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劉賓雁先生生前有一句這樣的話：中國人的心為什麼會變得這麼壞？
我想，人們都會明白劉賓雁先生並不是說所有的中國人心都變壞了，無論在中國大陸或海外，好心腸的中國人還是時常可以見到的。但是，中國社會道德的大面積滑坡已到非常嚴重的地步，則是不爭的事實。劉賓雁先生的感嘆系對此而發。
一、中國人心變壞的表現
中國人心之壞當今主要如何表現呢？筆者覺得主要有這樣兩個表現：
一是為斂財不擇手段。
有權有勢的上層人士斂財途徑主要是以權謀私、權錢交易、「空手套白狼」、貪污受賄、化公為私。其胃口之大是要一手摘下伊麗莎白皇冠上的寶石，所有的社會公理正義法制都當作墊腳石被他們踩在腳下。
中層人士是依靠手中的職務權力去盤剝被鎖定的對象。例如前不久中國大陸報載電業局的中層幹部年薪普遍有四、五十萬，連一個抄表工的年薪都可達十萬。壟斷的電業行業以其職務權力盤剝著所有用戶。最尖端的情況則發生在醫院和學校。病人，尤其是外科的病人；學生，尤其是高中學生，基本都淪為醫院和學校的人質。他們被醫院和學校「綁架」。要想得到較好的治療、要想保命麼？要想考上好的大學麼？請識相地繳交各種「苛捐雜稅」吧。
下層人士則使出各種下作手段來斂財。以次充好，坑矇拐騙。什麼假酒、假藥、毒米、毒臘腸、注水豬肉、塗臘水果……林林總總、五花八門、不一而足。
二是人際關係冷酷無情
見死不救是冷酷無情的尖端表現。報載常有數十乃至數百人圍觀溺水者而不施救。或嘻笑顏開地圍觀欲跳樓自殺者，甚至催促叫道：「跳呀！快跳呀！怎麼不跳了？」醫院急救室門前長演著永不衰竭的冷酷劇——把交不足預付醫療費的傷病者拒之門外，任其死亡。
前不久報載一名女中學生因遭到老師過分責備，憤而投河自殺。其家長狀告老師。公開審判時法官宣判該被告教師沒有刑事罪責。在旁聽席上的幾十名教師竟同時起立鼓掌歡呼。即使從司法角度考量，該教師可不負刑事責任，但對一個年輕生命的就此殤亡，總該有傷感和嘆息，怎能如此冷酷地鼓掌歡呼？
報載上屆「人大」會議期間，醫療系統的代表不但對社會上對醫療單位極端缺乏救死扶傷精神的批評不予聽取，反而指責社會大眾對醫療單位有諸多誤解成見。這個「指責」和法庭上教師們的「起立鼓掌歡呼」，交織出曾有「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之稱的教師和「白衣天使」之稱的醫生，現時是怎樣一副冷酷無情的嘴臉。
二、文革動盪使中國人心怎樣變壞
很多人都把當今中國人心之壞歸罪於文革。文革確實荼毒中國人的靈魂，但當今中國人人心之變壞是否直接源於文革，確須作立體研究。現在讓我們來考察一下，文革動盪中人心是怎樣變壞的。
1、文革時期的保皇行徑得到中共當局賞識促使一部分中國人良知喪失。
文革初期，中共的高幹子弟紅衛兵(俗稱老紅衛兵)發動紅色恐怖運動。僅在北京一地就用棍棒、軍用皮帶毆打死了1772個「黑五類」。隨著運動的發展，全國各地的類似「老紅衛兵」的保皇派組織都使用暴力(從棍棒升級為槍炮)屠殺成千上萬的「黑五類」和造反派民眾。但是在文革結束後，他們非但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反而受到提拔和重用。究其原因是他們使用這些暴力都是旨在保衛中共政權。
