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6-08-28 22:50:52作者：謝寶瑜
越西是一個漢族和彞族雜居的縣。與漢族中的地主和富農相對應，彞族中的「階級敵人」被稱為「奴隸主」。
一九六八年二月，我只有十一歲。有一天，我同祖母一起上街去買菜。一個女人壓低聲音，對我祖母說：「昨天，「涼奴」在中所、大瑞那邊炸奴隸主，說是炸死了幾十個，有些還是吃奶的娃兒。」我祖母低聲問她是怎麼炸的。她說，「把人綁在樹子上，在身上綁個炸藥包炸。」當時我雖然年齡還小，卻也學過不少毛主席語錄，讀過《雷鋒日記》，懂得「對待敵人要像嚴冬一樣地殘酷無情」的道理，知道奴隸主都是一些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壞人。因此，我對這條消息沒有什麼太大的反應，同聽到某人用蒼蠅拍子打死了幾隻蒼蠅後的感覺差不多。不過，那個女人和我祖母在談論這件事時的表情卻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種表情怪怪的，既不是恐怖，也不是憐憫，也不是震驚。直到現在，我也想不出究竟應該給那種表情安個什麼名字。
一九七五年，我十九歲，已經在縣農場當了三年多的下鄉知識青年。這時，縣委組建工作團，在農村進行黨的基本路線教育，「割資本主義的尾巴。」我因為前一年寫的一篇批林批孔的文章引起了領導的注意，所以被抽去了工作團。我去的地方是海拔兩千五百多米的竹阿覺公社麻姑生產大隊。我和三個彞族幹部一起，組成一個工作組，其中的老潘是本地幹部。
順便說一句，麻姑生產大隊當時的勞動日值是七分錢。換句話說，一個年輕力壯的小夥子出一天工，掙了十個工分，只相當於掙了七分錢。婦女和老人是半勞力，他們出一天工只能掙六七個工分，合四五分錢。當時，當地的國家糧站供應非農業人口的大米是每斤一角三分八，而人們冒險交易的黑市大米每斤八九角。因為海拔高，麻姑不出水稻和玉米。只出很少的一點蕎子，全部被當成公糧上交了。社員們半年吃洋芋，半年吃元根（一種很像蘿蔔的作物），生活之艱難一般的人是難以想像的。
有一天，我們去一個生產隊干了革命後回來，快到駐地的時候，因為天色還早，天氣又很好，就在一個山坡上席地而坐，脫下身上的衣服，一邊晒太陽，一邊掐虱子，一邊瞎聊天。這時，老潘指著不遠處的一片樹林說：七零年，解放軍在這一帶剿匪。一天晚上，他們把幾個空的軍用水壺吊在路邊的樹上。那一天，鄰近的一個大隊有一個人死了。麻姑有幾家人是這個人的親戚，要去參加喪禮。因為山高路遠，他們半夜就起了身，然後便摸黑趕路。不幸的是，這幫人剛好經過瞭解放軍設下埋伏的那條路。那些人碰響了軍用水壺，解放軍的機槍立即就開了火，結果打死了十多個無辜的人。
我問老潘，怎麼七零年還有土匪呀？老潘說，就是六八年「涼奴」炸奴隸主時逃進深山的那些人。我告訴老潘我曾經聽到過這件事，只是對整個事件不大瞭解。老潘就詳細地解釋了一通，使我對這次事件有了較多的瞭解。
一九六七年底，越西的保守派早已如鳥獸散。造反派經過重新組合，分成了兩派。一派屬於「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涼北分團」，簡稱「成工」；另一派屬於「涼山奴隸革命造反戰鬥團」，簡稱「涼奴」。兩派的人員都差不多，裡面既有漢族，也有彞族。兩派各佔了一些地盤，打了幾場小規模的武鬥，這時正磨刀霍霍，準備著更大規模的武鬥。在準備武鬥的過程中，為了標榜自己才是革命的那一派，並且為了「鞏固革命的後方」，雙方都向那些傳統的「階級敵人」扑了過去。當時「成工」佔的地盤比較大，既有漢區，也有彞區，採取的仍然是傳統的階級鬥爭方式，就是開鬥爭會，遊街，毆打，如此等等。「涼奴」當時佔的地盤比較小，只有彞區。「涼奴」最初用的也是傳統的階級鬥爭方式。後來，為了在「革命」的競爭中超越對手，「涼奴」便把自己地盤上的奴隸主及其子女抓來，用炸藥包全部炸死了。也許是因為比對方更加心狠手辣吧，「涼奴」在後來的大規模的武鬥中打敗了「成工」，把他們全部趕出了縣境，成為在越西縣掌權的那一派。
「涼奴」炸死階級敵人的事件發生後，在「成工」地盤上的奴隸主及其子女非常害怕，便逃進了深山。他們沒有吃的，就到一些村莊裡去乞討、偷盜、搶劫。於是，軍管當局便把他們定性為「土匪」，派出了數支解放軍的「剿匪小分隊」，打死了大部分逃亡中的奴隸主及其子女。少數奴隸主及其子女後來陸續下山，投案自首，撿回了一條命。
