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告訴大家：美國人是我們最好的朋友，中國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國人。1900年八國聯軍進入北京，第二年的「庚子賠款」所有的八個列強，其中只有一個國家拿到這個錢沒有動，就是美國。後來以各種方式退給我們了，其中一種方式叫「庚款留學生」，還有的拿來補貼我們的大學。我告訴你們，抗戰時期山西有一個「銘賢學院」遷到我的家鄉來。這個學校是和美國歐柏林學校挂了鉤的，歐柏林大學有個「山西基金會」就是美國政府用庚子賠款設立的。「山西基金會」的錢就用來資助辦銘賢學院，從30年代創辦就是用的這個錢。後來抗日戰爭了輾轉數千里逃到我們家鄉，我們家鄉最大一個姓曾的地主，他主動把自己一個寨子騰空，全部免費借給這個學校。這個學院就這樣一直辦了下來。政權改制後它就變成了「山西農學院」和「山西工學院」，然後跟美國交惡後每年的這個錢就沒有了。那頭也沒有作任何解釋，我們這頭說「我們革M國家，誰要你帝國主義的臭錢」，就這樣從建國以後這個錢就斷了數十年。
到了改革開放初期，歐柏林大學的「山西基金會」派了一個工作人員，一個27歲的小夥子到中國大陸來，找到中國政府。問他有什麼事情，他說你們國家從前有個銘賢學院還在不在？哦，大家就告訴他說這個銘賢學院從建國後就遷回了山西，在它的基礎上辦了一個「山西工學院」和一個「山西農學院」。然後這個小夥子就去找，找到裡面一些老的教師，果然證明這是事實。考察後他就走了，也沒有說什麼話。過了一段時間美國方面就正式派代表來，說是要接觸你們原來銘賢學院、現今是「山西農學院」和「山西工學院」的人，要撥一大筆款給他們。你想我們這邊的官員聽說有「美圓」來，那個積極性之高啊（笑聲），馬上把工學院、農學院的黨的領導，黨委書記、院長每個單位派起代表團來。但是一接觸沒有發現一個真正是原來銘賢學院的人。人家「山西基金會」說你們來的都是官員，我們要見銘賢學院的人。怎麼辦，怎麼辦？最後才想起山西農學院有個右派份子是原來銘賢學院的，於是去把這個掃廁所的教授老頭找來，說讓你加入我們這個代表團，你走在前面。結果人家還認得到他，從此以後每年20萬美圓就沒有斷過，10萬給農學院，10萬給工學院。這樣大家才知道，原來儘管中Gong奪取政權後這個錢就斷了，但美國人一分錢都沒有動，全部拿來存起連本帶利增值了幾十年，現在就能夠每年拿出20萬給這兩個學校。這是我一個在銘賢學院讀過書的朋友講給我聽的，我聽了當時就哭起來了（掌聲）。八國聯軍中沒有一個國家這樣做。其中最惡劣的有兩個，一個是日本，日本把我們賠的錢都拿去製造武器再來打我們；第二個就是俄國，極其無恥貪婪。還有一個事情，就是八國聯軍走後，中國的賠款絕大部分不是給的銀子，根本沒有那麼多現銀。是通過什麼方式給的呢？是從中國的海關收入裡每年扣出。中國總署由八國推舉的代表、一個叫赫德的美國人管理賠款帳目，赫德管理的帳目那是一清二楚。美國人在這方面的品行也為世所公認。
抗日戰爭爆發時我剛進小學，到我進初中的時候抗戰已經進入最後階段，也是最艱難的時期。我13歲那年曾經與其他同學一起去美軍的軍用機場，跟所有大人一樣參加勞動。一樣吃的是糙米飯，米湯是紅顏色有氣味的；一樣是八個人一桌，只有一小碗不見油花的鹽拌蘿蔔絲。就這樣修了一個星期機場。我們這些娃兒是怎樣想的呢？——再不出力國家就要亡了。因為從小我們的老師就跟我們講：一定不能當亡國奴！當了亡國奴就要像朝鮮人那樣，見到日本人來了就要立正鞠躬，日本人要騎馬還要墊背讓日本人踩著上馬。這就是亡國奴！因此我們從小就知道要愛自己的國家。當時國民政府也好、老師也好，要我們愛國從來沒有說過「愛國主義」這幾個字。你要知道，「愛國」成了「主義」，就是一種「學說」，一種學說是不含任何情感的（掌聲）。我們的老師說「要愛國」，餘光中對我說「愛國是一種感情，不是一種主義」。我從小就是被這種感情所制約的。