這裡有個區別是，各基層單位的保皇派早在1969年共產黨的統治秩序恢復後，就陸續被提拔、封官了。但高幹子弟紅衛兵們的陞官圖則來得很遲，只到八十年代他們才鴻運當頭。
著名作家鄭義曾在一篇文章中說，1968年秋冬中學生幾乎悉數下農村時，老紅衛兵們對他這類「狗崽子」說：「咱們二十年後見高低」。果然、二十年後他們要麼作為中共的第四梯隊步入政治權力中樞，要麼在商界叱吒風雲，成為腰纏萬貫的富豪。而當年的狗崽子們則絕大多數仍壓在社會底層。相比之下，當年的基層單位保皇派人士發跡雖早得多，但陞官圖卻遠不及他們璀璨，鬧個處級，最多局級就到頂了。
然而無論如何，文革後的這種政治封賞使中國人的心靈受到極大染污。只要出身成分優越；只要死保共產黨的統治秩序就有政治獎賞，這無疑使許多人良知泯滅，在行事時罔顧社會正義公理，為在共產黨統治秩序中分得一份超常的利益而甘願助紂為虐，喪失天良。
2、文革時期共產黨所搞的政治迫害使一部分中國人人性泯滅。
文革之初由劉少奇、鄧小平主導的第二次反右就迫使人們翻臉無情地去互相揭發、批判。這種冷酷慘劇不但發生在一般同事、同學之間，而且發生在朋友、親戚之間、甚至發生在父母子女之間、夫妻之間。接踵而來的紅色恐怖運動的抄家狂潮中，更誘使、迫使一些出身「不好」的青少年學生去鬥爭自己的父母親，去帶紅衛兵抄自己的家。
文革幾經反覆後，終於在1968年夏秋以一場鎮壓收場，接著還有陸續三年的對前階段造反民眾的反覆清算報復。在這不斷的反覆和持續的鎮壓中，共產黨的鎮壓機器及其延伸物總是利用手中的權力迫使人們出於自保心理去傷害他人或互相傷害。在此暗無天日的過程中，中國人的人性遭到深度的扭曲毒化。
3、文革動盪的反覆無常冶煉出一些中國人的寡廉鮮恥。
文革初期林彪被捧為副統帥，他被說成是中共革命的最大功臣，井岡山朱、毛會師被篡改為毛、林會師。每逢開會，會議在敬祝毛萬壽無疆後，都要敬祝林彪身體健康，永遠健康。可是，曾幾何時，林彪非命死於蒙古沙漠後，又成為從來就專搞陰謀詭計的千古罪人。
鄧小平在文革初期被作為全國第二號走資派被打倒，遭到嚴厲批判。1974年鄧復出，僅一年後鄧小平又被批判。1978年鄧小平再度復出並成為執掌大權者。
江青曾是權勢炙手可熱的人物。可是十月事變後她成了臭狗屎一坨，被說成是一個心地偏狹、專門迫害無辜的無恥小人。
在這一連串的江河變幻中，中國練就出一批永遠正確的人物。他們剛帶領群眾高聲歌頌林彪，把反對林彪的民眾打成反革命，甚至把這些民眾判處死刑。不久，他們又帶領群眾去批判林彪；去聲討林彪的滔天罪行，卻完全不須為自己前階段的行為負責。更無絲毫的內疚自責。
他們曾帶領群眾去批判鄧小平走資本主義的「白貓、黑貓」論、慷慨激昂義憤填膺。可是後來毛讓鄧「重新站出來工作」，他們說這是毛主席的英明決策，表示堅決擁護。不久毛又要打倒鄧，他們又一次慷慨激昂義憤填膺地帶領群眾「深入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並賣力地追查參加過「四五」運動的群眾。當鄧小平再次復出時，他們則「激動萬分地」擁護黨中央英明的決定，歌頌鄧小平同志是久經考驗的、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如此頻繁地變臉，他們沒有絲毫的為難。