我問老潘「涼奴」究竟炸死了多少奴隸主及其子女。老潘說他也說不清。他聽到過好幾個不同的數字。他只能說有好幾十人。老潘在講述的過程中倒是提起過好幾個被害的人的名字，可惜我一個也沒有記住。
二零零一年，一位朋友送了我一本由四川辭書出版社在一九九四年出版的《越西縣誌》。在第37頁，該書簡短地提到了這次事件。全文如下： （1968年）2月，一些群眾偏信「奴隸主要造反」的謠傳，全縣各地連續發生殺害奴隸主及其子女事件，造成部分奴隸主或子女被迫上山。「文化大革命」後，全部平反。
該書沒有提殺害奴隸主及其子女的方式，沒有講究竟殺了多少人，也沒有提供受害人的姓名。不過，這次事件中的一位受害人是當時的副縣長。因此，該書在《人物》這一章中提到了他姓名，說他叫張金安，彞族名叫八且曲披，民國16年（1927年）生於越西縣南箐鄉，1968年2月5日，被一些人挾持到大瑞鄉瑞堰村，身上被捆上炸藥包而殺害。縣誌記載如下： 張金安（八且曲披），彞族，民國16年（1927年）生於越西縣南箐鄉。解放前其家中有鍋莊娃子3人，安家娃子24戶。出租土地和娃子耕種收入的糧食每年有13石多，自食後略有結余。1938年張金安在中所小學讀書，1942年轉入國立越西實驗小學。1944年，經人介紹去西康省訓團第7期學習。1945年，他到「剿匪」指揮部綏靖工作團任少尉副官，並從事翻譯工作，為時3月，辭職回家。1946-1950年，他利用與果基木吉、果基阿比的親戚關係，給商販當保頭，保證商販進入普雄地區安全經商。
1951年3月，張金安參加工作。從1953年起，他曾任縣文教科副科長，新民區區長，越西縣政協副主席，越西縣副縣長，多次被選為省、州、縣人民代表。
1956年民主改革運動中，他積極宣傳廢除奴隸制度，取消地租、勞役和高利貸剝削，並帶頭交出土地，解放娃子。1957年9月，他利用家支親戚關係，規勸叛亂骨幹分子洛五年子等10人帶槍7支向政府投誠。
「文化大革命」期間，社會上謠傳奴隸主要反攻倒算。張金安多次受到批鬥。1968年2月5日，張金安被一些人挾持到大瑞鄉瑞堰村，身上被捆上炸藥包，慘遭殺害。
1978年10月19日，給張金安平反昭雪，恢復政治名譽，並舉行骨灰安放儀式。
一九六八年二月，我只有十一歲。有一天，我同祖母一起上街去買菜。一個女人壓低聲音，對我祖母說：「昨天，「涼奴」在中所、大瑞那邊炸奴隸主，說是炸死了幾十個，有些還是吃奶的娃兒。」我祖母低聲問她是怎麼炸的。她說，「把人綁在樹子上，在身上綁個炸藥包炸。」當時我雖然年齡還小，卻也學過不少毛主席語錄，讀過《雷鋒日記》，懂得「對待敵人要像嚴冬一樣地殘酷無情」的道理，知道奴隸主都是一些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壞人。因此，我對這條消息沒有什麼太大的反應，同聽到某人用蒼蠅拍子打死了幾隻蒼蠅後的感覺差不多。不過，那個女人和我祖母在談論這件事時的表情卻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種表情怪怪的，既不是恐怖，也不是憐憫，也不是震驚。直到現在，我也想不出究竟應該給那種表情安個什麼名字。
一九七五年，我十九歲，已經在縣農場當了三年多的下鄉知識青年。這時，縣委組建工作團，在農村進行黨的基本路線教育，「割資本主義的尾巴。」我因為前一年寫的一篇批林批孔的文章引起了領導的注意，所以被抽去了工作團。我去的地方是海拔兩千五百多米的竹阿覺公社麻姑生產大隊。我和三個彞族幹部一起，組成一個工作組，其中的老潘是本地幹部。
順便說一句，麻姑生產大隊當時的勞動日值是七分錢。換句話說，一個年輕力壯的小夥子出一天工，掙了十個工分，只相當於掙了七分錢。婦女和老人是半勞力，他們出一天工只能掙六七個工分，合四五分錢。當時，當地的國家糧站供應非農業人口的大米是每斤一角三分八，而人們冒險交易的黑市大米每斤八九角。因為海拔高，麻姑不出水稻和玉米。只出很少的一點蕎子，全部被當成公糧上交了。社員們半年吃洋芋，半年吃元根（一種很像蘿蔔的作物），生活之艱難一般的人是難以想像的。