另外我還要講講美國人的善良。我們中國人，我們貧窮，我們沒有自尊心，我們不爭氣——我們那麼多中國人，去偷機場裡面美軍的軍用品，美軍從來沒有來追查過。在我的家鄉，每天黃昏後地下擺的攤子賣的全是軍用品，賊貨。偷來的美軍皮靴、腰帶、衣裳、罐頭——連花生米罐頭都偷，最後就是美軍衛生用紙，一捆一捆的偷出來在那裡賣。任何美軍都沒有來追查，換了其他國家是做不到的。美國人單純天真，而且體諒窮人，曉得你們這個國家沒有辦法。搞到什麼程度，連美國人的槍都要偷，流落出許多卡賓槍，美國空軍戰士用的那種短卡賓。是由於這些美國兵，他們自由散漫慣了，他們進食堂吃飯有個規定：不允許帶武器進入。所有卡賓槍都在食堂外的牆邊排成一排，結果吃了飯出來發現槍被偷了。偷了美國人還是就算了，說沒關係他又去領。偷美國人皮靴的情況是，美國兵的營房晚上睡覺他們要空氣流通不關門，第二天早上起來就哇啦哇啦鬧鞋子沒有了，於是再去領一雙。
後來我在60年代文化大革命前所在的農場，靠近鳳凰山飛機場。那裡的農民對美軍也很熟悉。當時有個姓黃的老大爺是「貧下中農協會」的主席，屬於「無產階級」，黨很信任的那種人。他跟我擺起過去的事說：「美國人都是些瓜娃子！」我說：「咋個喃？」他說：「嗨呀，我們淨整他們！」說是美國空軍因為要有營養，就在天回鎮那邊買了許多雞，委託他們去熬雞湯。「我們只要燉的雞湯一煮開，就把整雞撈起來丟在潲水桶裡，每天下午挑潲水走時美國人又不檢查，結果挑了幾十隻雞出來每天晚上在天回鎮賣白斬雞，嗬喲，吃的人還多得很！」（笑聲、嘆息聲）「——美國人居然還不知道，不是瓜娃子嗎？」
另外還有我親自見到的一件事。在廣漢機場那裡有一個小娃兒——那個機場雖然是軍用的，但小孩進去美國人根本不管，我就進去很近的看過飛機——有一個小娃兒突然就丟失了，於是那些農民就鬧，說美國人把娃兒偷了。結果過了一個月那個美軍休假回來把娃兒帶了回來，給他換了一身新衣服，送他回家。這些我親眼看見的事情，使我對美國人的單純善良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不管在朝鮮戰爭開始後說美國人咋個咋個的壞。50年代初我們國家編了一套連環畫，是中國那些最有名的畫家集體創作的，叫《美帝百年侵華史》，拿來在全國宣傳，連每個村莊都貼得有。那美國人簡直是青面獠牙啊，美國人壞得不得了。後來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在鳳凰山機場挖地，因為那裡過去是美軍機場，有個「左派同志」就說：「不曉得他們在這裡強姦了我們多少中國婦女！」我當時忍不住冒了一句「——還要調查了才曉得。」嗬，這下報告上去，說我是「堅持反動立場」（笑聲）。所以這個是沒有辦法的：人的記憶無法抹殺。人們信仰的「主義」可以改變，記憶、事實卻無法抹殺。
到了80年代我年紀很大了，也都可以出國了，這種記憶依然在起作用。我兩次隨中國作家代表團出訪，一次作為團員、一次是團長。作為團長那次是到菲律賓。去之前我就知道菲律賓馬尼拉南郊有個美軍墓園，在太平洋戰爭中美軍犧牲的七萬人，有二萬五千零七百多人埋葬在這裡。80年代中國大使館絕對不會允許去參觀。到後來第二天我們就要走了，每個人包包裡都還揣得有幾百個比索，那天下午我就說「今天下午放假，各位同志你們要採購什麼的趕快去」。等大家走了，我就一個人找到當地一個寫詩的華僑叫李雲鶴（音），請他帶我去。他說「可以，可以，但是你們中國作家從來沒有哪個去的啊。」我說「臺灣呢？」他說「臺灣是每個作家非去那裡不可！」我一下就明白了：人各有感情。我們這邊是槍桿子造反打出來的江山，當然就把美國當成敵人；而臺灣那邊他們記得到，是他們曾經的戰友。在我們這邊的人裡，我是第一個去的。