他們曾對「江青同志」讚揚備至，肉麻地吹捧她是毛主席最好的學生，把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最高，是文化革命的旗手。可是在江青倒臺後，他們又用盡各種最挖苦的語言去諷刺、詛咒她。把江青貶辱成政治小醜似的惡婦。如此前恭後辱，他們絲毫不難為情。
這些人寡鮮廉恥、隨風擺柳、政治人格極為低賤，絕對附和政治鬥爭中勝利的一方。沒有正義、沒有公理，只有依附強權，並從中獲得或維持自己的權勢、地位的心機。為此他們還不惜殘酷鎮壓那些有政治主見，不像他們那樣做變色龍的人們。
這種人在共產黨的中央有；省市機關裡有；各基層單位裡更是比比皆是。他們是朝朝不倒的政治紅人。他們總是正確、總是先進。但是，他們的心其實是最黑的、最無恥的。對中國社會的這一群體，不妨給他一個名稱「黑心變色龍」。
三、鄧小平轉換閥門和「黑心變色龍」群體的示範驅動作用
政治迫害導致良知喪失、人性泯滅是共產黨專制戕害下由來已久的產物，非始於文革。土改、鎮反、三反五反、反右都貫穿這種悲劇。甚至共產黨的官員本身都會成為這種悲劇中的演員。例如趙紫陽先生抗戰早期投身中共「革命」，全國土改時已官至中共廣東省委副書記。他在廣東領導土改，而他的父輩卻在家鄉被暴力土改殺害。趙紫陽對此不敢置一詞。而有的中共幹部就是由於出面保自己的地主父輩遭到貶斥甚至嚴厲肅整。共黨專制就是一貫這樣以所謂黨性來摧殘人性。
這種在「忠實於革命事業」、「政治上要求進步」等冠冕堂皇的共產黨行話包裝下的是一顆極端自私冷酷的心。很多人都在這種陰森的精神毒化下變成了親情泯滅的偽君子。只有很少數像趙紫陽先生那樣的正直之士才能最終掙脫出來。
親情本來是人性的基本。如果一個人為了自己能得到倒行逆施的當權者的接納；能得到專制勢力的豁免而不惜對自己的親人下毒手，那就無可指望他對其他人還能友愛。當今中國大陸人與人之間冷漠乃至惡劣的人際關係跟共產黨幾十年來對中國人親情的摧毀有著直接的承接關係。
然而，儘管共產黨的由來以久的政治迫害是造成中國人良知泯滅的根本原因，但若要使這種泯滅表現為面積最大化的人心變壞則還需要另有契機。因為那種為自己消災避禍、或為自己攀上高枝而不顧親人之情、朋友之誼、同事之睦去加害之的作法，主要發生在政治運動之中，而政治並非一般人的第一需要。只有當某種啃噬人類良知的細菌無時無處不可以逞威時，換言之，只有當攫取經濟利益的企圖心無限制膨脹時，中國人的心才會發生面積最大化的變壞。
中國社會從政治迫害急速轉向瘋狂攫取經濟利益的轉換閥門是由鄧小平開啟的。
政治迫害不能毀掉一個社會，因為政治迫害必然會造就它的對立物——反政治迫害。蘇共斯大林的政治迫害終究導出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和非斯大林化。毛澤東的文革清洗和文革鎮壓，最終催生了丙辰清明天安門運動。共產黨的歷次政治運動儘管對中國人的良知有極大摧殘，但良知終未泯滅。文革其實是一把雙面刃，它既荼毒了一部分人的人性，也促使了一些人的覺醒。1978年底，剛從一場持續十二年的迫害中走出來的一代大齡青年，發動領導了波瀾壯闊的民刊、民主牆運動，就是鮮明的例證。
