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1900年十月30日出生於杭州郊區一戶書香門第。三歲喪父，六歲進私塾，後轉入新學堂。1914年畢業後入浙江省甲種工業學校染色科。1920年夏捲入了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他和同學組織了杭州「5．8」大遊行，同時創辦了《雙十》雜誌，從第二期開始更名為《浙江新潮》。
1920年秋他被保送留學日本，受時局影響更傾心於政治活動，以求救國之道。1924年11月，孫中山先生應馮玉祥之邀北上「共商國是」，途徑日本時，夏衍和一些同學前去迎送，得到孫中山先生熱情接見，旋時加入了國民黨。
與魯迅學醫不同，他學的是工科。1925年底，夏衍取得工學士學位後，便到東京參加了由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組成的國民黨駐日總支部的工作，還當了組織部長。1927年國內發生了「4．12」事變，在日本的夏衍也受到衝擊，4月下旬他奉命回國向武漢國民黨總部請示。但因兵荒馬亂，找不到聯繫人，他與國民黨的組織關係從此結
束。
但他並未從此退出「江湖」，經二位留學同學介紹，夏衍很快轉而投向中共，開始從事該黨在上海灘的地下工作。平時他與文學團體太陽社的文人混在一起，試著翻譯《歐洲文藝思潮論》，並以翻譯為公開職業。1930年「左聯」成立，夏衍當選為執行委員。從此，夏衍成為中共上海文委的領導人之一，並直接掌管藝術劇社，這他和戲劇發生關係的開始。
中共插手當時「時髦藝術」電影業是從1933年開始的：派遣夏衍等人打入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成立了黨的「電影小組」，夏衍任組長。其間他寫了大量的電影劇本，如《狂流》、《春蠶》、《脂粉市場》、《上海二十四小時》等，被後來的官方史筆稱為「中國進步電影的奠基者和開拓者」。
1934年至1935年，夏衍幾次僥倖地躲過了國民黨幾近瘋狂的捕殺，東躲西藏，竟然還寫出了多幕劇《賽金花》、獨幕劇《都會的一角》和《中秋月》、歷史劇《秋瑾傳》，發表了著名報告文學《包身工》，可謂碩果纍纍。後來他曾說：「從1935年到1936年這一段是我創作欲最旺盛的時期」。
西安事變以後，國內形勢巨變，政治環境有所寬鬆，1937年，夏衍創作了話劇《上海屋檐下》。這是他這一時期最成功的劇作，描寫一群擁擠在一個「屋檐下」的小人物的命運。這個話劇的創作，對他來說是一次大的突破。他自己說：「在這個劇本中，我開始了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摸索。在這以前，我很簡單地把藝術看作宣傳的手段。」並說：「在我說來，是寫作方面的一個轉變，注意了人物性格的刻畫、內心活動，將當時的時代特徵反映到劇中人物身上。」
美學思想的轉變，使該劇在藝術上獲得了很大的成功。在題材的選擇和處理上，他拋開了政治理念和故事情節的傳奇性，而著眼於平凡的小百姓和他們幾乎絕望的生活，著重表現隱藏於人物內心世界和他們畸型關係背後的悲劇實質。從《上海屋檐下》開始，夏衍開始確立了自己的藝術風格：深沉、凝重而淡遠。
不久，他奉命作為郭沫若助手，接手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的機關報《救亡日報》，出任總編輯。上海淪陷後，夏衍輾轉廣州、桂林等地堅持辦報。1941年2月初，因皖南事變發生，夏衍撤退香港，在廖承志領導下和鄒韜奮籌辦《華商報》，負責文藝副刊。這一年他寫了唯一的一部長篇小說《春寒》。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夏衍和一大批民主人士及地下黨員逃離香港返回內地。