那個下午我真是感慨良多。我從來沒有見過那麼大的墓園，更讓我驚奇的是下面的情況。首先是所有的墓碑上一律只有四項內容：一、姓名；二、籍貫；三、部隊番號；四、犧牲年、月、日。起先我很納悶：這裡埋葬的軍人中既有將軍，又有其下不同軍銜的和普通士兵，怎麼一點沒有反映？後來一想才恍然大悟——別人認為將軍也好、元帥也好、士兵也好，都是活著時候的一個身份；他死了在上帝面前就都是一個普通人了，就沒有這些區別了。這是鄙人受的第一個教育。其次是不分軍階所有墓都修得一模一樣，佔的面積就那麼一點——他們那個不能叫「墳」，中國式的墳是要鼓起來的，而它是平的，上面是一個十字架墓碑。別人的政府花的是什麼錢？絕對是我們這些腦筋想像不出來的。80年代我的全部財產加起來還抵不上這個小小的十字架！為什麼呢？那是從義大利西西里島產的「雪花大理石」專門採下來，刻制好了再繞半個地球運到這裡來——我連運費都出不起，而且每個都是一樣的。我們的「八寶山革M公墓」分14個等級，好多老幹部臨到要死的時候，千方百計都要爭取到「八寶山」；有些家屬還要去鬧「我們該享受哪一級待遇」，包括我們這裡寫訃告——人都死了它下面還要加個括弧「相當於副廳級待遇」！（笑聲、掌聲）真是見鬼了——他都變了鬼了還有啥子待遇！（笑聲、熱烈鼓掌）只有一個醜陋的民族才去搞這些事情，自己還不知道醜陋（長時間掌聲）。這是我看見的：別人沒有分任何等級。別人墳墓的排列次序是按ABCD的順序區分的，你叫Adam你就排在前面，在A區；叫Zemota就在最後，查找起來很方便。別人不僅活著的時候要平等，死了都要平等（掌聲）。這樣的事情是在中國我看不見的。還有在墓園前面刻了很多標語，都是黑色大理石填金，它的英文翻譯出來就是：「主啊，在我們和強大敵人搏鬥最艱難的時候，是禰鼓舞我們勇往直前」，——是「主」，你注意：不是「民主黨」、「共和黨」（掌聲）——「上帝啊，禰從太平洋海底把他們的靈魂帶回去吧」，「主啊，原諒我們的軟弱，多虧禰的支持我們才堅持到最後英勇犧牲」等等——裡面沒有一個字提到「民主黨」、「共和黨」。這是不是就是說他們迷信呢？不是的。因為在這裡「主」是一個符號，意味著平等——「我們所有的人，死後在上帝面前大家都是一樣的」。因此無論你對「主」，對上帝怎樣崇拜，都不會造成個人崇拜、領袖崇拜。這就是別人的制度之所在。然後到了整個墓園的中心區，有一座灰色水泥方塔，三面都是光的，只有一面刻有浮雕，沒有任何文字。這浮雕也令當時的我十分驚詫。因為按照我們的想法，它的內容應該是歌頌這些犧牲了的美國將士，如果要我來為我們的革命墓園設計的話，那就是一幅戰士端槍衝鋒、領袖在後面揮手之類的圖景；但我一看卻完全不是這樣，很讓我感到驚奇。它刻的是一個半裸的小夥子雙手持劍，這樣握著，邊上有一些樹林——哦，我明白了。這是聖喬治。所有歐洲人都知道的民間傳說裡斬惡龍、救愛人的聖喬治。這是用聖喬治這個形象代表全體犧牲的美國將士。而且聖喬治臉上沒有一點勝利的喜悅，完全是面臨大搏鬥的緊張，兩手緊握寶劍、雙目凝視著遠方正在扑來的惡龍。這形象一下打動了我。
後來我又看見有個墓碑，上面既無姓名籍貫又無部隊番號，只刻了一些英文分三行排列，翻譯出來就是：「這裡躺著一個武裝的同志——只有上帝才知道他是誰」——這是一個無名戰士的墓。按照我們這邊，任何革命墓園，都要審查歷史。如果你連姓名都沒有，就沒有資格進革命陵園，因為萬一你是叛徒呢？而別人就是沒有姓名的也一樣給他立了碑。]