有一天，我們去一個生產隊干了革命後回來，快到駐地的時候，因為天色還早，天氣又很好，就在一個山坡上席地而坐，脫下身上的衣服，一邊晒太陽，一邊掐虱子，一邊瞎聊天。這時，老潘指著不遠處的一片樹林說：七零年，解放軍在這一帶剿匪。一天晚上，他們把幾個空的軍用水壺吊在路邊的樹上。那一天，鄰近的一個大隊有一個人死了。麻姑有幾家人是這個人的親戚，要去參加喪禮。因為山高路遠，他們半夜就起了身，然後便摸黑趕路。不幸的是，這幫人剛好經過瞭解放軍設下埋伏的那條路。那些人碰響了軍用水壺，解放軍的機槍立即就開了火，結果打死了十多個無辜的人。
我問老潘，怎麼七零年還有土匪呀？老潘說，就是六八年「涼奴」炸奴隸主時逃進深山的那些人。我告訴老潘我曾經聽到過這件事，只是對整個事件不大瞭解。老潘就詳細地解釋了一通，使我對這次事件有了較多的瞭解。
一九六七年底，越西的保守派早已如鳥獸散。造反派經過重新組合，分成了兩派。一派屬於「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涼北分團」，簡稱「成工」；另一派屬於「涼山奴隸革命造反戰鬥團」，簡稱「涼奴」。兩派的人員都差不多，裡面既有漢族，也有彞族。兩派各佔了一些地盤，打了幾場小規模的武鬥，這時正磨刀霍霍，準備著更大規模的武鬥。在準備武鬥的過程中，為了標榜自己才是革命的那一派，並且為了「鞏固革命的後方」，雙方都向那些傳統的「階級敵人」扑了過去。當時「成工」佔的地盤比較大，既有漢區，也有彞區，採取的仍然是傳統的階級鬥爭方式，就是開鬥爭會，遊街，毆打，如此等等。「涼奴」當時佔的地盤比較小，只有彞區。「涼奴」最初用的也是傳統的階級鬥爭方式。後來，為了在「革命」的競爭中超越對手，「涼奴」便把自己地盤上的奴隸主及其子女抓來，用炸藥包全部炸死了。也許是因為比對方更加心狠手辣吧，「涼奴」在後來的大規模的武鬥中打敗了「成工」，把他們全部趕出了縣境，成為在越西縣掌權的那一派。
「涼奴」炸死階級敵人的事件發生後，在「成工」地盤上的奴隸主及其子女非常害怕，便逃進了深山。他們沒有吃的，就到一些村莊裡去乞討、偷盜、搶劫。於是，軍管當局便把他們定性為「土匪」，派出了數支解放軍的「剿匪小分隊」，打死了大部分逃亡中的奴隸主及其子女。少數奴隸主及其子女後來陸續下山，投案自首，撿回了一條命。
我問老潘「涼奴」究竟炸死了多少奴隸主及其子女。老潘說他也說不清。他聽到過好幾個不同的數字。他只能說有好幾十人。老潘在講述的過程中倒是提起過好幾個被害的人的名字，可惜我一個也沒有記住。
二零零一年，一位朋友送了我一本由四川辭書出版社在一九九四年出版的《越西縣誌》。在第37頁，該書簡短地提到了這次事件。全文如下： （1968年）2月，一些群眾偏信「奴隸主要造反」的謠傳，全縣各地連續發生殺害奴隸主及其子女事件，造成部分奴隸主或子女被迫上山。「文化大革命」後，全部平反。
該書沒有提殺害奴隸主及其子女的方式，沒有講究竟殺了多少人，也沒有提供受害人的姓名。不過，這次事件中的一位受害人是當時的副縣長。因此，該書在《人物》這一章中提到了他姓名，說他叫張金安，彞族名叫八且曲披，民國16年（1927年）生於越西縣南箐鄉，1968年2月5日，被一些人挾持到大瑞鄉瑞堰村，身上被捆上炸藥包而殺害。縣誌記載如下： 張金安（八且曲披），彞族，民國16年（1927年）生於越西縣南箐鄉。解放前其家中有鍋莊娃子3人，安家娃子24戶。出租土地和娃子耕種收入的糧食每年有13石多，自食後略有結余。1938年張金安在中所小學讀書，1942年轉入國立越西實驗小學。1944年，經人介紹去西康省訓團第7期學習。1945年，他到「剿匪」指揮部綏靖工作團任少尉副官，並從事翻譯工作，為時3月，辭職回家。1946-1950年，他利用與果基木吉、果基阿比的親戚關係，給商販當保頭，保證商販進入普雄地區安全經商。
1951年3月，張金安參加工作。從1953年起，他曾任縣文教科副科長，新民區區長，越西縣政協副主席，越西縣副縣長，多次被選為省、州、縣人民代表。
1956年民主改革運動中，他積極宣傳廢除奴隸制度，取消地租、勞役和高利貸剝削，並帶頭交出土地，解放娃子。1957年9月，他利用家支親戚關係，規勸叛亂骨幹分子洛五年子等10人帶槍7支向政府投誠。
「文化大革命」期間，社會上謠傳奴隸主要反攻倒算。張金安多次受到批鬥。1968年2月5日，張金安被一些人挾持到大瑞鄉瑞堰村，身上被捆上炸藥包，慘遭殺害。
1978年10月19日，給張金安平反昭雪，恢復政治名譽，並舉行骨灰安放儀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