然而，鄧小平牌號的經濟攫取欲則可以毀掉一個社會。因為它沒有明確的界限。它不像政治迫害那樣，先天就決定哪些人可以去迫害別人；哪些人注定要被迫害；哪些人擺動在兩者之間。鄧小平牌號的經濟攫取是所有人都可以去進行的，它是可以促使所有人變瘋狂的催情藥。如果說在這種催情藥下還有人沒瘋狂的話，那有可能只是催情藥暫時還沒發生藥力而已。至於對這種催情藥有抗體的人，那就真是鳳毛麟角、寥若晨星了。
在同種催情藥的作用下首先瘋狂的是「黑心變色龍」群體。因為它們體內本來就具有「瘋狂」的基因。從前他們曾瘋狂地實施政治迫害，現在他們就要瘋狂地攫取經濟利益。鄧小平開啟了轉換閥門，「黑心變色龍」階層急劇變瘋的速度令人目瞪口呆、瞠乎其後。
曾幾何時，「黑心變色龍」群體還在「繼續深入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還在「掃清‘四人幫’餘孽」，而今，言猶在耳，「黑心變色龍」就變調唱起「恭喜發財」的新曲。這充滿商賈油膩味的並非新曲的「新曲」，咋出自前不久還大聲疾呼批判資產階級法權的「黑心變色龍」們之口，真令人無法接受，似有時空倒錯之感。但這畢竟是事實。
這「恭喜發財」決非說說而已。這些在文革中保當權派有功、鎮壓造反派有功而升任企業單位領導職務的「黑心變色龍」們首先以發各種獎金打開局面，在工人得到為數有限的超產獎時，他們自己得以巧立名目攫取各種大額獎金。繼而，以價格雙軌制和計畫外銷售等為標誌的企業單位「擴權」使他們更是大顯身手，合法的提成獎和不合法的回扣等都使他們的經濟所得急劇增加。「黑心變色龍」群體把他們當年用於迫害無辜以撈取政治資本、入黨陞官的勁頭迅速轉向斂財聚富。他們當年有那麼昧著良心去迫害他人，今天就同樣有那麼昧著良心去斂聚不義之財。如果說「黑心變色龍」群體的下層鑒於其道行有限，還只能在企業「擴權」的籠子裡變戲法的話，那麼其上層就以倒賣指標、批文之類致日進斗金了。
當民眾發現自己領著為數有限、且日見縮水的獎金，單位領導和各級官員卻大秤分金銀時，他們與學生們一起發出「打倒官倒」的怒吼。可是，鄧小平基於其保權的偏執和暴戾的性格而殘酷地鎮壓了八九民運，把「打倒官倒」的呼聲淹沒在血泊之中。當他從狂暴的鎮壓亢奮中緩過氣來後，自知如此大片的血跡難以抹去。為了沖洗手上血腥的氣味，鄧小平開大轉換閥門。加大「改革開放」的力度。全社會都去賺錢吧！在賺錢的狂潮中昏了頭的人們不會再有心情、有目力去關注我手上的血跡。在鄧小平的倡導下，「黑心變色龍」群體更加肆無忌憚了。
然而，大約在新世紀降臨前後，「黑心變色龍」群體的鴻運紛紛走到盡頭。退休制使共產黨官僚階層的後來者們有不允許他們戀棧、並取而代之的冠冕堂皇的理由。然而，雖然「黑心變色龍」群體逐漸退出官場，但其開拓的斂財聚富事業非但沒有家道中落，反而被他們的後繼者推向更眩目的輝煌。當今共產黨的官兒們，不但花樣百出、肆意妄為地盤剝平民，甚至連外商巨賈都敢玩於股掌之中。在共產黨中央大人物中都有頭有臉的霍英東竟被一個小小的毫無「革命」資歷的開平縣委書記耍得錢財痛失卻啞子吃黃蓮，只是冰山一角。
在這種社會情勢下，民眾的主體意識終於「轉彎子」了。官倒是打不倒的。既然如此，何不效仿他們。州官放大火，我們點點小燈吧。九十年代中期以後，民眾對官倒貪贓已見怪不怪，非但懶得去抨擊譴責，而且動腦筋、找竅門，竭力使自己在這歷史大潮流中不要太落伍，也能去弄弄潮，搞到些外快乃至橫財。也即，民眾在相當程度上被主導社會的統治階級所同化。那催情藥終究在全局上發揮作用。中國人的心就如劉賓雁先生感嘆的那樣：「怎麼變得那麼壞？」了。