1942年4月，夏衍到了重慶，負責文藝界和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在此期間他寫了大量的政論、雜文、文藝評論文章，還寫出了多幕劇《法西斯細菌》。這是他抗戰時期最重要的劇作。之後，他的人生態度愈來愈向政壇傾斜：1944年8月，任《新華日報》代總編；日本投降後上海籌辦《救亡日報》復刊，不久即以《建國日報》名義復刊；1946年7月受周恩來之命去新加坡，做南洋僑領及文化界人士的統戰工作；翌年回香港，任中共香港工委書記；1949年4月離港赴北平，5月26日隨共軍進佔上海，開始了他中共「高級幹部」的生涯。
但夏衍畢竟是書生出身，從1927年到1937年，以劇作家的身份曾在十里洋場廝混了整整十年，現在搖身一變成了上海灘的「文化沙皇」，身上的「文人氣」竟一時難改。據他晚年的《懶尋舊夢錄》回憶，他在黨內的級別是嚇人的「兵團級」，但他的文人脾性卻還頑強地存在。所以在最初一段時間裏，夏衍感到諸多的「不習慣」，因而與李闖王式的政權發生了不少齟齬。
最有諷刺意味的是，入城前，軍隊總務發給夏衍一套黃布軍裝，一支手槍和一根皮帶，硬生生地把一介書生扮成了共軍首領。當他帶著警衛員，坐著軍用吉普車，找到闊別多年的家門時，面對「失蹤」已久又一身戎裝的丈夫時，他太太的吃驚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更有趣的是，後來給他配備的首長專車，竟是陳佈雷胞弟陳叔兌（曾是國民黨主管上海宣傳的官員）原先的坐騎──一輛美式的克拉斯勒轎車！四年前正是陳叔兌下令查封了夏衍作主編的《建國日報》。這件事讓新官上任的夏衍覺得哭笑不得。
從此，夏衍「儼然成了一個被保護的‘目標’」。他在《懶尋舊夢錄》中回憶道：
「當然，書生從政，不習慣的事還是很多的。首先碰到的是一個‘制度’問題，可以舉出幾件很為難、也很有趣的事情。一件是文管會搬到漢口路之後不久，馮雪峰到文管會來找我，進門就被門崗擋住，到了傳達室，又要他填表，這一下把雪峰激怒了，發生了爭吵。葛蘊芳（秘書）及時把這件事告訴了我，我下樓把他請進了辦公室，他第一句話就是‘你們的衙門真難進啊’，我只能道了歉。事後我批評了警衛和傳達室，說凡是我的朋友都不要阻擋，可是他們不服，回答我的只有一句話：這是制度。」
他在回憶錄中對此似乎有了一點反思：
「除了思想感情上的問題外，也還有一個生活方式的問題……以前文友們都是稱兄道弟的老朋友，現在都不再叫我的名字，而叫我部長、局長了。有一次總政的馬寒冰從北京到上海，我約他談話，他一進門就立正敬禮，高聲地喊：‘報告，馬寒冰奉命來到’，這又使我吃了一驚。這一類使我感到拘束和不安的事情很多，據老區來的同志說，這是制度。難道這都是新社會的新風尚麼？對這一類事，我也疑惑了很久。黨的制度和社會風尚是難於違抗的，我努力克制自己，適應新風，後來也就漸漸地習慣了。我學會了寫應景和表態文章，學會了在大庭廣眾之間作報告，久而久之，習以為常，也就惑而‘不惑’了。」
面對中共用2,000萬顆頭顱打下的江山，夏衍除了盡快適應、努力習慣和堅決服從外，他還能怎麼樣？他是別無選擇啊！到了耄耄之年，夏衍檢索了自己經歷的將近一個世紀的漫長人生，仍發出了書生氣未泯的無比感慨：「像我這樣一個政治上缺乏經驗的人，‘文人辦報’不容易，‘文人從政’就更是如履薄冰了。」
1995年2月6日，夏衍在北京逝世，享年96歲。按照他生前的遺願，骨灰沒有去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湊熱鬧，更沒有像四川文人郭沫若那樣拿自己骨灰作秀，莫名其妙地要埋到毛澤東當年樹立的邪惡樣板山西大寨，而是被撒入了哺育他成長的家鄉母親河──碧波蕩漾的錢塘江。不失書生本色！
（2006-07-25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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