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我於一九四八年去到成都市東大街最大一家雨前春茶葉店當學徒，叩完三個響頭老闆（又叫師父）教育我的第一句話是：「當徒弟要學好手藝，勤快誠實，見事做事；要手腳乾淨，不貪小便宜，對買主恭敬，無論生意成不成，都要拿煙倒茶。」他不但這樣教育我們，而且身體力行作為人師。茶葉最小氣，見味就嗆，呷進口就會發覺。有天，店裡的大花貓，在烘製的茶葉堆裡撒了一泡尿，使得幾十斤茶葉成為廢品。師父吩咐我們倒掉，師婆（他的母親）卻有點捨不得，叫放在一邊。巧好，第二天三臺縣一個小販來買茶，叫價壓得特低，師婆叫賣，卻悄悄叫我們把那準備要倒掉有貓尿的茶葉，打成包混在裡面。下午師父回來問及此事，得知情況後大大生了氣，他先指責匠師宋先生說：「我媽不知道，難到你不清楚麼？我們雨前春是百年老店，怎能把有貓尿的茶葉賣出去，還要不要招牌？一個做生意的人，看重的是信用，不能為了錢不要良心，讓顧客喝貓尿。」師婆發現自已做得不對，一肩挑起責任說：「不怪他們，是我不對，羅師兄，你快騎車去把買主追回來，給人家換過貨。」羅師兄花了大半天時間，騎車追到牛市口，才把那個三臺的小販追上。夜裡，師父又把這事講了一遍，一再告戒我們：「做生意不能只想到賺銭，更要想到信譽，不然生意永遠做不大。」此事一直深深刻在我心裏，影響我一生做人。可是春秋迭代，歲月遷變，到瞭解放後我逐漸逐漸發現「共產黨喜歡假話，不喜歡真話。說假話陞官，說真話犯罪。」例子有的是：
1942年「延安整風」王實味寫了說真話的《野百合花》，被打成反革命托派分子，後被共產黨亂刀砍死；1955年胡風先生對文藝有意寫了三十萬言的上書，被搞成「革反命集團」，累及二百多位文友，胡先生判處無期關押近三十年直到1985年才獲得徹底「平反」；本人二十一歲寫了篇言實的小說《給團省委的一封信》（見1956年10月《草地》文藝月刊），竟關押長達二十三年直到1980年底才「平反」。與我同命運的近六十萬名右派都因說實話而成為共和國「賤命」，至今只是「改正」未分文補發工資；1959年「一生戎馬，半世軍旅」的彭德懷老總在廬山會上只因說了「大躍進」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病」、「發高燒，得不償失」打成「右傾機會主義頭子」，被批被鬥，受凌受辱一生，後死於牢房。請問在這個獨裁專制的惡政下誰還敢說真話？如果不撒謊就過不了日子！正直的本人今天也學會了撒謊，本來我對一些當官的十分不滿，可在飯桌上茶摟中，敢說他不是？除非不想吃飯再作「賤民」。
中國要想不說假話，首先要懲辦撒謊和說假話、做假事的人。第一個就是毛澤東，他是中國以至全世界頂級的撒謊者。八年抗日他有四年在「整風」，還制定「一分抗日，兩分妥協，七分發展」的策略，還說「讓日本人佔更多的土地，才更愛國。」可是卻說自已在領導抗日；他明知胡風、阿龍、賈植芳、綠原都是革命者，可是為了他的「政治需要」卻撒謊說別人是反革命；他明知章伯均、章乃器、羅隆基、儲安平等均是自由民主斗土，卻撒謊說別人是資產階級反動分子。他一人撒謊已是罪大惡極，而更罪大惡極的是這個體制、政權幫他撒謊和保護他撒謊。如果有誰揭穿他的撒謊，不論你是開國元勛還是王公大臣，也不論你是一代名流或三世黃鈡漢瓦，都把你送上絞刑架。除了體制政權幫他撒謊和保護他撒謊更可悲的是一切媒體鼓嗓他的撒謊傳播他的撒謊，諸如「水稻畝產十萬斤」、「冬瓜長得比牛大」、「肥豬一天長八斤」等等，直到今天誰向人民說了聲「對不起」。由於一國之君撒謊，體製造謊，權力護謊，輿論揚謊，所以中國人才以撒謊為生，撒謊求存，撒謊苟活。故假話、假貨、假藥、假酒、假官、假警察，無處不是。筆者遠在十年前就開玩笑說：「當今中國，除了騙子是真的，其它全是假的。」如果胡錦濤主席、溫家寶總理，要想改變這種現實，構建和諧寬容的社會，首先代表共產黨向全中國人民道歉！承認胡風事件、右派事件、反右傾事件、大躍進、大練鋼鐵、人民公社以及由此而餓死的四千多萬中國人民請罪。我想封建皇帝都能「罪已詔」，號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光榮、偉大、正確的共產黨，為什麼要掩蓋歷史事實，做錯了事為什麼不道歉，理由何在？道了歉並不有損「光榮、偉大、正確」，如不公開道歉，才不光榮、偉大、正確。歷史不再是權力的丫頭，撒謊決不再是真理。體制的撒謊必死於體制的改革，陳良宇的垮臺展現著新體制蒞臨前的光明！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爭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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