於是我們看到中國這樣一副圖景：共產黨官僚固然在利用手中的社會公權力大貪。而民眾也在利用手中的職務權力、職業便利去小貪。共產黨貪的是帶整體性質的民脂民膏，民眾貪的往往是另一民眾的勞動所得。換言之，民眾之貪最常見的形式是互相割肉；互相啃噬。
利用職務權力去貪，最高段位表現於醫生和學校領導及部分教師身上。其段位之高有時使官員都要因之折腰。一個處長、局長為了保命，或為了自己的子女進入名校而向醫生、教師、校領導獻上諂媚之笑和塞滿鈔票的紅包。官員尚且如此，遑論一般民眾。如果說名校可以不讀，教師的臉色可以不看，但螞蟻且惜生，何況是人？故在醫生面前力表謙恭是人之常情。但僅僅謙恭往往無濟於事，錢才是關鍵。這就是醫院急救室門前冷酷劇上演不衰的原因。不先交足預付醫療費，死也不救你！
被醫生、教師啃噬了的電業局職員自有他的辦法來盤剝用戶；被電老虎啃噬了的出租車司機看準機會時痛宰一下乘客；被出租司機痛宰的商販以次充好坑騙顧客以撈回損失……在這森林法則的弱肉強食中總有最底層無力反噬的社會群體。這個被啃噬得遍體鱗傷的弱勢群體對社會、對其他群體充滿仇恨。這個仇恨常態處於抑制之中，但有時會以極其殘暴的方式發泄出來。其發泄對象往往不是連環啃噬中的大鱷，而是無辜者。戴厚英救濟幫助她老師的兒子卻被他劫殺；周裡京的妻子為照顧鄉親，特別把新居的裝修業務交給他們做，亦遭他們劫殺。這就是典型事例。還發生過許多這樣的慘案：一些人發現鄉親中某女子因賣淫、三陪賺到可觀收入，而設計將她殺害，捲走其錢財。儘管從八十代到現在共產黨年年「嚴打」濫用死刑，但這類為財殺人的惡性案件不減反增，時時見於死刑佈告。
經濟上的改革開放是應該的；從蘇式計畫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也是需要的。但這個轉變必須有有一個適當的過程，特別需要有民主政治與之配套。鄧小平堅持共產黨壟斷社會公權力的政治結構，在此基礎上無論是搞企業擴權、股份制、私有化、引進外資都不可避免地形成共產黨官僚對社會財富的第二次掠奪——1957年「私營工商業改造」可視為為第一次掠奪。譬如在私有化過程中，共產黨官吏(原國營企業領導人)將廠子賤賣收取高額回扣，或乾脆將廠子賤賣給親屬。又如從農民手中低價賤買土地，再高價出賣給發展商。這些高超的斂財術早已使昔日的計畫外銷售一類彫蟲小計黯然失色。失去社會監督的所有經濟改革措施，即使其構思之初不無可取之處，也一定會在實施中走樣變形。當新世紀愈來愈深地走入人類時，中國社會的經濟奇蹟更加令人眩目。可是外界的人們只從中國東南沿海大中城市的霓虹燈來解讀中國的「繁榮」，卻不知曉中國腹地村鎮的日益凋敝。而這繁榮和凋敝正是從兩端推進性地腐蝕蠶食著中國人的靈魂。
文革動盪使當今中國人心之變壞，其作用是間接的。它曾使人性泯滅，但那政治性的人性泯滅變成經濟性的人性泯滅必須有一個轉換機制。文革動盪使保皇的社會勢力空前得勢，這使「黑心變色龍」群體得以強勢麇集，文革的數度反覆更練就了他們的寡廉鮮恥。這勢力的強勢和寡廉鮮恥的素質是使他們成為當今中國人心大面積變壞的示範者、驅動人。
