯一的途徑。」西安市高新一中高級語文教師劉續認為，社會競爭日益激烈，生存壓力日益加大，社會對個人價值的評價標準單一，使得人們拚命尋找能夠得到社會承認的途徑，如目前社會在對人才的選拔中，仍是唯文憑論。所以只要有一絲可能，人們就會選擇讀書這個方向。甚至沒有條件也要創造條件去讀書。
就業壓力大「反哺」很難
儘管考大學是為孩子今後能有更好的出路，但不能說，其中沒有附著家長自身的希冀。當含辛茹苦地將孩子送出大山，父母們也希望著伴隨孩子的腳步，能改變家庭的窘況。然而，這種希望，卻隨著目前大學生擇業的越來越困難，變得愈來愈渺茫。
對此，李發勝深有體會：大兒子朱宏政畢業後嫌工資低，就到廣東應聘，不想半路生病。家裡花去了數千元治療費。後來他聯繫到珠海一家企業上班，但月工資也僅3000元。如今，除了自用，每月也只能寄幾百元回家。而這些錢，除一部分寄給在西安補習的朱宏印，剩下的主要還是用於還債。至於後年才能讀完博士的朱宏權，李發勝說還不能指望。
趙川鎮王傑家的情況跟李發勝家的情形相似。10年來，王傑兄妹三人相繼從商南較為偏僻的趙川鎮「走出了大山」。可是，至今兄妹三人都不能給家裡幫上什麼忙。
王傑說，為我們唸書，家裡外債欠了2萬多元，最終是父母慢慢還完的。我們工作至今工資低，我們只是自身脫離了山區環境，但還沒能力改變家境。
近年來大學生就業壓力越來越大，學校是不是一流、專業是不是吃香，成了就業的重要條件。正是因此，李發勝堅持朱宏印放棄了一次讀大學的機會，復讀來年再考。類似的貧困山區補習生很多，儘管復讀意味著要付出更多辛勞、金錢，但考上名牌大學熱門專業，才能真正「改變命運」。
沈重負擔引發的選擇
在黨馬鄉，相比一些家長熱心於將孩子送入大學校門，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卻選擇了去煤礦挖煤。村幹部證實，近年來出外打工的年輕人大都去了山西、河南、河北等地的煤礦。「去礦上有吃有住，一個月少的兩三千元，多的五六千元。」一位剛從礦上回家的小夥說。
據悉，最近幾年，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傳出有村民在礦上出事的消息。如8月底，該鄉碾盤村冷水組的3名村民就在山西某煤礦住地因塌方死亡。
沒有考上大學的年輕人，讀初中、高中時，家裡都已負債。為早日還債，緩解家中經濟壓力，他們只有選擇掙錢多，但風險大的下礦採煤的工作。
從教30多年的王敦華認為，去煤礦打工現象的普遍，實際上正好反映出目前農村教育支出與村民收入不相匹配的問題。而導致這一問題的根源，是與多年來基礎教育投入低分不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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