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盧溝橋到友誼醫院，流水作業，「摘你沒商量」
孫立勇說，他1979年進入北京市公安學校，畢業後在北京市東城公安分局工作，一直到1987年。與他同期的650名公安學校的同學，也被分配到北京市公、檢、法各機關，有的分配到公安局的執行隊，和法院的執行廳，專管槍斃犯人。同學間經常保持聯絡，互通信息。
從專管槍斃犯人的同學處，孫立勇瞭解到，當時，北京市友誼醫院是北京市唯一能獲取死刑犯器官的醫院，流程是，北京公安局先確定槍斃人的日子，然後跟法院一起通知友誼醫院。友誼醫院會在人死以前，去拘留所（當時是北京市公安七處）驗血型，找相匹配的犯人。
槍斃的時候，公安局的車去，法院的車去，友誼醫院的車也去。只是友誼醫院的車挂紅十字的牌子，車上的人不下來，車上有手術臺，刀子、剪子全準備好了。
北京市執行死刑的地點一般在盧溝橋。槍斃人的時候，會在地上挖個坑，讓犯人跪在坑邊，然後槍擊頭部。因為要摘取內臟，所以不能打心臟部位。
開槍以後，犯人會往前栽，栽到挖好的大坑裡，這時驗屍官會過來，檢查是否死亡，然後用一個大塑料袋子，往犯人臀部一套，再「一扽、一兜」，人就進到塑料袋裡了。然後將袋子一捆，扔到有紅十字的車上。
車上的人馬上開始切、割，一邊切，一邊割，一邊將車往友誼醫院開。同時醫院已做好病人的麻醉，膛都開好了，專等器官。
孫立勇說，據他所知，凡被判死刑的，不管本人是否同意，共產黨都「摘你沒商量」。共產黨認為摘人器官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共產黨真殘忍，我們家孩子都空了！」
孫立勇說，89年後，因創辦地下刊物，他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處以七年徒刑，於1991年至1998年在北京秦城監獄、第一監獄、第二監獄等處坐牢。
1996年，與他同被關押的一名姓馬的犯人的一名朋友被槍斃了，朋友的父母在探視時告訴他：「我們去醫院收屍時，覺得這個人特癟，一摸，整個肚子都是癟的，我們就把他秋衣打開了，打開後一看，整個胸膛，從喉嚨到肚子，全開了膛了。也縫了，縫的針都很糙……共產黨真殘忍，我們家孩子都空了！」
根據移植需要確定執行死刑時間
孫立勇還說，他被關押在北京市公安局七處的時候，認識了一個朋友，這個朋友陪「死號」，陪了半年多。「死號」指已被判處死刑的人。
這位朋友告訴孫立勇，在押犯被判死刑後，至少被全身體檢一次，要驗血，有的人還要反覆驗，全身做系統檢查。有的人被判處死刑後很快就執行了，有的人則要等好幾個月。
孫立勇說，從他做過八年警察的經歷，憑「公、檢、法」做事的方式，以及他對共產黨的瞭解，他推測，有的人之所以不馬上被槍斃，是因為「他們要留著這個人，他要等，等到有匹配的人了，他才斃他。」
「你們為什麼不說？」
中共官方網站新華網曾載文批駁7月6日由前加拿大國會議員大衛．喬高和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公布的關於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調查報告。調查報告稱，鎮壓法輪功後的六年中，有4萬多起器官移植的來源無法解釋，而「從法輪功學員身上摘取器官的指控回答了這個疑問」。新華網的文章說，不可能有4萬人都消失了，而外界卻從未聽說。
對此問題，孫立勇說，4萬多人消失，而外界從未聽說這種事，在中國是完全有可能發生的。比如他曾找到一名六四死難者，姓林。這個人89年6月3號那天去天安門了，有人看見他幫著抬傷員，後來就沒了，連屍體都沒了。但他父母卻從不對外講自己的兒子沒了。
孫立勇找到這人的父母后，曾問：「人沒了，你們為什麼不說？」
他們回答：「我們是老革命，革命了一輩子，現在共產黨給我們退休金。這種事，我們要說了，還怎麼混？」
孫立勇說，這家人到現在也不願聲張這個事。他們雖然恨共產黨，但也沒辦法，反正兒子也沒了，不如息事寧人，忍了吧。
把共產黨推向歷史審判臺 願海外民運朋友多努力
孫立勇說，因為共產黨監獄的事情都是國家機密，誰敢披露情況就是死路一條，因此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直接證據比較難獲取。但他願意加入調查，也希望海外民運朋友一起努力，盡早將共產黨推上歷史審判臺。
附孫立勇小傳：
生於1961年6月，1979年進入北京公安學校，後在北京市公安東城分局工作。87年離開公安系統，任北辰實業集團保衛科幹部。89年6月3日晚親眼目睹天安門大屠殺，拍攝到許多死者照片，其中一處有57具屍體。1990年起創辦地下民運刊物《民主中國》，1991年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判處七年徒刑，1998年4月刑滿釋放，2004年逃至澳洲申請政治避難。現任「中國政治受難者後援會」召集人。著有近30萬字的《走過冰山》（尚未發表），記錄獄中七年見聞。
又：孫立勇現在澳洲以搬家為生，生活艱難，但堅持每月往中國寄錢，支援政治受難者。因深感政治犯的危難處境，他稱自己是中國政治受難者後援會的「著急人」，而非「召集人」。