鄧小平牌號的經濟改革——從政治迫害到經濟攫取的轉換閥，與「黑心變色龍」群體及其後繼者的示範驅動作用相結合，這才是中國當今面積最大化人心變壞的直接原因。面對這種現實能不觸目神傷？只是，幸虧在中國這喧囂的排空濁浪中還能見到清泉。那就是「新青年學會」四君子式的奉獻和以高智晟為代表的一批維權志士的抗爭。他們在呼喚人性、重建良知、追求公理。他們的奉獻和抗爭使我們知道，儘管共產黨這麼多年來對我們民族的機體和精神進行了雙重摧殘，我們這個有著數千文明史的民族都不會徹底倒下去。華夏民族的精神一定會有重新煥發青春，以嶄新健康面貌示人的一天。
[短評]挽救、恢復、重建、提高中國人的道德水平
徐水良
2006-9-11日
中共建政以後，一系列運動，從土改，到三反五反，到合作化，到反右派，反右傾，到公社化、大躍進（大吹牛大謊言和大飢荒），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對中國人的傳統道德，產生了極大的衝擊和破壞。
但是，中國人道德的全面崩潰，卻是鄧小平當政以後。
1981年5月我第二次入獄，到1991年5月我第二次坐牢十年刑滿出獄，出來後發覺社會變化之大，中國人心變得如此之壞，讓我大大、大大地吃了一驚，我怎麼也無法接受，怎麼也無法適應這種變化！像劉賓雁先生一樣，當時我問得最多的二句話，就是：「中國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中國人怎麼會變得這麼壞？」自己身上深深浸染的傳統道德觀念，與它們產生異常巨大極其尖銳的矛盾和衝突，無論如何都無法調和、並且難以容忍和適應。一直到我1998年出國前，我在心理上都無法接受，更無法適應。我曾經對許多同學和朋友講述過我的這種苦悶和痛苦的心理。
我曾經說過毛澤東鄧小平的一個不同特點：毛澤東死要面子，相反，鄧小平則不要臉皮。這與中國歷史上傳統的暴君和奸臣的模式相一致。
所以，在毛澤東時代，雖然中國人的道德受到極大的破壞和衝擊，但仍然死要臉皮，要維持一個道德的假象。而鄧少平卻不要臉皮，一切都是實用主義，貓論、模論，只有短視的眼前利益、不要道義、也不要預見和遠見。說話不算數，不守信用，反覆無常，今天可以下跪「永不翻案」，明天得勢立刻另一個模樣，連個說明和維持面子的對不起都不說。甚至公然提出任何西方國家，以及過去歷史上的領導人都不敢提出的口號「以經濟為中心」。
經濟學上的代表經濟的符號是金錢，以經濟為中心的學術語言，換成老百姓的通俗語言，就是「圍著金錢轉，一切向錢看」。鄧小平不要道德，不要臉皮，於是上行下效，全國的道德迅速崩潰。這種崩潰速度，在人類歷史上也是罕見的，如果不是史無前例的話。
這種道德崩潰，到鄧小平不要一切臉皮地屠殺和鎮壓八九民運，以及隨後的南巡講話掀起的新一波大躍進和全民經商，官僚太子黨全面開展搶劫掠奪，到江澤民到胡錦濤時期的大搶劫大掠奪的徹底鋪開，更是一步一步走向深淵，它留給我們和下一代一個非常嚴肅並且極其重大的課題，就是如何花幾代人的時間，來挽救、重建中國人的道德和社會風氣及民風，並使是中國人的道德水準，趕上世界水平和走向世界前列的問題。中國有志於提高我們民族素質的朋友們，讓我們一起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