我的菲律賓華僑朋友對我說：「有幾個墓的墓碑不是十字架，我們搞不懂是什麼東西，是不是你去給我們認一下？」於是我們就一起去找，找到了我一看，是一個六邊形的墓碑，上面還是刻著姓名、籍貫、部隊番號、犧牲年月日。我說：「他是猶太人。」凡是讀過《舊約》「出埃及記」的都知道，摩西帶著以色列人（猶太人）在沙漠裡走了幾十年都沒能回到故鄉，摩西死後由大衛王繼續，每次迷了路天上都有顆星指引方向，這就是「大衛星」。我說這表明別人尊重他的宗教信仰。然後他又說「還有個墓碑非常奇怪，不是大理石的。」在他的指引下我看見有個東西在夕陽的余輝裡閃著金光，到了那塊碑前上面刻的文字又一次使我震驚：「這裡躺著我們十八個戰友，由於他們身體的部位已難以互相區別，因此讓他們在這裡一起長眠」——這是那些身體被炸成碎塊、難以區別這塊是張三的、那塊是李四的，只曉得是這十八個人。如果喊我來管，乾脆刨18個坑，每個坑裡弄一點進去不就了事了？結果別人不。就是說人死了都不要欺騙他，不能欺騙死者，要讓他死後都能夠真實（掌聲）。這些都使我感動。離開時偌大一個墓園只有我和我的菲律賓朋友，在黃昏的夕照之下依依不舍。最後我去看它那個紀念窗、紀念圖，比這個牆還高。其中有一張圖，地圖上畫的是從中國內陸、從四川畫了一個紅色箭頭，越過整個中國、越過黃海直插東京——這就是畫的我修過的廣漢機場，從那裡500架B-29去轟炸日本東京的示意圖！看到這張圖我一下子淚灑衣襟，因為我修過它的跑道，這跟我有關！
所以在10年前，二戰勝利50週年我就寫了一篇文章，叫《二戰我修飛機場》。這篇文章是臺灣的約稿，後來佔了一個整版，說是這篇文章讓我們又回覆到當時中國的艱難情景中，連小小13歲一個學童都要去修飛機場，可見國家、民族的危機之嚴重。文章發表後就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有個名叫「林達」的美國女士，到成都後通過各種關係找我，最後由一個考古隊的朋友帶到我家裡。她問我：「你是不是寫過一篇文章《二戰我修飛機場》？」
我說：「是的。」
她說：「你這篇文章是不是發表在臺灣《中央日報》某年某月？」
我說：「是。」
然後她出示一張照片，一言不發盯著我。
我一看那是我最熟悉的——「超級空中堡壘」B-29。我就告訴她「這是B-29，但是你們已經把它背上的炮塔拆掉了；它的腹部還有一個炮塔，像鍋一樣凸出來的也沒有了。」
她說：「對，你說得完全正確！」
於是她才告訴我，說「我來找你是因為，我的父親曾經從廣漢機場駕駛B-29去轟炸東京，他讀了你的文章後要我採訪你。」我連說那時我還是一個13歲的孩童，也只是修了一個星期的機場。她說你把當時關於美國飛行員的各種所見所聞都講講吧。我說好，我來講講。
於是我就把當時所見美國飛行員是什麼樣子給她描述了一下，林達回去一年後給我打來電話，說他們美國有一個「B-29協會」，美國全國還有400多個B-29飛行員在，他們要建立一個B-29紀念館，美國政府給了他們一架飛機，相片上那架就是。這個紀念館中心砌了一個檯子安放這架B-29，周圍砌牆用的每一塊磚上都刻著一個名字，凡是跟B-29有關的人員——飛行員、地勤人員等等全都有份。她父親說「那個13歲的年輕人為B-29修過跑道，我出錢！」她父親出錢訂了一塊磚，上面用英文拼的是本人「流沙河」的名字（掌聲）。
這件事使我深深感到美國人的認真。比較起來，有位志願軍戰士對我說他們重新到朝鮮去，他戰友的墓已經非常潦倒，有些早被朝鮮人挖了。這就是「親兄弟」，「鮮血凝成的友誼」；而那個是「帝國主義」，別人還記得起太平洋這邊一個13歲的娃娃，修過7天飛機場！
這就是我今天要說的，美國人是我們的朋友。今天我要告訴在座各位的只有這件事，其他的道理我講不清。我講得拖沓佔了大家時間，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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